2022年8月31日 星期三
暗中扳倒蔣介石的狠角色
暗中扳倒蔣介石的狠角色
(蔡文治的漢奸路)
「沒有被捕獲的間諜是最利害的間諜」
「沒有被發現的漢奸是最可怕的漢奸」
這是亓官先生的歷史名言。
蔣介石保送蔡文治赴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習作戰學，是對這位黃埔門生刻意的栽培，不料卻讓蔡文治從此心向著美國。
蔣介石從1945年領導抗戰勝利的巨人形象，到1949年狼狽敗走台灣，只有短短四年，其中的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但是有一人施加決定性的一擊，使巨人轟然倒下，卻是所有文史資料完全沒有提過的，這個隱藏的故事，在野史大師胡志偉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終於被徹底揭開。
壹、蔣介石失去美國政府的信任
1946年7月29日，美國政府宣布對國民政府實施為期十八個月的武器禁運，至1947年7月底，屆滿一年。鑒於武器禁運並未使中國的內戰平息，反而愈發激烈，而國民政府逐漸呈現頹勢。為評估是否應繼續武器禁運，及美國是否應調整對華政策，7月9日，美政府決定由第二軍軍長魏德邁中將率領一個九人調查團前往中國。
1947年7月22日，魏德邁調查團抵達南京，然而，在馬歇爾的心目中，魏德邁只是一枚棋子，是用來搪塞國內反共派議員的煙霧彈，用馬歇爾的話說「權宜之計罷了(就是做做樣子!)」。
7月23日，蔣介石的侍從武官兼總參謀長辦公室副主任蔡文治中將告知魏德邁將軍：國民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腐，共產黨終將控制全中國。
同日，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告知調查團：中國最大的腐敗集團是國軍將領，尤其是東北的國軍指揮官，他們都指望在逃離東北前大撈一筆。
1947年9月19日，魏德邁在華盛頓向國務卿馬歇爾呈交了《魏德邁報告》，要求：
1、立即給予國民政府大量的、長期的軍事、經濟援助，否則共產黨將很快統治中國；
2、美國應大規模向中國東北派軍，以終止目前在東北發生的戰爭；當然，前提是中國政府向聯合國申請滿洲由聯合國託管；
3、美國給予國民政府公開的軍事支持，很可能導致蘇聯介入乃至軍事干預，這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滿洲由聯合國託管一事，傷害中國的國家主權，馬歇爾認為
不妥，將報告列入國家機密，封存三十年。
《魏德邁報告》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毫無信心的原因，
就是這些留美的文人、武將，詆毀蔣介石政府的殷切，
遠遠超過反對共產黨。
貳、蔡文治與美方簽署「敵後作戰合約」
司徒雷登下旗回國後，名為參贊的中情局遠東情報負責人蕭泰移駐香港。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陸軍戰略情報部擬設立一個臨時性質的「敵後工作委員會」，配合中情局組建中國大陸情報網，急需物色一名既反共又反蔣的中國軍人協助訓練一支部隊滲入大陸開展反共遊擊戰爭與蒐集軍事情報。流亡香港的蔡文治對蕭泰說，他在大陸有一百多萬遊擊戰士，要求美方提供海外基地俾便從事訓練補給等項工作。於是此事一拍即合，蕭泰的呈文由新任國務卿艾奇遜批准，由卸任國務卿馬歇爾推薦起用其西點門生蔡文治。所需經費在陸軍戰略情報部臨時費用項目下支給，用「敵後工作委員會」名義簽署。這一臨時性秘密機構，被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稱作「亞洲抵抗運動」。，以免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因「中國」字眼而引起紛爭。然而蔡文治膺承其事後，竟將「亞洲抵抗運動」改名為「自由中國運動」，雖然實質上蔡文治不過係美軍華籍顧問性質，但在形態上，蔡文治儼然成為美援下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領袖人物。
一九五一年，蕭泰代表美方同蔡文治簽訂了純軍事情報目的的抵抗運動合約，內容概括如下：
一、本人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東京盟軍總部第二處，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前第三廳廳長蔡文治閣下簽訂以下合約
權利部份：
(一) 美國願意支持蔡文治閣下所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在華南所有正與共產黨作戰之遊擊部隊。該等部隊一經訓練與檢點後，完全由美國予以空投或海運補給裝備。各該地區指揮權屬於中美雙方。
(二) 蔡文治閣下願意代表東京盟軍總部吸收籍隸東北九省的青年軍人，一經訓練完竣即劃歸東京盟軍總部直接使用，所有指揮權即屬盟總。
(三) 美方之亞洲抵抗學校設立中國部份，代訓中國遊擊幹部，中方可選派副校長以下中國職員，負中方人員行政管理之責。
(四) 准許中方在東京設立指揮機構，由中、美雙方混合組成之。
(五) 沖繩應設通訊補給站，其組成與東京指揮機構同。
(六) 香港設聯絡站，由中方選派人員主持，負責對大陸部署情報、交通、補給網，並代表美方蒐集中共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情報，美方得指派代表監督之。
人事部份：
(一) 人員吸收，美方有推薦權，最後決定權屬美方。
(二) 所有由遊擊區或香港調往後方基地受訓人員與工作人員，其調動由中方建議，經美方核可方有效。
(三) 所有後方工作人員與學員，美方不得過問其行政，但對人員處罰須將原因、經過隨時通知美方。
經濟部份：
(一) 自由中國運動所需費用由中方造具預算，實報實銷之。
(二) 前後方工作人員薪金待遇以美金為本位，每人薪金由中方考核簽定數目，由美方直接發放。
(三) 訓練完成之學員返回大陸之有關空投、海運之飛機船舶，概由美方負責。
二、本合約基於純軍事抵抗運動性質而簽訂，不牽涉支持任何政治活動。
三、為便於開展工作，所有中方有利於工作之一切號召，美方均予以同意，但不負任何責任。
四、本合約雙方均須保守秘密。
叁、蔡文治想做中國的戴高樂
為了瓦解抵抗運動中可能湧現的政治抱負、把中國人單純變為僱傭特務，美方把每一個到海外基地的中國人薪金待遇定得很高--蔡文治月薪七百美元(按：當時在香港任銀行經理才月薪四百港元)，屬下官兵一百至三百美元。然而蔡文治認為同美國人合作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要利用機會反共復國就不宜拿人家太多錢，否則等於賣身。他想以少收美國人的錢來換取中美友誼，藉道義來爭取美國支持他當中國的戴高樂，所以定薪級為上限一百二十五美元，下限四十美元；在海外基地服務之雜役為月薪十五至卅五美元。
就這樣，蔡文治的戴高樂夢實現了一半。蔡夫人吳佩琪是司徒雷登高足、燕京大學校花，她操標準國語，又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由她從中牽線聯絡，初期一帆風順。在經費與基地解決後，蔡文治開始招兵買馬。斯時大陸雷厲風行土改、鎮反，舊政權黨政軍特人員以及政治難民似潮水般湧入香港這一塊一千平方公里的海隅之地，僅以調景嶺難民營為例，萬餘人的棚戶區中，鬻文為生的就有五百多人，業餘寫稿者逾千人。一九五○年至五二年，港府社會福利署駐營辦公處主任方適存，外號活閻王，他特別組織了義務警察隊，人手一枝鐵棍，動輒罰營內難民跪掃把、吃金條(用鐵棍打大腿與屁股)，受刑者起碼疼半年才消瘀。方閻王還禁止難民經營生意及擅自舉炊，像隨地小便這類過失都要吊銷飯票驅逐出營，並停止全營居民食油一餐；倘有再犯者，則全營居民停膳一天以示警戒。營區居民核准發放飯票者僅八千人，無飯票者逾萬。有些人不忍難友捱餓，寧願將十個人的飯菜分給十三、四人吃，所以人人半飽半飢，面有菜色。
肆、蔡文治化名吳定自稱長官
不料一九五○年秋蔡文治到日本由蕭泰引見麥克瑟時，碰了個大釘子。麥帥一向力主支持蔣介石(故後來被杜魯門總統解職)，乃厲色對蔡曰：「你是中國人，要反共到台灣去，在日本沒有你反共的地方！」當即下令驅逐蔡文治出境。
萬般無奈之下，蔡偕化名黎東明的楊杰(曾任陸軍大學校長、駐蘇大使)姪兒楊之餘去投奔有一面之緣的美軍基地司令，遂隱居於沖繩深山。
半年後，麥克阿瑟被杜魯門解職，蔡文治終於走出深山。中央情報局透過盟軍總部第二處，撥出東京神奈川茅崎鎮上一座兵營的幾幢木屋充作「自由中國運動」的總部，美方派一名少校和幾名助手協助蔡文治籌辦來自香港的受訓人員之接待工作。流亡香港初期予蔡以經濟援助的陸大十三期老同學劉永昆夤緣出任總部通訊學校校長，迅即率領一批通訊技術人員由香港經沖繩赴東京。劉永昆在程潛上將麾下任華中補給區司令，程潛率部叛變投共後，劉攜帶鉅額美金並把大批軍用物資運到香港，換成港幣後便成了富翁。劉被台灣通緝在案，所以成為蔡文治的核心；蔡夫人吳佩琪出任通訊學校英文教官。
伍、麥克阿瑟校友任軍政幹校校長
從這時開始，蔡文治自稱長官，人們順從其意，因蔡化名吳定，便稱其為吳長官或吳先生。接照美方的規劃，「自由中國運動」的總部、作戰學校、通訊學校都設在東京茅崎鎮，倉庫與軍人監獄設在沖繩島，軍政幹部學校設在太平洋馬雷安納群島中聯合國託管的塞班島，第一批是訓練韓國、越南的反共遊擊隊，部份在朝鮮戰場被俘的志願軍俘虜已先期抵達。塞班島鄰近關島，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由日本統治，人口有三萬。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島，日軍戰死三萬餘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兩萬多平民死於戰火，另有四千多婦孺跳崖自盡。戰後塞島名義上由聯合國託管，實際歸美國管治，亞洲抵抗運動建校時，島上只剩下四千居民，且九成是女性。
蔡文治的軍政幹校設在島的南端，地處平原，原本是美軍營房，設備極為完善，連醫院、戲院都不缺。幹校校長是石心，他以副校長署理校長職，是島上中國人的最高負責人；教育長是楊杰姪兒楊子餘，化名黎東明，還有十幾位中美教官，學員最多時達五百多人。
石心本名王之，湖南善化縣人，一九三二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西點軍校，與麥克阿瑟為校友。日本投降後，王之參加過密蘇里艦受降典禮，後留盟軍總部任參謀，一九四六年奉調回國出任國防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情報學校校長等職。此人口才便給，學識淵博，雖同是中將官階，但各方面都比蔡文治強。他在幹校兼課講<民主政治>，說來頭頭是道，令人信服。黎東明曾留學英國，待人和藹。教官中胡越(司馬長風)是瀋陽人，西北大學畢業，他講授<馬克思主義批判>，侃侃而談，娓娓動聽，被東北籍學員視為偶像。
陸、美國教官以戴高樂的戰術移植中國
至於美國教官，則傳授軍事技術，諸如爆破、射擊、空投知識、遊擊戰術等等。據塞班訓練營倖存者張一民回憶，美國人的遊擊戰術以當年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對付德軍的戰術為藍本，同中國大陸「全民皆兵」的現實大相逕庭，難怪美軍在越南戰場要損兵折將。但美國教官們在射擊方面的本事都使中國學員嘆為觀止，他們二百碼步槍射擊百發百中，可中國學員命中率平均僅百分之卅，這是因為美國有錢，訓練一個狙擊手動輒消耗幾萬發子彈，練得多，自然精。可是中國人窮，哪有這麼多子彈去練靶？
一九五一年，蔡文治的東京總部正式成立，隨即以中文公佈了「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校歌，歌詞如下：
天蒼蒼，海汪洋，
這美麗的小島是革命的搖籃。
我們在遙遠的一方，
為著祖國的自由，我們在鍛煉成鋼；
為著祖國的復興，我們在臥薪嚐膽。
以火點火，以熱傳熱，
以力接力，以光發光，
打倒暴虐的共產黨，
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我們的任務是何等偉大，
我們的前途是何等輝煌！
努力，努力，努力去創造，創造，
創造一座人間的天堂！
易君左撰校歌梁寒操任教官
歌詞是曾任職於軍委會總政治部的著名作家易君左所撰，可惜譜成了一支江南小調，令人啼笑皆非。此外，蔡文治親撰了一首《自由中國運動歌》，規定學員每天要唱，歌詞是：
同志們起來，舉起我們自由之火，
燃遍全中國的人心！
反抗屠殺奴役，反抗賣國殃民。
還我們的自由，保我們的性命，
大家團結起來，戰鬥，前進，
萬眾一心打倒共產黨，
為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國，
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鬥爭！
這是首口號式的歌，舞文弄墨究非軍人所長。
當時學員們最愛唱的是「反共義士」陳寒波所作的《遊擊隊歌》，歌詞慷慨悲壯，沉雄激烈，幾可與岳武穆的《滿江紅》歌詞媲美：
我們出沒在海洋，
我們翻越在高山，
反共的地下火遍地燃。
哪怕是五年、是十年，
哪怕是海枯石又爛，
反共的決心鋼般強，
大陸上的人民，都擎起了刀槍，
反共的地下火遍地燃。
邊疆呀，咱們西北的邊疆；
海洋呀，咱們東南的海洋，
咱們人民的遊擊隊員，
要馳遍那遼闊的疆場，
通過漫長的黑夜後，
我們終會見到光明的太陽！
陳寒波是中共延安時期的老幹部，上海陷共後任中共華東局情報工作委員會委員，因為看不慣中共特務機關互相鬥倒鬥臭的劣根性，於一九五○年逃亡香港。此後接連發表《地下火》、《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等反共作品，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他在九龍黃大仙木屋附近被暗殺。倘若他活著，極有可能到塞班島任政治教官。
柒、向日本軍部借用作戰地圖
受訓人員例行去郊野演習爆炸橋樑、戰車、搶灘登陸、陣地戰等，唯跳傘訓練要從頭學起。首先學摺傘，其次學操縱。那時的降落傘有四根繩子，繫在人體上身，傘兵必須懂得適當調節這四根繩才能降落在適當地點。最後要練習著陸的姿勢，必須戴著頭盔先下，來個倒栽蔥，再作滾地葫蘆，就地翻兩個筋斗，這樣才可減低下降的衝力，以免受傷。僅上述基本功就學了三個月。
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後，學員們被送回日本基地，等候空降大陸。依照指示，學員必須自找伙伴組成四人空投小組，然後由組長擬定一份計劃書送交司令部審核。計劃書的內容是選擇空投點，那必須是自己鄉下最熟悉的地方。基地沒有詳細的軍用地圖，不料美國人神通廣大，竟向日本軍部借來一份軍用地圖，上面連小橋、土丘、山神廟都清清楚楚，甚至每座村莊的居住人口、風俗習慣都有簡略注釋。
捌、空投湘皖贛鄂全部被殲
首先執行空投的是湖南組。該組成員是最優秀的，組長是個空軍少校，抗戰期間擊落敵機多架，日寇聞風喪膽。兩位組員都是陸軍少校，參加過徐蚌會戰，在碾莊大捷立過戰功。另一位是通訊員，也當過部隊的電台台長，電訊經驗豐富。而且他們都是湖南同鄉，對空投地點情況瞭若指掌。他們攜帶的裝備是每人一支手槍、一支衝鋒槍、一箱彈藥、一部電台、一百兩黃金、兩萬元美鈔、兩千萬人民幣(約合五四年改制後的兩千元)。另加一箱乾糧，夠一個月食用，每一小缸都裝著熟米乾和一小塊固體燃料，一煮便成兩碗香噴噴的肉汁飯，美味可口，百吃不厭。
司令部對這組人期望很大，估計他們能建立基地，發展成一支遊擊隊，以後人員與物資就可源源不斷空投補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事與願違，這組人一九五三年夏空投湖南後，便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估計他們已經陣亡。此時，艾森豪威爾將軍接任美國總統，共和黨同中國國民黨有著傳統的友誼，新政府的遠東政策宣示只援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援助中國其他反共勢力，所以援外特別計劃刪除了「自由中國運動」這一項目。蔡文治要求再給半年時間，斯時中情局遠東情報負責人蕭泰已接替對蔡不友善的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代表賈克遜海軍上校，出任東京營房指揮官，蕭泰要求蔡文治交成績單以便向上峰斡旋。同時蕭同意除空投、海運潛赴大陸外，增闢一條由泰緬邊境滲入之通道，但訓練課程由組織群眾開展遊擊戰改為登陸後利用關係滲入城市蒐集情報。所以自一九五三年春總部從東京遷往沖繩後，蔡文治邀功心切，盲目對大陸空投，於是安徽、江西、湖北組接連出發了。他們有的來過一次電報，有的杳無音訊，估計都殺身成仁了。
玖、烏龍王番禺被擒公審槍決
有正式消息的是廣東組，組長綽號「烏龍王」，三十多歲的胖子。抗戰時他當過遊擊隊隊長，槍法如神，在鄉間有許多老戰友。他表示有信心組建遊擊隊，萬一不行，他因熟稔地形，可以偷渡赴香港。
廣東組空投在番禺，著陸後與司令部通過訊，基地的同伴都為他們慶幸。不料一個多月後，香港報紙刊出烏龍王等四人被俘與公審槍決的消息。據說是由於一幅降落傘布片飄落在田野引起注意，於是當地民兵展開地毯式搜索，終於在一個山洞將他們捕獲。這可能是降落傘被樹枝撕裂飄走一片，留下了痕跡。
在無可奈何之下，空投行動暫停了。但美方仍不善罷甘休，他們認為只要有一、兩組成功，就可以向上峰交差。既然南方各省失敗了，可以到北方各省試試。於是，司令部開始物色東北籍學員。訓練營的東北人本來就不多，挑來挑去只有兩人合格，加一名通訊員也才三個。折騰了個把月，駐港前進站從調景嶺難民營找了個年輕又身手矯健的難民，據說也當過兵，經過加速培訓跳傘技能，終於空投到長白山林區。
拾、長白山人機俱獲，美方下令停止空投
長白山是廣闊的原始森林，常年皚皚白雪，人煙稀少，本是最理想的遊擊基地。這次出人意外地順利，第二天便發回電報，除了報平安，還概略報告當地情況，以後日日來電，稱有所發展，要求大量物資槍械彈藥補給。這真是意外的驚喜！美國人立刻批准空投補給，空投又是一切順利。又過了一星期，電報稱已發展了一支數百人的遊擊隊，要求更多的補給，還指明要大量美鈔和黃金。
美國人沖昏了頭腦，不疑有詐，乃派出運輸機直飛長白山。飛抵吉林境內時，不設防的運輸機便遭一群米格機包圍，結局是迫降在一處軍用機場，正副機師與通訊員統統被俘。美國人被俘不會處死，機師費陶與唐奈到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大陸後獲釋，他們返國途經香港時成為香港報章的頭條新聞。
早年反特影片《寂靜的山林》演的是真人真事，只不過經一番文藝加工，陸上兜捕改編為飛機內制服機師，憑添了不少政宣感染力。美國佬中計，毛病出在那個從調景嶺招募的東北青年，正如電影所說，他暗中向上級拍發了空降時間與地點，裏應外合擒獲了間諜飛機。從長白山發的電報，也都是誘美國人上鉤的圈套。
長白山事件使美方大為震驚，蔡文治也受到責怪。其實蔡文治從軍校畢業後，一直是坐辦公室做紙上作業，缺乏實戰經驗，又談何敵後作戰？
美國人受了這一重大挫折，損失了大量金錢武器裝備物資，反而因侵犯中國領空一再遭受強烈抗議，人機俱獲，抵賴也難！經重新檢討，美方才認識到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大陸比貝當統治下的法國要嚴密得多，此路不通，遂停止空投行動，時為一九五三年八月。
根據美方資料，歷時三年的「自由中國運動」從籌備到解散，共耗用近一億美元(抵今日幣值約五十億美元)。然而真正用在中國人身上的不到四成，即以一架空投大陸的飛機來說，出勤一次無論空投與否，美國人都要支取五萬美元保險費，但同機進出大陸的中方僱員，每次只得廿美元津貼，何況這廿元加給也被蔡文治自動放棄了。空投進入大陸的中國人總共才二百餘人，所耗畢竟有限，但美籍教官、職員及其眷屬的福利開支，加上豐裕的退職金，個個滿載而歸。即使被俘的唐奈們，家眷也有保險付賠，釋放後回國更受到英雄式的歡迎。然而空投喪生的中國人，境遇就有天壤之差。蔡文治曾要求鄭介民將死亡人員入祀忠烈祠，得到的回答是：「你們掙的是美元，應該在美國人烈士祠上留名！」活著的人回台猶可恢復其一九四八年的官階，陣亡者的孤魂則無處依附。
早在一九四七年前，蔡文治就同美國人搭上了線，魏德邁將軍來華考察時對國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指責，以及杜魯門政府發表的對華政策白皮書，其原始資料都是蔡文治獻給美國人的。作過恁大的虧心事，雖然蔣介石命鄭介民召回蔡，但蔡無顏 歸回台灣。 蔡文治在海外搞「自由中國運動」三年多，對國民黨的攻訐遠甚於對共產黨的抨擊，又自忖白皮書泄密事件於心有愧，害怕「秋後算賬」，自然不敢歸隊。
白皮書題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是1949年八月五日發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頁，分為八章，收錄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為美國政府已往的對華政策辯解，對蔣公的抨擊相當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件的三段話，李竟然在美國人面前詆毀自己的領袖。時值共軍大舉進犯華南、國府正醞釀在西北、華南與共軍展開決戰之際，誠為危急存亡之關頭，這份重點誹謗國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無異落井下石，予國府以致命之打擊。其所產生之惡果，使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民心士氣頹喪，更加速了大陸之淪陷，連美國外交家藍欽大使也坦承：「白皮書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候發表，是對國府致命的一擊！」具體例證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廈門之戰：近十六萬國軍坐在四平方公里的沙灘上，眼巴巴地等待共軍接收，十多架戰鬥機安靜地停在機場枯候共軍光臨。結果，兩個營千多名共軍大模大樣由公路上長驅直入，對公路兩旁睡在田間與沙灘上的十六萬國軍視若無睹。廈門就是這般失守的！整個過程未見任何一個將官或校官組織抵抗，正合了後蜀主孟昶寵妃花蕊夫人的詩句：「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箇是男兒」，連人數都差不多！
白皮書說：「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
順便要提的是，蔡文治離開日本後受聘擔任美國國防部顧問，負責研究美國國防軍備。一九八○年，這位才退休兩年的美籍退伍軍人，應當年軍調部中共方面參謀長葉劍英的邀請，飛北京參與籌建黃埔軍校同學會，榮任理事，一九九四年一月九日死於華盛頓。
拾壹、野史大師的野史機緣
1979年鄧小平採用「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因父親胡賡佩老先生以從商四十年的人脈出面營救，胡志偉先生得以移居香港，與分別三十年的老父團聚。來港後，除了短時擔任報刊編輯、編譯年餘外，一直鬻文為生，先後以鄭義、林同、華衷、田豐、朱有道、馬失途等一百多個筆名在香港明報、信報、快報、星島日報、天天日報、華僑日報、新報、金融時報、經濟日報、明報月刊、爭鳴雜誌、信報月刊、動向雜誌、南北極雜誌、前哨雜誌；北京《炎黃春秋》、《近代史研究》、上海《文匯報》學林版、《萬象》以及台灣聯合報、傳記文學、近代中國、新加坡新明日報等報刊發表小說、特稿、書評、影評、隨筆、社論、專欄文章逾四千萬言。
胡志偉先生就是因為經常去《明報月刊》交稿而結識張一民老先生的。
2006年前他告訴胡志偉先生，他曾經參加第三勢力「自由中國運動」。這就引起胡先生對第三勢力「自由中國運動」的興趣，而積極蒐羅此運動的史料。
2005年7月7日胡先生榮獲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第十三屆新聞文化獎。
二○○五年七月，胡先生赴美領取萬人傑新聞文化獎時，由哥大講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買下了張發奎口述自傳的中文版權。攜回香港細細閱讀後，胡先生下定決心，要把包含上萬個人名、地名、事件名、機構名的四厚冊英文謄本啃下來，使這部傳記文學奇葩、口述歷史之極品不再沉睡在異域圖書館的塵埃之中。
胡先生譯註《張發奎回憶錄》時，發現曾經有這麼一件事：在香港寓居後，張發奎任廣州行轅主任時的副手鄧龍光帶了粵西南同鄉、曾任卅五軍師長的陳深上門，這個誠實的漢子坦率對張發奎講：與其餓死在香港，他寧可回老家戰死。此時有人告訴他們：「新興的第三勢力運動已獲美國友人大力支持，前軍調部第三廳廳長蔡文治將軍刻正駐東京主持軍事部門，不久即可在接近大陸的沖繩島建立訓練基地，現在押之中共志願軍戰俘，已由美方撥歸我們訓練與裝備，他們將組編成軍，一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即可乘機反攻大陸，並與台灣的國民黨平分秋色。目前為配合韓戰，我們要吸收東北籍青年隨聯合國軍進入東北，還要協助訓練韓戰中被俘的中共官兵……」這類堂皇的說辭猶如久旱甘霖，一傳十，十傳百，於是乎蔡文治憑藉美國的金圓與自己的口才，贏得了大批天真無邪的熱血流亡青年的擁戴，所以塞班島的訓練營訓練了千餘名極端反蔣而欽慕蔡文治的軍人，而在香港報名輪候受訓者多達數千人。
蔡文治棄職南下組織遊擊部隊，擬用海上補給，再利用香港作為補給走廊，以長期抵抗解放軍南下。這個計劃透過軍調部時代舊識、馬歇爾的得力助手、駐華領事館參贊蕭泰呈交司徒雷登大使上報美國國務院，順利獲得美國國會批准。詎料計劃未實施，共軍已席捲華南，遊擊隊被迫轉入地下，部份遊擊領袖逃亡香港。
拾貳、蔡文治生平
蔡文治（1911-1994）：湖北黃岡人。微時在唐生智部師長夏斗寅麾下任文書，因精明靈活取得夏氏寵信，遂奉派陪夏之子遠赴東瀛留學。他倆入士官學校不久，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所有留日學生均被遣回國。那時政府為優待歸國留日生，特准不經考試便可入讀剛開學不久的軍校九期。於是，文書出身的蔡文治幸運地進入了正規軍校。一九三五年畢業後，他偽造雲南講武堂證書混入中國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十三期。陸大畢業後入軍令部，從此青雲直上。抗戰爆發後，任軍委會軍令部第一廳上校科長、少將科長。一九三八年夏任軍令部第一廳第二處(作戰計劃處)處長，參與全國各戰區作戰計劃的制訂與軍隊編配調遣。一九四二年初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成員、代理團長。翌年以隨員身份出席開羅會議後，經蔣介石特許赴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習作戰學，一九四四年參與中英美法四國聯合參謀部在華盛頓召開的軍事會議，制定盟軍亞洲作戰計劃。同年秋任陸軍總司令部第三處處長，不久陞陸總中將副參謀長。四五年隨何應欽赴南京主持對日受降事宜。四六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委員、參謀長。四八年任陸總徐州前線指揮部參謀長、國防部第四廳(主管美援裝備的洽談與分配)廳長、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翌年調任第三廳廳長。
拾叁、蔡文治的評價
張一民對胡先生說，他輪到第二批空投回老家時，朝鮮戰爭結束了，他因家眷在香港，便領了一筆遣散費回港自謀生路，寫了四十年武俠小說，從虛幻的扶弱鋤強創作中，寄託自己的理想。出於同情，他的同行金庸安插他在明報月刊擔任兼職校對，胡先生就是因為去《明報月刊》交稿而結識張老先生的。相識後張告訴胡先生，塞班島歸來者，在香港尚有近廿人，均屆風燭殘年，這些人對蔡文治的評價多數是負面的。以蔡文治的才具來說，美國人在中國數以萬計的將領中吸收了他，必有原因。然而蔡之為人，領袖慾帝王夢甚烈，領袖風範與氣度則不夠。設若當年蔡與張發奎合作無間，由蔡充任參謀長(按：後期蔡可取張而代之)倒是理想人選。可是蔡之才具不過蔣介石的隨員、侍從參謀層次，要想成為威鎮八方的領袖人物，實屬困難。美國人知道蔡有多少斤兩，所以充其量他只是充當中央情報局蒐集遠東情報的掮客角色，他要效法李立三之周旋於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可惜蔣介石與美國政府都不買他的賬。
蔣介石保送蔡文治赴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習作戰學，是對這位黃埔門生刻意的栽培，不料卻讓蔡文治從此心向美國。
中國的儒士與西方的哲士
中國的儒士與西方的哲士有甚麼差異 ?
作者: 亓官先生
柏楊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比喻成一個醬缸，我們自小在醬缸中浸透了，自然就有中國文化的味道了。
如果我們不去西方，永遠不知道我們與西方有甚麼差異，但是大航海時代來了，西方人也來了，我們被逼迫去知道我們與西方是不同的，如果我們不去西方，很難知道我們與西方有何不同，因為能來中國的西方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只看樣本難知全體。
先母在70歲時去美國，很快就發現美國店員不夠聰明，她說:
我買七塊半的麵包，給美國店員十塊，美國店員就開始用加法，十個零錢加到七塊半，剩下的找給我，我用減法早就告訴她要找兩塊半。
我們現在知道這就是西方建構式數學的教育，目的是減少出錯，但是很慢。
中國文明發明算盤之後，很早就開始用減法，是有點小聰明，但是西方發明計算機之後，把計算工作就交給計算機，自己不傷腦筋了。
由以下兩位歷史名人之死，我們可以具體察覺中國與西方的差異，也見識到哲人與文化的交感，型塑出截然不同的中國與西方世界。
子路之死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也，年齡比孔子小九歲，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
在孔門的弟子中，子路最擅長行政管理。當孔子在魯國失意，開始周遊列國時，子路被衛國任命為蒲邑宰，治蒲三年，孔子三稱其善。正是由於子路有治蒲三年的政績，他才被衛國的權臣孔悝重用為邑宰。
當時的衛君則是衛出公蒯輒。蒯輒是衛靈公的孫子，他的父親蒯聵因得罪衛靈公的寵妃南子，而被驅逐出國，流亡在戚地。衛靈公死後，蒯輒繼位，而他的父親蒯聵卻要回國爭奪君位，便遭到他的兒子衛出公的拒絕。
孔悝的母親正是蒯聵的姐姐，蒯輒則是孔悝的表弟，孔悝深受蒯輒的倚重，整個國家的大部分權力其實是掌握在孔悝的手裡。
孔悝的母親也不是什麼本分之人，蒯聵尋機與之勾結。後來，她出謀讓其弟及手下之人昏夜潛入王宮，並逼著其子孔悝與蒯聵歃血為盟，擁立舅舅為國君。當晚，蒯聵手下之人挾孔悝召集家甲，突襲王宮，致使衛出公蒯輒“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
逢此內亂之時，子路正在城外，聞訊孔悝被劫持，便要入城營救。在城門口，正好碰上師弟高柴大夫自城內出來，並且告訴他：“城門已經關閉了，局面已經被蒯聵給控制了，現在大勢已去，不要做無謂的抗爭了。”
子路卻說：“食其食者不避其難。”於是，他便單槍匹馬的來到城門下。此時，城門果然已經關閉，恰巧有使者自裡面出來，子路便藉機入城，直接來到孔悝和蒯聵站立的高臺之下，欲焚火燒台。蒯聵見勢不妙，便命石乞和孟黶二人持戈下臺，一起來圍攻子路。激戰當中，子路身負重傷，連頭冠上的冠纓也被砍斷了。此時，子路卻置生死於不顧，將自己的冠纓重新整理好，說道：“君子死而冠不免。”在敵手劍戟紛如雨下時，子路泰然受死，最後被剁成肉泥，終年六十五歲。
子路為主君“不避其難”，堪稱是儒道的殉道者，委實是忠君思想的典範。在家族政治的時代，其高貴品格、良好的教育、不屈的獻身精神以及尊嚴，難怪受到國主們高度的肯定。
蘇格拉底之死
2000多年前，愛琴海邊的希臘半島上，每天聽著濤聲的古希臘城邦中居民，共同孕育了西方的文明及其一脈相傳的尊崇法律傳統。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蘇格拉底仍在悠閒地遊走於雅典城邦的廣場與街道之間，並以與路人暢談及辯論為樂，因而在他身邊總是聚集許多青年人和有識之士。他質疑雅典的城邦政制，並致力於傳播這種思想。於是，在西元前400年阿提卡法律修訂之後，梅勒托等人以下述兩項罪狀指控蘇格拉底，並要求判處其死刑：一是不敬神；二是腐蝕青年。
根據古希臘時期雅典城邦的法律，受到死罪指控的公民可以選擇自我流放以逃避審判或者替代死刑，當時所有人都認為他會選擇自我流放。但蘇格拉底並沒有選擇自我流放，而是在雅典靜候審判，這場審判終於在西元前399年登場。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其〝崇高的聲音〞發表了辯護演說，表示希望能光榮的被宣告無罪，只要那個宣告無罪的判決不包含任何對真理的危害。在他的辯護詞中，蘇格拉底雄辯地指出，對於〝新的宗教實踐〞與〝不崇拜本城邦之神〞，梅勒托本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解釋其本意是什麼；至於〝腐蝕青年人的思想〞，蘇格拉底堅持認為，勸導人們去探尋如何正確生活與盡可能地完善自己的靈魂，是阿波羅神通過神諭託付給他的使命，他必須忠實地履行，甚至不惜以死為證明。
當面對基於上述罪名的死刑指控時，蘇格拉底可以自己提出一項處分意見以作為死刑指控的替代方案。然而，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蘇格拉底堅持認為，他的使命是神賦予雅典的禮物，而且他應當獲得更多的權利以參與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他不能提出以流放替代死刑的方案或者承擔其他任何真正的罪名。此時，最富戲劇性情節的一幕出現了：根據雅典城邦的法律，繳納罰款不屬於承認有罪，因而蘇格拉底提出繳納1邁納的罰款，而且又補充說，克里東、柏拉圖和其他朋友曾勸其交納30邁納的罰款，並願意為其提供擔保。結果，陪審法院中的有些陪審員被蘇格拉底這個毫不妥協的、充滿挑戰的演講激怒了，最終以280票對220票判定蘇格拉底有罪，並經過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對140票判處其死刑。
為了拯救老師，柏拉圖和朋友們想方設法收買了守門人，並準備好逃跑後所需的資金。然而，戲劇性情節再次上演：蘇格拉底再次拒絕逃生的機會，並對他的學生和朋友耐心地解釋其拒絕的理由：逃跑有悖於他畢生堅守的原則；對他的死刑判決是由城邦法庭作出的，儘管該判決因指控者不實的錯誤描述而事實上是錯誤的，但它畢竟是由一個合法組成的法庭作出的合法判決，並且城邦依法有權強制執行該判決；如果他選擇逃跑，這本身便構成一項違反城邦及其法律的罪行，並且屬於一種背離公民資格精神的反叛行為。上述解釋從此成為西方〝法治〞精神最為古老的經典闡釋。
蘇格拉底說：任何一個有一點價值的人不應該總是計較生死，他做一件事的時候應該考慮的是他自己做得對還是錯，是作為一個正直的人還是邪惡的人。……因為不管一個人的崗位在哪裏，他選擇了甚麼，或者神聖的命令把他放在了甚麼地方，他都應該在任何危險來臨的時候留在那裏，他只應該懼怕屈辱，而不應該是死亡或者其它任何東西。雅典人啊，這才是至理名言。
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規定，一個人被判決有罪，便交由〝十一人委員會〞執行判決。據柏拉圖《斐多篇》中的記載，在2400多年前的某個日落時分，〝十一人委員會〞的官員為蘇格拉底舉行了正式的告別儀式。隨後，執行死刑的人端來一杯毒酒，蘇格拉底安靜地接過酒杯，並且想通過〝祭酒〞來完成辭世前的禱告。在遭到拒絕之後，蘇格拉底作了簡短的禱告，便舉杯一飲而盡。此時，周圍的人都禁不住潸然淚下。
當毒酒讓他身體漸漸癱瘓冰冷之際， 這位哲學與法律的殉道者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克里東，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你能記著替我還清這筆債嗎？〞正是這位臨死之時還記著欠債的老人，卻成為西方所公認〝道德哲學的奠基人〞。蘇格拉底之死是悲劇，卻從此確立西式道德與法律的尊嚴。
晉國俠客畢陽的孫子豫讓最初給范氏、中行氏做大臣，但並未受到重用，於是他就轉而投效知伯，得到重用。後來韓、趙、魏三國瓜分了知伯的土地。其中趙襄子最痛恨知伯，把知伯的頭蓋骨拿來作飲器。這時豫讓逃到山裏說：「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所以我一定要替知伯復仇。」
子路為主君“不避其難”， 豫讓為知伯復仇，中國的儒士為報答知遇之恩，以生命寫歷史，臨難以死報君王，留下眾多可歌可泣的紀錄。這是家天下時代，君臣之義的最高表現。
蘇格拉底為作一個正直的人，為維護道德與法律的尊嚴，而從容就義，使法治觀念深植人心，數千年後，依然是無法撼動的行為準繩，也是西方公義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
經由這些典範人物的事蹟介紹，我們終於知道，中國與西方最大的差異，就是中國注重人情義理，而西方注重公義與制度的傳承。
臺灣鬧得天翻地覆
二二八事件檢討會
1947年2月27日為起始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把臺灣鬧得天翻地覆，
至今75年過去，差一點被扳倒的國民黨沒有為此開過一次檢討會，反而是一向
被認為與此案無關的共產黨，第二年就開了一次檢討會，此後中共每年都紀念二二八起義，只在文革期間中斷了十年。
1948年6月，蔡孝乾率核心幹部十人（朱子慧、李武昌、李媽兜、計梅真、洪幼樵、唐海光、孫古平、郭琇琮、陳添福、張志忠）飛往香港，與臺盟及上海同鄉會代表們一同參加「華東局」幹部劉曉所主持的臺灣工作幹部會議，被稱為「香港會議」。
於1948年六月至八月期間的香港會議中，與中共華東局領導人劉曉、章漢夫、張執一(香港地下黨領導人，後為中共統戰部副部長)，以及當時負責台灣地下工作的台灣省工委會的蔡孝乾等人，檢討了舊台共與二二八事件的運動策略，也討論了未來台灣革命工作的發展問題。有關當年在台灣共產黨內部成立的「改革同盟」事件，負責台灣省地下工作委員會的蔡孝乾與謝雪紅仍發生爭論，蔡孝乾終於說出其不滿當年謝雪紅開除其黨籍，而謝雪紅認為蔡身為中央委員，擅自離開職守逃往大陸，是失責的，故應開除；而背著謝雪紅成立的「改革同盟」，不僅分裂組織力量，且受李立三路線影響而犯了錯估情勢的左傾錯誤，致使付出亡黨的代價，同志犧牲甚鉅。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問題，蔡孝乾也承認事前錯估情勢，事後放棄武裝鬥爭的決定是錯誤的 (古瑞雲《周明回憶錄》a：213-215，1990)。這些問題都在中共華東局幹部的主持下作出檢討與釐清，似乎還給謝雪紅一定的公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香港會議，在台盟後來有關台盟歷史的出版品中，完全沒有提及。
議程主題為前一年發生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與會者檢討及激辯這場事件的得失及地下黨未來走向。這場會議的主持人劉曉以及章漢夫來自中國大陸，是中國共產黨所派出的中共華東局幹部。來自大陸的共產黨總共有多少人，不見記載，但來自臺灣的與會者，根據文件記錄則至少有十幾人以上，這些臺灣人分別屬於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以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除此之外，海南島及廣東也各派了一人出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應該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名青年黨員搬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對一位中年男子說教。這名中年男子是蔡孝乾，他是省工委的領導人，在這場檢討及批判聲浪不斷的狀況，他成了多位黨員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所圍剿的對象。
「你的工作方式嚴重脫離群眾，你是否承認？」
「你也曾參與長征，卻讓謝雪紅同志的二七部隊苦候無援。」
「你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臺灣人！蔡孝乾同志，黨對你本來有很大的期待。」
工作檢討會本是共產黨人的例行公事，年青人引用的毛主席語錄一出，四方的與會者紛紛跟進，指控蔡孝乾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獨斷獨行、嚴重脫離群眾、犯了主觀主義的謬誤、不能與謝雪紅聯手，而導致中國共產黨失去解放臺灣的關鍵機會。
雖然國民黨完全沒有偵查到「香港會議」，但在後來的長期白色恐怖陰影下，十位核心幹部有五人做了為黨犧牲的烈士。
抗戰奇人馬彬和
差一點從人間歷史消失的抗戰奇人馬彬和
馬彬和原籍愛爾蘭，因熱愛中國而歸化為中國籍，
姓麥考斯倫，父行業工程師，抗戰時在重慶的國際宣傳處主持國際廣播台，
以他簡練的字句，牛津英語，英國人聽了十分過癮。
他單戀過以浪漫、大膽馳名文壇的項美麗而去信追求(項當眾讀他寫給她的求愛信) ，
後來辭國際宣傳處職務，私下教書，
借廣播大廈設帳授徒，由學生每晚放點錢給他，送他一傘，一雙皮鞋，
他當時每月薪水600元，要知道像魯迅這樣的知名大學教授當時月薪也只有200元，
放棄高薪的原因，無人知曉，但是我推測，單戀失敗又被項美麗當眾羞辱，
使他人生失去意義，而遁入避世的生活，是最大主因。
現在我們找不到馬彬和的記載資料，卻在《項美麗自傳》留下
驚鴻一瞥，該書第 207頁提到「怪異的馬彬和 」，成為馬彬和在世上
僅存的紀錄，當年的窘迫，如今成為留在世上的唯一記憶 !
楊克煌回憶錄讀後感
《楊克煌回憶錄》讀後感
2005年初版之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市： 楊翠華自印本），
是一份洩密與爆料報告書！
歷來，台灣的歷史學者和政治界，都認為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中共沒什麼關係。主流意見強調中共黨員人數很少，沒什麼影響力，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純粹是官逼民反的抗暴起義事件。
《楊克煌回憶錄》忠實紀錄兩位領導人，在台中區的起事與失敗逃亡過程，許多都是聞所未聞的機密經驗，讓讀者大開眼戒。
楊克煌詳述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讓我們了解到
兩岸的共產黨員曾經如何奮力合作，意圖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使台灣回歸紅色祖國。
楊克煌自撰《我的回憶》像一部歷史紀錄片，忠實呈現那個變亂時代的點滴細節，
以下我用影評人的觀點，說明其中潛藏的真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前台共創始人謝雪紅和楊克煌立即決定離開山區，於8月18日來到台中。
兩人出來台中後，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舊台共黨員謝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
8月25日前後，兩人立即起草了一份<台灣青年書>的公開信，先油印十份，寄給各地朋友。信的主要內容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已告結束，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將在台灣施政。台灣人民將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如果今後若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還要進行反抗鬥爭。
當時的台灣社會，一般人民均高興光復，以為從此就能得到幸福，而市面上也出現暫時的無政府狀態。有些人即開始學國語、漢文，以為這對將來有好處，能找到工作，為國家效勞；有些人即忙於賺錢，這時是台灣社會空前的激烈的動蕩時期，盛行搶購物資，搶佔公有物（因日本人不敢管了）。
不久，人們就到處辦起國語講習所，漢文講習所和辦起了各種小報。起初市面上學習中文用的書籍什麼都沒有，家裡有一、兩本中文舊小說那就不得了了；會看中文的人，會說國語的人是大受歡迎的。當時的中，小學教員大都不懂國語和中文，許多中、小學教員都是在晚上去跟人家學一點中文，第二天就拿這些去教學生。
同時，各地中、上層人士——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分子——連同日寇時代的“御用紳士”、政客、野心家就在各地分別組織“歡迎新政府籌備會”，向群眾募捐，準備大建“彩樓牌坊”，許多人設法結識國民黨份子，撈個一官半職或經濟上的利益。
八月下旬，有一天，楊克煌正從錦町要到後龍仔的路上，碰到高倉滿之造（原日寇台中州特高課特高係長），他說：「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徹底失敗了，……。」他又說：「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強大了，它有一支很大、很強的軍隊，……。」這次偶遇讓楊克煌對中共起了很大的憧憬。(說明: 楊克煌開始對中共有期待 )
日帝投降後，有一部分台灣人起來痛打日寇警察、特務，但不久聽說蔣介石要求百姓「以德報怨」，對敵國人民寬大處理，這種現象就減少了。
(說明: 蔣介石要求百姓「以德報怨」影響力很大 )
八月底或九月初，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阿忠（工人）(王忠賢)由台北來台中，陳壬癸（高雄人，原農民組合幹部）也來了，他們即和謝雪紅、楊克煌、謝富等人在後龍仔謝真南家開會，討論如何開展群眾運動的問題。當時，大家的意見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到台灣來，台灣人不了解中共黨的群眾方針和建黨方針，但謝等人要把群眾組織起來，繼續爭取群眾，以便今後開展政治鬥爭。於是，因此就開始醞釀組織一個群眾團體。
(說明: 謝雪紅、楊克煌、謝富等人在謝真南家開會，討論如何開展群眾運動的問題， 醞釀組織一個群眾團體。)
九月間，在全島各地都分別組織起群眾團體，大都屬於地方性的，都是由一些愛國者或由少數政客、野心家發起的，但又都是傾向於對國民黨有好感的，他們在各地成立了各種協會、三青團等。
九月初的一個晚上，謝與楊在達音家的二樓召開會議，台中的群眾有二、三十人參加，當場提出要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構想，讓大家發表意見。當時參加會議的謝富、林兌等是贊成這樣的意見的，但楊貴(楊逵)即席提出不同的意見。結果當天的會沒有得到一致的意見而宣告散會。原文化協會本部幹部鄭明祿也由台北趕來參加開會。
會後，鄭明祿對謝雪紅建議，他說：「你們應該擴大組織，爭取全省各界人士都來參加。」當時，兩人認為他這個意見是正確的，但估計由於曾經在過去有一段台共的歷史，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而在這群眾愛國的思想情緒下，傾向支持國民黨，又在當時許多人士在各地已各自成立組織的情況下，要號召他們來參加是困難的。尤其要在這個組織爭取領導權更是困難，時間上也不允許，因此，兩人認為先把一個團體的招牌掛起來，然後才向各地方發展，以成為名符其實的全省性組織。
謝雪紅、楊克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訂下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方針後，即分頭去向群眾進行宣傳，並招募會員。
(說明:舊台共黨員 謝雪紅、楊克煌、謝富、林兌、李喬松等訂下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的方針 )
有一天，謝雪紅和楊克煌在路上碰到楊逵，他說：「辜振甫（辜顯榮之子，鹿港人）、許丙（台北人，資本家）等，在留台日軍慫恿、支持下，陰謀搞“台灣獨立”，林獻堂也參加了密謀，但這個老狐狸沒有簽名。你們要組織團體，我建議你們抬林獻堂出來，因林有號召力量，又有錢。」楊逵的意思是如果兩人同意抬林獻堂出來組織團體，他就要參加。他的建議遭到兩人拒絕。
(說明: 楊逵爆料：「辜振甫（辜顯榮之子，鹿港人）、許丙（台北人，資本家）等，在留台日軍慫恿、支持下，陰謀搞“台灣獨立”，林獻堂也參加了密謀。 )
(林獻堂是台中霧峰人，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任會長，1927年退出另组織台灣民眾黨；1956年病逝於東京。)
( 楊貴（楊逵）是南部人，1927年前後參加台灣農民組合，被目為台共的 “托洛茨基分子”。後脫離農民組合，寫過小說，如〈送報夫》、〈模範村〉、〈蕃仔雞〉、〈鵝媽媽出嫁〉、〈難產〉、〈靈讖〉、〈死〉、〈泥娃娃〉等作品，其妻葉陶，聽說當時楊逵和地下黨有聯繫，和他在一起的都是一些文藝界人士。)
1945年9月10日左右，謝真南向原（巴）酒家的老板買了該酒家的家具、設備，房子則是市役所（市政府）所有的，（巴酒家老板是日本人，他也是柳屋食堂的老板。）謝真南同意兩人以巴酒家作為人民協會的辦公地址，即後來的大華酒家位置。於是，兩人就搬進去住了。謝真南這時決定離開金山金物店，自己出來經營事業。
(說明: ，謝真南向原（巴）酒家的老板買了該酒家的家具、設備，房子則是市役所（市政府）所有的，謝真南同意謝兩人以巴酒家作為「台灣人民協會」的辦公地址。注意: 此時 陳儀尚未抵台執政 )
9月l5日，第一架美軍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聽說機上的美國軍事人員出動來台接回戰時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士兵；同機還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台灣人張上校，即張士德（原名張克敏）。
(說明: 美軍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還帶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也帶來中共黨員李純青，身份為大公報記者。 )
聽說張士德是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的。不久，又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已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
(說明: 舊台共黨員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已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
9月20日下午，兩人在台中女中召開一次台灣人民協會會員的集會，會中宣佈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成立。人民協會以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為宗旨；當天出席者有六、七十人。
為了擴大宣傳以爭取更多的會員，兩人於9月30日上午在「台中座」（台中戲院）舉行了一次演講會，控訴日寇時代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壓迫人民，使人民長期處於政治上毫無權利的狀態；之後，兩人又號召人民群眾起來爭取實現民主政治，參加台灣人民協會，為民主政治而奮鬥。上台講話的有謝雪紅、楊克煌、林兌、李喬松、陳壬癸等，會中他們均被介紹是曾被日寇逮捕、關押過的抗日分子，因此都受到群眾熱烈的歡迎。通過這天的演講會，人民協會的存在就公開於世。
當天，楊逵卻糾集一些人說要搞“新生活運動”，故意來台中座一帶的馬路打掃街道，意圖搗亂。
人民協會在台中座開會的同時，林獻堂等人在樂舞台召開另一個群眾會，會中林獻堂等人做他們到南京參加日寇的投降典禮後回來的報告。
事情的經過是：林獻堂等一批台灣上層人士，於1945年8月底就到達上海，但在上海時和日本方面勾搭，以至耽誤了出席9月3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當天他們對群眾說他們只參觀了受降典禮的會場。這時群眾即大為不滿。群眾當場質問他們有無去拜謁中山陵，他們答因沒有時間沒去。群眾激怒，大罵他們。同時，又有幾個過去替日本人做事的御用紳士上台，被群眾趕下台來。
1945年l0月5日下午，在台中公園對面原巴酒家——即謝真南租的房子——兩人召開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大會，出席者有一、兩百人。會上謝雪紅、楊克煌、林兌、李喬松等幾個人起來講話，然後通過了<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宣言>和“台灣人民協會章程”，並選舉了該協會的中央委員。當選的中央委員有謝雪紅、楊克煌、林兌、謝富、李喬松，林××（謝富的朋友）、王天強、顧行（開五金行的）等十二人。
(說明: 1945年l0月5日下午，在台中公園對面原巴酒家謝與楊兩人召開台灣人民協會成立大會，出席者有一、兩百人。注意: 陳儀於l0月25日才正式接受安藤利吉（原台灣總督）的投降。 )
人民協會宣言曾被譯成英文後，油印寄到台灣、上海的英文刊物等機構。
正巧10月5日也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宣佈成立之日，主任葛敬恩（後任長官公署秘書長）即向各地派出“接管委員”。前進指揮所派來台中州的接管委員會的委員有三人，劉存忠任主委，其中有個委員是彰化人陳幸西。
10月6日上午，台灣人民協會召開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上推選林兌為委員長，謝富為組織部部長，楊克煌為教育部部長，李喬松為宣傳部部長等，並決定由教育部負責編印人民協會內容刊物《人民公報》和決定其他具體工作問題。
(說明: 台灣人民協會召開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上推選林兌為委員長，謝富為組織部部長，楊克煌為教育部部長，李喬松為宣傳部部長等，並決定由教育部負責編印人民協會內容刊物《人民公報》，可見舊台共黨員能力超強，工作效率高。)
人民協會成立後，兩人派李喬松、侯北海（原農民組合幹部）等到台北宣傳人民協會的宗旨，並了解台北地方政治活動的情況。三、四天後，李喬松等回來說台北的情況很複雜，中、上層人士大都傾向國民黨，拼命和國民黨人拉關係；又說他們在台北碰到王萬得，王對他們說：「中國青龍刀比日本武士刀厲害啊！被日本人抓去只是關，被國民黨抓去就是殺頭。」他以此對人民協會進行恐嚇。
人民協會成立之後，各地的原農民組合和工會的幹部都來到台中，在人民協會的地址討論組織「農民協會」和「總工會」之事宜。這時的人民協會來客接踵而至，門庭若市；一些地方上的群眾竟誤以為人民協會是政府機關，台南某地的群眾還寄來訴訟案件，要求人民協會處理。
(說明: 一些地方上的群眾竟誤以為「台灣人民協會」是政府機關， 可見先聲奪人是有效的。)
對岸漁民求助
有一天，台灣人民協會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正在開會時，一個名叫池田的日本人來找謝雪紅。
兩人因台共事件入獄當時，池田在台北刑務所任教務主任（教誨師，日本和尚）。這時他在台中一個專門管理出獄犯人的機構當負責人；犯人出獄後，有些無家可歸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該機構就加以輔導、管理。
池田來時說，他管理著一批戰時被日軍抓來的福建沿海漁民。現在日本投降了，他本人是戰敗國國民，無法處理這批漁民問題。池田又說，他為此找過許多人，也找過林獻堂，但他們均表示無法處理此事，於是，最後他來找謝雪紅。
謝雪紅把這個情況向人民協會中央委員會報告，會上決定先去了解一下，再作打算。於是謝雪紅、林兌、王天強、李喬松等立即跟著池田去會見這批漁民。
據漁民說，他們是福建惠安、崇武等地的漁民，在戰爭中被日寇海軍從海上捕來的；被捕的漁民共有數百人，還有幾十條船。這些漁民被送來台灣後，日寇嫌疑他們是中國的情報人員，因而被嚴刑拷打，死了不少人，現在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他們要求遣送他們回福建和要求賠償他們的船隻及船上的物資損失。
謝雪紅等即向他們講話，斥責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給他們鼓勵，答應協助他們遣送等事。
在這批漁民中，只有一個情報人員自稱他是顧祝同的部下。他和兩人見過面後，即來尋求協助。他說他們被抓來台灣後，在審訊中，有一個名王瑞祺（？）的台灣人翻譯，協助日寇毒打他們。過幾天後，他又來找兩人，說他用不著被遣送，因他要先去上海向顧祝同匯報。那年底聽說他再來台北，控告王瑞祺，於是王被捕了。
王瑞祺是大甲方面的人，1932年在上海因反帝同盟事件被捕（和王天強同案），但後來他叛變了。有關上海反帝同盟事件是楊克煌由梧棲人陳老石處聽到的。
兩人答應協助遣送這批漁民後，於l0月10日左右，聽到接管委員已到台中，於是謝雪紅等人即去原日寇台中州廳找劉存忠。這時劉存忠等正在忙於接收台灣財產。當時因大家均不懂普通話，只由謝雪紅一人進去找劉存忠談話。謝向劉說明這批漁民的情況，並要求他處理遣送的問題。這時劉存忠竟說：「這批漁民是不是共產黨分子，要待調查後才能處理。」
10月l5日左右，謝雪紅和楊克煌為了了解台北的情況和處理漁民遣送的事到了台北。經由一個姓白的人介紹，兩人到原《台灣時報》社找李純青。李純青原是香港出生的台灣人，其母住在台北，此時他剛由大陸來台，參加籌辦《新生報》的工作。
李純青看到兩人的“人民協會”名片後，即說：「你們以後要訪問國民黨人時，就不要出示這個名片，因為國民黨人一看到這個“人民協會”就會認為是共產黨的組織。」，然後，李純青還向兩人介紹了由大陸回台的台灣人士之政治傾向，給兩人對這方面有了一點基本認識；然後說張錫祺此人比較民主，可以去拜訪他。李又聽到兩人是來找如何遣送漁民之事時，他說此事可以去找「救濟總署」駐台機構，負責人是嚴家淦。
(說明: 中共黨員李純青，以大公報記者身份發揮影響力。 )
當天下午，謝雪紅和楊克煌到一家旅社（位在火車站到州廳之間的路上，原日本人經營的。）找嚴家淦，嚴聽了謝雪紅說明來意後，即說：「我們剛來到台灣，沒有銅鈿，沒有辦法。」於是兩人的希望又落空。
隨後，謝雪紅和楊克煌又到原日寇台北市役所（後改為長官公署）去拜訪張錫祺（他是眼科醫生，在上海曾任某醫學院院長，當時任長官公署參事。）兩人向他介紹了組織人民協會的情況，且張是了解謝雪紅的政治面目的。當天，他不大發表意見，最後，他對兩人說：「你們相信是對的事，就堅持去做。」
兩人又到一家招待所，只碰到張杰，他後來也任長官公署參事。張杰是個“吹牛皮大王”，他說：「不要三年，全省人民每五人就有一輛汽車。」
在兩人回來的路上，又去大稻埕找劉啟光（即侯朝宗）。當時有幾十個人去找他，劉對謝雪紅還表示客氣，但因只有一間房間，無法個別談話。坐了一會兒，兩人就要告辭時，劉啟光說：「明天我要去見民政廳長周一鍔，你們也來參加吧！」
這一天，兩人到的地方都是廖瑞發和楊克村帶著去的，但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沒有進去。
當時廖瑞發告訴兩人，王萬得協助周井田開設「青年出版社」，大量發行蔣介石著的《中國之命運》、國父《三民主義》等書，大發其財。次日，廖瑞發又通知，王萬得等幾個人跟劉啟光去見周一鍔了。
次日，楊克村帶謝雪紅和楊克煌去城內的一家旅社造訪陳煥圭。陳煥圭在1936年間到廈門經營貿易生意的，這時他剛從大陸回台，另和一個外省婦女結婚。陳一見到楊克煌來就開玩笑說：「你發財了，你可以去找國民黨，請求一筆地下活動費。」楊克煌聽了茫然不解，陳煥圭才說明原委：原來陳他們幾個台灣人於1942年3月8日在廣西桂林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成立時因沒有一個黨員身在台灣，因此，陳就給楊克煌化名為“楊達輝”去參加，又被推選為執行委員之一。之後，翁俊明執行委員計劃回台來找楊達輝（楊克煌），但翁由廣東出發不久後，他乘坐的帆船被日寇海軍擊沉而身死。陳煥圭並取出當時由蔣中正署名的委任書交給楊克煌。
(說明: 陳煥圭等幾個台灣人於1942年3月8日在廣西桂林成立「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成立當時因沒有一個黨員身在台灣，因此，陳就給楊克煌化名為“楊達輝”去參加，竟被推選為執行委員之一。之後，翁俊明執行委員計劃回台來找楊達輝（楊克煌），但翁由廣東出發不久後，他乘坐的帆船被日寇海軍擊沉而身死。如果不是楊克煌爆料，如今又有誰知電影明星翁倩玉的祖父翁俊明，竟然是抗日烈士! )
這次去台北，兩人只呆了兩、三天，就趕回台中了。
兩人隨即叫池田來談，要他去向當時還留在台中的日軍交涉，要求他們支出錢來做這批漁民的返鄉旅費。池田去了，回來說日軍沒有現款，但說他們可以發給漁民每人兩套軍裝、兩包大米和兩包白糖，由漁民他們自己去變賣當路費。兩人即請漁民代表來，說明處理事情的經過，以及日軍願意發給軍裝、米、糖之事，他們都同意了；至於船隻、和物資賠償之事，請他們回福建後，經由地方當局來向台灣方面請求處理。 至此，遣送漁民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說明: 「台灣人民協會」積極服務人民 。)
農民協會與總工會
《人民公報》大約在1945年10月10日開始發行，每星期出版一期，每份印一，兩張，是用油印的：內容是介紹人民協會的活動情況和“農民協會”、“總工會”的籌備情況。
當時人民協會會址的外面掛著兩塊招牌：一是“台灣人民協會”，一是“人民公報社”。
這次謝雪紅和楊克煌去台北，約10月19日下午回到台中，當時原農民組合的許多幹部和各地的農民代表已到台中來了。
10月19日晚上，在台灣人民協會會址，舉行了以原台灣農民組合為中心的抗日烈士追悼會，會中有一百多人參加。陳結烈士的母親和妹妹也來。會上許多人強烈控訴日帝國主義者殘害抗日烈士的罪行，並介紹這些烈士生前和敵人作英勇鬥爭的事蹟。像這樣大規模的追悼會在台灣是空前的，參加者無不熱淚盈眶，對日寇重燃起了極大的敵愾情緒。
10月20日上午，在同一會場舉行了台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會上通過組織章程和選出中央委員會會員。農民協會是繼承農民組合的革命傳統，團結全省農民，為爭取農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團體。被選為中央委員的大部分是過去台灣農民組合的幹部，張行被選為委員長，委員有顏石吉等人。當時農民協會還沒有辦公地址。
(說明:10月20日上午，在同一會場舉行台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會上通過組織章程和選出中央委員會會員。農民協會是繼承農民組合的革命傳統，團結全省農民，為爭取農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的團體。又成立「台灣總工會」的籌備會。)
同時，10月20日左右，在人民協會地址，成立「台灣總工會」的籌備會。因在日治時代未有過全省的工會組織的傳統，此時來參加的工會幹部不多，更沒有深入發動工人群眾，工會的群眾組織還未開展起來。
10月30日下午，“人民協會”發行《共產黨宣言》等六本馬列的書。
10月25日上午，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了駐台日軍的投降典禮，侵台日寇頭目安藤利吉（原台灣總督）在投降書上簽字，遞交行政長官陳儀，正式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版圖。
當天下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陳儀任行政長官，葛敬恩任秘書長。長官公署辦公地址設在原日帝的台北“市役所”大樓；台北市役所大樓和台北公會堂（後改為省參議會）是1935年間蓋成的。
陳儀是國民黨政學系的親日分子，曾當任過福建省省主席，為福建省人民所憎恨。
不久，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舉行第一次稅收時，其金額竟達日治時代的五十幾倍。當時有一個老頭對稅務人員說：「你們是要討還台灣人欠五十年的稅金嗎？」因台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一年。陳儀施政的敗筆由此開始。
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謝雪紅、楊克煌、李喬松和農民協會的幾個幹部一起到員林、溪湖、竹山、霧峰、南投等地方參加演講會，宣傳人民協會，農民協會的宗旨和組織，並協助地方的積極分子組織支部。
到員林鎮時，因三青團已先接收該鎮的戲院，起初他們不出借場地讓兩人開會，後經一番交涉才答應。
在溪湖鎮時，是晚上開會，農民來參加的很多。會剛開始時，主持者向群眾介紹說：「這幾位都是抗日勇士。」在開會中有一個農民出來說，他還保存著十多年前農民組合的招牌和桌椅等，願意獻出來辦農民協會。
當時，一般群眾對於曾經參加抗日的人士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對他們都是尊敬的。有個在市場擺攤賣草藥的人，也自稱他是曾參加農民組合的抗日分子，以此來招攬生意。兩人開三美堂商店的房東吳鎮位（牙科醫生）對謝雪紅的政治歷史不了解，僅僅知道她是抗日的；在日本投降後不久，竟來託謝雪紅給他介紹要加入國民黨。
記得兩人到南投講演時，為著趕回台中，曾經十幾個人深夜乘坐一輛卡車由草屯路回來。
十月下旬，張士德來到台中。有一天上午，人民協會幹部正在開會討論工作問題時，張士德穿著一身國民黨軍官的制服來到人民協會，進到開會的房間。他一進來坐定後就說：「我看過你們的宣言，其中沒有提到國民黨領導八年抗戰的事，連“國民黨”三個字都找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此時，因為人民協會的宣言是楊克煌起草的，就說：「我們在台灣不了解國內的情況，我們只知道一個國民黨在南京和日寇勾搭，幹出賣祖国的行径，另聽說還有一個國民黨在重慶，我們不了解它在那裡幹什麼？我們只知道中國人民進行了八年抗戰，宣言就是這樣寫的，……。」
這時，謝雪紅拉張士德出去，楊克煌也跟著出去，謝把張帶到另一無人的大房間（農民協會成立大會的會場），謝又拉張坐在地板上，她是要先打下張的威風。然後，謝雪紅即質問張士德：「你現在是什麼政治身份？負有什麼任務回台灣？」張士德這時頭就垂下來，說：「我叛變了，1928年底我回到大陸，在蘇區再和黨發生組織關係，參加紅軍的工作，但後來因蘇區的生活太艱苦，我吃不消，於是我逃跑了。其後即去投靠國民黨……；但我沒有像劉啟光那樣幹過壞事，……。」謝雪紅即追問他：「劉啟光幹過什麼壞事？」張士德說：「劉啟光是1929年到福建後加入黨的，其後劉得知黨在某處開會，就把這個消息向敵人密告，敵人即把該地包圍起來，逮捕了十幾個人，都被槍斃死了。劉啟光就是這樣出賣了十幾個黨員，……。」
謝雪紅又問張士德：「聽說你在台北放出空氣說要解散全省的人民團體，有沒有這回事？」張士德說：「我沒有說過這種話。」於是，謝把張士德放回去了。
當晚，台中市人士為張士德在醉月樓舉行一回歡迎會，謝雪紅和楊克煌也去參加；只聽見張士德在會上說國民黨如何領導抗戰。他不大會講中國話，拿一雙筷子捅著酒席上的菜，連連講：「這個、這個……。」
(註：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大甲人（或豐原「屯仔腳」人）。黃埔軍官學校4期（1924年5月開辦）畢業。當他回到台灣故鄉時，不了解國民黨的群眾歡迎他如在請媽祖。劉啟光當時聽說是“軍統”的一個小頭目。（參閱《我的半生記》第288頁）
十月間，台中的一些青年到人民協會來找兩人，其中有古瑞雲（即周明）、何集淮（即何健人）、蔡伯勳（大甲人）、蔡懋棠（鹿港人），他們都是台中商業畢業的，和楊克煌談起來，因楊克煌也是台中商業畢業的，他們都認楊克煌為老先輩，也就和兩人親近起來。他們在日本投降前均有一點愛國精神，就用功學習中文和“普通話”，因此，在畢業後就留校教普通話了。還有兩個任小報記者的賴鑾嬌（即許淑英）和賴枝山也來找兩人，他們起初是來採訪人民協會的消息的。李喬松的兒子李舜雨（即李韶東）和一個師範學校姓吳的學生，還有黃玉鶯也來找兩人。
這批青年和兩人認識後，他們因對國民黨官員的種種作風——劫收、貪污舞弊、腐敗無能等等——逐漸懷疑、不滿起來，又聽兩人講幾次抗日鬥爭的歷史情況，逐漸對階級鬥爭和革命有了認識。
(說明: 這批青年和兩人認識後，他們因對國民黨官員的種種作風——劫收、貪污舞弊、腐敗無能等等——逐漸懷疑、不滿起來，又聽兩人講台共時期幾次抗日鬥爭的歷史情況，逐漸對階級鬥爭和革命有了認識。)
同年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蔡懋棠、古瑞雲、何集淮、蔡伯勳等人來找兩人，蔡懋棠說他把上海出版的一期英文雜誌中載有一篇罵陳儀的文章譯成中文，寫了大字報貼在街頭了。這是這幾位青年對國民黨從懷疑到不滿、憎恨的表現。
十月下旬，有一天，「台中州接管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陳幸西突然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陳一見到謝就說：「你是我的同鄉、同學、同志，所以特地來看你……。」謝問：「這是怎麼說？」他說：「我也是彰化人，也到過東方大學學習過，……。」陳說他曾加入中共黨，後被派到蘇聯學習．進東方大學，不久因犯罪，被抓去監獄關了四、五年。釋放後回國即投靠國民黨，……，在國民黨軍隊當了軍官，幾次被派去打共產黨軍隊，均失敗，因而被降級幾次，……。陳幸西又說有一回他抓到一個俘虜，即加以嚴刑拷打，用麻袋把俘虜裝起來，用刺刀刺他，……。陳接著又說：「我這次衣錦還鄉了，要大大提拔彰化人出來當官。」。
後來聽說，陳幸西是彰化南街人，原名程水源（？）。曾於日治時代偽造日本紙幣，因而逃跑到國內。陳說去過蘇聯，大概是l931年前後去的。——在謝雪紅離開東方大學之後。
陳幸西於1946年初任彰化區長（原為郡），其妻丑××（外省人），當時任彰化女中校長（這是1969年外調來時楊克煌才知道的）；陳於同年秋因貪污被捕，在押送途中的火車上跳車自殺。
公開與秘密行動
1945年l0月下旬，謝真南在原日本人巴酒家的舊址經營的「大華酒家」開張了。
十一月初，李純青也到台中來，幾個地方人士請他到大華酒家歡宴，席間李純青出來二樓找謝雪紅和楊克煌，說：「『中央通訊社』的台灣負責人葉明勳到台中來接管原日本人的通訊社。」又對楊克煌說：「你可以去爭取安插進去，……；但葉明勳這個人很反動，如知道你的歷史和政治面目，那就不可能進去了。」
這時，楊克煌也到該社登記應募，果然沒有被錄取，他們都是採用日寇時的原班人馬。
十一月中旬，人民協會接到台北市的支部組織已籌備就緒的消息；於是11月15日，謝雪紅和楊克煌再赴台北。
11月16日，「台灣人民協會台北支部」“籌備會”在「永樂座」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謝雪紅和楊克煌均出席講話。開會時，有一位原在瑞芳經營小煤礦的人要求發言，他上台說：1944年間，在台灣東北沿海某地，晚間來了一艘美國潛水艇，該艇士兵——情報人員——即登陸找當地的群眾訊問了一些情況。此事被日寇軍警探悉，於是日寇當局即大肆濫捕許多群眾，誣告他們通敵，有許多人因而被拷打致死，有許多人被捉去關．他控訴日寇的這一罪行，他說他自己也是被捕者之一，被關至日本投降為止。 會後這個人對兩人說，謝娥也在當時被關過。
台北支部的組織實際工作是由廖瑞發、楊來傳、林良才等負責的；但他們在群眾中均未曾出過名，特別在台北這樣大的地方，要開展像人民協會這種中下層市民的群眾組織工作是有許多困難的；況且，當時的一般群眾對國民黨還懷有很大的憧憬，因此，他們還未能爭取到廣大的群眾。
11月16日下午，廖瑞發帶楊克煌和謝雪紅到台北大橋頭一個民家，說是要介紹徐征給兩人認識。徐征是北京人，日本投降後才到台灣的，當時他是台北大學的教授、文學家，又在那裡組織一些青年學習；他生活很艱苦。我們到那民家時，上了二樓，但徐征不在，只看到李碩楷等幾個青年。
(說明: 徐征是中共黨員但不表明身分)
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第三女中（或蓬萊高女，即靠近台北大橋的地方）召開了台灣人民協會台北市支部成立大會。謝雪紅和楊克煌均在會上發表談話，會上選出支部委員會，出席者有一百多人。
當天下午，廖瑞發，阿忠等帶兩人到太平町五丁目一個工會幹部家，晚上又到一個住在雙連附近的工會幹部家。兩人去時，這兩個地方均有許多人聚在那裡，討論組織工會的問題，兩人也參加一些意見。當時這些工會幹部討論的均是有關小企業的工會組織的問題。
11月17日晚上，兩人聽到李友邦回來了，謝雪紅和楊克煌到三青團的辦公處去找他。當時那兒人很混雜，李只是同兩人站著談話，謝和李講了一些情況後，李說：「我和張士德，洪石柱（原文協幹部）在三青團只是當招牌，沒有實權，……你看張士德回來兩個月了，能做什麼？……。」李友邦指著一個個子小，三十來歲的人說：「那個人是余揚（外省人），三青團的實權就掌握在他的手裡。」看到人多無法談話，兩人就辭別出來。當時，也見到洪石柱一面。
(說明: 李友邦，台北縣蘆洲人：即1923年謝雪紅要赴上海時在船上認識的李朝枝（或朝基）。當年在上海分別後，謝就一直不了解李的情況，這次是兩人二十二年後的再見面。)
台北支部本來是打算次日（11月18日）在萬華舉行另一次群眾大會的，但當天的報紙即出現長官公署於11月17日頒佈了一個“台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命令全省人民團體即日起“停止活動”和按照國民黨的一套辦法進行“重新登記”。國民黨的辦法根本就不允許像人民協會這樣的群眾團體存在。
(說明: 長官公署於11月17日下令全省人民團體即日起“停止活動”和按照國民黨的“台灣省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進行“重新登記”。)
當時因兩人對國民黨政府鎮壓人民組織之情況還不大了解，對人民協會是否能夠繼續存在還有懷疑，還抱著一些幻想。11月18日上午，謝和楊克煌即再去長官公署找張錫祺，針對所謂“人民團體暫行組織辦法”打聽他的意見，張這次也和上次一樣不大發表意見，只說：「你們就去辦理重新登記的手續吧！」
11月18日晚上（這個日期不甚確定），林良才叫楊克煌到他家（在台北「新集益商行」的後樓。）一會兒，徐征也來，就和楊克煌及林良才談話，因當時還不會講普通話，故用筆談。徐征問楊克煌一些情況後，又講了一些話給兩人聽，最後他在紙上寫“閒談誤國”四個字，勉勵兩人多做些實際工作。
後來在1948年在香港時，楊克煌看到報紙報導說：徐征在台北被反動派殺害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為徐征舉行了追悼會，會中譴責反動派殺害徐征的罪行。
11月19日，謝雪紅和楊克煌從台北趕回台中，向人民協會中央委員會匯報台北支部成立的情況以及人民團體被命令停止活動的問題。會上討論決定：人民協會也提出重新登記，不管批准不批准；同時人民協會成立一個“善後委員會”，繼續進行一些活動，應付國民黨。人民公報只出了四、五期也就此停刊。
十一月間，台南陳錦雲（即陳秋生）來台中找兩人，大概他是侯北海介紹來的。他很贊成兩人的工作，表示要支持；陳在台南自己開一家人參行。
1945年冬，蕭來福來台中找兩人，帶來一本《台灣警察沿革史》中卷（是反映台灣反日運動的歷史資料），蕭說這本書是古屋貞雄要回日本時給劉啟光的，他是由劉借來的。
十一月間楊來傳由台北來台中找兩人，帶著廖瑞發、林良才、阿忠等人的意見和兩人討論；既然公開活動不可能了，就要改變方針，進入地下活動，醞釀組織地下黨的問題，互相的初步意見一致了，兩人說和台中地方人士交換意見後另行通知，楊來傳就回台北了。
十二月間，有一天晚上，兩個美國人來到人民協會找謝雪紅和楊克煌，出示的名片上印著“盟軍”的什麼情報部，通過翻譯說他們要和兩人談話，請兩人次日到一家旅社去。隔日上午，謝和楊克煌即到指定的旅社。他們個別同楊克煌和謝談話；和楊克煌談話的是昨天來找兩人的兩個美國人中的一個（另外一個當天並沒看見）和一個據說是日裔的美國人。那個美國人即和楊克煌講話，當時楊克煌懂得一點英語，了解他只是形式上提問題，主要向楊克煌發問的是那個日裔美國人，而那個美國人即在印好的表格上做筆記。他們問楊克煌的簡歷及終戰後的活動情況，這時楊克煌從他們的問話中了解他們是事先即知道楊克煌曾加入過台共。他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答：「不是。」問台灣人對國民黨的看法怎樣，楊克煌答：「它來到台灣才幾個月，就幹了許多壞事，台灣人都反對它。」又問：「這樣下去，是否有可能發生暴動？」
楊克煌回來後聽謝雪紅說，問她的內容也大體和楊的一樣。
當時，兩人對美國的認識是模糊的，兩人本身對政治上自覺幼稚，太老實了，應該不必去和他們談話，更不需要回答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
後來才知道那兩個美國人到過全省各地去找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向他們了解政治思想情況，以便獲得台灣各階層人民政治傾向的第一手資料，從這可證明美國在當時對台灣就懷著極大的野心。
(說明:美國人事先即知道楊克煌曾加入過台共。)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及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日戰爭，終於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而結束，台灣重歸中國的版圖；但因國民黨賣國政府開始對台灣實施半殖民地的統治，台灣人民進入一個革命的新階段。中國人民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即將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雖然還要經歷一個時期的國內解放戰爭，而臺灣人民的革命鬥爭卻還要經歷長時間的更複雜、更殘酷、更艱苦的磨練，才能獲得勝利。
謝雪紅、楊克煌和台中地方的謝富、王天強、林××交換意見後，因公開合法的鬥爭已不可能，決定開展秘密非法的鬥爭。1946年元月初，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等接到兩人的通知也來到台中。
1946年1月5日，在原人民協會的地址正式開會，出席者有謝雪紅、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謝富、王天強等。
會上討論後決定：
1．由於當時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方針及組織形式均不了解，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
2．全體出席者分別去吸收籌備會成員；
3．籌備會的任務是：為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建黨打下一個基礎：
4、不成立領導機構，指定謝雪紅作對中共方面和各成員的連繫；
5．如有必要時，可加入國民黨以作掩護。
(說明: 謝雪紅、楊克煌和台中地方的謝富、王天強、林××交換意見後，因公開合法的鬥爭已不可能，決定開展秘密非法的鬥爭。)
1946年1月10日上午，台中縣政府送來台灣人民協會一張通知，對人民協會提出的重新登記批了個“礙難照准”，並命令解散；於是，台灣人民協會正式結束了。
抱著極憤恨的心情，楊克煌出去外面拆下“台灣人民協會”和“人民公報社”的兩塊招牌。
1946年元月間，大肚鄉溪仔兄來告訴兩人說，他於去年11月間被通知去南部某地參加一次會議，會議的主持人是劉啟光，參加者有張行，王天強等。劉啟光在會上說：「你們不要搞農民協會，只要來組織“農會”，按照國民黨人民團體組織法做，就能夠掌握供應農民的化學肥料的銷售權。」與會者有些人就動搖，跟劉啟光去了。
(說明: 劉啟光在會上說：「你們不要搞農民協會，只要來組織“農會”，按照國民黨人民團體組織法做，就能夠掌握供應農民的化學肥料的銷售權。」，告訴大家聽話者有糖吃。)
同年二、三月間，劉啟光在新竹搞一個“抗日烈士的紀念活動”。劉當時是軍統的一個小頭目。
這個時候，國民黨反動政府陸續派出各地方政府的縣市長：例如派劉存忠為台中縣長，黃克立為台中市長，劉啟光為新竹縣長等。彰化區長陳幸西推舉石錫勳（醫生）為彰化市長，但上任僅一個多禮拜，上面又派來了一個王××為彰化市長。
地下黨（台工委）的接觸
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張說他是最近才由大陸回台灣的；他聽了謝雪紅談兩人在終戰後的一些活動後，就回去了。
當時，謝雪紅對那些來訪者的政治面目還不了解的人，即叫楊克煌迴避，不要參加談話；所以，第一次之後，張志忠再來過一、兩次，楊克煌也都沒有參加他和謝的談話。
兩人當時急著要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人接觸，當時對有幾個由大陸回來找謝雪紅的人，兩人都反來復去地分析他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例如由上海回來的謝雪堂的哥哥。
l946年元月間，張志忠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兩人的情況已基本了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兩人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兩人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且在互相了解政治身份後，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楊克煌大都在場參加談話了。
(說明: 1945年12月下旬，中共黨員張志忠來找謝雪紅，這是雙方第一次正式接觸。)
這時，謝也把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楊克村等介紹給張志忠。後來，因楊克村是個小攤販商人，又無參加政治活動，張志忠即利用楊克村的住所做為連絡站，並在那兒存放秘密書刊和物資——這些物資是當時上海的組織為供给臺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不久，張志忠說這些藥品放久了恐會變質，要求謝雪紅協助出售，謝即介紹張去找陳有傳，幫忙張處理那些藥品；陳有傳後來自己因此還經營了一家小藥店。
(說明: 這些物資是當時上海的中共黨組織為供给臺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真是巧妙的迂迴供應經費方法)
台南的陳錦雲也是在這個時候被介紹給張志忠的。
這個時候張志忠則向謝雪紅介紹了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在抗戰期間在浙江地方組織了一支「台灣抗日義勇少年軍」，該隊的幹部中有好幾個黨員，如林雲、張峰、洪××等，李的政治傾向是靠攏共產黨的。（1970年）謝還對楊克煌說，有一個最了解李友邦為人的幹部（他的名字謝忘了），曾對謝說，如有人要了解李友邦可介紹去找他。李友邦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主任。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
(說明: 李友邦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主任。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此為教育界的中共黨員介入管道)
張志忠又說：李友邦有意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政治活動，因此叫他妻子嚴秀峰（當時任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去動員謝娥寫信來請謝雪紅去台北。這可能就是（1945年）十二月問謝娥由台北寫信給謝雪紅，請她去玩的原因；其後又再來一、兩次催謝去，謝娥此時在台北太平町開一家門診所，相當富裕。
張志忠說李友邦的作風正派，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有愛台灣的鄉土觀念。
又有一天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談到王天強的問題；這時，謝雪紅提到王天強曾去參加劉啟光召開的會，和劉有勾搭的情況，張吃了一驚，說：「糟了，你早一點說就好了，我已經去找過王天強了，……。」張志忠說他是在上海時和王天強一起因反帝國同盟事件被捕過的；出獄後，王即到大陸參加革命，在新四軍工作過，曾任新四軍的團長：戰後在蘇北某地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成員中有蔡乾、張志忠、洪幼樵（汕頭人）。張說因這個關係，不久前他到永靖去找過王天強。他又說：「那不要緊，我們暫且不要一下子同他切斷關係，應慢慢地同他疏遠，……。」
(說明: 戰後在蘇北某地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成員中有蔡乾、張志忠、洪幼樵（汕頭人）(化名劉志敬)。)
不久，張志忠來說基隆要塞司令部有一個蔡汝鑫，他是蔡懋棠的哥哥，近日中要來看謝，張說這個人和共產黨有工作上關係。
過幾天，蔡汝鑫果然由基隆來台中找謝雪紅，穿著一身西裝，他對謝說，他知道有一個特務將會來台中監視謝的行動，他為此特地來告訴謝。他還說他已佈置他弟弟蔡懋棠在台中“協助”那個特務監視她。
過幾天後，蔡懋棠來找謝，對她說：「特務已到台中來了，叫我來監視你。」並問謝要如何回去向那特務匯報，謝告訴他說：「你就寫看到有各種各樣的人來看我，其中有醫生、商人、尼姑等。」蔡來過兩、三次後，對謝說那個特務已離開台中，他不需要再作匯報了。
蔡懋棠從這個時候起，一年多期間不再來找兩人，也很少聽到他們的消息了。直到二、二八事件後，古瑞雲找他幫助兩人要從左營坐巡邏炮艇逃離台灣時，兩人才又和他見面。
(說明: 蔡汝鑫與蔡懋棠兄弟二人，均具有中共黨員及國民黨員雙重身份。)
1946年元月間，有一次張志忠來時，謝雪紅對他說：「為了參加一些政治活動的便利和為了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我想要利用1925年在杭州加入國民黨的歷史去申請重新登記。」張志忠說：「去試試看也好……，但估計他們知道你的政治歷史，是不會接受你的，……。」於是，謝就叫楊克煌替她寫信寄到台北國民黨黨部申請重新登記。
(說明: 謝就叫楊克煌替她寫信寄到台北國民黨黨部申請重新登記。國民黨歡迎老黨員重新登記。)
大約在元月下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謝爽秋最近要由上海來台灣，張說：「謝爽秋是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現在上海《新聞報》社工作。他來台北時，你先和他見一面，談談話。」
(說明: 謝爽秋是中共黨員，多年來在《掃蕩報》社工作，也派來聯絡台共)
不久，林良才來通知謝雪紅去台北，謝即時赴台北。有一天晚上，謝雪紅在林良才永樂町的新集益商行和謝爽秋見面，互相談了一些情況後，謝爽秋說這次他帶來了一批書，主要的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但他對謝說：「因為你是做公開工作的，身邊帶這些書危險。」就沒有把書給謝。
同一天晚上，謝雪紅和謝爽秋談話後，謝雪紅即由永樂町走到太平町去找謝娥，這是謝第一次和謝娥見面。
這次在台北時，楊來傳、廖瑞發等也到楊克村家來找謝雪紅。有一天，廖瑞發帶謝去找徐征，和他談話，謝看到徐征很刻苦，家裡沒有什麼家具。
這樣，謝雪紅就回台中了。
張志忠來找兩人時，有空他就翻看謝雪紅的《她的半生記》，後來謝告訴楊，張志忠把“她的半生記”給帶走了。
這期間楊克煌瘧疾尚未完全好，聽人說打一支“六○六”的針就會斷根，於是，楊就打了一支，沒有幾天反應發作為黃疸病。這時，母親由彰化來看楊。去年，謝雪紅才對楊克煌說，當時母親已了解楊同謝的關係，因此，母親告訴謝，應如何了解楊的脾氣，怎樣對待楊。
國民黨反動派在台灣統治不久，由於急著準備在大陸打內戰，大肆從台灣搶運大米、食糖到內地，使台灣物價更加膨脹，糧米奇缺，可說是“糧倉鬧糧荒”。1946年元月間，蔣軍士兵由台運出大米，又來調戲台灣婦女。這時，群眾強烈要求政府配給糧食——這是和日治時代，人民反對糧食配給成對比現象——那是因群眾在市面上買不到糧食，所以才要求配給。
有一天，群眾包圍台中市政府，並開始示威，反動派調來軍企圖鎮壓、開鎗，群眾毫不畏懼。楊克煌看到堂兄楊克均（泥匠）拉著軍隊士兵的步鎗，制止他們開鎗，這種現象也是日治時代未曾見過的。
约在一月下旬或者二月上旬，駐台中的軍某團團長謝懋權被调回大陸之前，本地中、上層人士為他在大華酒家舉行歡送，席間有人來請謝雪紅出去參加。謝出去後，看到謝旁邊坐著的人，好像私底下在給謝介紹此人就是謝雪紅。不一會兒謝懋權站起來講話說：「我們這次回大陸，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滅，……。」他講話時，瞪著眼睛直望謝雪紅。
謝雪紅回來後，對楊克煌說：「受了一次很大的侮辱。」
過幾天，張志忠來時，謝雪紅就把這個情形向張反映，並說她受到侮辱的感覺。張聽後對謝說：「那不要緊，我們得到了重要的情報，反動派開始從台灣抽調軍隊回大陸，準備打內戰了，……。你以後有這樣的機會，就爭取去參加。」
後來兩人到香港時，聽說謝懋權在1947年2月魯南某戰役中，被共軍俘虜，這時，謝雪紅才消了一口怨氣。
(說明: 張志忠來時，謝雪紅就把這個情形向張反映，並說她受到侮辱的感覺。張聽後對謝說：「那不要緊，我們得到了重要的情報，反動派開始從台灣抽調軍隊回大陸，準備打內戰了，……。你以後有這樣的機會，就爭取去參加。」張志忠認為得到情報較重要)
古瑞雲等一批青年在和兩人認識後，聽兩人幾次的談話和親自看到反動派腐敗無能的情形，逐漸提高覺悟，他們都要求兩人幫助他們到解放區參加工作。謝雪紅也把這件事向張志忠反映，張說目前要去解放區的交通比較困難，而且，重要的是要留他們在台灣做工作，張叫謝對這批青年進行說服工作，告訴他們以後要到解放區的機會多得很。
謝雪紅就照張志忠的意思，說服這批青年，結果多數人同意留台，只有幾個人還是要求要很快就去解放區。
大概在二月初，李舜雨來對謝雪紅說，他和師範學校的吳××一定要馬上去解放區，謝就把這個情形反映給張志忠，張說：「那麼讓他們去碰一碰也好，叫他們到上海台灣同鄉會找李偉光就成了。」於是，李和吳不久就出發了，他們到台北時碰到廖瑞發時，廖獲悉王萬得也要到上海（去找共產黨？）廖就託李、吳兩人到上海後，監視王萬得的行動。
李舜雨出發後約一個月就由上海回來，說是目前因國民黨的封鎖沒有辦法去解放區；又說王萬得一到上海後，就對人說他要找周公館（當時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地址），人家告訴他說：「你如果要幹革命就在台灣做，不需要出來領取“牌照”。 」於是王也回台了。其實早在年初，就聽說王萬得當了三青團的新竹縣負責人或幹事，已和劉啟光勾結起來。
三月間，黃玉鶯告訴兩人，賴鑾嬌和賴枝山（聽說要到大阪做生意）先後跑到日本去了。
這個時候，正是在台日本人被遣送回國的時候。
四月間，有一天下午，謝雪紅被通知去台中公園邊林連宗（彰化人，律師）住家開會。她去後不久就轉回來，說不是開什麼會，有五、六個人去，只是發給大家國民黨的“黨證”和一大堆鉛印的資料，全是些國民黨的宣傳品。我把她的“黨證”拿來看，該黨證上面寫著“特別黨員”，介紹人是陳果夫，當時兩人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意思。
記得就在當天下午或隔天，張志忠又來找謝雪紅，謝就把黨證和那些資料取出來給張看，他看後說，這個“特別黨員”就是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陳果夫是中統的特務頭子之一。然後，張志忠又告訴謝說：「你今後不能去住台北了，如果你去了，他們會給你一些任務，你不去完成它就可能被暗殺。」張看了資料後，又說這些資料對他們有用，就把它全部帶回去了。
(說明: 謝就把黨證和那些資料取出來給張看，他看後說，這個“特別黨員”就是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陳果夫是中統的特務頭子之一。然後，張志忠又告訴謝說：「你今後不能去住台北了，如果你去了，他們會給你一些任務，你不去完成它就可能被暗殺。」張看了資料後，又說這些資料對他們有用，就把它全部帶回去了。謝恢復國民黨員身份)
現在我回想起來，當時國民黨把謝雪紅作為特別黨員，是為她設下的陷阱，意圖使謝一輩子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
五月初，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和楊克煌，說為了向兩人證實中共“台工委”的存在和張本人的身份，要兩人派一個人去上海正式取得介紹。張問楊克煌派誰去適當，謝雪紅和楊商量後決定派楊來傳去，張即赴台北打發楊來傳出發去了。
當時，張志忠又說，地下黨賣了藥品有一批錢，恐怕偽幣貶值，謝雪紅就建議他買白糖囤積起來，張也同意了，於是兩人介紹謝富去辦這件事了。
一天，謝雪紅和楊到謝富家——在台中馬舍公廟邊的永豐商店——時，謝富告訴兩人：日前嘉義李曉芳來找他（李和謝富是文協時代認識的），李說他剛由台北來，是王萬得通知他到台北參加一個會的。參加者還有幾個原工會的人。李曉芳說王萬得在會上講，劉啟光要他們組織一個特務組織。王萬得又說：「這個組織如讓別人去搞對我們不利，由我們來搞可以保護我們自己，……。」李是來打聽謝富是否有意參加這個組織。
五月間，有個叫朱炎的人來找兩人。談話中才了解他主要是來找楊的；因他知道在1942年3月，陳煥圭曾私下把楊提名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之事。朱炎告訴楊說現在台灣的國民黨機構均是由客家人控制，福佬人（閩南人）沒有地位，……。朱勸楊再去申請該黨黨員的登記，這樣閩南人可以團結更多人起來同客家人競爭。朱炎是台中人，當時在國民黨台南的機構工作。
張志忠來時，兩人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向他反映，張說朱炎在抗戰期間，在福建、廣東地方活動，有點愛國心，在國民黨內是比較民主的，未曾聽說朱幹過什麼大壞事。張又說朱炎現在是國民黨內的失意分子，他所說的情況也就是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張又說兩人可以多多同他拉關係，以便了解一些國民黨的內幕情況。
(說明: 張又說朱炎現在是國民黨內的失意分子，他所說的情況也就是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張又說兩人可以多多同他拉關係，以便了解一些國民黨的內幕情況。獲取情報不擇手段。)
其後朱炎再來找過兩人兩、三次，看楊無意要去向國民黨重新登記，也就不再來找兩人了。
朱炎于l950年初來到香港，說要來找謝雪紅，兩人當時請示台委會書記吳克堅，吳說這種人動員他再回去台灣作用大；於是兩人即把朱炎的事交給吳克堅去處理了。當時在香港和朱炎接頭的可能是林良才。
六月中旬，張志忠再到台中告訴兩人說：楊來傳已由上海回來了，並通知兩人最近要在台北召開一個“聯席會議”，因謝雪紅目標大不要去參加，叫楊去參加。於是，楊於6月16日就上台北去了。
6月17日下午，在台北廖瑞發家（在城內，原是日本人的住家）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簡稱“台工委”）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者中代表台工委的僅張志忠一人，代表籌備會的有楊克煌、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四人。
會上楊來傳首先簡單報告他到上海的經過情形，證實了台工委的存在性和張志忠的身份。
然後決定（均由台工委提出的）：
1.“籌備會”即時解散，其組織和成員均接受台工委的領導；
2. 籌備會成員今後不再發生組織上的聯繫，但在移交期為了移交工作暫時可以聯繫；
3. 籌備會成員基本上均接受為中共黨員，由台工委分別接受之。
會後楊立即回台中向謝雪紅匯報。
聯席會議後，張志忠再來台中時，兩人就向他介紹謝富、林××，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勳等人，由張直接去同他們聯繫。不久，張來說已先吸收謝富和蔡伯勳為黨員了。
(說明: 聯席會議後，張志忠再來台中時，兩人就向他介紹謝富、林××，廖得意、何集淮、蔡伯勳等人，由張直接去同他們聯繫。不久，張來說已先吸收謝富和蔡伯勳為黨員了。張志忠積極擴充中共黨員人數。)
)
這時，張志忠對兩人說現在兩人的主要任務是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因此要我們和做祕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他又說有可能安插黨員進去台灣的中、下層偽政權機關，說這工作很重要；他給我們介紹台南新豐區區長李義成就是黨員，另有一個區長(丁名楠)（名字楊忘了）也是黨員。
七月間，張志忠又來對謝雪紅說：「黨有一批錢，擬買貨囤積起來或參加做什麼生意，以免偽幣貶值。謝即說最近有人家大做飛機的生意，能賺錢，又是現貨存起來也不怕貨幣貶值，張表示同意把錢交給謝去辦。謝即以自己的名義和林兌等合股去買飛機了。李喬松在這次的交易中做了一些跑腿的工作，後來謝也給了他一點“茶錢”當跑腿的酬金；李喬松和李韶東父子以為謝賺了一大筆錢，卻只給他那麼一點，很不滿意，殊不知這是替黨投資，非謝本人的。
日帝投降當時，在台灣還約有一千架飛機，大部分還能使用，但各地接收日寇飛機的軍官，都上下串通，把飛機故意破壞，以便作為廢機報銷，他們就可以把它變賣，從中獲利，就這樣地把飛機一架架多少錢賤價拍賣給商人了。商人買到飛機後，即把它解體，從其中取出一些零件、電線等，有人竟用飛機的發動機裝在小木船上，製成“飛艇”載運糖到香港做走私去了；剩下大部份鋁製品（如機殼等），則賣給製鋁鍋等工廠，或鎔成鋁塊囤積起來。
九月間，台南新豐區下發生大地震，報紙說地層斷裂很厲害，謝雪紅和楊到當地勘查地震受災的情況。到台南時兩人先去找陳錦雲，陳陪兩人到新豐區去（記得侯北海、郭水煙也一道去。）到新豐區時，兩人看到李義成，但兩人只互相點點頭，不敢交談。這時，陳錦雲也知道李是黨員。自從兩人給張志忠介紹了陳錦雲後，張即利用陳的住處當作聯絡站，許多黨員都曾到過陳家。他家位於台南鬧區一家大酒家的近鄰。
不久，張志忠叫兩人提出自傳。
於是，楊寫了不到兩張紙很簡單的自傳，由謝雪紅交給張志忠，因當時楊已在「和平日報」工作，白天上班碰不到張志忠。
當時謝雪紅遲遲沒有寫自傳的原因是：
1．謝認為寫自傳很危險，她曾對張志忠說：「我寫自傳，你每天東奔西跑，萬一有什麼差錯，那豈不是完了。」
2．謝以為自己的歷史寫起來很長，現在沒有這個環境（她只有一間房間，接待人均在此房間），也沒有時間寫（因經常有人來找她）。
3．謝認為張志忠看過她寫的“她的半生記”，又把它帶走了，這比自傳更詳細了。
4．謝不願意她的筆跡讓人家看到。
和平日報創辦經過
1946年3月間，王思翔、周夢江（均是溫州人）第一次來找謝雪紅。王等說他們剛來台灣，一到台北就聽到謝雪紅的名字，因此到台中立即來訪問。他們說是要來台中籌辦《和平日報》——當時兩人還不了解該報的性質。——又說了一些客氣話要求兩人幫忙。其後，他們就常來看謝，尤其是王思翔隔一、兩天就來。兩人和他們的談話中了解他們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他們還帶來《群眾》雜誌（章漢夫在香港辦的）等給兩人看；一度兩人猜想他們會不會是民盟分子。
兩人把這個情形告訴張志忠，張說和平日報就是《掃蕩報》，是戰後才改名的;該報是國民黨軍隊系統的報紙。張又說：「他們來找你們可能是因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為了找幾個地方人士做靠山，以利於他們辦報；但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王思翔等人也可能在該報社是比較進步的分子。」
至四月間，王思翔仍常來找謝雪紅，有一、兩次還帶樓賓來，王說和平日報快要出版了；這時，兩人即同他談起安插人進去報社的事。首先提到楊的問題，王思翔均答應回去同李上根社長商量；後來他說李上根均已同意了。
關於楊進去該報社的問題，兩人最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他也同意了；張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
(說明: 關於楊進去該報社的問題，兩人最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他也同意了；張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中共黨員利用輿論變亂社會是重點，和平日報已被掌控。)
除楊以外，經我們介紹直接、間接先後被安插進去和平日報的還有下列其他人士：蔡瑞旺（大肚鄉人，原農民組合幹部，大肚支部產業部長）、呂炳森（彰化人）、黃玉鶯、林西陸的一個學生、洪××（洪新婦兒子）、施英梧、蔡鐵城、阿桃仔（謝姪女阿治仔女婿的妹妹，宿舍做飯）。
5月1日，楊和其他人都被和平日報社採用了，於是，楊就到報社上班。該報社社址在榮町原日本人經營的「末廣餅店」店址的四層樓建物。楊被任為編譯科科長，其實沒有什麼編譯科，編譯只有楊一個人。
該報本來擬在四月間就要出版，後改為五月四日，據王思翔說，他們為了要紀念五四運動故意把出版日期拖延，因此，楊等人進去後搞了幾天試版工作。
該報陣容：
樓下：
總經理：樓賓（兼副刊編輯）
發行科：呂炳森
廣告科：蔡瑞旺（科長）
二樓：
社長：李上根
秘書：韋佩絃、韋的妻子
總務：韋佩絃的弟弟
三樓：
編輯部
總編輯：陳洗
中文編輯：周夢江等三、四人。
王思翔寫社論
日文編輯：施英梧
編譯科：楊克煌
記者：蔡鐵城、陳修（八、九月時才來的）
資料室：黃玉鶯
校對：洪××
四樓：
收電員（林西陸的學生）
其中陳洗和韋氏兄弟三人有手鎗，思想反動。
1946年5月3日下午正式編輯，晚上排版、付印，5月4日和平日報創刊號出版了。
當時日文版佔該報四版中的一版；通常第一版是社論及國內消息；第二版以台灣地方消息為主；第三版是日文版；第四版是副刊、廣告。創刊當天，日文版登了一則台中警察欺壓群眾的消息。當天下午楊等人上班時，才聽說中午的時候台中警察局的大批警察已來衝報社，“譴責”報社登了上述的消息，大鬧一場，該報社即打電話叫駐台中的軍隊來解圍。
當時李上根給楊等人的工作方針是：只要有事實的都可以刊登。
五、六月間，台灣旅滬同鄉會會長李偉光回台。事前張志忠告訴謝，說李是黨員，這次回台，為了提高他的威望，張叫謝在台中給李舉行一個歡迎會，並叫楊在和平日報上盡量詳細給他做宣傳。李偉光到達台中時，楊等人就在台中圖書館——當時館長是台中中央書局的經理莊垂勝——召開了一個五、六十人參加的歡迎會。謝在會中致歡迎詞，李偉光也講了話。楊即把這個情況寫一篇報導在和平日報登了。後來，李偉光回到他老家二林時，楊等人也派了一個記者跟他去，又寫了他在家鄉的群眾給他歡迎的報導。
同一時期，彰化市發生派別鬥爭，是有關彰化區政府（縣政府）是否應留在彰化市的問題．大多數人主張彰化區政府應留在彰化市，這樣對市區地方的發展有利，並願意市政府降格；而以市長王××為代表的另一派，則主張把區政府趕到鹿港，市府要佔據區政府新建的樓房（位在原彰化郡役所舊址），市政府也不要降格（現為省轄市）。有一次，彰化市參議會為此事在彰化公園，靠近辜母墓的公會堂舉行討論會時，楊也去參觀。當時，和平日報的記者是站在反市長派一邊的。
國民黨當年規定區、市政府不能同設在一個城鎮。
六、七月間，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來台中，地方人士在台中女中禮堂為他舉行一個“歡迎會”，楊和謝雪紅也去參加了。會上林獻堂致歡迎詞，這是楊惟一一次聽這個老狐狸講話；接著李講話，李是廣東梅縣人。
同一時期，李友邦也到台中來。有一天上午，台中人也為他舉行一個歡迎會，謝雪紅去參加，楊沒有去。當天下午，李友邦和台中市長黃克立等五、六人步行到大華酒家來找謝雪紅。坐了一會兒，大家說要去對面台中公園看一看（李友邦可能是第一次來台中），大家又在公園池畔樹蔭路道閒步。正是這個地方，二十三年前林木順、李友邦和鄭泰聰在杭州時，說要在此為謝雪紅立銅像碑的。
(說明: 六、七月間， 李友邦也連絡上謝雪紅。)
當天，有個記者給李友邦等人合拍一張相。
也是在這個夏天，有一天謝富來對兩人說，王萬得帶著他的新婚老婆來到台中，住在三青團的青年服務社（原日本人的「千代酒家」或旅社）。王對人說他這次來台中是要來調查大華酒家的“政治背景”。
七月間，有一天和平日報收電員來三樓日文編輯部，取出一份剛收到的電文給楊等人看；又說該則消息發播後，又接到台灣當局通令全省不許登載這份消息，問楊等人要不要這份電文消息。楊等人接過電文來看，內容是宋慶齡在上海發表的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的聲明。楊即說：「我們要這則電文，宋慶齡的聲明有什麼不可以登的。」就這樣，楊取該電文來翻譯為日文，在第二天的報上登出來了；當時，台灣各報只有和平日報日文版刊登了這則消息。
和平日報創刊後，同國內許多報紙進行交換訊息，當時能看到中國共產黨辦的報只有重慶的《新華日報》。當時在資料室工作的黃玉鶯接到新華日報時，還沒有人看到就偷偷交給楊帶回家去看。當時該報是用土產的淡黃色薄紙印刷的，因紙質不好，又長途寄送，許多地方損壞看不清楚；有時社論光有標題，內容空著，叫做“開天窗”，這是因它的內容對國民黨反動派表示抗議，而被拿掉了。
八月下旬，樓賓辭去和平日報總經理的職務上台北去，但於九月上旬又來台中找謝雪紅，說他被任為台中第二中學的校長了，要求謝給他一點幫助。台中二中原是日本人專為培養日人子弟的學校，進該校的台灣人只有極少數。這時，因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學校裡的教員和學生都沒有了，因此當時樓賓被任校長等於要他來重新辦一所學校。
於是，謝雪紅就介紹一位姓楊的去二中當英文教員，又介紹謝姪女阿治仔的女婿陳德旺去該校賣教科書、學生用品等（資金是張志忠的？）。十月間，樓賓來向謝雪紅借錢，謝沒有借給他，以後他就不再來了。記得在九月未開學時，謝雪紅和楊到過台中二中，看到樓賓老婆和他們剛會走路的女兒弋紅。
樓賓離開和平日報後，兩人介紹林西陸給李上根；李聽到林西陸有錢，又對台中的頭面人物熟悉，馬上同意林西陸當總經理；因該報經營很困難，常沒有錢買紙張，人家也不肯賒帳給它，林西陸進去該報後，如看到有罵共產黨的文章就故意刁難他們說：「你們都登這樣的文章，人家不愛看的。」如遇有缺紙張時，他就藉故不管。
九月，周明進台北延平大學。張志忠介紹陳本江來台中找謝雪紅。
九月間，有一天下午，楊上班時聽到二樓有人大聲責罵的聲音。後來聽說是台灣警備總部司令柯遠芬來到和平日報，責備李上根，說他辦的報紙是共產黨的報紙，並指出和平日報社內有“共匪分子”。
隔了幾日，李上根來編輯部，坐在一張籐靠背椅子，取出一份和平日報看，自言自語說：「人家說我們的報紙不是國民黨的報紙，的確是這樣，都沒有講國民黨的好話，……。」李上根說這些話是有意給日文編輯的我們聽的。
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通令全省報刊，即日起不得再用日文刊登文章；於是和平日報的日文版也廢止了。我們日文編輯的工作是減少了，但有些記者，通訊員還不會寫中文，所以，楊等人還有工作可做。
這時，該報中文編輯周夢江離開報社到台北去參加《中外日報》的工作，當時中外日報社社長是宋斐如。
(說明: 宋斐如也同時 具有中共黨員及國民黨員雙重身份，後來又創立《人民導報》。)
同年11月29日，楊到嘉義找和平日報當地分社主任鐘逸人（台中人，家經營相當大的生意，他本人戰時曾被抓去當兵，他是楊逵的群眾。）11月30日早晨到鳳山二妹家。中午的時候，謝雪紅由台中趕來找楊，對楊說和平日報發生了什麼事要楊趕快回去；於是，楊立即同她出發，在車站前喝了一杯咖啡，當晚回到台中了。
(說明: 鐘逸人與楊逵都被張志忠吸收為中共黨員。)
12月1日上午，楊到和平日報社上班，看到牆上貼了一張開除楊的通告。於是，楊收拾自己的東西就離開該社了，當時，李上根到南京不在報社，楊猜測是他的秘書韋佩絃等給楊搞的。
臨走時，楊對林西陸、施英梧、蔡鐵城、蔡瑞旺、黃玉鶯等人說，你們不要為我的事操心，也不要有什麼表示，暫時還是留在這裡工作好。
建國工業學校創始記
1946年九月間，有一天下午，幾個自稱是「建國職業中學」的學生和教員來和平日報日文版編輯部，告訴楊等人他們在同校長鬥爭，因為校長正在變賣校內的家具、設備，準備解散學校。楊問他們：「你們的校長是誰？」他們答：「是蘇天乞。」蘇天乞！楊認識這個人，他在台中商業早楊一年，家在台中錦町開一家布店；但楊對他畢業後的情況不了解。楊聽到校長是蘇天乞，就對報社的一個記者說：「咱們到學校去看看。」本來這事是外勤記者管的，但此時楊也去了。
到學校查訊後才知道，原來這所建國職業中學——位在台中圖書館邊——是一個日本人經營的私立學校，那個日本人是台中商業教美術、廣告畫的教員。不知在那一年他出來經營這所學校兼設一個小工廠，教學生加工一些漆器等小家具，可算是一種三年制的學徒式學校，每一學年只有一個班級。日本投降時，這個日本人把該校的設備、家具全送給蘇天乞。這時蘇天乞在沙鹿火車站任站長，他不願意把學校繼續辦下去，於是也就沒有再招生，目前只有剩兩個班（或學級），他把學校的設備陸續出賣，準備關閉學校。學生因擔心學業半途而廢，教員則擔心失業找不到王作，因而反對學校關閉。楊等人到該校時，蘇天乞仍以沒法經營下去為理由，決定關閉學校，使學校與師生雙方爭執不能解決。
楊等人回報社後，先把該校的內幕在報上揭露出來，並譴責蘇天乞為私利變賣該校設備為私有，擁護學生、教員的主張。
楊把這個情況告訴謝雪紅，她立即感到有興趣（謝對事業，特別是這種賠錢的事業一向都是很有興趣的啊！），她說: 我們可以去說服幾個人各拿出一點錢來，向蘇天乞買下學校的設備，並成立經營基金，繼續把學校辦下去。於是，謝雪紅首先找林西陸，後來又找幾個台中的中層人士——醫生、律師——，得到了他們的擁護；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師生們都高興極了。
這些出資人捐出一千多元（未貶值以前的金額），並成立「台中建國職業中學」董事會，選林西陸為董事長，推舉謝雪紅為該校校長，任楊為該校教務主任，實際負責管理學校的教學工作，但無支領薪水。
校董會成立後，即向蘇天乞交涉購買學校設備、家具等，一共化了約一千元。
關於謝雪紅任該校校長的問題，曾向台中市政府提出備案，又經董事們幾次交涉，市長黃克立仍不批准。兩人就問全體師生的意見，他們說：「我們擁護她當校長就成了，不管他批准不批准。」於是，就不理睬它了。
建國職業中學當時只有三、四個教員，大都是該校的畢業生，技術課勉強可以應付，他們說只缺一個英文教員。楊考慮到再採用一個英語教員會加重經費，又覺得教這幾個小孩的英語，楊這個代用品應沒有問題，就自告奮勇地承擔下來了。
於是，楊每天早晨先到該校上班，向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具體的問題。有時楊對全校師生講話，楊只能用閩南語講一些時事給他們聽，鼓勵他們好好學習，有英語課時，楊就在前一天作些準備，又認為自己的英語詞彙有高中畢業的程度（在監獄裡自學的），只是自己本來講話笨，發音不正確；但認為這些職業學校的學生學英語也只是形式的，反正他們也不懂發音正確與否，因此也就給他們上課去了。上了幾次課以後，楊叫幾個學生起來念，才發現其中有一個學生的英語發音比楊正確得多。楊問他是那裡學的，他說是在教會學的。這使楊稍為喪失了信心，於是，以後英語課時，楊就叫那個學生幫忙教，而楊就多講一些時事和台灣歷史給他們聽，他們也很高興，到了後來，這個英語課的時間慢慢變成只學一點點英文，實際上是上“政治課”。
自從黨要楊做上、中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以後，楊的心中非常苦惱，因為，第一楊不是大學畢業，當時的台灣社會大學畢業的人就很吃香；第二，楊不是名望家出身，沒有錢不能和上、中層人士交際、應酬，被人看不起。唯一的頭銜是一個破記者的身份，別人看起來都“敬而遠之”，很少能有接近上、中層社會的機會，更不要說向他們作統戰工作了。思想鬥爭的結果，楊想先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作為往上爬的手段，然後撈一個什麼參議員、什麼委員的資格，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上、中層人士。楊把想法告訴謝雪紅，她也同意，說要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不久謝雪紅告訴楊說，張志忠同意了，於是，楊即寫一封信給台北國民黨省黨部，說明1942年在桂林的一段“歷史”，要求重新登記入黨。這是1946年9月或l0月之間的事。
到同年12月或1947年元月間，楊接到了國民黨的黨證；介紹人是陳煥圭；但這時候整個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黨證”不起作用了。
同時，在1946年10月30日，張志忠來台中，向楊宣佈黨已批准楊入黨，沒有預備期，楊即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張志忠還要楊過幾天到台南找他，於是，楊在十一月上旬到台南找陳錦雲，張志忠也來了，又會見了幾個人。
(說明: 到同年12月或1947年元月間，楊接到了國民黨的黨證；介紹人是陳煥圭。
同時，在1946年10月30日，張志忠來台中，向楊宣佈黨已批准楊入黨，沒有預備期，楊即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
回台中的路上楊到崙背找楊克明堂兄，當天正是崙背鄉成立消防隊的日子，許黑鰻（徐萌山之父）請楊一起去參加慶祝宴會。在回來的路途上，楊克明指給楊看，說那人是許夢雄（即徐萌山）。這是楊最後一次到崙背鄉。
國大代表競選活動
現在楊已忘了謝雪紅是怎樣當選為“台灣省婦女會”理事的，因這段期間她並沒有去過台北。台中婦女會成立那天，她確實沒有去參加，還是由黃玉鶯等人去，回來給謝雪紅匯報選舉情形的。黃說當天有些人提名謝雪紅為台中婦女會會長，但選舉結果，台中女中校長（外省人）當選了。當時，謝認為搞婦女會的都是那些“有閒婦女”，她不願意去接觸她們，她們也以謝住在大華酒家不便來找她。這是不是我們脫離了群眾呢？而這些人也算不了什麼群眾，同這些人來往真是無聊的。
1946年l0月中旬，張志忠告訴謝雪紅說黨（台工委）決定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國大代表”的競選。張說明國大代表的選舉辦法中規定，台灣只能選出一名國大的婦女代表；產生方式是先由省婦女會和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婦運會）聯合選出十名候選人，然後再由省參議會從這十名選出一名國大婦女代表。張志忠對謝說：「黨已佈置好了，有把握你可以當選的。你出面去參加競選，當選在十名候選人中是不成問題的；況且，李友邦的妻子嚴秀峰是國民黨婦運會委員，她可以在婦運會內及省婦女會的理事中替你爭取票數。你到台北後，廖瑞發、林良才等黨員可以協助你做一些具體的工作。當選為候選人之後，李友邦可以在省參議會內為你爭取票數，李本人也是省參議員，他已說過他有把握，保證你當選，……。」
於是，謝雪紅於10月20日左右就到台北去了，和往常一樣住在楊克村家，謝認為在那裡和廖瑞發、林良才等聯繫較方便，不被人注意。後來，有個省婦女會理事向謝建議到大旅社開幾間房間，這樣大方一些，人家也會喜歡來看謝。
謝雪紅到台北後，了解到謝娥家因富裕，對人闊氣，省婦女會理事都到她那裡進進出出，成了國大代表競選運動中心。但謝娥對謝雪紅很客氣，謝就到她家住了三個晚上。在謝娥家，謝看到陳炳基和一個青年婦女（阿緞？）經常守在謝娥的身邊。陳炳基當了謝娥的“軍師”，也看到一個姓郭的黨員，謝聽廖瑞發說，黨是要通過姓郭的去爭取陳炳基的協助的。
有一天晚上，謝娥告訴謝雪紅，她本人已是國民黨的“特別黨員”了，謝立即把這個情況經過廖瑞發向張志忠報告，並說這樣一來恐怕當選的可能性沒有了。
1946年10月25日上午，謝雪紅和省婦女會的理事們一起到體育場參加“慶祝台灣光復一週年典禮”，謝望見蔣介石夫妻出現在主席台上；當天，還舉行體育大會，謝說謝真南也代表台中體育界和台中的體育隊伍去參加大會。
10月26日上午，謝雪紅和省婦女會的理事去面見宋美齡，看到陳儀像奴才一樣在房間門口站立著。理事們向宋介紹省婦運的一些情況後，宋問大家有什麼困難；當時因大部份婦女還不會講普通話，謝雪紅就當了一部份翻譯。
當天下午，謝娥等說，我們台灣婦女沒有選舉的經驗，就先來一次（選舉）演習吧！（這完全是國民黨摸底的策謀）。於是，大家一起到省婦女會辦的一家衣服加工工廠去進行預備選舉，預選結果謝雪紅得到最高票——第一名。這時，謝娥的臉色變了，很驚駭。
10月27日上午，國大婦女代表候選人的正式選舉進行時，謝雪紅看到陳炳基在選舉場外面大肆活動，一看到有理事來就向她嘀咕些什麼。正式選舉開票結果，中選的十名候選人中竟沒有謝雪紅的名字；此時，有幾個當選者聲明要放棄，讓謝雪紅補上，會場亂了，謝娥即大聲喊：「不得棄權，即使有人棄權，也不得遞補。」謝娥正面表示反對謝雪紅了。
當天下午，謝雪紅回到楊克村家，向廖瑞發、林良才匯報選舉經過情況，這時廖瑞發說，陳炳基叛變了。
晚上，謝雪紅和幾個由彰化、台中去的省婦女會的理事（其中有一個彰化李崇禮的女兒李香香）一起到圓山附近一個人的家去。那時，她們告訴謝雪紅說：26日下午預選後，謝娥很焦急，陳炳基像發瘋似地，對在謝娥家進出的人都進行威脅說：「謝雪紅是共匪，不要投票給她，投票給謝雪紅，就是投票給共產黨。」等等。
(說明: 謝娥正面表示反對謝雪紅也預示國共兩黨衝突加劇。)
謝雪紅於l0月28日上午就搭車回台中了，這也是謝最後一次到台北啊！記得當時是中秋節剛過後幾天。
謝回來後，謝真南告訴她說，大華酒家有幾個侍應生被抽調到日月潭，不知道是去幹什麼的。一、兩天後，侍應生回來，才知道是蔣介石帶一批人到日月潭的涵碧樓，而侍應生她們是被調去當招待的。
日後兩人才知道，當時蔣介石假借參加 “台灣光復週一年紀念”的名義來台灣，而其真正目的是為了進行內戰。他和宋子文等一起來，在草山（即陽明山）極祕密地同美帝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會談，大肆拍賣中國的領土、主權，台灣就在這時被出賣給美帝駐軍的。不久以後，就接連出現“中美商約”等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也成了二、二八事件的一個政治背景。
(說明: 此次祕密會談正史不載)
在國大競選前後，全國的參政員也進行選舉，每天在各報上都有幾個競選人登的廣告，記得這時也是謝雪紅上台北的期間。有一天，陳煥圭來和平日報社找楊，坐在日文編輯部和大家聊天，陳翻開報紙看到那些參政員的競選廣告，問楊說：「老楊，你也來登一個廣告。」黃玉鶯在旁邊說：「報社的人登廣告只收半價。」陳煥圭就替楊擬了一份廣告文，內容是對國民黨人的諷刺和對這次競選的搗亂，楊也同意這個廣告文，就拿去登了兩天。
當時傳說參政員的資格不但需要是國民黨員，還要有什麼特別資格，又要進行什麼宣誓的。
十一月中旬，楊來傳到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楊，告訴兩人說最近台北地方很緊張，人心思變，許多地方的群眾都準備好乾糧，預料不久後會發生動亂。楊又說他老早就給張志忠反映了這個情況，並建議黨派人去山裡開小店鋪等等，建設基點，萬一時可作為武裝基地，失敗時也可以作掩護作用。楊說張志忠每次都回說現在還沒有那個需要，而不採納他的意見。說著時，楊來傳是很氣憤的。
這一年秋楊去台中師範組織了一個學生的讀書會，是李韶東介紹的，有呂煥章等幾個人參加；楊去參加了他們的幾次學習後，就把這個工作移交給蔡伯勳等地下黨人。
(說明: 地下黨人數已很可觀)
當時楊克煌想結識幾個“流氓”成份的分子，就去找李喬松介紹，結果果然交了幾個這樣的朋友。二、二八起義時，他們組織起來保護楊等人，又二七部隊開汽車的運輸隊就是由他們組織的。當中有一個人還送謝雪紅一件純白的毛線衣啊！
十二月初旬，林良才由台北來找兩人，對兩人說是最近的將來會有大批美國人來駐在台北。兩人問他是怎麼曉得這個情報，林說是由葉仁義聽來的。林良才還建議兩人是不是到台北開一家酒吧間（Bar），可以搜集一些美國的情報。當時兩人因對這種事業不感興趣，又同林良才沒有組織上的關係，因此，拒絕了他的建議。
葉仁義當時在台北經營一家英文雜誌，但美國人要來台之事是和最近蔣介石同麥克阿瑟密談有關的，葉怎麼會知道這個情報呢？
楊克煌引用的故事:「 十二月間，東台灣發生了一件事：由花蓮港開回蘇澳的臨海長途公共汽車，滿載著乘客。在路上碰到一批蔣軍，他們攔住汽車，要乘客下車好讓他們坐，司機向他們解釋說這班車是末班車，乘客下去沒有住宿的地方過夜。蔣軍竟動武毒打司機，司機無奈地勸乘客下車，又對車掌（隨車服務員）說：「你好好照料乘客，我會回來接你們。」於是乘客就下車了，該司機就載著這一批軍人把車開走了。不一會兒，汽車走到懸崖斷壁的地方，司機把車子加足馬力衝進大海，收拾了這批軍人的性命，自己也英勇地犧牲了。
過了一會兒，那一批乘客由過路的人聽到該汽車衝進大海的情形，才了解那司機本就是決意要消滅那批蔣軍的。大家都為這個司機的自我犧牲精神所感動，於是，這個消息就由這些乘客口中傳開了，很快地傳到全省各地。司機的英勇行為給當時的台灣人民起了示範作用，學習他的辦法來消滅反動派。」
(說明:幾十人死亡的大車禍，當時卻沒有任何大小報紙刊載此消息，楊克煌說謊功夫不弱。)
十二月下旬，有一個上午，兩人突然接到一個電報說楊來傳死了。謝雪紅叫楊馬上赴台北，到克村家，由他帶楊到楊來傳家，只見到十七年的戰友躺在廳邊，楊心裡很痛苦；楊來傳留下了妻子和幾個孩子。
楊克煌、廖瑞發、林良才、李媽喜、楊克村等參加了楊來傳極簡樸的葬禮，又送他到山上埋葬。想起楊來傳幾次到台中來找楊等人，而楊只有這一次到他家；一個月前他來台中時，還是那麼健康，那麼熱情想著革命的事啊！
楊來傳是腦出血奪去他的生命的。
(說明: 台共黨員之間情義深重。)
台灣的二月革命
革命風暴回憶
1947年元月，楊克煌已被和平日報開除，沒有職業，只是每天到建國職業中學看一看之外，兩、三天才給上一次英語課，其他沒有事情可做；而謝雪紅和楊對於接近中、上層人士的門路均很有局限，使得工作不能開展。
台灣自從國民黨統治以來，物價不斷飛漲，這時舊台幣已漲到戰前的一百倍左右，例如一兩黃金幾千元，戰前只約五十元。通貨膨脹使得一般群眾均為生活、生存而掙扎著、鬥爭著。當時，謝雪紅和楊手裡均沒有多少錢了。
正在這時候，謝真南告訴謝說，西屯有一個姓廖的有錢人，他要集股開一家貿易行，店址即在榮町原日本人經營的「高砂」（Beer Hole）地方。謝真南說兩人可以集一些錢同他合股。謝雪紅即和楊的大妹商量，湊了幾萬元，用楊的名義出資，又招了在二中教英語的楊姓教員和蔡瑞旺也各出幾萬元，謝真南也去集了約二十萬元，幾個人合起來共三、四十萬元。廖××自己集了五、六十萬元，總共資金一百萬元。廖××出資多就選他為經理，他又提議店號為「鹿鳴行」。而楊這一方因出資少，又只有楊能參加工作，就選楊為副經理。
2月1日鹿鳴行開業了，要做貿易的計畫一開始還不能做甚麼商品的生意，只好先有什麼賣什麼。起初買了一批水果罐頭，又因所買的高砂店底有一些設備、碗盤等，就決定在門市部經營西餐館。開業頭一個月因貿易貨物還找不到，所以，主要做西餐生意。楊上班時，只是和他們聊聊天。
二月初，張志忠來找謝雪紅，說我們以後要由林英杰（廣東揭楊縣人）來和兩人聯繫。林英杰第一次來鹿鳴行找楊，後又在鹿鳴行和謝雪紅談過一次話，再和楊又單獨談過一次。
林英杰和兩人聯繫後，同張志忠一樣，他每一、兩個禮拜來找兩人一次，但沒有規定日期；他也同張志忠一樣，沒有告訴兩人他本人的住所及聯絡的地址。這對他們的安全是必要的，但後來證明這對工作的需要來說是不適當的。
後來在1948年四、五月問，林英杰曾到香港來找過兩人。不久，他又被派回台，1949年間，在台灣被捕犧牲。
(說明: 張志忠與林英杰都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派來台灣)
1946年，國民黨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已遭慘敗。1947年2月中旬，上海發生搶購黃金的浪潮；戰後國民黨在美帝的支持和指使下，拒絕全國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並濫發鈔票、搜刮物質、破壞民族工商業，搶購黃金的浪潮即是這種罪惡統治的必然結果。至二月下旬，黃金價格衝擊一兩一萬元台幣的大關，台北市地方已買不到大米了。
從此，台灣歷史進入計時變化的進展，兩人跟著投入這股革命運動的潮流中。
1947年2月28日下午，記得是在十三時許，楊克煌在鹿鳴行聽到有人說，剛才台北電台廣播說，台北市民已經起來反對國民黨政府了，…，並呼籲全省各地人民都起來支持台北市民的鬥爭啊！……。許多人都同時聽到這個廣播，但都聽不清楚，好像廣播處的現場在騷動著，一會兒廣播就停止了。
這時，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等跑來找楊，楊邀他們一起到台中水源地的電台去了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大家就騎自行車出發了。來到台中公園邊時，楊進去大華酒家樓上告訴謝雪紅，讓她有所準備。
到電台時，楊等人進去問負責的人，剛才台北電台的廣播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台北電台的“播音室”是在台北新公園內，而電台則在板橋，剛才的廣播據他估計是播音室一時被民眾衝進去，民眾佔領了播音室，呼籲各地民眾起來支援台北市民的鬥爭；但不一會可能是被趕出去，廣播就停止了。他又估計台北一定發生了暴動，楊等人請他今後有什麼變化情況，就同和平日報連繫。
(說明: 他又估計台北一定發生了暴動，楊等人請他今後有什麼變化情況，就同和平日報連繫。所以和平日報是楊克煌依賴的連絡站。)
楊即回來告訴謝雪紅，她和楊一樣感到一場暴風雨終於來到了。謝雪紅叫楊即刻到永豐商店問謝富是否能同林英杰取得聯繫。謝富說他也不知道林英杰住在那裡，但他答應代為尋找。楊又回來告訴謝雪紅，她說讓楊等人分頭出去了解台北發生的情況及台中群眾的反應。
到深夜，謝和楊回來後，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加上當天下午至晚上間由台北回台中的人之描述，兩人得知：2月27日晚上，一批台北專賣局的查緝私煙人員（武裝警察）坐乘一輛卡車到太平町執行任務時，要沒收一個女攤販的私煙。女攤販不肯讓他們沒收，加以反抗。這時，過路群眾都為她抱不平，緝私人員竟開槍打死了一個群眾，於是群眾開始包圍警察局及憲兵隊，要求懲辦兇手。群眾越來越多，整夜間開始遊行示威，進行各種鬥爭，對國民黨在台所施行的暴行的仇恨一時都爆發出來了，清算的日子來了。一般人士都對台北發生的事變表示關心，革命群眾聽到這個消息都興奮極了。
謝雪紅告訴楊，她也去找過謝富，和他交換了意見，並打聽林英杰的消息，謝富答應代兩人找林英杰。
所謂“私煙”是上海出品的，台灣因煙草專賣，所以進口上海煙要繳稅；而這些私煙大都是由國民黨官員偷運進來的，他們獲得暴利，而受害者都是這些小攤販，真是所謂：只許縣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說明: 所謂“私煙”是上海出品的，台灣因煙草專賣，所以進口上海煙要繳稅；抓“私煙”是抓逃稅，但傷害台灣百姓的情感，陳儀因迷信計畫經濟，對民怨無警覺。)
3月1日上午（這一天是星期六！）謝雪紅叫楊再去永豐問謝富找到林英杰了沒有？楊說自己要先到建國職業中學向學生們講話。於是，楊先到該校向全校師生說明台北市民奮起向國民黨展開鬥爭的情況，並鼓勵學生們準備起來鬥爭。講話時，楊很激動，師生們也很興奮，大家表示要起來參加鬥爭。
(說明: 楊先到該校向全校師生說明台北市民奮起向國民黨展開鬥爭的情況，並鼓勵學生們準備起來鬥爭。講話時，楊很激動，師生們也很興奮，大家表示要起來參加鬥爭。謝與楊很得民心。)
隨後，楊去永豐找謝富，他還是找不到林英杰。楊忍不住心中犯嘀咕——此時，黨的領導在那兒？黨的方針如何？黨的指示是什麼？
中午楊回來時，謝雪紅告訴楊說，今天早上她去參加一個會，台中市的各方面上、中層人士都參加了。會上有人出來匯報台北的一些情況說：台北市民27日夜晚一直繼續展開鬥爭，28日上午焚燒專賣局市內的一所辦事機構，並提出要求嚴懲殺人兇手、撤銷專賣局等口號。28日下午，幾萬群眾到長官公署請願，這時，陳儀竟下令軍隊開機關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群眾多人。群眾一時被打散，激怒的群眾隨即到新公園的電台廣播，要求全省人民起來支援他們。
會上最後決定派林連宗等幾個人赴台北，去向台北市民表示台中市民支持他們的那幾項要求，並去了解事變發展的近況。林連宗（彰化小西人，律師）當時是所謂「台中自由保障委員會」的委員。林去了台北後，在國民黨鎮壓時被殺害。
當天下午，楊又去鹿鳴行繼續了解情況，這時來鹿鳴行出入的人士多了，一些記者也常到這裡來。謝雪紅叫楊下午再去找謝富一次，告訴他在這個緊要的時候找不到林英杰，叫兩人怎麼辦呢？
楊又從鹿鳴行去永豐，謝富還是說找不到林英杰。楊再回到鹿鳴行時，看到市面上已很緊張了，大家都無心工作，來鹿鳴行吃西餐的人也很少了。
16時許，鐘逸人到鹿鳴行來找楊，給了楊幾張小傳單——約二寸寬、三寸長——內容是：3月2日上午九時，在台中座舉行市民大會，但傳單上沒有註明主辦團體。
解放後，兩人在上海時，始得知這些傳單是林英杰在楊逵家領導搞出來的。當時林英杰藏在楊逵家，謝富也同他們有聯繫。這是地下黨做的事，不給兩人知道是可以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林英杰不同兩人聯繫，又不給兩人指示，讓兩人自己去亂撞，到後來武裝鬥爭時也不給兩人協助，……等等，這是為什麼？
(說明:等不到上級指導，兩人決定隨機應變。)
當晚，謝雪紅和楊均感到一場革命風暴終於來到了，她最後再叫楊說：「你是不是再去永豐跑一趟。」楊說：「我已和謝富講好了，他如找到林英杰，就會來告訴我們。」
革命前夜，謝雪紅告訴楊：「我們和黨得不到聯繫，不了解黨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總是臨機應變吧！但要慎重一些，……。」
當晚大華酒家沒有開門營業，也即永久關門了。
召開市民大會
3月2日（星期日），本來這一天上午九時「台灣重建協會」預定在台中座舉行講演會，因台北事變發生，講演會取消了。
1947年3月2日，早晨謝雪紅和楊約定以鹿鳴行作為聯繫。七時許楊就先出門，到鹿鳴行的沿路，楊看到當天市內商店不約而同地全部關門了，罷市了。八點的時候，楊來到台中座對面的人行道前面看情況。八點過後，在台中座前馬路徘徊的群眾已經很多了。八點半左右，楊看到有人在台中座大門貼了一張壁單。這時，鐘逸人跑來告訴楊說，那張壁單寫著停止舉行市民大會的通告。楊即對鐘說：「不管是誰寫的，把壁單撕掉，把大門打開，讓群眾進去。」鐘逸人跑過去照辦了。
於是，群眾紛紛湧進會場——台中座，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楊還不知道該做什麼好，……。將近九點的時候，楊也進到會場，這時會場已座無虛席，有許多人站在席位周圍的走道上；但整個會場內卻異常肅靜，很少有人談話、咳嗽，好像大家都屏息靜氣在等待著什麼事將發生。時間已到九時了，講台上還沒有人上去，只見坐在前面的一些群眾頻頻回過頭來望些什麼似的，大概他們是要找尋大會的主持人來到了沒有。不久，有一些群眾鼓掌起來了，催著要開會。大家也不知道召開今天市民大會的主持人是誰？爲什麼没看到人來？那些散發傳單的人到那裡去了？
楊克煌進去會場後，碰到楊逵，謝富等人；當群眾催促著要開會的情況下，他們居然要楊上台去。楊對謝富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啊！（事實上，楊逵等人是參與策劃召開今天的市民大會啊！為何他們自己不上去？）楊沒有答應。有幾個“流氓”朋友拉楊到旁邊去，說：「我們已組織了二十多個人支持你，暗中給你保護，……。」
這時，楊心裡想著今天上台去的問題可是很大的，楊不了解黨的方針，黨也沒有給楊任何指示，楊知道這一個行動的後果是無法收拾的。萬一做錯了怎麼辦？楊猶豫不決；但看到群眾那麼熱烈等待著要開會，大家的心裡是要對國民黨的統治來一次總清算的，難道就沒有人敢出頭露面嗎？楊逵、謝富又來催楊上去，說楊上去後會有人接著再上去的。開會時間已過了幾分鐘了。這時楊思想上的一切顧慮都忘了，就一個人跑上講台去，當時場內絕大部份的群眾是不認識楊是什麼人的，大家看楊上去就更肅靜了，一千多人的雙眼只望著楊一個人。
楊突然上台，毫無準備，幾分鐘前還只是在考慮應不應該上去，完全未想過上去後要講些什麼話，且楊本來講話就笨的，但已上來了，不允許再考慮了。
楊發言的第一句就問：「大家是不是同意今天的會做為代表全台中市民的“市民大會”？ 」大家鼓掌答：「同意。」又問：「今天大家是不是自動來的？」大家答：「是」。再問：「大家是不是受共產黨或誰的煽動而來的？」大家答：「不是啊！」楊自己這時不知道為什麼提出這樣奇怪的問題。
之後，楊就開始講台北事變發生的經過情形，當時楊對事變的整個情況之了解並不比在座的聽眾多，只是，楊為了鼓勵大家，就作了些“添枝加葉”的描述；但儘管楊如此的誇張，後來才知道事實情況比楊所講的還激烈多少倍。接著，楊又說明了台北市民對陳儀政府提出的幾項要求等等。這時楊看還沒有人上台來，就接著對國民黨一年多期間在台灣的貪污腐化、劫收搶奪，以及對台灣人的欺壓凌辱、敲詐勒索等等例舉出來加以譴責、痛罵，楊覺得這一天是楊最痛快的日子！
(說明: 接著，楊又說明了台北市民對陳儀政府提出的幾項要求等等。雖然沒有上級指導，但橫向聯繫是暢通的。)
楊在台上看到坐在前排的一個人，他原是三美堂時代（日治時期）曾和楊吵過幾次架的查帳稅務人員。楊看到他聽講時好像是非常滿意地連連點頭，有時還鼓掌著。
在楊演講當中，楊逵等幾個人竟在會場內散發什麼傳單，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在做“民意測驗”的，啊！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民意測驗呢？真是要搗亂？
當時因沒有擴音器，楊演講時就離開講桌，站到講台前緣來講，以便更接近聽眾。
楊繼續講了一個多鐘頭，台上還是沒有人上來。十時許，楊聽到後面座上有人鼓掌起來，仔細一看是謝雪紅來了。原來她到鹿鳴行等楊，看楊沒有去很著急，這時她才聽人說楊在台中座演講，於是她立即趕來了。
楊克煌看到謝雪紅來，就向大會宣佈：「現在我們正式來開市民大會，我建議選謝雪紅先生為大會主席。」這時滿場鼓掌贊成；於是謝雪紅就上台來講話，並討論台中方面的鬥爭方針。民眾之中，有人提議遊行示威，發表宣言等議案。會場甚為緊張，不愧稱為一個革命的市民大會。
(說明: 選謝雪紅先生為大會主席，主持革命的市民大會。)
謝雪紅講話後不久，就有其他幾個人上台去了。這時，楊想出去會場外面看一看情況。一出來，看到會場外聚集了不少人，在那裡議論著什麼。楊又想到要去叫人來拍幾張相片，於是楊向火車站方向走，這時，朱炎跑來找楊，對楊說：「現在起來幹是最好的時機，目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最空虛，……。」當時，楊沒有準備做什麼，對他的話只是聽聽而已，也沒有問他甚麼話。其後也沒有機會再碰見他了。
(說明: 朱炎跑來找楊，對楊說：「現在起來幹是最好的時機，目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最空虛，……。」當時，楊沒有準備做什麼，對他的話只是聽聽而已，也沒有問他甚麼話。潛伏內部已久，朱炎對陳儀的軟肋，知之甚詳。)
楊一直走到火車站前「聯華行」（汽車零件商）找陳紹恒，對他說：「今天你出來多拍幾張相做紀念啊！」隨後楊又跑回台中座，這時，楊看到果然有幾個流氓朋友跟著自己，給自己保護。
楊克煌回到台中座，又上去台上。
這時謝雪紅和群眾正在討論台中市民提出的幾項要求，例如廢除專賣局等。
隨後，有幾個人接著講話，高兩貴激動說：「我們不僅要反對阿山，同時，也要反對半山。……。」
( 說明: 高兩貴說：「我們不僅要反對阿山，同時，也要反對半山。……。」國民黨反動派帶到台灣去的貪官污吏、匪軍士兵、特務惡棍、奸商暴徒無一不欺壓台灣人民；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十之八、九都是這樣的壞人，台灣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所以，事變剛發生時，有見到阿山就打的情形。所以打殺外省人也早在計畫之中。)
高兩貴是台北人，原文化協會積極分子，曾信奉過無政府主義；1928年以後脫離政治活動，在台中經營一家“米糧行情”的小報，為糧食商服務。“阿山”是終戰後台灣始用它來稱呼外省人的；本來台灣人稱大陸人為長山人（唐山人）。國民黨反動派帶到台灣去的貪官污吏、匪軍士兵、特務惡棍、奸商暴徒無一不欺壓台灣人民；當時來台的外省人十之八、九都是這樣的壞人，台灣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所以，事變剛發生時，有見到阿山就打的情形。“半山”指跟國民黨回台的台灣本地出身者，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為虎作倀，幫助國民黨反動派來欺壓台灣人。
(說明:高兩貴積極參加三青團，也同時具有中共黨員及國民黨員雙重身份，後來得到李友邦的保護。)
會中另有一青年人要求上台講話，他因長期受日本教育，戰時又被抓去當兵，此時他的家鄉話（台語）講不出來，最後講一句話：，「看他們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就怎麼對待他們，……。」暗示要打了。他的話說得對啊！反其道而攻之嘛！
這時已將近中午了，謝雪紅宣佈散會後要整隊進行示威遊行。有人提議叫消防隊派消防車來作隊伍的前鋒，……；當時的消防隊長是林連城。
正在這時，坐在後面的人聽到會場外的騷擾聲，就都衝出去了，跟著全會場的群眾也跑出去了。原來，在會場外的群眾發現有一個特務來偵察情況，就把他揪起來打了。這時湧出外面的群眾顧不得要整隊遊行，如脫韁之野馬分兩路跑了。完全沒有人領導，也沒有人示意他們要往那裡去，而是群眾自己正確地找到了主要的打擊對象。這時楊也沒有想到去和謝雪紅聯繫，就跟著一批群眾跑了。這批群眾首先衝入三青團（位在原日寇1923年為裕仁皇太子來台而蓋建的所謂紀念館），把裡面的家具、設備全部搗毀了。楊進去時，即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幅蔣介石的大畫像已被人拉下來，撕得粉碎了，痛快！這表示台灣人民還是清楚地認識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
(說明:這批群眾首先衝入三青團（位在原日寇1923年為裕仁皇太子來台而蓋建的所謂紀念館），把裡面的家具、設備全部搗毀了。楊進去時，即看到掛在牆上的一幅蔣介石的大畫像已被人拉下來，撕得粉碎了，痛快！這表示台灣人民還是清楚地認識他們的真正敵人是誰。其實真正問題是: 誰教他們認識這個敵人?當時還未發生鎮壓行動，台灣人民恨蔣介石竟超過恨陳儀，實在令人驚訝，是誰在引導? )
隨後群眾就跑到警察局，把它團團圍住。此時警察局的大門關著，一些警察有的帶著槍站在陽台上，有的爬到屋頂上與群眾對峙著。後來警察局洪局長接受人民的要求，解除該局全體警察的武裝，封閉該局的一切武器。
這時有人叫楊說，在圖書館開會要楊趕快去參加。楊就來到圖書館，看到裡面的房間擠滿了人，都是台中上、中層的人士，有一部份即是那些所謂的“御用紳士”，聽說林獻堂也來在那裡。楊進到一個房間，大家都不認識楊，而他們可能也沒有去參加今天早上的市民大會，只聽他們在談論著怎樣來收拾局勢的問題，這些人根本不想如何來開展爭鬥。一會兒，竟有人提議要找出今天肇事的人出來追究責任，這明明是要整左派啊！楊看到情況不對頭，即要離開時，走到圖書館大門，碰到蔡惠郎（內科醫生），他和兩、三個人也正要離開。蔡醫生對楊說：「還要議論甚麼，就把國民黨的軍、政、黨團的機關都加以佔領起來嘛！」那是表明摧毀反動派的全部國家機構，建立人民的政權！蔡醫生的這句話是革命的。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所有機關的招牌都已被群眾拆拉下來扔掉了，但楊對此形勢還沒有明確的認識，對下一步該做些什麼也還不了解。
(說明: 楊看到情況不對頭，即要離開時，走到圖書館大門，碰到蔡惠郎（內科醫生），他和兩、三個人也正要離開。蔡醫生對楊說：「還要議論甚麼，就把國民黨的軍、政、黨團的機關都加以佔領起來嘛！」那是表明摧毀反動派的全部國家機構，建立人民的政權！蔡醫生的這句話是革命的。蔡醫生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革命? 這是大問題，顯然也是陳儀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時正是下午一時許了。
後來聽說那天下午這批御用紳士竟與國民黨取得聯繫，接受警察局長的建議，按照台北市御用紳士們的組織形式，在市議會會址成立了「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簡稱「台中處委會」)。
( 說明: 蔡醫生的這句話是革命的。當時，雖然國民黨的所有機關的招牌都已被群眾拆拉下來扔掉了 。可以見得台灣菁英階層的革命性是很強烈的，反國民黨的種子早已種下! )
武裝起義
楊克煌從圖書館出來後，又轉回警察局，這時包圍該局的群眾更多了，只見陽台上站著謝雪紅，像在那裡開會的樣子。
原來謝雪紅從台中座出來後，跟著另一路群眾走到在南台中的專竇局台中分局，群眾闖進該局找負責人，而負責人早已逃跑了。群眾就找代理負責人，並向該局高級職員宣佈立即廢除專賣制度，該局由群眾來管理；在群眾還未接管以前要由該局職員負責維護該局的一切財產，並要他們寫下保證書。起初，他們以負責人（分局長）不在為理由，推諉不肯，群眾卻要他們全體負責，立即寫出來。在群眾壓力下，他們終於寫了即時廢除專賣制度，該局財產移交給台中市民管理，在市民未正式接管之前，負責保護該局財產等項之保證書，遞交給謝雪紅。
事畢，謝雪紅和群眾回來的途中，望見一群人，走近一看才知道群眾包圍了劉存忠的宿舍。這時劉家有五、六個人竟開槍打死或打傷了一個群眾，極憤怒的群眾因手上沒有武器，就商量要放火燒劉的住宅。運來了一大桶汽油，後又擔心火會延燒到鄰近的住家，正在考慮如何處置時，謝雪紅等剛好趕到了。於是謝雪紅一個人單獨進入劉宅，去和劉存忠談話，又使劉繳出六支手槍，然後把劉等押上了消防車來到警察局，在該局的陽台上舉行鬥爭會。鬥爭會上，那個開槍打死了一個群眾的劉警衛員，他自己從陽台跳下負傷。當時有一個叫何鑾祺的人，打了劉他們，在蔣援軍開到台中時，他被抓去槍斃了。
(說明: 於是謝雪紅一個人單獨進入劉宅，去和劉存忠談話，又使劉繳出六支手槍，然後把劉等押上了消防車來到警察局，在該局的陽台上舉行鬥爭會。謝雪紅真有革命者的架勢。)
此時，楊剛好來到，即撥開人群上陽台找謝雪紅，謝見到楊即說：「你趕快回去找謝富連繫，馬上把我們的人組織起來。」於是，楊即刻回建國職業中學，叫人去找謝富，要他們派人來。另外，楊叫蔡鐵城去收繳和平日報報社的手槍。蔡一會兒就回來，共繳了三支手槍，把一支交給楊。同時，去找謝富的人也回來了，但沒有看到謝富來。
下午五時左右，楊回鹿鳴行吃飯，這時謝雪紅也回來了。她告訴楊說，在警察局鬥爭劉存忠時，群眾中有人提議要拉劉下去當場打死。她和陽台上的人商量，大家的意見是把劉暫時關押起來，待日後處理，要徹查他過去的貪污罪行。謝雪紅又說，她當時考慮到台灣未有過當場打死人的例子；且如果把劉打死，會有人以為目的達到了，不再進行鬥爭，另外，有人可能會因出了人命案以後不敢出來，為考慮繼續進行鬥爭，她也反對把劉當場打死。劉等即被押到台中監獄關起來了。
劉存忠當時已卸任台中縣長，任省警備司令部高級參謀。
謝雪紅又說，在鬥爭大會後，把該分局的武器——幾十支步槍、日本刀一一都集中封鎖起來了，這時分局的外省人警察都逃跑了。
( 說明: 楊叫蔡鐵城去收繳〈和平日報〉報社的手槍。蔡一會兒就回來，共繳了三支手槍，把一支交給楊。〈和平日報〉報社藏手槍，是誰的預謀?
令人不能無疑。)
謝又問: 謝富怎樣？楊答叫人去聯繫了兩次，都沒有看到派人來。
吃過飯後，謝雪紅對楊說：「聽說要在市參議會開會，我們去看一看。」市參議會會址即原日寇的「市協議會」會址，也稱為「市民館」。兩人到達後，看到每個房間都有很多人，都是本市上、中層人士，也就是中午在圖書館開會的那些人。聽說他們已組織了“事變處理委員會”，即按照台北市的辦法搞的。他們有些人在討論什麼“處理辦法”，擬訂提出什麼政治主張，另外一些人在討論組織機構、人事配備的問題，夢想可以撈到一官半職。兩人這邊看、那邊聽，感到無從插嘴的地方。
21時許，有人來電話報告說國民黨軍隊從南部地方開到台中來了。一會兒又有電話來說滿載國民黨的軍隊開到台中來了。隨後又再打來幾次同樣的電話，反映情況緊急，蔣軍越來越逼近台中了。
這時，謝雪紅說: 我們到火車站去了解一下。於是兩人即離開市民館到火車站去，向車站裡的職員打聽消息，他們又打電話訊問了幾個車站，各車站均回答沒有看到軍隊開來台中的情形。謝雪紅請他們多和各車站聯繫，如發現有什麼情況隨時和（處委會）聯繫，他們馬上答應了，謝雪紅還問他們如有軍隊要開來台中，有什麼辦法把它阻止沒有？他們說可以和各車站聯絡，想想辦法。最下策的辦法就是用一輛火車頭去和它相撞。於是對付由鐵路來的軍隊已沒有問題了，兩人就再回到市民館。
兩人回到市民館已將近午夜十二點了，在遠處就望見市民館的電燈全熄滅了，兩人覺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市民館外面還有許多青年在那裡，這兒一群、那兒一群在談什麼，謝雪紅問他們：「處理委員會怎麼啦！」他們答：「他們一聽到軍隊要來攻台中的消息，都逃跑了，電燈也關掉啦！」謝又問他們：「那你們為什麼還不走？」他們說：「我們正在商量要和軍隊幹。」謝雪紅說：「那麼我們到裡面去。」
兩人進去市民館後，打開電燈。燈光亮了，在附近徘徊的群眾也都來了。
謝雪紅首先對那些青年說，剛才有軍隊要來進攻台中的消息，我們應先武裝起來，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衛；台中警察局有幾十多把步槍和日本刀，先去搬來武裝起來。
青年們去拿了武器，武裝起來後，就分頭去各交通要道站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說他們要去攻打派出所、軍隊的小單位，也都出發去了。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
(說明: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謝雪紅指揮能力強，安排的頭頭是道。)
這時，軍隊將要來台中的電話又響了，兩人就把消息通知電台叫他們向外廣播，又有一則消息說蔣軍已到烏日（台中以南約五、六公里的小鎮）和烏日地方的人民打起來了。這則消息播出後，烏日車站來電話說，烏日並沒有發生戰事。這時，兩人才恍然大悟，知道這些蔣軍打來的消息全是敵人用來恫嚇人民的陰謀。但敵人的這種詭計並沒有嚇倒人民，反而促使人民起來進行武裝鬥爭。
經過3月2日一整夜——正確地說是3月3日凌晨到天亮——的戰鬥，台中市內的蔣軍小基點（如倉庫等等）和警察的派出所均被人民攻佔了。
( 說明: 謝雪紅又叫《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去組成一個小組到電台廣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報告蔣軍要來進攻台中，台中市民已準備好要抗戰，並已在市內開始主動向蔣軍進攻了。並呼籲中部地方的人民起來進行鬥爭，佔領市、區、鎮，鄉的國民黨政、軍、警、黨團的所有機關和派出武裝隊伍到台中來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裝鬥爭。那個記者就去電台徹夜繼續廣播了。《中華日報》分社的一個記者願意忠實執行謝雪紅的命令，這又是誰的預謀安排?)
成立作戰本部
3月3日早晨，謝雪紅和楊商量決定成立一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簡稱「作戰本部」），並即時去刻兩枚圖章。所謂委員會實際上並未成立，而“中部地區”是指日治時代的台中州管轄區，當時約有一百多萬人口，現在楊也記不清楚當時為什麼用“治安”兩字。其他市內群眾組織——武裝的和非武裝的——也均有稱為××治安隊。記得蘇聯有個「治安人民委員會」，是國家的保衛組織。
上午，作戰本部宣佈讓各群眾組織前來進行登記。那時青年自動組織起來的均稱××治安隊，各隊人數有二十多人至四、五十人，均有武器。這些青年大部份是被日寇抓去當兵的，所以會打仗。他們都以被日寇派去各地方的隊友為基礎自動結合起來的；因此，各隊內的人互相認識，各自選出隊長，有「菲律賓治安隊」、「馬來亞治安隊」、「新加坡治安隊」等等；另有的是混合的，如獨立治安隊。另有一些是學生或“流氓”份子組織起來的。各大企業、工廠也有治安隊，但它們還沒有武裝，是以保衛各自單位為目的的，如製糖公司、專賣局等，他們各自選出隊長，寫名單到作戰本部進行登記，等候命令。
當天十時許，聽說蔣軍出來了，青年們即刻組織去迎擊。當時作戰本部只有一支機關槍，青年們把那機關槍架在一輛卡車的司機座位上出去迎擊了。卡車開到公園附近時，突然發現兩、三輛卡車的軍隊從後面追來了，青年們倉皇間不能回擊，跳下車就跑了。這個辦法失敗後，青年們即提議大家帶手榴彈爬在屋頂上等軍隊來就扔。後來兩人才了解當時蔣軍並不是要進行反攻，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安全，正在進行集中隊伍的轉移調動。
中午以後，有許多地方來支援的武裝隊伍都陸續開到台中了，市內各單位和一些地方上的團體即自動送來糖、酒、糕點、大米及生豬肉。為了供應隊伍的伙食，兩人在「台中醫院」利用該院的蒸汽鍋做飯，由市婦女會組織婦女來做“團飯”，分配給各隊。
( 說明: 中午以後，有許多地方來支援的武裝隊伍都陸續開到台中了，市內各單位和一些地方上的團體即自動送來糖、酒、糕點、大米及生豬肉。為了供應隊伍的伙食，兩人在「台中醫院」利用該院的蒸汽鍋做飯，由市婦女會組織婦女來做“團飯”，分配給各隊。團結一心的抗爭市民， 見證謝雪紅民意基礎強大。)
下午，由軍隊軍火庫搬來幾輛卡車的手榴彈（日本製的，無木柄的），就存放到建國職業中學校內。那時步槍很少，均由繳獲單位作為武裝自己的隊伍用。楊克煌的一支手槍也被人要去了。
不久，蔡鐵城來叫楊到鹿鳴行開會，楊即刻去了。市內的台灣人記者正在那裡商量要發行各報的聯合版，楊馬上表示贊成，並建議由王思翔出來協助寫文章；蔡瑞旺當場自動捐出一萬元買紙張。
那時，謝雪紅和楊分開工作，她負責指揮隊伍的作戰以及對外的交涉；楊負責隊伍的登記和簽署彈藥、汽油、飯食等物品的供應。
(說明: 謝雪紅和楊克煌分工合作，女主外男主內配合得天衣無縫。)
下午四時，探知在日寇「教化會館」集中了不少軍人，他們竟抓了幾個行人進去裡面、訊問人民武裝的活動情形。
後來才知道：因有一些青年武裝隊伍在三日凌晨起義，攻佔蔣軍需品倉庫後，從裡面找出原日寇空軍的軍裝出來穿了，又穿上長統皮鞋，帶日本刀等：因此蔣軍誤以為他們是日軍，大為震驚，又不知他們打從那裡跑出來的，使得軍隊都跑到教化會館來了。
蔣的黨、政人員（官員）即各自躲藏起來，或找反動人物為他們做掩護。市長黃克立在三日晚上，化裝為乞食（乞丐），在企圖逃跑到霧峰林獻堂家尋求掩護的路上，被起義的人民發現，而抓起來了。
探知蔣軍集中在教化會館，當天黃昏的時候，謝雪紅即組織武裝隊伍，命令他們去圍攻。戰鬥開始後，不久天就黑了，電線又被打斷，全市電燈熄滅，陷入一片漆黑。步槍聲、手榴彈爆炸聲，響徹全市，這是台中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巷戰。
(說明: 謝雪紅主導，台中市有史以來第一次巷戰。)
因敵人居高臨下，周圍又隔著一道圍牆，進行頑抗，使得起義隊伍無法接近教化會館大樓。到晚上九時左右，作戰人員回到作戰本部，建議使用汽油瓶和手榴彈一起扔去放火燒，兩人也同意了。馬上運來一大桶汽油，再一瓶一瓶分裝在小空瓶；因當時電燈熄滅，用蠟燭火照光，又不敢太接近汽油，使得裝瓶的工作花了很多時間。
這時，起義隊伍喊著軍隊投降了，只見軍隊舉出白旗，但卻又一邊開槍，傷了幾個起義隊的人，於是雙方又繼續交戰著，後來兩人才知道當時軍隊內部意見分歧，有些單位主張投降，但有些單位不肯投降，而繼續開槍。
汽油罐裝好後，即運去投擲，結果卻不起火，回到作戰本部報告情況。一查驗才得知鐵桶裡裝的全是水，原來軍隊早就把汽油變賣掉，在鐵桶裡裝了水的。
大家又協議決定，運幾桶汽油用消防車來加以噴射，放火燒之；消防車開到時，敵人聽到要用汽油燒了，他們就全部投降了。這時是23時許了。
敵人投降後，兩人才知道集結在教化會館的有憲兵隊、後勤部隊等六個單位，共三百多人，內有軍官三、四十人。武裝隊伍把俘虜的蔣軍軍官及一部份士兵押到作戰本部，關在二樓，其中有一部份受傷的。
(說明:在教化會館的有憲兵隊、後勤部隊等六個單位，共三百多人，內有軍官三、四十人。武裝隊伍把俘虜的蔣軍軍官及一部份士兵押到作戰本部，關在二樓，其中有一部份受傷的，都成謝雪紅手下敗將。)
3月4日清晨，有兩個嘉義來的高山族青年到作戰本部要求支援武器，當時起義軍的步槍還不夠分配，只能給他們幾箱手榴彈，他們很高興地帶回去了。
早上下著小雨，各治安隊伍在小雨中列隊在作戰本部前待命。
早晨，由嘉義來的消息說，嘉義地方的武裝人民在虎尾飛機場，同軍隊正發生激戰，作戰本部即決定派遣隊伍前去支援他們，於是前後派出三批去了。第一批是由顧大郎指揮的。
顧大郎，台中市人，是顧行的兒子，那時已經由日本學醫回來；他在1925年曾誤飲了庚仔油，被謝雪紅給救了的。顧大郎率領隊伍到虎尾參戰後，即犧牲了；五日遺體運回台中開追悼會。
當天上午，又聽到在大肚跑馬場有一股蔣軍流竄到那裡，本部又派一支隊伍去追擊了。
上午，當時蔣軍在中部地方的最大一個基點——第三飛機場——還未攻克，該廠是蔣軍為了裝配美帝的飛機而建設的；機場位於台中市西郊，原日寇飛機場鄰近。當時有幾支治安隊主動要求去攻擊該機廠，兩人也答應了，他們分乘幾輛卡車出發了；但不久又折回來，報告說該機廠周圍有一道高磚牆圍著，正門的門樓上配備著幾挺機關槍，無法接近。
有一個隊員說，他們找來一個平日在該機場進出的承辦貨物商人，由這個商人口中得知該廠有官兵約五百人，大部分是非戰鬥人員，其中有一半是台灣青年，這些台灣青年是主張起義的。於是，兩人請那個商人設法再混進去該廠，去通知裡面那些台灣青年，說中部地區的蔣軍已全部被人民武裝解決了，叫他們進行起義，逼迫該廠軍投降。
中午時候，第三飛機廠來了三個士宫，說他們是該廠廠長雲××（中將頭銜）派來的，問兩人投降的條件為何？謝雪紅答：「 1．該廠武器集中起來，由我們保管；2．該廠士兵如不抵抗者，一律保證其生命安全；3．該廠士兵的生活，暫自行管理。」他們再問了幾個具體問題後，就寫了投降書遞交謝雪紅了。
(說明: 第三飛機廠廠長雲××（中將頭銜）寫了投降書遞交謝雪紅。)
至此，中部地區的蔣軍基本上全部解決了。
四日當天，台中還發生了下列幾件事：
上午，鐘逸人的叔父鐘××（在台北法子公廟邊開醬菜工廠）送一萬元來捐獻；在起義期間，起義軍沒有用過錢，是不缺錢的。
有幾個台北青年到作戰本部來聯繫，說他們可以在台北搞到幾架飛機，飛到台中來。在飛來的一路上要散發傳單，到台中後要協助兩人作戰，請二七部隊在台中西郊（大雅？）機場佈置三塊白布，排成三角形，指示他們降落的地點。兩人也照辦了，可是後來不知何故，沒有飛機飛來。這是四日或六日的事。
台中市內醫生自動組織救護隊，三日來作戰本部免費替治安隊員療傷，四日又有幾個醫生來給謝雪紅打了強心針。
晚上，有一批強盜去搶劫醉月樓，有人來作戰本部報告，請求派人去取締。
蔡孝乾黨令如山
3月4日13時許，李喬松到作戰本部來找謝雪紅，說黨（台工委）要我們把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處理委員會。他說：「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謝雪紅表示不同意。她問楊的意見，楊說：「這怎麼成！」過一會兒，謝富也來傳達同樣的命令，記得林兌也來說服兩人。
至15時許，李喬松又來找謝雪紅，楊看到李喬松講話時，幾乎流出眼淚來，這時他對謝說：「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從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同志犯錯誤啊！」謝雪紅在楊身邊低聲對楊說：「這是蔡乾的命令！」楊說：「服從就服從吧！」謝這時也只好同意了。
( 說明: 李喬松到作戰本部來找謝雪紅，說黨（台工委）要我們把武裝指揮權移交給處理委員會。他說：「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謝雪紅表示不同意。她問楊的意見，楊說：「這怎麼成！」過一會兒，謝富也來傳達同樣的命令，記得林兌也來說服我們。他對謝說：「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從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同志犯錯誤啊！」謝雪紅在楊身邊低聲對楊說：「這是蔡乾的命令！」楊說：「服從就服從吧！」謝這時也只好同意了。可見謝雪紅黨性堅強，蔡孝乾則居領導優勢，能主導大局。)
自從2月28日聽到台北事變起，兩人幾次努力想辦法要取得黨的領導和聯繫，均得不到回應；蔡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卻不同兩人聯絡，也不給兩人協助，而第一次來聯繫就是提出要兩人把武裝領導權移交出去。
(說明: 自從2月28日聽到台北事變起，兩人幾次努力想辦法要取得黨的領導和聯繫，均得不到回應；蔡孝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卻不同兩人聯絡，也不給兩人協助，而第一次來聯繫就是提出要兩人把武裝領導權移交出去。楊克煌想不通的問題，其實就是蔡謝心結，蔡孝乾不願勝利的光環罩在謝雪紅頭頂上。)
當時聚集到台中來“觀戰”的中部各地方的上、中層人士和台中市的人士，在了解第三飛機廠的蔣軍已來投降，中部地區的武裝鬥爭已獲勝利後，他們就開會要重新組織 “中部地方事變處理委員會”，記得地點是在當時的國民黨台中市黨部——原日寇時代的台中市役所。
謝雪紅和楊服從了蔡乾的指示，把武裝隊伍的指揮權移交給“處委會”以後，當天16時即到處委處參加開會，會上參加的人約有兩、三百人。到會後，謝雪紅被邀請出去作這次武裝鬥爭經過情況的報告。
她講完話後，莊垂勝——當時的台中圖書館館長——上台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們要以武裝力量為背景，爭取實現政治上的要求。」莊是上、中層人士的代表人物、知識分子。
隨後，大家討論武裝組織的問題，決定設司令部於台中師範學校（該校校長是日帝投降後，由北京回台的漢奸洪炎秋。），推舉吳振武為司令，謝雪紅為參謀。吳振武曾任日帝海軍大尉。這個消息傳出後，武裝隊伍就到司令部報到了。
謝雪紅和楊回到作戰本部後，她又告訴楊，她要再到處委會去應付他們，叫楊暫時留在作戰本部。
當晚，左營來了二個青年，到作戰本部要找謝雪紅，據他們說，他們是左營海軍要塞的士兵，又說他們於台北事變後即被蔣軍官禁閉起來，不許他們和外界接觸。他們在裡面商量如何爭取出去和外面聯繫，就決定假裝著很順服。到四日上午，他們分別以探親為理由，取得批准外出，而得出來了。事先蔡懋棠叫他們出來後找謝雪紅，要求台中派一支武裝隊伍到左營圍攻要塞，屆時他們台籍士兵會由內部響應起來，即可佔領該要塞，打開該要塞的軍械庫，那裡的武器可以裝備幾百個人；這樣一來就可以聯合高雄的武裝人民進攻壽山軍隊要塞。但此時兩人的武裝指揮權已交出去了，後來，謝雪紅曾就此事到處委會打聽意見，他們說現在武裝隊伍要整編，拒絕支援外地，沒有辦法了。
同時在當天晚上，謝雪紅在處委會聽到一個醫生反映說，在南台中某處有一批特務在那裡開會，陰謀反攻。謝得到這個消息後，即找埔里隊（隊員有四、五十人，大部份是高山族），由隊長黃勝卿率領該隊到特務開會的地址，把它包圍起來。然後衝了進去，一舉逮捕了二十多個特務，繳獲了一批反動證件——國民黨證、臂章等，然後把這一批特務送進台中監獄關起來。
四日深夜，謝雪紅到教化會館，發現埔里隊的高山族戰士抱著槍伏在地上看守，見她進來即站起來立正敬禮。謝對高山族戰士的戰鬥精神和嚴格規律很感動。教化會館當時存有大批軍軍需物資。
當夜，謝雪紅沒有回到作戰本部。
( 導讀: 事先蔡懋棠叫他們出來後找謝雪紅，要求台中派一支武裝隊伍到左營圍攻要塞，屆時他們台籍士兵會由內部響應起來，即可佔領該要塞，打開該要塞的軍械庫，那裡的武器可以裝備幾百個人；這樣一來就可以聯合高雄的武裝人民進攻壽山軍事要塞。但此時我們的武裝指揮權已交出去了，後來，謝雪紅曾就此事到處委會打聽意見，他們說現在武裝隊伍要整編，拒絕支援外地，沒有辦法了。可見蔡孝乾是瓦解革命形勢的罪人。)
成立二七部隊
3月5日，只有楊一個人在作戰本部坐鎮應付。十點左右張志忠來找楊，因屋裡人多，楊出去外面同他談話。首先，楊以埋怨的口氣對他說：「你們要我們交出指揮權，看以後怎麼辦？」張說：「不要灰心，我們以後還要組織，……」楊說：「現成的東西都不要了，以後怎麼組織？」張又叫楊快把所有手頭上的武器盡量疏散到農村去，楊心想我一個人有什麼辦法疏散呢？
在和張志忠談話回到房間時，即有人問楊：「他是誰？」楊覺察到有人在監視自己了。
當天下午，鐘逸人來告訴楊，他要把原來的獨立治安隊隊伍擴大組織“二七部隊”，繼續接受兩人的領導，地址設在原日軍「八部隊」營舍。楊對他說：「你要找謝富，他那裡有一批青年學生很好。」鐘逸人說他已和謝雪紅聯繫好了，楊就叫他到建國職業中學搬手榴彈，兩人再也沒有其他武器了。
同一天下午，有一批流氓分子也來到作戰本部，要求楊把軍需物資分給他們，他們要的就是在教化會館的軍毯、被服等。楊不答應。楊想如果一答應，局勢就更混亂了，因楊如答應幾個人，那就無法應付其他人了。他們就繼續在作戰本部搗亂。
當晚七時許，謝雪紅回到本部。一會兒，台中消防隊隊隊長林連城等五、六人來找謝。他們談話的意思是要求謝給他們職權，並帶有威脅的口氣，謝對他們說：「現在嘛！還沒有勝利，等勝利了大家都有事做，……。」謝只得又向他們暗示，日後警察局方面的工作可以由他們來管，於是他們就回去了。事實上，這時謝雪紅本人又有什麼權力呢？
消防隊（日寇時代稱為“消防組”）在日寇時代有不少隊員就是流氓分子；林連城因是老隊員，日帝投降後被推舉為隊長，可說是地方上的一個惡勢力。該隊在武裝鬥爭中很少直接參加，可是這時的野心可不小。
過一會兒，有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帶五、六個男的進來本部，一進來就問：「你們在這裡幹什麼？」來勢汹汹，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這時謝雪紅把那個女的拉出去，不知同她講些什麼。一會兒那個女的進來，就把她帶來的人叫走了。事後，謝雪紅告訴我，那女的是特務，是朱炎的妹妹。她本是帶人來打算破壞作戰本部的，謝拉她出去後，告訴她：「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是你哥哥叫我們做的。」她問謝：．「我的哥哥是誰？」謝答：「朱炎。」
楊一生前前後後直接或間接了解謝雪紅臨機應變的事很多，但這次她的機靈使楊最震驚。
晚上約十點時，謝雪紅說要出去，即離開作戰本部。
這時，那些要軍毯的流氓還在同楊找麻煩。有一個喝醉酒的流氓，拿一個像是迫擊砲彈的傢伙來在楊的桌子上敲，脅迫楊要東西。楊口頭上仍堅決拒絕，心裡上卻很害怕，想這個傢伙萬一爆炸，豈不同歸於盡嗎？
謝雪紅和楊就這樣從3月2日起，四天四夜沒有睡過覺地忙。
3月6日上午，聽說有許多青年學生從台北來到台中，他們是在台北得知台中武裝鬥爭勝利了，大家商量結果，打算來台中武裝自己，然後編隊回去攻打台北。
林良才等人也是這個時候來本部的，他要求楊支援他們武器。楊說我們只剩下手榴彈，就給他一大皮箱的手榴彈。後來據林良才說，他在台北和阿忠去接收了幾十支步槍，也曾運到蔡懋棠的哥哥家，後來又運到林良才家，砌了一道磚牆把它們全部藏起來了。“囤積居奇”啊！
十一時許，謝雪紅乘坐一輛小汽車倉惶地回到本部，對楊說：「收拾東西，我們離開這裡。」於是，楊同她出去，汽車一直開到二七部隊，謝在車上告訴楊形勢很緊張，兩人在作戰本部危險了。
到二七部隊時，看到周明已由台北來了，在那裡查看那一批特務的反動文件。
「二七部隊」於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舉鐘逸人為隊長，黃勝卿為參謀。黃文輝率領的嘉義隊員也來參加。地下黨謝富介紹何集淮、蔡伯勳等都來參加了。
當天（或七日）下午，有一個日本人突然跑來二七部隊，向謝雪紅說，有日本的坦克車可以修理起來使用。謝問他坦克車在什麼地方，他說在台中女中校內有兩輛，只要用一些汽車零件修配起來即可以用。於是，謝交給他五千元去買零件了。到十二日上午，果然有一輛坦克車開到公園邊來，但那時兩人已決定要退入山裡，坦克車沒有用了。
六日晚上，楊在二七部隊時，因幾天來太疲倦了，就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3月7日上午，謝雪紅約吳振武來到二七部隊，兩人一起和他坐汽車到第三飛機廠，正式接受該廠的投降。雲廠長寫了投降書交給謝雪紅。該廠的武器已集中起來了，就由廠內的台籍士兵和「台南高工」的學生隊共同保管；後來運了一部分武器去給二七部隊。
( 導讀: 3月7日上午，謝雪紅約吳振武來到二七部隊，・・・・・。雲廠長寫了投降書交給謝雪紅。該廠的武器已集中起來了，就由廠內的台籍士兵和「台南高工」的學生隊共同保管；後來運了一部分武器去給二七部隊。原來二七部隊武力強大是有原因的。)
事畢，回台中市區的路上，在小汽車裡，吳振武默默無言，抓頭搔耳，許久才對謝雪紅說：「我在人家的面前要表示反對你，請你原諒，……。」當時謝雪紅和楊均不了解他講這句話的意思。
下午，謝雪紅聽到在台中監獄關押的特務分子都被釋放出去了，為了搞清楚怎麼回事，謝雪紅帶周明等幾個人到監獄去。到後，謝雪紅問賴遠輝獄長為什麼把那一批特務放了，賴答：「我們是反阿山啊！怎麼把本省人也抓來關？」原來這是那些反動分子去向賴獄長抗議的結果。謝說：「你錯了，我們是反對壞人，壞人不管是那一省人都要抓起來關。」
後謝雪紅進去看在押的人，當打開劉存忠的監門時，劉即跪行出來向謝哀求饒命，謝對劉說：「等待市民的審判吧！」
七日傍晚，台中師範學生呂煥章跑到二七部隊告訴謝雪紅，他在司令部時被命令參加一個小組。這個小組成員有吳振武、一個特務和呂本人。他們的任務是要暗殺謝雪紅。呂說他可以暗中保護謝，但要求謝自己行動要小心。聽了呂煥章的這個消息，兩人對吳振武今天上午的表現，就有些了解了。
這一天，二七部隊忙於編隊，補充武器、彈藥和糧食，又到第三飛機廠運回一批步槍。
3月8日早晨，謝雪紅和楊才回到大華酒家，剛好柯秀英由台北來，兩人要去處委會時，就順便帶她去參加工作。
到處委會時，有幾個台中高等農業學校的學生向兩人說，市面有張貼“打倒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傳單，向謝雪紅提出抗議。當時這些學生的想法是只要反對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不反對整個國民黨政府。謝雪紅向他們解釋說：「現在台灣人民是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時候，其中政治主張不同總是會有的；不過，現在我們先盡量團結，政治意見不一致的問题留待以後討論。」後來，兩人才知道這些傳單是地下黨貼的。
記得當天謝雪紅和楊為什麼事，曾到過梅枝町謝真南家附近去和某人見面。又聽到謝富說今晚蔡乾要來大華酒家看謝。
隨後，謝雪紅再去處委會，楊回二七部隊的路上轉進去和平日報社，見到黃玉鶯，又看到在四樓的收電員。收電員告訴楊說在台中起義以後，他即專心研究台北和南京之間的電報密碼，終於弄清楚了他們來往的密碼；其中顯露出台灣當局表面上採取各種辦法拖延時間，暗地裡極力向南京政府請求派兵來台。
( 說明:譯電員太優秀，早已偵知陳儀兩面手法。)
事實確是如此，八日上午國民黨軍已開到基隆，一登陸就開始大鎮壓、大屠殺了。
謝雪紅上午由處委會回來時曾對楊說：「沒看到吳振武出來，聽說他在擦拭手槍時誤打中了自己的腳，住院了；但處委會說不要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下午，呂煥章又來找謝雪紅，他說：「吳振武是故意打傷自己的腳的，……。大概吳是不願意執行暗殺謝雪紅的任務才自己打傷自己，……。」呂煥章又說他不願意再回司令部，於是就留下來參加二七部隊了。
吳振武自己打傷自己的苦肉計，正符合他和兩人去第三飛機廠回來途中表情苦悶的情況，以及他當時對謝雪紅說的話。
楊想吳振武接受暗殺謝雪紅的任務時，他對謝還不認識、不了解；後來，同謝接觸以後，知道謝並不是壞人，而且做事有魄力，使他手軟了，拒絕執行任務了。
二、二八事件被鎮壓後，吳振武竟向國民政府表示他是被謝雪紅打中受傷的；因此立了功，後被任海軍上校。1948年兩人在香港看到報紙消息，言吳振武被調到南京任海軍陸戰隊教官了。
當晚，謝雪紅和楊都回到大華酒家。八時左右蔡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楊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楊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兩人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蔡接著說：「我們決定最近要召開一個全省武裝力量的會議，成立一個全省的武裝領導機構，你們也要準備參加，……。」
(說明: 當晚，謝雪紅和楊都回到大華酒家。八時左右蔡孝乾果然來大華酒家，這是他回台第一次來會見謝雪紅的。當時楊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蔡孝乾回去後，謝才告訴楊她見到蔡時，即提出他要兩人移交領導權之事來質問蔡。蔡說此事已經過去了，現在不要再提起了。第一次會見蔡孝乾就擺出領導人的架子，不接受謝雪紅質疑。)
謝又同蔡乾談起二七部隊的問題，蔡說：「局勢變化時，二七部隊就轉移到埔里山裡去。
3月9、10日，軍隊援兵開到台灣，開始血腥鎮壓的消息由北部傳來，市民人心惶惶，特務分子又活躍起來了。
十日晚，謝雪紅接到通知說處委會要開會，地點在原日帝台中州廳。楊和十幾個二七部隊隊員保護謝去參加。謝進去參加開會，不一會就出來，對眾人說：「會上大家主張要再請黃克立出來當市長，問我意見如何，我說這個問題要徵求台中市民的意見，我就離開會場了。」楊等人再保護她回二七部隊。
聽說3月9日處委會就開始不給大米飯吃了，代之以白薯，這表示要趕走人的；在10日，他們就開始燒毀文件了。
後來兩人得知從3月4日至6日，圍攻虎尾飛機場的武裝隊伍，曾在嘉義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派部隊前去救援。可惜當時兩人沒有聽到這個廣播。
移師埔里
1947年3月12日上午，謝雪紅和楊最後一次由二七部隊回到大華酒家，聽到謝真南說蔣軍隊即要開到台中了。謝對楊說現在要馬上回到二七部隊，叫楊把東西收拾一下。楊問說現在有什麼辦法收拾呢？謝下樓去向她三嫂借了一對金手鐲，楊把“中部地方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的兩枚圖章的橡皮部分剝開，塞進地板下面。這時謝又回樓上來了，楊說我們走吧！於是，兩人就離開了大華酒家。楊望著留下來的一些衣服、書籍（其中有一本1934年在獄中時買的英和大辭典、幾雙皮鞋、一個裝茶葉的桐木箱、一輛24吋自行車等等），永別了！連替換的衣服，日用品都沒有帶。
中午時候，兩人回到二七部隊，即向該隊幹部宣佈下午15時二七部隊轉移到埔里，大家馬上開始行動，由運輸隊去準備車輛。
15時正，一百多人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了。正要離開台中時，兩人看到李韶東這個“進步分子”，他在起義中沒有出來參加鬥爭。
車隊行到草屯的時候，坐在卡車內的隊員何集淮等說，要到該地的軍用倉庫搬一些日用品（毛毯）和糧食。黃昏時候，二七部隊抵達埔里鎮，即到埔里小學駐下來，準備做飯。當晚，謝雪紅和楊又出去訪問一個原農組的幹部（阿分兄的親戚？）
3月13日早晨，二七部隊由埔里小學搬到原日寇的「武德殿」。當時，兩人知道該鎮鎮民對二七部隊的進駐存有懷疑的傾向，即決定派一部分隊員到街上宣傳二七部隊的進駐該鎮是為了抗擊蔣軍，並鼓勵該鎮青年來參加二七部隊；另派一部分隊員去佔領該鎮警察分局。後他們發現隊員中有一個姓石的人有通敵嫌疑，就順便把他扣押在該分局的拘留所，
後來，兩人得知軍隊整編的第二十一師於13日開到台中，佔領大華酒家、作戰本部及林連宗家宅，並設師於大華酒家。
(說明: 二七部隊隊員分乘三輛公共汽車和幾輛卡車，離開台中抵達埔里鎮。蔡孝乾放棄與軍隊在台中決戰。)
3月14日清早，謝雪紅帶領幾個隊員，坐一輛汽車進霧社，去和高山族人民聯繫。
當天大部分隊員留在駐地整修武器。
八時許，鐘逸人通知楊到一家旅社開會，參加者有：鍾逸人、周明、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八、九個人，會上鍾逸人說：「蔣軍已開到台中，我們的隊伍太小，不能抵抗，我建議解散二七部隊。」當時，楊表示反對，與會者大多數也不同意他的意見。鐘逸人即離開會場，回台中去了。他出去後，大家推選周明繼任二七部隊隊長。
參謀黃勝卿也在這前後不見了。
( 說明: 二七部隊陣前換將為兵家大忌。)
十時許，有人來報告說，蔣軍已進佔草屯，快要來進攻埔里了。二七部隊即時集合，決定派大部分隊員出去迎擊。在整隊出發時，黃文輝朝天開了一槍，表示決意。隊伍出去一兩個鐘頭又返回來，說沒有遇到軍隊，但確定蔣軍已到台中，即決定派出崗哨到鎮外的要道防守。
謝雪紅在過午時由霧社回來，說該地高山族人民答應她，如果蔣軍來進攻埔里，他們就組織起來協同作戰。
當天下午，謝富由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楊，傳達台工委蔡乾給兩人的命令。他說：情況急遽變化，蔣軍已開到台中。黨本來打算爭取埔里鎮長廖××（黨員廖得意的哥哥）協助兩人，但廖××不肯，他已跑到台中去；這個計劃失敗了。說兩人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叫兩人立即隱藏起來。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兩人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並告訴隊員解散後，可以自願到小梅地方參加在該地的「台灣民主聯軍」。這時李韶東也跟著謝富來到埔里，但李無意參加二七部隊。
(說明: 當天下午，謝富由台中來找謝雪紅和楊，傳達台工委蔡乾給兩人的命令。他說：情況急遽變化，蔣軍已開到台中。黨本來打算爭取埔里鎮長廖××（黨員廖得意的哥哥）協助兩人，但廖××不肯，他已跑到台中去；這個計劃失敗了。說兩人暴露在群眾面前有危險，叫兩人立即隱藏起來。又說二七部隊組織不鞏固、人少，難以抵抗，叫兩人在適當的時候把它解散。並告訴隊員解散後，可以自願到小梅地方參加在該地屬張志忠的「台灣民主聯軍」。)
謝富回去後，謝雪紅和楊立即由武德殿轉移到一家民宅，由一個姓陳的工人（梅枝町人，屬運輸隊的工人）來作兩人與二七部隊的聯繫。同時，兩人把謝富來傳達的事告訴周明，謝並分給他們一部分錢。
台灣民主聯軍是台工委張志忠組織的。聽說3月6日該隊曾分乘幾輛卡車在嘉義市遊行過，卡車兩旁貼著“台灣民主聯軍”。此時該聯軍隊也退入小梅地方的山區。
下午，佔領著埔里鎮警察分局的何集淮等，接到蔣軍由台中打來的電話，說要二七部隊投降或放下武器，不然就要進攻埔里。當時接到電話的何集淮即答：「那好啊！你們有膽量就來試試看。」其他詳細對話，楊記不清楚了。
3月15日早晨，二七部隊獲悉蔣軍來圍攻埔里，周明即率領全體隊員出去迎擊。
當時進驻在台中的蔣軍派出近千人的軍隊，分幾路漫山遍野來圍攻埔里，顯然是有反動分子給他們帶路；因剛從大陸來的軍隊是不了解山裡的地理環境的。軍隊另派一支小分隊進駐日月潭，企圖堵住埔里鎮通往外界的兩路要地。
二七部隊的武器配備只有兩挺機關槍，六、七十支步槍和手榴彈，均是日本製的。
當時的台灣青年——包括二七部隊的隊員——上過中學的均受過日帝的軍事訓練，對作戰有起碼的常識，而被日寇抓去當兵、做軍伕的更有實際的作戰經驗，因此，對小部隊的作戰是有把握的。又聽說當時派遣來台的蔣軍援兵，還是不久前才在江蘇地方拉兵來的，僅僅受過短時間訓練的新兵，士氣和技術都是很差。這次從大陸上海被調來鎮壓起義的兩個整編師軍隊，本來是要開赴山東打內戰的。整編的第二十一師到台中就把大華酒家抄封，並在那裡設師部了。
上午十時左右，敵我兩軍交戰了，二七部隊的兵力雖然遠不及軍隊，但因佔據地勢好，居高臨下，士氣高昂，激戰到下午近三時，軍隊被迫潰退。後來聽說軍隊把傷亡的人用幾輛卡車運回台中。二七部隊有六位戰士在此次戰役中犧牲了。3月16日埔里鎮群眾對二七部隊的人說：「我們把犧牲者的遺體收埋了，你們日後來憑弔了！」
當時是蔣幫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內戰後不久，在所謂全面進攻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敗之後，正在進行重點進攻的階段，集中兵力一方面向陝北，一方面向膠東（煙台）進攻的時候。由於台灣人民舉行起義，蔣幫在後方空虛之時，被迫抽調兩個整編師到台灣，削弱軍隊內戰中的進攻力量，對造成蔣軍的重點進攻失敗起了一定的作用。台灣人民起義中，雖然被屠殺了幾千人，但對於牽制敵人的兵力，破壞敵人後方的物質、打擊敵人的統治和鼓舞敵佔區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重大意義；因此二、二八的烈士們的血不是白流的，而楊克煌認為二、二八起義可稱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台灣人民民主革命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說明: 但對於牽制敵人的兵力，破壞敵人後方的物資、打擊敵人的統治和鼓舞敵佔區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重大意義；因此二、二八的烈士們的血不是白流的，而二、二八起義可稱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台灣人民民主革命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因此楊克煌認為，戰鬥雖然失敗但戰略是成功的。)
竹山避難
15日傍晚，謝雪紅和楊決定離開埔里。晚飯後，謝、楊和工人陳一起要出發前，謝又向周明說：「解散二七部隊到小梅去。」當時，一部分隊員正組織好要去襲擊日月潭的軍隊，兩人就乘他們的汽車到魚池（參看第316頁插圖）。首先呂煥章去攻擊魚池派出所，到23時許，便組織隊伍赴日月潭。這時，進駐日月潭的軍隊在涵碧樓睡覺，並無防備。起義隊員摸到軍隊住房，扔下手榴彈，殺傷軍人多人，隨後退回埔里。
當晚，楊等三人在魚池的一家小客館過夜。
3月16日早晨，三人離開魚池。出發前，聽到在前面的吊橋上有軍人站崗，謝雪紅即進入一民家，說是借用廁所。於是，她進入後迅速把帶在身邊的一支手槍和專賣局的保證書及第三飛機廠的投降書藏在民家房間裡的衣櫃上。就雇一輛輕便車，準備走時，碰到一個埔里隊員。謝即告訴他那些東西藏在那一民家的什麼地方，叫他日後去取；他說那一民家是他的親戚，就答應了。
(說明:3月16日早晨，三人離開魚池。出發前，聽到在前面的吊橋上有軍人站崗，謝雪紅即進入一民家，說是借用廁所。於是，她進入後迅速把帶在身邊的一支手槍和專賣局的保證書及第三飛機廠的投降書藏在民家房間裡的衣櫃上。可見謝雪紅臨危不亂，心細如髮。)
輕便車開到「門牌溝發電廠」附近的吊橋下，過吊橋的地方果然有兩個軍人在那兒站崗，我們經過吊橋便受檢查，因已有準備了，就無事通過。
隨後我們步行到外車埕，從這裡有火車通二水。到外車埕時，工人陳說當地有一個他的親戚，便帶兩人去。在他親戚家，謝雪紅換了衣服，打扮成一個農村婦女的模樣。兩人又吃了一頓飯，就出發了。
工人陳帶兩人涉水過一條溪後，就走山路了。大約在下午二時左右，兩人來到山裡的一家小飯館，進去吃了一碗麵。這時，聽到店主人同幾個人在談話，說嘉義電台廣播要求“謝雪紅部隊”前去後援的事，又說：「聽說是一個女人，怎麼有那麼大的本領，會打槍，聽說剪去頭髮，女扮男裝的，……。」他們在談論謝雪紅。
3月16日中午的時候，周明即宣佈二七部隊解散，所有武器都埋藏起來了。下午，軍隊進駐埔里，撲了空，一些隊員還在鎮上碰到軍隊，但他們以為起義隊伍已開進山裡去了。
( 說明: 3月16日中午的時候，周明即宣佈二七部隊解散，・・・・・・但敵人以為起義隊伍已開進山裡去了。化整為零，誤導國軍目的已達。)
謝等三人走到竹山鎮已經天黑了。叫工人陳去打聽張茂良的老家。大概八時，三人到張家，一進門看到正面擺著一個靈位，壁上掛了一張青年人的相片。張茂良的妻子告訴三人：在虎尾機場的圍攻戰時，電台廣播呼籲謝雪紅的名字，她兒子張昭南聽到謝雪紅是爸爸的同志，不去參加這場戰鬥不成，而且想這是為爸爸報仇的機會來了。於是，馬上和竹山的一批青年到虎尾機場參加戰鬥（時間大約在3月5日），但即戰死了。竹山的青年犧牲了四人或五人，遺體運回竹山埋藏，……。
( 說明: 張茂良兒子張昭南聽到謝雪紅是爸爸的同志，不去參加這場戰鬥不成，而且想這是為爸爸報仇的機會來了。於是，馬上和竹山的一批青年到虎尾機場參加戰鬥，但即戰死了。竹山的青年犧牲了四人或五人，遺體運回竹山埋藏，……。竹山的青年熱情可感，但犧牲慘重。)
三人聽了這個情況，極端難過，尤其是謝雪紅想起1928年在上海認識張茂良，張就很尊敬謝。張在參加革命後，大部分時間都是坐牢的，他在獄中患了肺結核病，1939年出獄後不久就病死了。想到這些，謝就叫張茂良的第二孩子張庚申來，把張茂良的歷史講給他聽，要他長大後為爸爸、哥哥報仇。
張妻和張庚申商量安置三人的事，三人就在張家住了一夜。
3月17日農，張妻帶三人到鎮郊一個原農民組合的積極分子阿水伯（姓林？）家，阿水伯留三人吃了一頓飯，他說在他家較危險，要帶三人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於是，過了午後，阿水伯就叫一個人帶三人走了幾里路，到靠山處的一個農民陳××家，農民陳就熱情地招待三人住下來。
到這裡後，三人就打發工人陳到小梅和張志忠聯繫。
竹山地方的農民因依靠竹子的生產維持生活，歷來生活很困苦。在清朝時代和日寇統治時代，竹山人民均曾多次起義反抗統治者。尤其在日帝統治時代，因日本財閥「三菱」為霸佔竹林的山地，曾使用日警以蠻橫手段強迫農民出賣土地，因而掀起了農民的頑強鬥爭——即所謂「竹山事件」。由於有著這種歷史背景和生活條件，所以竹山地方上的農民比較團結而富有革命精神，在台灣的每次革命運動中，竹山地方的人民都很積極參加——竹山是個有革命歷史傳統的地方。
(說明: 竹山是個有革命歷史傳統的地方，謝雪紅也善用此傳統。)
3月19日或20日，張志忠由小梅來到竹山找謝雪紅和楊，告訴兩人周明已到小梅了。張說：民主聯軍有一批二十多人的骨幹分子，其中有幾個黨員，因在轉移中遇到軍隊，他們乘坐的卡車被敵人包圍時，他們即舉行抵抗，但當場盡被殺害了。因此，現在民主聯軍失去了這批骨幹分子，成份變為比較複雜、不太可靠，……。他叫兩人暫時在此地待機而行，不要到小梅去。張志忠這時又說民主聯軍最近可能要解散。
在張志忠說的被殺害的黨員中，有一個福建青年是李友邦在抗戰期間組織的“台灣抗日義勇少年隊”出身的。他的妻子是上海張月華的姪女，於l949年在上海參加“九兵團台訓團”，之後被分配到福建工作去了。她還在上海時，給謝雪紅織了一雙毛線襪子。張月華的伯父和父親是1905年左右，在一次抗日武裝鬥爭中被日寇殺害，之後張的一家人被日帝驅逐出境（打地架），遷徙到福建。
張志忠回去一、兩天後，兩人即聽到小梅方面的槍炮聲，是軍隊去圍攻民主聯軍的炮聲。
又過了一，兩天，周明由小梅來找兩人，他說：「民主聯軍已經解散了。」周在竹山住了一夜。謝雪紅叫他出去聯繫，物色一個以後我們可以躲避的地方。
( 說明:「民主聯軍已經解散了」。張志忠也化整為零了。)
大概是3月25日，謝富由台中來傳達台工委（張志忠、蔡乾）的意見。他說平地現在很緊張，軍、警時常進行突擊檢查，許多黨員均無處躲避，又說：「你們下山的消息千萬不要洩露出去，一旦走露風聲，會引起更加厲害的戒嚴，……。」
當時，當局通過電台，用五種語言——閩南語、客家語、普通話、日語和高山族語——廣播：「活捉謝雪紅者賞金三十萬元，打死她者賞金二十五萬元。」
於是謝雪紅和謝富商量欺騙敵人的對策，決定由謝雪紅寫一封信給台中市長黃克立，告訴他謝本人仍在山裡。
謝富又說，蔣經國到台灣來了（根據報紙的消息），謝雪紅說：「那我也寫一封信給他。」謝雪紅立即叫楊寫了這兩封信。
給黃克立的信內容是：台中市民起來進行鬥爭的事，完全是我謝雪紅的責任，與一般市民無關，你們可以來找我，我在山裡。
給蔣經國的信，內容是：我（謝雪紅）於1927年間在莫斯科時認識你。那時我在東方大學，你在孫逸仙大學……。這次台灣人民起義之事，完全是因陳儀政府一年多來在台所施行的酷政造成的；它貪污舞弊，腐敗無能，對人民橫徵暴斂，歧視欺壓，造成人民生活極其痛苦，政治上毫無自由，不得不起來反抗，……。因此，責任是在陳儀政府，你不得追究台灣人民，不得鎮壓人民，……。
這兩封信寫好後，即由謝富帶出去投遞，或託農民陳拿一出去投遞，總之，不是在竹山地方投遞的。
給黃克立的信，他向一些人講了，因此，消息傳開了，都說謝雪紅跑到山裡去了。
四月間，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到台來“監察”，並鎮壓起義的情況時，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謝雪紅率領一批暴徒跑進中央山脈了。」當時的報上均有刊登這條“消息”。
整編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後，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進行大規模的屠殺（雖然也槍殺了幾個人和逮捕了不少人），其原因想來是：一、由於台中地方的武裝鬥爭勝利，軍隊以為人民武裝力量還很大，又不知藏到那裡去了，不敢太大意；二、軍人的武器被起義的人民收繳了，軍隊不知道這些武器現在掌握在那裡，草木皆兵；三、因二七部隊退入埔里起了牽制作用，等等，所以，軍隊在台中不敢輕舉妄動。
(說明: 整編第二十一師開進台中後，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楊克煌講的是實話。)
當年武裝組織有多少，後來怎樣處置，武器的分配情況等等，僅僅謝雪紅和楊二人掌握著，一般人都不了解，軍隊更不了解；參加武裝鬥爭的人均只了解局部，不知道全盤情況。
解放日報支持二、二八
1947年3月19日——這是個楊克煌難忘的日子！
當時國民反動派在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的軍事行動被打敗後，即搞所謂重點進攻。一支由胡宗南指揮的五、六十萬軍轉入陝北，妄圖佔領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壯大反革命聲勢；這時毛澤東主席直接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為誘敵深入，殲敵於陝北高原，決定3月19日黨中央暫撤出延安。
蔣軍“攻佔”延安的消息，在台灣的報上也大吹大擂地報導出來，這對於當時不能了解真相的謝與楊等台灣人民是何等傷心的事情啊！
1947年3月20日——楊克煌認為這一天是台灣人民革命歷史上應該紀念的日子！
當天延安《解放日報》，即當時中共黨中央機關報，刊載了題為<台灣自治運動>的社論。
這篇社論表示了當時黨中央非常關懷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給台灣人民的起義作出了原則性的，而且具體性的重大指示，也表示了黨中央對台灣人民的革命鬥爭作出了第一次公開的直接領導，對台灣人民的革命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台灣人民永遠要銘記的事情。
社論首先明確地肯定：台灣人民這次二、二八起義——自治運動是被迫的、正義的、正確的。這就給台灣人以極大的鼓舞和勉勵。歷史上，人民群眾起來和反動統治者進行各種各樣的鬥爭都是正義的，這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真正動力。
社論接著列舉六條對台灣人民的起義作了具體的指示。這些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是由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幾十年的政治鬥爭、武裝鬥爭所得的經驗、教訓而作出來的指示，因此，它也是極寶貴的。
指示中最重要的是：武裝鬥爭已開始，就要堅持下去，堅持到底，就能勝利；又指出決不能同敵人妥協，妥協就會遭到“血洗”。台灣人民在這次二、二八起義中遭到敵人空前殘忍的血洗，完全證實了黨中央指出的對敵鬥爭的規律，台灣人民從實踐中得到了血的教訓。
這篇社論在時間上遲了一些，因為在3月20日台灣絕大部份地方起義已被鎮壓下去了；而在空間上，當時這篇社論雖然經過．「新華通訊社」的電訊播出了，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台灣人民是無法獲得這訊息的。雖是如此，這篇社論的重大歷史意義，並不因為這樣而減少。它對於後人檢討這次起義的經驗、教訓以及探討台灣人民在幾百年的歷史中舉行過幾十次武裝鬥爭失敗的原因，仍是唯一正確的準則。
楊每次想到當時黨中央在防禦蔣軍的“重點進攻”之緊張情況下，仍撥出時間來關懷台灣人民的起義，並作了指示時極為感動；而很欽佩當時剛從延安撒出，在緊張行軍的路上，解放日報是怎樣發行的呢？新華通訊社是怎樣播出消息的呢？
1956年楊在安徽圖書館工作時，找到了這一天的解放日報，這篇社論即登在第一版的左上角（豎排版），楊把它拍相起來，保存了底片，作為台灣歷史資料蒐集工作，可算做到了應盡的義務。
註：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報社論原稿內容：
《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曰夏曆丁亥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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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台灣自治運動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台灣人民所組織的「二、二八慘案處理委員會」通過了「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頒佈命令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政務局，其委員由台省各地人民普選產生，同時又命令接收蔣政府在台灣以「公營」為名的四大家族獨佔企業。八日事變爆發後，蔣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加緊其武裝的進攻，開往台灣者有兩個師，即第二十一師與第二十師。蔣介石並派了白崇禧、朱紹良等往台灣指揮。蔣介石的意圖，顯然想把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之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要痛苦。不少訪問過台灣的中外記者，老早就指出了這一點。蔣宋孔陳四大家屬以劫收和專竇的方法完全壟斷了台灣的經濟，這批中國封建法西斯對於台灣人民的掠奪，如此殘酷，簡直連一線生機也不留給他們。最近由於蔣介石拼命打內戰，在台灣徵兵徵糧，使台灣人民更加求生無路。台灣人民的要求是極其平凡的，不過是要自治，要廢止專賣制度，要台灣人民能在台灣當行政官吏等而已。蔣介石既然說「還政於民」，台灣人民提出如此合理的要求，採取和平的、合法的手法以求其實現，有何理由不答應他們？然而蔣介石竟不但不答應，反以比日本法西斯更殘忍的手段來加以鎮壓，二月二十八日的慘案中，台胞死傷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殘暴程度真是曠古未有。蔣介石的所謂「還政於民」，所謂「民主憲法」，在這裡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純粹欺騙的性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台灣人民的自治運動，在其目的沒有達到以前，是一定不會停止的，欺騙與鎮壓都只能激起台胞更大的憤怒而已。
僅僅為了要求自治，就非武裝鬥爭不可，這不僅台灣的經驗如此，解放區的經驗也是一樣。中共二十餘年的鬥爭，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地方自治。在這二十餘年的鬥爭中，我們已經有很充分的爭取自治的經驗，來貢獻給全國人民和台灣同胞，作為借鑑。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我們要貢獻給台灣同胞以下幾點經驗，以便台胞的自治運動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第一，武裝鬥爭即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暴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賣台胞，就應該堅決把它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胞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
第二，處理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二條綱領是好的，應當堅決為其實現而鬥爭。接收蔣政府財產，供作自治運動的經費，和建立民主的政務局，作為自治機關的初步，這些都是對的。除此以外，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武裝的人民，組成台灣人民自治的武裝隊伍，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並指揮這些武裝，為自衛和爭取自治而奮鬥。由於蔣介石決心向台胞作更大的武裝進攻，因而武裝鬥爭成為極其重要的鬥爭形式，應當很快的把軍務局成立起來，並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掌握在最忠心最堅決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裡。
第三，應當立即設法滿足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在城市中把日本人的房屋和蔣家財產分配給工人貧民，組織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城市貧民團體及其武裝，在鄉村要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如減租減稅，耕者有其田，和把農民組織起來。滿足勞苦大眾的要求，並把他們組織起來，自治運動才真正有了力量，自治的綱領也才會實現，這就是真正切實的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如果不這樣做，以照顧各階層利益為憑藉。來阻礙勞苦大眾的發動，則運動就沒有力量，就會有失敗的可能，因而就無法去照顧各階層利益，實際上乃是叛賣了全體台胞的利益。
第四，為了使自治運動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固（？）的政治團體来做領導，這個團體對自治運動的敵人能堅強不屈的鬥爭，對於敵人派在自治運動中的內奸能夠加防識別和肃清。參加自治運動的台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個人，應當團結在為自治而堅決（？）奮鬥的陣線中，這個陣線中所有的黨派都應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並且大家得到自己的發展，使這個共同的陣線成為自治運動的中堅強的核心。這個陣線應該公開出來指導自治運動，以免自治運動的領導機關被動搖份子所賣，或被反動派的內奸所篡奪（？）。必須時時警惕，自治運動內部的叛賣，是比外面的敵人更兇惡的敵人。
第五，必須立即訓練大批的幹部，派到各地方去，派到城市和農村中去，領導武裝，領導政務工作，領導群眾運動，領導經濟工作。訓練得愈多愈快愈好，派出的愈普遍愈好。台灣人民的文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可以一開始就從勞苦人民中多訓練出幹部來。
第六，蔣介石對於台灣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加以猛烈的鎮壓，在不久的將來，這個運動的中心由大城市轉到小城市和鄉村中去，是不可免的。要迅速在蔣軍鞭長莫及的地方，派出重要的領導人員和大批幹部，去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把接收的资材運到這些地方去並適當的分散開來，建設起長期支持自治運動的財政經濟基礎，把這裡的人民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堅決的採取步驟滿足這裡勞苦人民的經濟要求。大城市及其周圍，將來蔣軍來後不可免的將成為戰場，該處的工作應當以此為著眼點。
中國解放區有無數經驗可以供獻給台灣同胞。上述的幾點是當前對於台胞最重要的。台灣的自治運動，無疑的還會經過許多曲折，但是它一定勝利，而且時間是不會很久的。
蔣介石決心以武裝進攻來反對台胞的自治運動，但是他的兵力已經非常枯竭。現在調往台灣的兩個師，是原來駐在台灣而後來調去參加內戰的，其二十師是在徐州戰場，那裡蔣軍從十二月下旬以來，一連被殲五個整師（或軍）十六個整旅（或師），正在痛感兵力不足。二十一師戰鬥力薄弱，其新七旅已被全部殲滅。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蔣介石再要加派兵力到台灣去是不可能的了。相反的，如果蔣管區各地都有自治運動和民主運動，解放區戰場再有幾次（？）勝仗，蔣介石的兵力將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就會減輕。因此，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雄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
( 說明: 兩個師一共只有三萬八千（？）人，只要台胞採取堅決的立場，這些兵力決無辦法鎮壓燃燒全台灣的自治運動。可見中共對蔣的實力很清楚。)
兩人潛返老家
在農民陳家住了十來天，因到處風聲鶴唳，陳也聽到風聲，於是他就有辭走兩人的意思；兩人也覺得在這裡不能久住，決定離開了。
3月31日早上，農民陳給兩人帶路，走出山區，又走過一段很長的亂石河灘，中午時分抵達林內鄉。兩人在那裡停了幾個鐘頭，因擔心白天坐車危險。黃昏時候，兩人在林內車站搭火車直達彰化了。
下車後，謝和楊一起到楊家。謝又說要去找周明的女朋友，後她又改變主意，叫人去告訴愛仔（謝大兄養女，吳錦清之妻），由愛仔去找；但愛仔表示不敢管這檔子事。
翌晨——4月1日——兩人決定到頂蕃婆庄舅父家。楊大妹帶楊和謝雪紅一起出彰化西門口，一直走到蕃婆庄。這一條是楊少年時走過多少次的路啊！兩人到了舅父家後，住在（三舅）表兄鐘石、鐘竹的家。
住了一夜，表兄們有辭走謝雪紅的意思。
4月2日上午，楊大妹陪謝雪紅去和美投親。
謝到和美後，去找她的親戚，親戚也親切款待她，但對她說在那裡危險，因此，謝就決定到大肚鄉。當天下午，那個親戚就給謝帶路，過了大肚溪往對岸的地方去。
過了大肚溪後，謝去藏在溪畔的草叢中，讓楊大妹（或周明）去找大肚的溪仔兄。聯繫到了以後，溪仔兄等就到溪邊接謝雪紅到他家。當時溪仔兄的長子剛結婚，他們就把新娘子的床讓謝睡了一夜；謝在大肚時，碰巧有人把一輛汽車扔在那裡，警察因此緊張起來調查情況。
楊在鐘石表兄家的幾天中，都沒有人來聯繫。
六日左右，楊想到鹿港鎮去了解一些情況，但到了鹿港時，只去理一次髮，不敢去找熟人，就又回頂蕃婆庄了。表兄也有一點害怕的樣子，楊心想這裡也不能呆久，於是4月8日楊一個人回彰化了。
在彰化家時楊和大妹商量，打算到鳳山二妹楊麥家避一避，她也贊成楊的想法，這是楊在自己家的最後一晚上。
( 說明: 潛逃過程在老家雖有家人與親友接濟，
但眾人都感覺風險太大，不宜久留。)
隔晨——1947年4月9日——楊最後離開家，和孩子們辭別了，這已過去24年了！臨走時，二女碧華（剛滿八歲不久）說：「爸爸如給抓到會被槍斃！」當時，孩子們的情緒也是很恐怖的；因在台中和彰化沒有人肯給家人“聯保”（五戶聯保），不能報戶口，也不能上學。
這次楊不敢在彰化搭車，清早楊步行離開彰化，走到花壇車站方坐火車，車票買到台南；當時已十時許。
當天13時許到達台南，下車後，楊在車站前看到有張貼的報紙，走近去看，是當天的《中華日報》台南版。報上有一則小新聞登著：「台中『鹿鳴行』被封，理由是該行係暴徒首要楊克煌的經濟機關」。楊看後覺得如《水滸傳》中李逵看到通緝捉拿他的告示一樣，馬上溜掉了。
走到市內鬧區陳錦雲的參行前，因不了解情況和陳的態度，楊不敢貿然進去；於是，楊走到他家斜對面的商場（或市場）前徘徊著。一會兒，陳妻剛好出來，她往商場方向走來，楊就走近她，和她談話，問她陳在家沒有。她答在，叫楊在那兒等，她進屋去。楊感覺過了很長的一、二十分鐘，心想出了什麼事了，後來楊看到陳錦雲出來了，楊走過去迎他。他即對楊說：「我想走路的，最需要的就是錢，……恰巧店裡沒有什麼錢，拖延了一點時間，湊了一點錢，……。」陳就拿給楊錢（記得是三千元），又和楊談了一些話。他告訴楊侯北海二、二八起義時人在上海，最近剛回台。楊想找侯了解一些上海的情況，即告訴陳楊要去找侯。陳說你穿這樣的服裝在城市危險，說要叫他的妻子帶楊去找侯，隨後他再帶衣裳去侯家給楊換。於是陳妻帶楊到侯家，她進去後，侯北海出來，他沒讓楊進去他家，只在馬路旁邊和楊講了一些話後，他說：「台南經常進行突擊檢查，你在這兒危險，趕快到別地方去吧！」楊不得不離開他。
楊走到火車站前坐公共汽車，車到高雄，楊下車換乘開往鳳山的公共汽車。這時天已黑了，在上車時，又碰到軍隊士兵的檢查。
啊！一關過了又一關，真是危險啊！
( 說明:楊自己感覺已成欽命要犯，雖然一關過了又一關，但真是危險啊！。)
山窮水盡逃無計
楊到二妹家時，僅妹婿林恆基在家，他告訴楊二妹剛生產的女孩患肺炎，住院去了。林恆基以前對楊感情不大好，但這時他沒有因楊的造訪而害怕，對楊態度很好，他說：「麥仔（二妹）在高雄醫院，你裝作是陪病人，也去那兒躲幾天吧！」結果，楊在鳳山和高雄總共住了四十天，好不容易啊！
次日——4月10日——楊就到高雄醫院找楊麥，她在內科病房，病房內有十多張病床，小甥女的病沒有大危險。當時，二妹以沈重的心情接待楊，楊便住下來，聽說該院裡也住著不少軍隊的傷兵，而高雄市是被屠殺最厲害的地方之一，因此，群眾情緒仍是恐怖的。
( 說明: 妹婿林恆基在家，林恆基以前對楊感情不大好，但這時他沒有因楊的造訪而害怕，對楊態度很好，他說：「麥仔（二妹）在高雄醫院，你裝作是陪病人，也去那兒躲幾天吧！」難得妹婿在患難時，卻顯真情。)
兩、三天後，二妹女兒的病有了好轉，而事實上楊在醫院也沒有什麼事做，且兩個大人整天照顧一個嬰孩也會惹起人家懷疑的。楊就想白天溜出去走走，但又想萬一出去亂跑，遇到突擊檢查更危險。左思右想，有一天下午楊想出去看電影，到了電影院買了票後，突然由電影院的大門走出盧新發來。這時，楊才知道這家電影院是三青團經營的，因盧新發是三青團高雄地區的幹部；這時楊想，跑不了啦，只好故作鎮靜，上前去和盧談話，他告訴楊：「這裡危險啦，趕快到別的地方去，……。」當時楊理解為他勸楊離開台灣，也看他對楊沒有什麼壞意。盧新發是過去日共事件在獄裡認識的，出獄後互相並無通消息。在獄裡，楊知道他性格耿直，不是陰險奸詐的人。楊心想他如果要害我，那楊是無論如何也跑不了的，在高雄佈置來捉楊，是很容易的；離開高雄，楊要再找一個地方躲避也沒有把握了。因此，楊估計盧新發不會害楊，就進去電影院看電影；但在電影放映一、二十分鐘後，突然院內電燈亮起來，由大門進來了約十個軍隊士兵，由一個軍官領頭往前面走。到戲台跟前，那個軍向楊後面指著，大聲講話。這時楊坐在電影院後面倒數第二、三排的位上，聽他大聲講話，楊覺得完了；但又聽不懂他說什麼，也無人靠近來抓楊。楊偷偷轉頭看後面，那裡另有幾個軍人坐在那裡，他們聽到那軍官的喊聲就站起來，走到進門的地方去了。大概他們是來電影院做戒備工作的，故被叫去站崗。之後，那一批中途進來的軍人就離去，電影又繼續放映。楊再坐了一會兒，覺得來這種地方實在是太冒險了，就離開電影院。
那時，雖然還未立夏，高雄天氣已很熱了，在馬路邊的擺攤上楊吃了一盆蕃茄（又叫臭柿仔）滲白糖。
二、二八起義後，由上海飛到台灣的第一架飛機，就把黨命三人撤離台灣的通知帶來了。
(說明:中共處理二、二八算是有始有終。)
大概是4月l 5日，謝富由台中到高雄醫院來找楊，給三人傳達黨的指示，他說：「黨中央命令謝雪紅、你和李喬松三人立刻離開台灣，……，到解放區。」謝富說他已通知過謝雪紅了，要三人一起走；又說李喬松他另外去聯繫。謝富這時給楊四萬塊台幣，說是黨給楊做路費的。——這是黨第一次給楊的錢。
(說明: 中共黨對黨員是有情有義的。)
接到謝富的通知後，當天或次日楊就由高雄回鳳山，對林恆基說決定要離開台灣，請他替楊想辦法。他答應了，說高雄有幾個做貿易的朋友，他會去代楊打聽。
謝雪紅到大肚後，次日溪仔兄就給她找一處比較偏僻的農民家（有兩個老夫妻），讓她住下來；但這農家的厝兩邊都是馬路，極淺現暴露，白天謝經常要跑到溪邊去躲藏。不久，周明來找她，謝就叫周明到獅頭山和她二兄民安聯繫，民安也到大肚來看過她幾次。當謝接到黨的通知以後，周明、謝二兄即為她去找船去了。
這期間，大妹也到大肚去看過謝幾次，她的二兒子柯炳賢（當時是小學生）曾幾次由彰化送信和東西來給謝。
到五月初旬，謝雪紅在大肚也站不住了，於是由大妹陪她到彰化，去躲在以前楊七伯父的房子。——當時是克鐘堂兄老婆的房間——真是莫大的冒險！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4月20日左右，楊克村由台北來到鳳山，專門來為三人要離開台灣找船。他來到後，林恆基即帶他去高雄，介紹幾個做大陸貿易的商人。此後，克村每天到高雄去，由一個商人再找另一個商人。直到四月底，他才找到一個姓林的，是專做與大陸密渡走私生意的人。克村和他交涉結果，那姓林的說他們的船不載人，要搭船就要和他們合股買貨——糖。克村回來告訴我，因須要很多錢，楊也拿不定主意了。楊告訴克村說，目前身邊只有四萬多元，他說他要回彰化商量。
克村回彰化後，兩、三天就回到鳳山來，說他回彰化同謝雪紅和楊母親、大妹商量，傾家蕩產集了十多萬元，連謝雪紅和楊的錢共二十多萬元。於是，克村就到高雄找那個姓林的，交給他二十多萬元，託他代為買糖，姓林的也答應了。這樣只待林通知我們船出發的日期了。
但事情並不那麼順利，克村每天去找林打聽消息，林總是說這幾天沿海的軍警戒嚴很厲害（這個情況也是實在的），就這樣一天給拖一天，楊感到不耐煩，也覺得沒有希望了。
註：楊克村是共黨的忠實同情者，一生為革命做了不少的工作；雖然他還沒有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但他認為共產黨的工作是為正義的，因而就默默地為黨工作，未曾計較個人的名義，是個無名的戰士啊！他在1950年1月30日被蔣幫逮捕。
( 說明: 「克村和他交涉結果，那姓林的說他們的船不載人，要搭船就要和他們合股買貨——糖。克村回來告訴我，因須要很多錢，我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告訴克村說，我身邊只有四萬多元，他說他要回彰化商量。」此過程意外暴露當時走私活動之猖獗。)
母親知道楊將要離開台灣了，於5月10日左右由彰化來鳳山看楊。
到5月16日，楊決意回彰化，黃昏時候抵達，在原七伯父住的房間找到謝雪紅，她在那兒躲著，只有克鐘的妻子照顧她。除了大妹於晚間來同她聯繫以外，一家人都不敢來這裡。楊向謝說明找船的情況，說不知何時才能離開。謝告訴楊她也託二兄到大甲、梧棲方面去找了；她二兄到大甲找過蔡不治（彰化小西人，吳營旗的親戚，在台中醫院當過護士。）謝又說周明兩、三天前去台南，謝吩咐他再去找陳錦雲、侯北海等想辦法。
這時，謝雪紅告訴楊：「我們要爭取離開台灣，但也要作最後的覺悟，如萬一被抓到就準備死，不要有其他幻想，……。」
(說明: 謝雪紅黨性堅強，已抱必死決心! )
5月17日早晨，天還沒有亮時，楊由彰化車站搭車南下去鳳山，這是又一次最大的冒險。上車後，楊看到克樹堂兄（五房的）的第二孩子楊紹階（住在北斗），在車上賣自家生產的羊奶。他見到楊大吃一驚，就不敢離開楊坐的車廂，意思是要保護楊，待火車過二水後，他才離開了。
這次回到彰化沒有看到孩子們。
故鄉！
柳暗花明偷乘敵炮艇
5月19日近中午的時候，周明突然來到鳳山找楊，告訴他說船找到了，是蔡懋棠給三人找到的，一、兩天就要啟航了；周明叫楊立即同他一起到左營去等。於是，楊就向母親、恆基、麥、克耀弟等告別，帶一個小包袱，內有幾件衣裳、一件父親穿過的毛料衣、恆基的一本《コンサイス英漢辭典》，又從二妹相簿中取了一張1929年拍的全家照片和幾包針等，就同周明一起走了。
臨走時，母親站在外面問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楊一時答不出來，其實也沒有辦法答，楊想當時怎能回答這個問題呢？二十四年後的今天，仍然無法回答啊——什麼時候能回去？楊只回頭看母親一眼，楊想自己怎麼那麼笨呢？就不能給母親講兩、三句話安慰安慰她嗎？不過當時楊自以為三、五年就能回來的，沒有料到還不知何時能回去啊！
鳳山！是父親死別的地方，又是楊和母親生離的地方。
楊就和周明去搭火車，他一路上告訴楊他找船的經過情形：他說謝在大肚時，叫他到台南找陳錦雲，陳很親切地招待他，也很關心謝雪紅；但陳說現在找船很困難。於是，周明就去找侯北海，侯見到他來就把他趕走，不理睬他。
周明又繼續說，這時他忽然想起在左營要塞司令部工作的蔡懋棠。蔡是經由他在基隆空軍要塞司令部的哥哥蔡汝鑫少將介紹進去海軍的，時任海軍上尉，專門訓練技術員兵。於是，周明就到左營找蔡懋棠，蔡見到周來，又聽說謝雪紅和楊要搭船，他馬上就答應要幫忙。他即刻進去要塞打聽有沒有近期要開往大陸的船隻，結果他打聽到有一艘炮艇兩、三天內要開往廈門。蔡就和那個艇長交涉，說他有幾個親戚要搭便船（便乘），該艇長同意了。
於是周明就趕來鳳山帶楊去，而蔡懋棠即去彰化接謝雪紅了。
當天下午，楊和周明抵達左營，到蔡懋棠的宿舍，看到只有蔡妻在家；以前在台中時，曾見過她。
蔡懋棠也於5月19日上午坐火車赴彰化，穿了一身海軍上尉的白色軍裝去找謝雪紅。謝見到一個軍官來找她，一時很吃驚。蔡即把周明找他幫忙的經過情形說明了，也和謝談起二、二八起義發生時，他派了兩個士兵去台中向兩人求援之事情。於是，蔡和謝商定，由蔡先北上台中搭火車，物色一個安全的座位，謝再於當晚1 l時左右，由彰化乘上同列火車一起南下，謝準備打扮成蔡母的模樣；約定好之後，蔡就先去台中了。
當晚，楊大妹即幫忙謝“打扮”，和準備行李。
謝雪紅當時用一個小皮箱裝了她的衣服，那隻皮箱是1928年初謝在東京向德田球一同志借的，到這時也已二十年的歷史了。後來1954年在上海時，這隻皮箱可能給周明拿去用了。
5月19日當晚，謝雪紅就由彰化火車站上車，蔡懋棠來來回回掩護她。謝後來說她在車上都假裝睡著了。
楊記得大妹是跟謝雪紅到左營來的，因楊記得大妹在左營時對兩人開玩笑說：「一個人三十萬元，兩個人六十萬元（被通緝的獎金），回來時可要還啊！」但去年謝說當時楊大妹沒有跟她南下左營。
5月20日凌晨，謝雪紅和蔡懋棠一路平安無事到達左營。這時，謝雪紅向大家說：「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請大家保重，……。」
蔡懋棠的妻子給三人做了一頓飯，臨別聚餐！
( 說明:謝雪紅深諳「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這個道理，大膽反向操作，竟然成功 。)
5月20日近八時，蔡懋棠帶謝雪紅、楊、周明三人步行進入軍要塞，來到碼頭，蔡把三人介紹給那個艇長。這時，楊看到蔡拿什麼東西給他，大概是給他報酬吧！三人就登上炮艇，蔡即回去了。
該艇本來是預定當天上午就要啟航的，但在三人登上艇之後，才聽說緩期了，明天才要開。這時三人覺得在艇上較安全，決定不再回去了。不一會兒，聽到艇長向士兵說，上面來了通知，大家要注意“奸匪”、“暴徒”偷渡。
該艇軍官、士兵約有五、六十名，艇前後各裝備機關炮兩梃。這次赴廈門的任務是被調到該地參加海上搜捕廣東、福建方面的海盜船和走私船的。——這是一艘國民黨的巡邏炮艇。
謝雪紅在出發之前向兩人交代過萬一被問及時，就說日前接到電報，她在廈門開茶行的“丈夫”因病過世，他有個姨太太，因為死後分財產的問題急要赴廈門。假定周明為謝的“兒子”；楊是謝的“小叔”。謝當做是姓陳（因謝的母親本姓陳），楊姓黃（到香港後，楊化名黃清標，就是從這裡來的）；記得在左營時，蔡懋棠曾給三人介紹廈門有一家茶行，叫三人抵達時可以去找那茶行，也就是這次杜撰身份的原由。
(說明: 雖然是編故事，但也有所本。)
那次“便乘”的人除了三人之外，另有四、五個人，還有一個要回廈門的軍隊士兵。 1947年5月21日上午十時，船啟航了，三人脫離台灣，離別鄉土了。那天天氣很好，風浪不大。
開船後，楊一直在甲板上，遠望故鄉的山河，楊認出了玉山、濁水溪，回憶兩個多月以來的前事和三十多年過來的往事，想起親人、朋友，萬感交集，幾次在心裡發誓，一定要回來報仇！
謝因頭暈，進船艙休息。
等到台灣島的影子快要消失時，下午四時船就到了澎湖，進入馬公要塞了。有一些乘客上陸去，這裡也是戒備森嚴的地方，三人也無心登陸去遊覽。
晚上十時，船再啟航，翌晨1947年5月22日八時，船抵達廈門在碼頭靠岸，登陸，脫離虎口了。登陸後三人先去「台灣旅廈同鄉會」會館借宿，告訴他們三人是由南洋回來的“難民”，要求借住幾天。在同鄉會辦事的那個書記答應了。不一會兒，同鄉會的理事就來看三人，三人的打扮不像是南洋來的，看起來也不像是難民的樣子；但理事們知道三人是台灣人就不管了。三人了解其中有一個理事陳×方，是台中陳朔方和彰化陳英方的兄弟（即陳新造的叔父），也是在廈門行醫的。
(說明: 晚上十時，船再啟航，翌晨1947年5月22日八時，船抵達廈門在碼頭靠岸，登陸，脫離虎口了。可見謝雪紅足智多謀，屢次化險為夷，是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此次成功逃離的過程，一路碰到無數貴人助其脫險。)
中午時，三人出去，先到一個經營餅店的同鄉會理事家拜訪，後去拍相，準備買船票赴上海；因買船票要防疫注射證明，而證明則要相片。然後去兌換鈔票，謝又賣了一些金子去買一條被子，但沒有被單。
在廈門那幾天，三人到什麼地方吃飯，吃了些什麼？現在已回憶不起了，但不是在同鄉會自己做飯，這點倒是確定的。
在同鄉會館，謝住在一間小房間，內有一張小床。楊同周明睡在外面，記不得睡在什麼樣的床了。
5月23日三人去取相片，即去辦理防疫注射手續，然後去買船票，船期是5月30日，直接由廈門開往上海的。
在廈門等船期的那幾天沒有什麼事了，本來三人可以出去參觀一下廈門的，但因怕出事，錢也不多了，就躲在同鄉會館不敢出去，只是有一天，三人一起到鼓浪嶼遊玩，此時也無心玩，現也記不得看了什麼東西。當時楊親堂妹楊金環（她於l 928年和林季商的兒子林正乾結婚，婚後就來廈門）可能就住在彭浪嶼，可是楊也不敢去找她。
在廈門時，楊去買了一個皮箱型的籐木箱。1948年夏，林英杰用他的皮箱同楊交換，他把籐箱帶回台灣去了。他給楊的皮箱後來年久失修破了，現扔在人民路3號台盟汽車庫。
船是5月30日中午開的，三人上午九時許就去坐船（「民生輪」）了。船停在港中，旅客還須要自搭小船過去。三人要僱一條小船時，那撐船的硬要二十萬塊錢的船費才肯駛。他們看出三人是外地人，一百米不到的距離就要索價比一個人到上海的船票價還貴的船錢。其他的船也結伙起來敲竹槓，非要二十萬不可。當時三人又沒有那麼多的錢，出價四萬塊錢他們都不肯。最後有一條船說可以，就駛三人過去坐大船，但到達大船時，又要三人付二十萬，真是欺負出外人呵？三人即同他理論，聲言叫憲兵來，……。啊！三人那裡敢叫憲兵呢？這時謝只好另給他一些錢才算過關。在這裡，三人留下一個很不愉快的印象。
( 說明: 乘人之危的地頭蛇 真是隨處都有，只不知新政權成立後，有無得到整治?)
船啟航後不久，在海洋的水平線上，故鄉的山河再顯現出來了，楊向它再做一次道別了！
( 導讀: 此次驚險萬分的成功偷渡，使兩位主角成了歷史名人，但他們不知道的是:
全力幫忙偷渡的蔡懋棠與炮艇艇長，在案發後遭到逮捕，雙雙被判死刑槍決 ! )
2005年初版之《我的回憶》（台北市： 楊翠華自印本）
校園的左派革命行動
台大校園的左派革命行動
中共中央在1945年八月任命彰化縣花壇鄉人蔡孝乾（本名蔡乾，筆名蔡前，化名鄭敏捷，老鄭）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46年七月，蔡孝乾潛返臺灣，八月，蔡孝乾邀請前台共黨員謝雪紅、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等人，在臺北市永樂町（迪化街）林樑材（林良才，李炎）家中集會，宣佈中共指示，正式成立組織。從1946年四月到1947年二二八期間，陸續發展各支部小組。自上海震旦大學經濟學系轉學回臺大特別班的詹世平(化名吳克泰)，在一．九學運後被任命為中共台省工委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接受台北市工委書記廖瑞發的領導，同時出任市學委的，還有延平學院學生葉崇培和藍明谷。 二二八事件期間，詹世平和葉崇培曾經串連臺大、師院學生，由廖瑞發和李中志協助組織學生軍。
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知識份子對於國民黨普遍感到失望，而對於共產黨充滿期待，因此地下黨發展迅速。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案被捕的黃華昌回憶道：「當時臺灣的大學生似乎分成迎合世界潮流的社會主義派，以及誇耀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而孜孜求學的保守派兩種。社會主義派是擁護毛澤東和共產主義的激進革命分子，研讀從馬克思至列寧、毛澤東的革命理論，自稱為進步青年。對沈浸在悠久中國文化並認真讀書的青年，則貶抑為保守、頹廢的反動分子」。
1947年六月，郭琇琮（化名林逸俊、李志光）因為在學生運動中的傑出表現，為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邀請加入地下黨， 二二八後逃亡上海潛返臺灣的陳炳基亦向廖瑞發辦理入黨，九月，廖瑞發籌組之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成立，學工委除陳炳基外，其他四人為臺大農學院學生劉登民、臺大工學院學生楊建基（化名邱先生）、臺大醫學院外科助教劉沼光、和師院學生陳水木（化名葉先生），下則設有各個支部。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部主任李友邦姪子李蒼降則邀集陳炳基、李登輝、臺大化學工程學系助教李薰山、以及泰北中學教師林如堉等人組織讀書會(新民主同志會)，定期在李登輝位於古亭川端町水利會宿舍普羅寮家中聚會。新民主同志會屬學工委外圍組織，目標在發展農民運動，由劉沼光領導，九月改由郭琇琮領導，至年底，再改由學工委徐懋德（李絜）直接領導。1948年二月，市工委郭琇琮吸收臺大第三內科主任許強入黨， 省工委開始發行機關報《光明報》。《光明報》主編為臺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音樂教師呂赫若， 主要編輯人員尚有郭琇琮和地下黨產業支部書記華南銀行職員高懷國（高懷），部份內容定期採自延安新華廣播電台 和上海《大公報》，主要油印地點則在臺北市樺山町建國啤酒廠對面，今天忠孝東路與八德路交叉口的新生高架橋下呂赫若所開設的大安印刷廠。 二二八滿週年時，新民主同志會對外發表由李薰山起草的〈告臺灣同胞書〉。五月，中共華東局在香港舉行臺灣工作幹部檢討會議，決議加強組織，六月，郭琇琮代理市工委書記，不久真除，直接領導臺大附屬醫院支部等各支部。夏天，新民主同志會擴大組織為臺灣解放同盟，十月二十五日，組織遭密報破獲，李薰山等被捕，但未供出春天時已退黨的李登輝。該案被官方稱為愛國青年會案。
由葉城松領導的臺大法學院支部，其組織成員有鄭文峰、郭正堂、許昭然、柯耀南、戴傳李、林榮勳、詹照光等人，另外領導由其他組織移交的胡滄霖、賴正亮、吳玉成，因身任支部書記的葉城松出任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乃自1947年十月直至1949年九月間，活躍於校園之間。在葉城松的推動下，臺大陸續成立臺大新聞會、五四晚會、時事研究會、臺大歌謠研究會、臺大壁報會以及流動圖書館，並進行了反續招生運動、自費生與半自費生請求補貼米貸運動、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營火聯歡晚會，和支援四六事件救援行動等活動，同時將地下黨黨報《光明報》按學生名冊分別郵寄，並在公共場所書寫反動標語。
臺大工學院支部與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係由工學院學生同時成立者，由涂南山、王超倫、簡文宣、楊斌彥、王子英，以及農學院的陳挺旭共同發起，開會地點為求隱密，皆選在碧潭船上。發起人的目的，是要搞學生運動推翻國民黨。 支部書記由王超倫擔任，吸收成員有鄭正志、黃獻鎮等，並且領導張坤修、孫進丁、葉雪淳、陳子元等人，爾後王子英則當選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工學院支部則由楊廷椅統一領導。 化工系學生楊斌彥平日活躍於臺大民謠歌劇團，乃以該社團為中心向機械系發展地下黨組織，機械系羅吉月則早自1947年即受留日返臺的曾永賢之影響而左傾，而於1948年十月由林樹生介紹入黨，而後轉入工學院支部，接受楊斌彥領導，利用機械工程學會和學術理事會擴大地下黨的影響力，吸收同系石玉峰等人入黨，1949年八月時領導之小組，成員有陳光仁、石玉峰，後石玉峰另成立一小組，再吸收同學吳東烈和施至成入黨。傅煒亮、鄭熙炳、張燦生於1949年參加臺大民謠歌劇團，受楊斌彥、羅吉月影響，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最後則於十二月三十日入黨，受羅吉月領導。
臺大醫學院支部則成立於1948年春天，許強擔任書記， 九月，醫學系學生葉盛吉由劉沼光吸收入黨，受命為書記。
臺大地下黨組織的崩潰，與《光明報》案有關，終於全盤挫敗。
1949年八月十八日，保密局與刑警總隊經由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生賴文泉家人之檢舉，密報捕獲追求賴文泉妹妹而向其炫耀參與地下黨及發行《光明報》的臺大商專同學王明德(現任台北市議員王世堅之生父)， 王明德則供出同學臺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王子英等人，二十七日，保密局再於高雄逮捕同在從事《光明報》及其他反政府文件散發的臺大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林榮勳 ，以及副主席孫居清、法學院政治學系學生戴傳李、詹照光、吳振祥等人，因戴傳李為臺大法學院支部小組長，其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成員政治學系學生許遠東、鄭舜茂、林添財亦受牽連。 戴傳李亦為基隆中學教師，姊夫為基中校長兼地下黨基隆市工委會書記鍾浩東，因與王明德同時間落網，經交叉訊問，終於導致《光明報》發行網絡曝光，臺大法學院支部和基隆市工委會雙被破獲，另有臺大經濟學系學生游英和執醫於基隆的臺大醫專校友王荊樹等落網。 此際葉城松唯恐身分暴露，而於十月逃離臺北。臺大法學院支部書記由經濟學系學生張壁坤繼任，同時改由徐懋德領導。 同月，奉郭琇琮指示欲前往香港進行工作報告的臺北市工委黨員林秋興不慎在基隆被捕，震動北市工委組織。 十二月七日，中華民國退出大陸，十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宣布破獲《光明報》及基隆市工委會組織。
1950年一月，由於在《光明報》及基隆市工委會一案上的重大進展，保密局乃獲得省工委組織的重要線索， 首先逮捕市工委臺大醫院醫師吳思漢領導之和尚洲支部黨員臺北市城中區公所戶籍員張秀伯， 繼而於二十九日於臺北市泉州街26號逮捕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地下黨北部黨組負責人前臺南新豐農業學校校長陳福星乃繼起領導周慎源等人重組臨時領導機構於桃園烏塗窟山區，蕭道應則出任南部黨組負責人。 徐懋德於二月逃回大陸，臺大法學院支部張璧坤改由學委會書記開南商工教師李水井領導， 葉盛吉則於此時吸收同學顏世鴻、劉漢湖入黨。
1950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復行視事，十二日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二十二日，國防部設立總政治部，由蔣經國擔任主任，彭孟緝負責保安司令部保安處調查組。蔣經國自承態度上主張對匪諜絕不能客氣，絕不能講人道，要幹就要幹得徹底，使他絕無存在的機會。
四月，保密局依線報在臺北縣立文山中學發現共產主義書刊，依此追查發現師院教授于非（原名朱芳春，由中共社會部派來）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主辦之社會科學研究會附設之實用心理學補習班為基礎發展地下黨組織，而在臺大滲透進入耕耘社、海天歌詠團、新生劇團等社團，前麥浪歌詠隊隊員臺大歷史學系學生于凱更在其影響下，發展出國防醫學院小組，由國防醫學院牙科學生葛仲卿負責，臺大歷史系學生張慶指導，計劃推動成立國防醫學院學生自治會。保密局乃循線於五月八日破案，耕耘社社員于凱、張慶、森林學系學生路統信、石小岑、經濟學系學生蘇爾挺、物理學系學生姜民權，以及國防醫學院的葛仲卿等被捕。
保密局根據張秀伯及投降之蔡孝乾供詞，於五月份循線展開大逮捕，二日，郭琇琮夫婦在嘉義被捕， 十日，李水井在嘉義被捕，吳思漢亦於同日被捕，不數日，楊廷椅、陳水木亦先後被捕，學委組織系統全部遭破獲。 十三日，臺大醫學院各科主任會議，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當場被捕，皮膚科胡寶珍、耳鼻喉科蘇友鵬隨後落網。十四日，蔡孝乾呼籲黨員自首，三十一日，蔡孝乾於臺北市正聲廣播電臺發表懺悔廣播。於此同時，重整之省工委書記陳福星與王子英在臺北縣海山區成立工委會， 王子英另負責黨報《黎明報》的編輯。
1950年五至六月的大逮捕期間，大批臺大、師院學生，及在學生自治會或臺灣學生聯盟中比較受注目的在校生與畢業生，和少數校外人士大量被捕，其中列名學委案而屬於臺大出身者，有領導臺大各支部的楊廷椅、法學院鄭文峰 、洪天復、江源茂、邱媽寅、工學院王超倫、張坤修、孫進丁、農學院王乃信、陳子元、理學院葉雪淳、醫學院葉盛吉、顏世鴻。 列名台北市工委案而屬於臺大出身者，有醫學院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臺大熱帶醫學研究所血清室主任）、朱耀珈、許強、胡鑫麟、胡寶珍、蘇友鵬，法學院有林從周、劉碧堂等，以及臺北帝大肄業而任教於基隆中學的張國雄。 舉凡被認為為匪工作而有實據之在校生，臺大一律對之開除學籍，不加寬貸，其著例有六月開除于凱、姜民權等。 韓戰於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美國協防臺灣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東擴，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情勢穩固下來，因而得以有恃無恐地對國內異議知識份子展開四六事件之後的另一波大清洗，七月，臺大發布通告，要求師生對於匪諜勿枉勿縱，十一月，臺大再發布告，呼籲地下黨人依〈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於二十五日前辦理自首。不久，又於十一月開除森林系學生袁一士、化工系學生張則周。
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當年年底大規模地展開搜捕行動，十月十四日，鍾浩東遭槍決，獄友以他最喜愛的歌曲〈幌馬車之歌〉為之送別。十一月二十八日，列名臺北市工委會案的郭琇琮、吳思漢、謝湧鏡、許強等十四人再遭槍決，次日，則槍決列名為學委會案的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鄭文峰、葉盛吉、王超倫等十一人。據說台北案行刑當日，許強帶領一路高喊口號並唱〈國際歌〉，致使駕駛兵心慌差點出車禍。行刑後，乃曝屍不准收斂。 鄭文峰則在刑場拒絕跪下，站立就刑。鄭文峰被槍斃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一直流傳著他的英雄評語，以及在軍法庭上如何力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的傳聞， 是受難者中的典範人物。
就在馬場町槍決以臺大師生為主的左翼青年的同時，十一月二十七日，自臺大機械系畢業後返回新竹市經營興中書店，並參與新竹縣立中學教師黎子松籌組、而以中學生為主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傅煒亮，因妻子姚釵向新竹憲兵隊檢舉而被捕，進而牽連出他在臺大工學院支部的組織關係，傅煒亮三十九年畢業後即返新竹，案發後牽連出鄭熙炳與張燦生。
1951年二月，被囚於臺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的于凱，認為蘇爾挺可能獲釋，乃期待蘇爾挺出獄後能重建地下黨及學運組織，蘇爾挺則在獄中聯絡姜民權、盧覺慧籌劃其事。該一計劃遭同案路某密告，為臥底陳姓幹員（李維城）所破。 同月，省工委海山區工委會遭到摧毀，王子英逃往雲林，省工委轉入竹東，四月因竹東區工委會再遭破壞，又遷往苗栗三義魚藤坪山區，五月十八日，王子英等九人為內政部調查局及雲林警方共同逮捕，六月一日，臺灣省情報委員會、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省調查處組成特種聯合小組，加強掃蕩地下黨工作， 臺大畢業後在臺南縣曾文農業職業學校任教的石玉峰，乃與其所領導的吳東烈和施至成棄職逃亡， 二十九日，張慶遭處決。 九月十七日，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張彝鼎召開中外記者會，宣布補正〈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限地下黨人於十一月二十日前自首。二十八日，王子英發表〈我們的出路並沒有被杜塞〉一文，呼籲地下黨人投降。 於1950年五月大逮捕期間逃亡的省工委產業支部委員曾群芳及其臺大同班同學陳廷裕等人向國防部保密局自首。
1952年一月二十一日，石玉峰在高雄縣關廟鄉布袋村為線民密報而落網，保密局循線再於岡山鎮緝獲吳東烈。 四月二十五日，特種聯合小組破獲省工委魚藤坪基地，曾永賢、陳福星及蕭道應等相繼被捕，省工委組織至此完全瓦解。 六月七日，臺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生吳逸民(本省大老吳三連之子)及十多位同學，以參與左派思想讀書會被捕，其成員有三人被處死刑。 六月二十四日，蘇爾挺遭處決。 十二月十三日，在調查局的安排下，蔡孝乾、曾永賢、陳福星、蕭道應等十五人召開記者會，宣布自新。 十二月二日，于凱遭處決， 十九日，傅煒亮遭處決，1953年三月三日，石玉峰、吳東烈再遭處決， 同月中旬，由調查局和保安司令部合組的肅殘工作隊，在曾永賢、陳福星的合作下，進入苗栗縣頭屋鄉對苗栗縣臨時縣工委之山區武裝工作隊進行策反，苗栗工委書記劉雲輝為陳福星勸降後，劉雲輝與陳福星再於十七日共同勸降羅吉月。 至此，地下黨組織全部肅清。
1954年二月嘉義縣警察局依線民張敏子情報，於嘉義市東市場逮捕張壁坤， 乃循供緝捕葉城松等人。八月底，曾群芳則再因地下黨員翁木向憲兵司令部自首之牽連，以擔任省工委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竹南支部委員罪嫌與陳廷裕再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自首不誠、保留組織關係為由查辦被捕，幸得司法院大法官臺大法律學系教授蔡章獻引薦之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洪福增等人奔走協助而得脫險身免。 1955年四月二十九日，葉城松、張壁坤、胡滄霖、賴正亮、吳玉成等五人在馬場町遭到槍決。 地下黨在臺大校園的歷史及影響力至此終結，抗戰勝利後臺大校園的（左翼）學生運動乃走入歷史。
台大校園內的共產黨員
台大校園內的共產黨員
中國共產黨成為進步和解放的象徵和力量時，台大校園內的老師和學生都奮不顧身地投入其間。99位共產黨員卻出了30位烈士，比例算很高的。
1、 詹世平(化名吳克泰)，
2、 葉崇培
3、 藍明谷。烈士1
4、 黃華昌
5、 郭琇琮（化名林逸俊、李志光）烈士2
6、 陳炳基
7、 劉登民、
8、 楊建基（化名邱先生）、
9、 劉沼光、
10、 陳水木（化名葉先生），烈士3
11、 李蒼降、烈士4
12、 李登輝、
13、 李薰山、
14、 林如堉 烈士5
15、 許強 烈士6
16、 高懷國（高懷），
17、 葉城松 烈士7
18、 鄭文峰、烈士8
19、 郭正堂、
20、 許昭然、
21、 柯耀南、
22、 戴傳李、
23、 林榮勳、
24、 詹照光
25、 胡滄霖、烈士9
26、 賴正亮、烈士10
27、 吳玉成，烈士 11
28、 涂南山、
29、 王超倫、烈士12
30、 簡文宣、烈士13
31、 楊斌彥、
32、 王子英，
33、 陳挺旭
34、 鄭正志、
35、 黃獻鎮
36、 張坤修、
37、 孫進丁、
38、 葉雪淳、
39、 陳子元，
40、 楊廷椅 烈士14
41、 羅吉月
42、 曾永賢
43、 林樹生
44、 石玉峰 烈士15
45、 陳光仁、
46、 吳東烈 烈士16
47、 施至成。
48、 傅煒亮、烈士17
49、 鄭熙炳、
50、 張燦生
51、 葉盛吉。烈士18
52、 王明德，
53、 孫居清、
54、 戴傳李、
55、 吳振祥，
56、 許遠東、
57、 鄭舜茂、
58、 林添財
59、 游英 烈士19
60、 王荊樹
61、 張壁坤，烈士20
62、 林秋興。
63、 吳思漢 烈士21
64、 張秀伯，
65、 陳福星
66、 周慎源
67、 李水井 烈士22
68、 顏世鴻、
69、 劉漢湖。
70、 于凱 烈士23
71、 張慶 烈士24
72、 路統信、
73、 石小岑、
74、 蘇爾挺、烈士25
75、 姜民權，
76、 胡鑫麟 烈士26
77、 胡寶珍、
78、 蘇友鵬、
79、 洪天復、
80、 江源茂、
81、 邱媽寅、
82、 張坤修、
83、 王乃信、
84、 葉雪淳、
85、 謝湧鏡（臺大熱帶醫學研究所血清室主任）、烈士27
86、 朱耀珈、烈士28
87、 林從周、
88、 劉碧堂，
89、 張國雄。 烈士29
90、 袁一士、
91、 張則周。
92、 黎子松 烈士30
93、 盧覺慧
94、 曾群芳
95、 陳廷裕
96、 吳逸民
97、 劉雲輝。
98、 翁木。
99、 蕭道應。
紀念我的叔叔亓干城先生
紀念我的叔叔亓干城先生
我的叔叔亓干城先生出生於1930年4月16日(民國19年)，於2022年6月23日(民國111年)清晨5時，在杭州市某醫院加護中心過世，享高壽92歲。
據堂妹仁和轉述: 「 父親在最後的清醒時刻6月19日，已請杭州牧師在床邊禱告」，仁和堂妹以視訊參加見證下，讓我叔叔歸向上帝，這在疫情嚴重的時節，真是非常大的恩典。
叔叔的父親利德公，是我祖父利昌公三弟，成年後娶當地嵇氏女為偶，生子二人，叔叔干城是長子，有弟眾城，干城叔幼年遭逢對日抗戰，僅就讀本地百祿小學二年級即輟學，母嵇氏為聘家教，在家塾修習一年半又終止，十二歲時利德公病逝，奉母命棄學從商以承父業，十六歲時為避日本侵略及共黨迫害，棄家遠走蘇、皖、豫等省，南京、滬、蘇北、鎮江等地，十九歲時大陸河山變色，由上海隨我父亓連城先生轉進至舟山嵊泗列島，1949年來台。當時因生活無依，曾做馬路小工、販賣晚報、三輪車夫，以求餬口，又在地政事務所任臨時雇員，斯時身無立錐之地，露宿街頭路旁，囊無分文，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處此困境，猶能不忘母親教誨與殷切期望，二十三歲時考取台灣省青年服務團，獲派少尉團員，二十四歲時考取台灣省行政專修班，翌年考入台灣省立法商學院肄業，年二十六畢業後，服預備軍官役一年半，期間曾擔任憲兵少尉排長十一個月，年二十八因曾於服役之前參加大專畢業生就業特種考試，獲全國第四名錄取有案，得經分發台灣省政府秘書處任職約有十餘年，期間並修滿中興大學應補修之學分完成大學全程教育，年三十八，與出生皖籍書香世家，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之陳毓華女士結婚後，隨即調赴台北市政府工作，擔任公職三十年，歷任省市政府科員、專員、視察、台北市文獻會研究員及雙連區公所主任秘書、兼任高級中學文史教員等職，有女二人，長名中和，次名仁和，均為大學畢業。
以上經歷出自干城叔叔親自為《亓氏家乘》撰寫的內容，但是在先母的回憶中又有一個截然不 同的故事。干城與眾城叔叔在國難風雲變色的時代，面臨抉擇，誰走誰留 ? 干城叔叔母親嵇氏決定讓哥哥去外面闖一闖，眾城叔叔留在家鄉奉養母親。兄弟二人就此分別四十年。母親嵇氏特別在干城叔叔的衣服夾層縫入一根金條，以備不時之需。這就是為何在逃難至台灣時，干城叔叔能有資本買一輛營業三輪車，當起人力車夫的原因。1953年干城叔叔看到台灣省青年服務團招訓團員，有意參加，就以流亡學生的名義，上書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蔣經國先生，立刻得到錄取，干城叔叔去報到時，班主任已經知道有一位優秀學生要來報到。次年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要選拔國民黨全代會中央委員的青年代表，有兩位名額，干城叔叔雖不是班主任屬意人選，但是有上級交代下來，干城叔叔是當然代表，因此他就參加了此年的中國國民黨全代會，當選中央委員，我國中時到台北玩，住在干城叔叔家，他特別向我展示這份珍貴的國民黨全代會中央委員當選證書。叔叔的古文根柢很深，因此
引經據典和宏文讜論，對他而言可說輕而易舉，也許因此立刻被蔣經國先生接納進入團隊。
干城叔叔與陳毓華女士結婚後，赴台北市政府工作，擔任國宅處專員，三年後國宅處爆發王正和貪汙案，多名公務員涉案，先母說你叔叔不會有事，他不會取非份之財，後來果然如此。
干城叔叔與陳毓華女士的愛情是一段長跑，叔叔任職台灣省政府秘書處時，他們就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叔叔的朋友厲軍先生女兒厲瑪莉、兒子厲保羅、厲約翰、厲威廉都非常優秀，厲威廉日後曾當到國民黨駐香港代表) 厲瑪莉把自己北一女同學陳毓華女士介紹給他，干城叔叔對陳毓華女士一見傾心，常常相約出遊，贊助陳女士就讀大學夜間部五年的學費，吃的、用的、流行時尚的服裝，都願意花錢購買，但是不知為何，這一段姻緣卻未得陳女士寡母同意，而黯然分手(不知是否因為雙方年齡相差近15歲? )，陳女士在另一段交往中意外懷孕後，對方竟然不告而別，在當時年代這是天大的羞恥，陳女士不得已回頭找干城叔叔求救，干城叔叔不計前嫌，同意結婚，但是兩位小舅子不知道其中奧妙，直覺是干城叔叔欺負了自己的姊姊，在訂婚前就約干城叔叔到村子後巷談判，把他痛打了一頓，鼻青臉腫的干城叔叔吃了悶虧卻不辯解，一直背著這個誤解不告訴別人，只隱約向三嫂提過一次。當兩位堂妹中和與仁和的名字取定 之後，先母對我說 : 干城叔叔是想與岳家的三兄弟和解啊 !
我國中時某一次假期到台北玩，住在干城叔叔家，聽到嬸嬸講 : 「你叔叔是個好人，但是就是怪 !」
干城叔叔有什麼怪 ?
第一怪: 口味非常重鹹，我吃到的早餐，雖然配著白稀飯，小菜和
炒蛋的鹹度，還是讓我嘴裏發苦，嬸嬸講 : 「不夠鹹你
叔叔就要生氣 !」
第二怪: 在家不談公事，怎麼誘迫都不談。
第三怪: 掌控家庭經濟，完全不給商量，以當時物價水準，他設定
一天菜錢200元，每天上班前，就放200元在桌上，多一塊
也不給。
第四怪: 在外笑口常開，在家一句話不講。
我在28年前因為參與政治活動，瞭解許多秘密，領悟到
干城叔叔受到的特殊訓練，讓他養成這種習慣，有一次
干城叔叔返台約我見面，我就說:「 叔叔我終於明白，
你是蔣經國的人」，叔叔聽了呵呵大笑，但是口頭上仍不
願意承認，他所受的特訓就是成為領袖的耳目，只願意
做一個無名英雄。
第五怪: 神秘兮兮，喜歡吹牛，好像與省主席、市長都很熟，
卻昇不了大官。有一次他對好喝酒的先父吹牛，說可以買
到俄國伏特加酒送三哥，結果沒有下文，先父氣得說:
你叔叔華而不實。
第六怪: 士大夫觀念濃厚，省立法商學院升格為中興大學，
他修滿中興大學應補修之學分完成 大學全程教育，獲得
學士學位後，寄來照片，得意的告訴三哥三嫂 : 「
我們亓家祖墳都冒青煙了 !」
干城叔叔很照顧姪兒姪女，大姊考上高中，他送三年份讀者文摘，其他弟妹考上高中與大學，他都送鋼筆或手錶以示祝賀。
但是他對儒家的理念也很堅持，我寫的一本書《八年抗戰軼史》請他作序，他直言拒絕，說:「世上沒有自家人捧自家人的」。
干城叔叔的家庭災難
干城叔叔與陳毓華女士結婚後，與岳家的關係一直不和諧，堂妹仁和也提到舅媽們總是會責怪自己的父親，還鼓勵小孩向父親鬧革命，嬸嬸後來也受多年的憂鬱症之苦，在仁和堂妹小學時終於跳河自殺而死！此事影響仁和堂妹後來也陷入憂鬱症之苦。先母有一次向我說到嬸嬸受的最大刺激，就是他們由青年公園國宅搬到撫遠街新家，本來是一件歡喜的事情，想不到新居對街的住戶，竟然是當年負心的男子，經此刺激，嬸嬸終於在某天夜晚投河自盡。
嬸嬸過世後，全家陷入分崩離析，岳家一致認為是叔叔的責任，除了不願來往外，還鼓動兩個孩子仇恨父親，兩個孩子竟研究殺父計畫，先母說: 「不得不讓三姊出面，講出叔叔當年救嬸嬸的故事。」
兩個孩子都是高智慧的優秀人才，大學畢業後分別留學美國，也得到很高的學歷和事業成就。
干城叔叔退休後，兩岸開放探親，他先回老家探視弟弟一家，
還與當年訂親的女子見了一面，因為對方已改嫁多年，找不回從前的感覺了，又到上海探訪小學時代老同學，當時這位老同學是上海的高幹，知道政府要開發浦東新區，問叔叔要不要圈一塊地，投資發財，叔叔笑說不必了，只要在老家灌雲把亓家「大德昌國藥號」的招牌掛回去，好意就心領了，叔叔在上海也找到大伯亓超的大女兒小罔子，小罔子責怪叔叔害她們一家掛著台屬的黑身份，辛苦了三十年，要賠她們的損失，還追到虹橋機場要錢，讓叔叔非常困擾，因此最後決定定居杭州，把撫遠街房子賣掉後，得到800萬資金，在杭州購置新居，又在街頭巧遇杭州的馬元萍女士，而決定再婚。繼室馬女士與干城叔叔相知相惜25年，感情甚好，雖然兩人都有老病之苦，但畢竟互相扶持度過了這20年，在人生旅途中也算走了一段老運，據仁和堂妹所說: 「我父親在最後歲月已相信上帝」，因而能夠贖罪回到天家，這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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