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計逃離台灣

兩位中共地下黨員妙計逃離台灣 王致遠（1918-2005），廣東潮州人，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丘念台秘書（同時也是丘念台的女婿）。「基隆中學案」發生後，也逐步牽涉到王致遠。跟他單線聯繫的中共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指示他設法儘快撤離台灣。 王致遠考慮再三，首先去基隆找他負責聯繫的地下黨員，問他能否通過海路航運逃出去？這位黨員為難地說，港口特務很多，監視極嚴，很難混得過去。海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只能坐飛機了。於是，王致遠又去找當時在「美援」機構「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職的地下黨員張□□想辦法，他的交際很廣，朋友很多。張□□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民黨空軍中任職，據說，經常有走私者和貪污舞弊被查獲的人要逃離台灣，來找他們幫忙，用重金賄賂，買通機師，若機師答應了，就把他駕駛飛機的時間告知，要走的人依期到嘉義機場，機師就把一套機場人員的服裝讓他穿上，冒充為機場地勤人員，隨機到廣州。如果是走私者，他會由廣州去香港辦貨，再跟著原機飛回台灣」。 王致遠覺得這個辦法太好了！神不知鬼不覺，既可靠又安全，因為誰都知道，就連國民黨特務也不能進駐空軍機場。於是王致遠就託張□□儘快去找熟悉的空軍機師洽談，並囑咐他花費儘可能減省。過沒幾天，張□□回話說，和機師已經談妥，而且這個機師還很夠朋友，說：「既然是要好的窮朋友，當予幫助，給一張到廣州機票的代價就行了。」 逃生之路有了著落，王致遠十分高興。過了兩天，張志忠又來了，王致遠就把乘空軍飛機離台的方案向他報告，張志忠聽了也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並叫他讓徐森源也用同樣的辦法一起走。 嘉義機場軍機停飛廣州 得到組織的批准後，王致遠趕緊去找張□□，要他通知機師：可以立即走；同時又通知徐森源，隨時作好出發的準備。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還是遲了一步！10月中上旬，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廣州，形勢急轉直下，嘉義機場的飛機已經停飛廣州，走不了啦，這可怎麼辦？王致遠只好另想它法，幾個人湊在一起冥思苦想，苦無良策。這個時候，張□□的弟弟張□□（中航公司的高級職員，地下黨員）獻策說：「可以改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香港，因為飛機票不貼照片，可找兩個可靠的朋友出面填表，申請乘機到香港（包括填表交三張照片和繳驗證件等）。乘機時，我們幾個人扮作送客的親友，等他倆經過查驗身分證、檢查過磅行李之後，登飛機之前，再悄悄地把機票遞給你們，你們即可憑票進入停機坪登上飛機」。大家聽了，覺得此策雖有一定風險，但在沒有別的更好更穩妥辦法的情況之下，也只能冒這個險了。於是，當下就照計行事，決定由張□□負責去「同情小組」（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找兩個可靠的同情者，出面去購買中航公司的機票。 王致遠回到家裡，隨即通知14日已經到達台北、住在徐□□家裡的徐森源做好準備，然後又告訴夫人丘應棠說：「有家人從高雄來台北，告知我母親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必須立即回去，因值星期六下午，立即要跟他從高雄乘船返汕頭，來不及請准假再走，你代我補辦請假手續。」臨行前，王致遠和徐森源騙自己夫人說的話，都差不多。交代完後，隨即王致遠先到張□□家中暫住。 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天色陰沈沈的，天空不見一絲陽光。王致遠、徐森源、張□□兄弟倆個和兩個代購機票的「同情者」，一行共六人，由張□□親自駕駛一輛「農復會」的美國中型吉普車，直奔松山機場而來。可是沒料想這天飛香港的是一架小飛機，乘客寥寥可數，候機室裡冷冷清清，沒有多少人來。等了好一會，還不見通知飛機起飛的時間。走進去查詢，主管的人說，因為乘客中有一位台灣大學的學生還在審查。他們聽了這消息覺得今天情形不妙，候機室人太少，不好混，現在還在審查名單，恐引發什麼問題。於是緊急商量了一下，決定改時間再走，就去辦理退票，改乘19日的航班。因為19日的航班是「空中霸王號」，大飛機，可坐比較多的人，情況會比較理想。 又捱過了難熬的兩天兩夜，10月19日早上，一行六人再次驅車來到松山機場。19日那天情況大不相同，早上由香港開來了兩架大飛機。一架是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號」，一架是央航公司的「空中行宮號」，每機可坐乘客48人，兩架飛機共有乘客96人，來台的、往返的合計達192人，加上接旅客和送旅客的親友，整個候機室約有兩、三百人，很是熱鬧擁擠。他們按原定計劃行事：兩個「同情者」經過驗身分證和檢查過磅行李後，即將飛機票遞給王致遠和徐森源。 「再見吧，台灣！」 這一天，徐森源和王致遠都身著西裝，帶一隻皮箱和手提旅行袋一個，皮箱過磅後已經交給了機場人員，旅行袋則自己隨身帶著，不用檢查。他倆憑機票進入停機坪，憑查票處交給的登機銅牌順利登機。王致遠後來回憶說：「捱過了這一短暫卻又漫長無比的瞬間，飛機終於發動起飛了。到這時，一根緊張得快要斷了的心弦才真正鬆弛下來。『再見吧，台灣！』我俯視著飛機下面的海岸線和海洋，在內心暗暗說了一聲，和徐森源會心地相視一笑」。 「空中霸王號」一陣轟鳴，直穿雲霄，徑直向台灣海峽的南端飛去，漸漸消失在蔚藍的天際。徐森源和王致遠就這樣憑藉著他們和地下黨戰友們的集體智慧與膽略，虎口脫險，順利地撤離了台灣，回到香港。 徐森源，「七七事變」後即投身於抗戰活動，隨後參加丘念台所創立「東區服務隊」，時為國共合作抗日，因接觸馬列主義，終於加入中共。抗戰勝利後，由組織批准來台，先後任基隆中學事務主任、訓導主任，徐博東的母親潘佩卿任教員，而尚在繈褓中的徐博東則被留在蕉嶺家鄉由祖母撫養。1947年，徐森源又由時任台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舉薦，擔任首屆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潘佩卿則任職於省立台中市育幼院會計。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鍾浩東等被捕，徐博東的父親奉命隻身撤回大陸，而留下徐博東母親和三個在台出生的弟弟。自此骨肉離散竟長達40餘年，夫妻再見時已是天人永隔，徐家四兄弟也已經是40多歲的中年人了！ 徐森源出生廣東蕉嶺，年輕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做過中國國民黨台中縣黨部主委，後因基隆中學案，其中共黨員身分有暴露危險，1949年與丘念台女婿王致遠(中共地下黨員)同機離台。徐母潘佩卿留在台灣，獨自撫養三個幼子。潘佩卿留有未刊稿《卿夢思源－－一個「共諜」太太在台灣的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