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0日 星期三
女婿王致遠逃離台灣
丘念台小傳 (1894－1967)
父爲丘逢甲，受父親影響十四歲加入同盟會，接受四叔丘瑞甲建議參加廣州官費留學考，偕妻梁筠端留日( 駐歐日參贊梁君實之女，後就讀東京女子高等師範) 。
1919年丘念台進入東京帝大讀書且成立東寧學會，暗中指導愛祖國、愛鄉自覺，且不願交上論文(油礦研究報告及韓江流域的地質礦產研究)，而放棄東大工學博士學位及臺北帝大敎授，否則會是他而非杜聰明成為首位臺灣出生臺北帝大敎授，回大陸投入抗戰，於1938年十月受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之聘成立東區服務隊，來自臺灣之抗日志士鍾浩東、蔣碧玊夫婦，蕭道應、黃素貞夫婦，乃受其照應相救，沒以日諜處死，日本投降他以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收容臺胞遣送回鄉，1946年出任監察委員，組成臺灣光復致敬團，到南京獻金，祭國父，拜見蔣介石，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致電于右任院長，反應臺灣和大陸之文化差異，1947年七月廿三日接李翼中任臺灣省黨部主委，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卅日移交蔣經國。
228事件到白色恐怖期間，他雖多方營救屬下，有的救下如蕭道應，但也有被判死刑如鍾浩東，女婿王致遠逃離台灣，他自己也被監視，連1952年和楊亮功、陳達元等創辦之私立逢甲工學院千餘甲山林，也以日產爲由被台中縣政府接收，拿不出錢來當學院基金而退出，晚年在日本協助成立東京客家崇正會，1967年病逝東京，與元配生有女兒應棠、應棣且過繼一子丘應楠爲化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擔任過大華府客家同鄉會會長)，另有如夫人潘氏，育有一子，也是化學教授潘應x，親中共。
2020年6月6日 星期六
結束政治生命
平師名言錄
(中國庶民黨主席平師蔣臨沂)
我在一年半前就說韓國瑜是悲劇英雄，我一向絕對是馬前砲，
當時你們沒有人注意，現在事實發生了，大家相信了吧!
韓國瑜被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世界第一大國中國，
世界第一不要臉國家日本，聯合獨裁的蔡英文做掉韓國瑜，
這是悲劇，但是被這樣大的勢力聯手打壓，還能挺得住，
也是英雄。
韓國瑜被CIA做掉的項目，就是他的家屬的名譽，
選前之夜韓冰的眼神迷濛，我就知道她中了藍帶妙技，
我以後會講得更清楚 !
被綁匪綁架想逃脫，要有犧牲的心理準備，
置之死地而後生，否則必死 !
韓國瑜現在就是被綁架了，韓冰的名譽，甚至李佳芬的名節，
也許都握在CIA手裡，以此要求韓國瑜吞下選舉結果，
韓國瑜不能講話，否則就要公布於世，韓國瑜投票日滿臉悲苦，
一定是有難言之隱。
韓國瑜現在當然是陷於兩難，一邊是家人子女的名譽、名節，
這是私的方面，他必然是有許多不捨，但是
另一邊是800萬人的熱情支持，這是公的方面，要求要給一個交代，韓國瑜選對了，
說出被打壓真相，還是個悲劇英雄，韓國瑜要是隱忍不言，拋棄800萬人的期待，
等到2月4日之後，氣勢跌落谷底，整件事就只剩悲劇，韓國瑜也變成狗熊，
從此結束政治生命。
妙計逃離台灣
兩位中共地下黨員妙計逃離台灣
王致遠（1918-2005），廣東潮州人，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丘念台秘書（同時也是丘念台的女婿）。「基隆中學案」發生後，也逐步牽涉到王致遠。跟他單線聯繫的中共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指示他設法儘快撤離台灣。
王致遠考慮再三，首先去基隆找他負責聯繫的地下黨員，問他能否通過海路航運逃出去？這位黨員為難地說，港口特務很多，監視極嚴，很難混得過去。海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只能坐飛機了。於是，王致遠又去找當時在「美援」機構「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職的地下黨員張□□想辦法，他的交際很廣，朋友很多。張□□說：「他有個朋友在國民黨空軍中任職，據說，經常有走私者和貪污舞弊被查獲的人要逃離台灣，來找他們幫忙，用重金賄賂，買通機師，若機師答應了，就把他駕駛飛機的時間告知，要走的人依期到嘉義機場，機師就把一套機場人員的服裝讓他穿上，冒充為機場地勤人員，隨機到廣州。如果是走私者，他會由廣州去香港辦貨，再跟著原機飛回台灣」。
王致遠覺得這個辦法太好了！神不知鬼不覺，既可靠又安全，因為誰都知道，就連國民黨特務也不能進駐空軍機場。於是王致遠就託張□□儘快去找熟悉的空軍機師洽談，並囑咐他花費儘可能減省。過沒幾天，張□□回話說，和機師已經談妥，而且這個機師還很夠朋友，說：「既然是要好的窮朋友，當予幫助，給一張到廣州機票的代價就行了。」
逃生之路有了著落，王致遠十分高興。過了兩天，張志忠又來了，王致遠就把乘空軍飛機離台的方案向他報告，張志忠聽了也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並叫他讓徐森源也用同樣的辦法一起走。
嘉義機場軍機停飛廣州
得到組織的批准後，王致遠趕緊去找張□□，要他通知機師：可以立即走；同時又通知徐森源，隨時作好出發的準備。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還是遲了一步！10月中上旬，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廣州，形勢急轉直下，嘉義機場的飛機已經停飛廣州，走不了啦，這可怎麼辦？王致遠只好另想它法，幾個人湊在一起冥思苦想，苦無良策。這個時候，張□□的弟弟張□□（中航公司的高級職員，地下黨員）獻策說：「可以改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香港，因為飛機票不貼照片，可找兩個可靠的朋友出面填表，申請乘機到香港（包括填表交三張照片和繳驗證件等）。乘機時，我們幾個人扮作送客的親友，等他倆經過查驗身分證、檢查過磅行李之後，登飛機之前，再悄悄地把機票遞給你們，你們即可憑票進入停機坪登上飛機」。大家聽了，覺得此策雖有一定風險，但在沒有別的更好更穩妥辦法的情況之下，也只能冒這個險了。於是，當下就照計行事，決定由張□□負責去「同情小組」（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找兩個可靠的同情者，出面去購買中航公司的機票。
王致遠回到家裡，隨即通知14日已經到達台北、住在徐□□家裡的徐森源做好準備，然後又告訴夫人丘應棠說：「有家人從高雄來台北，告知我母親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必須立即回去，因值星期六下午，立即要跟他從高雄乘船返汕頭，來不及請准假再走，你代我補辦請假手續。」臨行前，王致遠和徐森源騙自己夫人說的話，都差不多。交代完後，隨即王致遠先到張□□家中暫住。
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天色陰沈沈的，天空不見一絲陽光。王致遠、徐森源、張□□兄弟倆個和兩個代購機票的「同情者」，一行共六人，由張□□親自駕駛一輛「農復會」的美國中型吉普車，直奔松山機場而來。可是沒料想這天飛香港的是一架小飛機，乘客寥寥可數，候機室裡冷冷清清，沒有多少人來。等了好一會，還不見通知飛機起飛的時間。走進去查詢，主管的人說，因為乘客中有一位台灣大學的學生還在審查。他們聽了這消息覺得今天情形不妙，候機室人太少，不好混，現在還在審查名單，恐引發什麼問題。於是緊急商量了一下，決定改時間再走，就去辦理退票，改乘19日的航班。因為19日的航班是「空中霸王號」，大飛機，可坐比較多的人，情況會比較理想。
又捱過了難熬的兩天兩夜，10月19日早上，一行六人再次驅車來到松山機場。19日那天情況大不相同，早上由香港開來了兩架大飛機。一架是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號」，一架是央航公司的「空中行宮號」，每機可坐乘客48人，兩架飛機共有乘客96人，來台的、往返的合計達192人，加上接旅客和送旅客的親友，整個候機室約有兩、三百人，很是熱鬧擁擠。他們按原定計劃行事：兩個「同情者」經過驗身分證和檢查過磅行李後，即將飛機票遞給王致遠和徐森源。
「再見吧，台灣！」
這一天，徐森源和王致遠都身著西裝，帶一隻皮箱和手提旅行袋一個，皮箱過磅後已經交給了機場人員，旅行袋則自己隨身帶著，不用檢查。他倆憑機票進入停機坪，憑查票處交給的登機銅牌順利登機。王致遠後來回憶說：「捱過了這一短暫卻又漫長無比的瞬間，飛機終於發動起飛了。到這時，一根緊張得快要斷了的心弦才真正鬆弛下來。『再見吧，台灣！』我俯視著飛機下面的海岸線和海洋，在內心暗暗說了一聲，和徐森源會心地相視一笑」。
「空中霸王號」一陣轟鳴，直穿雲霄，徑直向台灣海峽的南端飛去，漸漸消失在蔚藍的天際。徐森源和王致遠就這樣憑藉著他們和地下黨戰友們的集體智慧與膽略，虎口脫險，順利地撤離了台灣，回到香港。
徐森源，「七七事變」後即投身於抗戰活動，隨後參加丘念台所創立「東區服務隊」，時為國共合作抗日，因接觸馬列主義，終於加入中共。抗戰勝利後，由組織批准來台，先後任基隆中學事務主任、訓導主任，徐博東的母親潘佩卿任教員，而尚在繈褓中的徐博東則被留在蕉嶺家鄉由祖母撫養。1947年，徐森源又由時任台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舉薦，擔任首屆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潘佩卿則任職於省立台中市育幼院會計。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鍾浩東等被捕，徐博東的父親奉命隻身撤回大陸，而留下徐博東母親和三個在台出生的弟弟。自此骨肉離散竟長達40餘年，夫妻再見時已是天人永隔，徐家四兄弟也已經是40多歲的中年人了！
徐森源出生廣東蕉嶺，年輕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做過中國國民黨台中縣黨部主委，後因基隆中學案，其中共黨員身分有暴露危險，1949年與丘念台女婿王致遠(中共地下黨員)同機離台。徐母潘佩卿留在台灣，獨自撫養三個幼子。潘佩卿留有未刊稿《卿夢思源－－一個「共諜」太太在台灣的日記》
愛國主義烈士
序徐博東編註《一個「共諜」太太在台灣的日記》
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
1986年，我和尹章義、王永等同好，為「台獨」扭曲台灣史和澄清台灣認同問題，而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我任理事長，尹章義副理事長，王永秘書長，並籌備1987年舉辦「台灣史學術研討會」，還去函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邀請他們能派學者與會。廈大派的是陳孔立教授，社科院派的是徐博東教授，但因為台灣當局不准陳、徐兩人入台，而未能成行，只好「文到人不到」而缺席。
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台胞大陸探親，於是1988年台史會就組織了一個學術訪問團前往大陸，分別在廈大和社科院召開兩場學術研討會。
雖然，我們都是個別申請赴大陸探親，但還是被偵知是台史會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而被告知：只能探親，不能「學術」，也不能組團。我們只好把「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團」改成「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不是團」，但其他一概行程照舊，而成為自1949年以來台灣第一個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為此，我們還被禁足出境一年。
在社科院的研討會上，見到了博東兄，才得知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時任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並不是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人員，他準備赴台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寫的是丘逢甲，因為他父母於抗戰期間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抗日救亡團體——「東區服務隊」。 丘念台的父親丘逢甲，也是他們廣東蕉嶺的鄉先輩。那時，博東兄與人合作撰寫的大陸第一部《丘逢甲傳》剛剛出版。
社科院台研所主要的工作是動態研究，沒有歷史研究人才，社科院台研所李家泉副所長，與徐博東熟識，所以在接到台史會的邀請函後，遂推薦博東兄以社科院台研所「特邀研究員」的名義，代表該所赴台出席台史會的學術研討會。從此博東兄投入台灣現狀研究，從「路邊攤」一直幹到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榮退。
與博東兄見面後，才知道，他父母原是抗戰期間丘念台東區服務隊的隊員，他是在廣東博羅縣的羅浮山沖虛觀由蔣碧玉接生的。 蔣碧玉是蔣渭水的養女，1941年與夫婿鍾浩東、李南峰及蕭道應夫婦潛赴大陸參加祖國抗戰，被誤為日諜而被捕，差一點被國民黨槍斃，幸得丘念台出手相救，才得以洗清脫險，並加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
光復後，鍾浩東回台在基隆中學校長任內，犧牲於白色恐怖；蔣碧玉亦坐牢達12年之久。
徐博東的父親徐森源，「七七事變」後即投身於抗戰活動，隨後參加「東區服務隊」，時為國共合作抗日，因接觸馬列主義，終於加入中共。抗戰勝利後，由組織批准來台，先後任基隆中學事務主任、訓導主任，博東兄的母親潘佩卿任教員，而尚在繈褓中的博東則被留在蕉嶺家鄉由祖母撫養。1947年，徐森源又由時任台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舉薦，擔任首屆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潘佩卿則任職於省立台中市育幼院會計。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鍾浩東等被捕，博東的父親奉命隻身撤回大陸，而留下博東母親和三個在台出生的弟弟。自此骨肉離散竟長達40餘年，夫妻再見時已是天人永隔，徐家四兄弟也已經是40多歲的中年人了！
巧的是，蔣碧玉是我們中國統一聯盟的創盟執行委員，居然是博東兄的接生婆，更想不到的是，我和大妹小時候就是台中市育幼院的院外院童，每個月領的育幼院救濟金都是出自博東兄母親的會計之手。同是天涯淪落人，如今讀到博東母親恰在那個年代寫的日記，不免再次勾起我童年時代落難的回憶，真是有說不出來的感慨！
所以，博東兄要我為他母親日記的出版寫篇序言，我義不容辭，不能不說幾句。
我九歲，母親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父親判刑七年，外祖母帶著我和三個妹妹，其中小妹尚未滿週歲，我們在台中人生地不熟，家無分文收入，我和大妹申請為育幼院院外院童，不必住進育幼院，每個月可領17元。外婆經常要我們在市場下市之後，去撿些菜葉子回來。好點的做菜吃，差的喂雞鴨，我們從來沒有吃過外婆的雞鴨，雞鴨是外婆逢年過節時賣了換現錢的。而這些尚在其次，背負著「匪諜子女」原罪的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所受到的監管和各種的歧視，其心靈的創傷，更難以用語言來描述……。
讀完了博東母親的日記，一個年輕的媽媽隻身在台灣撫養三個兒子，雖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母兼父職，負擔沉重，尤其是想家，想離別的丈夫，那種難以忍受的孤獨、寂寞和無奈躍然紙上，令人動容。但所幸者，從日記中，似乎看不出來，博東母親因其父親是「共諜」而受到太大影響，是國民黨當局不知其父親具有「共諜」身分來台？或者因其父親已回大陸無法追究？抑或有身居高位的念台先生的庇護？……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
倒是因為博東母親滯台，其父又曾任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他的許多戰友都犧牲了，而他卻能安然跑回大陸，因此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特嫌」遭嚴格審查，博東兄也因此而莫名其妙地成了「可教子女」受到牽連，大學畢業時，竟被「發配夜郎」——我父親的故鄉貴州省遵義縣農村（看來，我和博東兄還真是有緣！）直到文革結束，博東的父親得到平反，他才又調回北京。
我母親雖因白色恐怖在台犧牲，但她在大陸的姐姐和兩個弟弟卻因她來台而於文革期間被批判鬥爭。我大舅章夢濤竟因「十萬青年十萬軍」，當過國民黨軍官，而遭坐牢18年。二舅章仲禹亦遭下放勞改，打倒「四人幫」後才得以解放。大舅後來得以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力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被授予市、省、煤炭部勞動模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及全國先進工作者。二舅在改革開放後，在科研上連連獲獎，其科技發明還獲國際專利，並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我們從來沒有接到過母親死刑的判決書，父親出獄後，也絕口不提母親的事。
保釣期間，友人陳平景到北京，見到周恩來，提到我和陳鼓應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周恩來特別下令對台廣播不要提「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免加重國民黨對我和陳鼓應的迫害。
1988年，我率台史會學術訪問團到廈大開研討會，一天主辦單位人員突然跟我說，有一位你母親的朋友從北京來要見你，然後開車帶我到另一個旅館。一位長者看見我，拉著我的手，眼淚直落，那就是賈亦斌先生。直覺上，我覺得賈公當是我母親的領導，但究竟是什麼關係，賈公一個字也不說。後來大舅跟我說，你媽去台前曾叮囑，如果有事可以找賈公幫忙，但文革時，賈公自己也被鬥垮。
1990年代初，中國統一聯盟和大陸統促會在香港開會，新華社的黃文放還跟我說起「台大哲學系事件」，當時周恩來表示，為了要解放台灣犧牲了不少同志，擔心以後統一恐怕也要犧牲人。
直到白色恐怖平反，我也成為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受難人家屬代表董事，才在台北軍人監獄找到當年移送父親入監的判決書。母親的罪名是「煽惑軍人（先父）逃叛」，父親的罪名是「明知（先母）為匪諜而不檢舉」。
1948年，外婆帶著我和兩個妹妹隨父親來台練兵，母親留職上海郵局，判決書的大意是：上海赤化後，母親思家心切，被中共當局利用，來台勸說父親，如解放軍攻台，不要抵抗。
但是，我把判決書給賈公看，賈公看了直說「不對」，如何是「對」，賈公又是一個字不說。後來，我又去請教楊斯德先生，楊老後來告知母親是「愛國主義烈士」，此外又是一個字不講。什麼是「愛國主義烈士」，大陸朋友告訴我，非黨員犧牲的是「愛國主義烈士」，黨員犧牲的是「無產階級烈士」。
我已遵父親遺言，把他和母親的骨灰合葬於南昌靈山烈士公墓。母親的姓名也被刻在北京西山公園無名英雄碑上。但現在賈公已作古，楊老也當百歲，他們不說，我除了「愛國主義烈士」外，對母親之死仍一無所知。所以，我特別有感於吳小珊對博東母親日記「讀後感」中所言：
「台灣海峽兩岸隔絕37年，台灣當局有限開放29年，66年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奮鬥一生的前輩多已作古，就連我們這些晚輩已然六、七十歲，再不抓緊收集整理台灣光復以來散落在兩岸的史料，恐怕後人很難接續上了。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前輩們的家國情懷，我後輩子孫更應該發揚光大。」
賈公、楊老的守口如瓶，當是有鑑於兩岸尚未結束政治對立。博東兄和我兩家的悲劇，當是源於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我們都是受害者。並且，自台史會研討會後，我和博東兄又不約而同的以兩岸和平統一為志業，為不能讓這民族悲劇延續下去而奮鬥。其實，這不但是我們的志業，更是我們的切身之痛！
是為之序。
201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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