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海峽兩岸對蔣介石評價的演變
作者: 亓官先生
蔣介石的評價如何，在蔣介石父子俱離世的20年後，有轉折性的演變。
一、台灣的「去蔣化工程」
蔣介石父子先後去世後，接任的台灣四代領導人，就著手展開「去蔣化工程」，
陳水扁修改的各級學校課綱，完成「去蔣兼除魅」的艱難任務，外省第二代才子作家李敖，畢生致力於抹黑蔣介石功勳的志業，也起著推波助瀾的功用，李敖認為: 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這個說法在台灣，大家普遍接受。
蔣經國精心栽培的國民黨接班領導人，馬英九也公開認同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起義事件，現在的媒體輿論也接受，民進黨所主張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凶，是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
二、大陸學者的「恢復記憶工程」
大陸著名歷史學者王康說：「我們中國人有強烈的歷史感，中國人常常要在歷史當中去尋找智慧。
那麼離我們最近也是最重大的一段歷史，就是抗日戰爭。所有抗戰史觀在大陸的演變，對於中國的現在和中國的未來，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王康指出：中國大陸抗戰史觀演變的第一階段，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91年前後。這個時期人們被強迫相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國民黨蔣介石抗戰期間躲進峨眉山，把大片國土拱手讓給日本，抗戰勝利後下山摘桃子。到了1995年抗戰勝利
50週年，人們的抗戰史觀發生了變化，民間開始追尋抗戰史的真相。王康說：「那個時候，有三部作品是劃時代的：一是重慶一批史學家出了一本書叫做《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第一次把重慶作為抗戰首都的歷史公諸於眾；另外一個就是著名報人曹聚仁的女兒，夫妻兩人編了一部《中國抗日大圖集》，最有價值的是他們把國民黨領導的22次大會戰列表印刷出來；另外就是本人主持的1995年我們在重慶拍的一部九集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堅持抗戰八年的記錄片。」最大的變化開始於2005年4月，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握手。從這一天開始，官方對國民黨的認同就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9月3日，胡錦濤在北京人大會堂發表講話，第一次承認中國國民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共同組成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儘管不夠，但畢竟承認了國民黨領導了抗戰正面戰場。
從此以後，中國的媒體、歷史學者發表追尋和研究抗戰真相的文章、影片和專著，便形成了一個整體規模。
大陸歷史教科書上，不僅迴避陣亡將士的數字，甚至連那些著名的戰役，也刻意迴避。學生們一般只知道3個抗日戰役：平型關，百團大戰，臺兒莊戰役。其中，平型關戰役是被誤導的。真正的平型關戰役，是閻錫山指揮的；林彪的部隊負責了其中伏擊日本運輸隊
的一個小戰役。
很少有人知道22場大型會戰。至於著名戰役，催生了《大刀進行曲》的長城喜峰口戰役被隱瞞，催人淚下的常德保衞戰被迴避，壯烈的三次長沙戰役被隱瞞……士兵的名字已經淹沒在歷史的塵土中，就連薛岳、孫立人、張靈甫、戴安瀾、王耀武這些聲名顯赫、事績清晰的抗日將軍，竟然也被刻意隱瞞。
僅僅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夠在1945年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答案是：絕對不能。
美國的大量經濟、軍事援助，以及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是要被教科書隱瞞的。超過1500名的美國陸軍14航空隊官兵，犧牲在中國西南地區的駝峰航線中。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在懸賞尋找這些抗日英雄的遺體。而中國人，曾經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在中國，只要不懷偏見、有基本歷史常識的人，都會承認抗日是國民黨領導的。
三、郭汝瑰的悔悟
郭汝瑰是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時國民黨軍隊的總參謀部的少將作戰部長兼第三廳廳長。
作戰部長是做什麽的呢？各國的軍隊都有一個總參謀部，總參的首長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是僅次於最高統帥的軍事指揮官，總參謀長負責為每一次戰役製作作戰計劃，而他手下的作戰部長就把這些計劃記錄下來，下達作戰命令。基於保密的原則，完整的作戰計劃通常只有一套，就放在作戰部長的皮包裡。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時顧祝同是國民黨軍的總參謀長，而郭汝瑰就是他手下的作戰部長。在國民黨將軍中，“徐州剿匪總司令部” 前敵總指揮杜聿明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一個，他一開始就懷疑郭汝瑰是共產黨，但由於郭汝瑰是顧祝同的親信而一直不敢提出，後來遼瀋戰役失利。而國民黨軍幾次重大錯誤的軍事決策都有顧祝同和郭汝瑰的參與。後來杜聿明忍不住地直接向蔣介石明述他懷疑郭汝瑰是共產黨。蔣驚訝地問杜聿明有何根據，杜說我自己已是比較清廉的官了，可是郭小鬼（駡郭汝瑰）更是清廉的讓人難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貪財，甚至連自己家裹的沙發都是打上補釘的！
蔣由於對郭過於信任，在杜聿明走後大駡杜說：難道我堂堂國民政府的官員都要到處去撈銀子才不是共產黨，笑話！
遺憾的是，事實證明杜聿明是對的。據郭的回憶錄和臺灣關於國共第二次內戰的文章指出，他在擔任國民黨軍總參作戰部長期間，很方便的將整套整套的作戰計劃交給聯絡員（當然方便了，就在
自己的皮包裹），由於南京不方便建立秘密電台，聯絡員把情報帶到上海，由上海的中共秘密電台發送給中共中央。以前有部電影叫《永不消逝的電波》，就是讚揚發送情報的報務員的，不知大家
還記不記得？電影最後報務員被捕前，軍統特務已經在砸門了，報務員沒有想到逃跑，而是拼命毀掉發送的電文，為什麼？就是要保護打入敵人核心取得這些情報的人。當時中共在上海當然不只一個
秘密電台，那報務員犧牲以後，情報依然源源不斷的送往西柏坡！
杜聿明也曾當著郭汝瑰的面大駡：“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諜，發的命令都是把我們往共軍包圍圈裏趕！”
郭為了脫身，反指國防部中將次長劉斐有“共諜”之嫌。後來不了了之。五十年代政協開會，郭劉重逢，才知道劉斐真是貨真價實的“共諜”，只是分屬不同的系統。郭直屬共軍總部，劉則屬華東野戰軍敵後工作部。有此二人在其作戰指揮中樞“臥底”，國軍焉能不敗。據說後來徐蚌會戰中被俘的國軍諸將，至今對此二人耿耿於懷。七十年代國民黨戰犯們被特赦後這夥人也入了政協，與郭劉 “共事”，但見面之時無不怒目相向。後來這些國民黨戰犯們寫《國民黨將領淮海戰役親歷記》，仍是恨恨不已，不時流露不服之氣。
更有甚者，郭汝瑰病逝前，身為政協委員的杜聿明去探望。他抓住郭汝瑰的手說：“我最後再問你一次，你當時是不是共產黨？”。郭汝瑰斷斷續續地說：“光亭（杜聿明字光亭）啊，我們是屬於政見不同。。。”
郭汝瑰死了，杜聿明臨死也沒搞清楚郭汝瑰的“政見不同”指的是不同的政黨還是不同的政治觀點？
一個打入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在敵人內部那樣的環境下，都能做到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所要求的：
“我們共產黨人要以身作則，做到不請客，不送禮，。。。少敬酒，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
郭汝瑰著有《郭汝瑰回憶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郭汝瑰主編）等書。郭汝瑰在自己撰寫的回憶錄中，用「蔣介石」、「蔣中正」、「蔣校長」、「蔣委員長」等等不同的稱謂來稱呼蔣介石，甚至在同一段落中使用兩種不同的稱謂。
兩本書中記載：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萬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國民黨是抗日的，蔣介石是抗日的。
四、中共臺灣隱蔽戰線犧牲過千餘名烈士
2013年10月，由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的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是為了紀念犧牲於臺灣的大批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這是中共官方第一次以紀念廣場的形式公開紀念那段塵封的歷史。
在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烈士名錄牆上，可以看到鑲刻著到目前為止、經各方查找發現的846位當年犧牲於臺灣的烈士英名，尚有260多名烈士的姓名沒有下落。
烈士名錄牆上留有許多空格，以便將來發現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隨時增補上去，供後人瞻仰。
中共黨史專家陳輝追查多年後，發表研究隱蔽戰線之成果，原來1949年前後，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解放臺灣的決策部署，中共向臺灣秘密派遣黨員和進步人士達1500餘名。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叛徒出賣，島內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其中被國民黨當局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餘下400餘人僥倖逃脫追殺，最後能回到大陸的屈指可數。
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和延安派去的黨組織，共同組成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在隱蔽戰線展開鬥爭 。
臺灣被清朝割讓給日本後，島內人民仍同大陸保持著密切聯繫。20世紀20年代初，一些進步青年回大陸學習時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如謝雪紅在1925年便於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同鄧小平、蔣經國為同期同學。
1928年4月，當時以旅滬臺灣革命青年為骨幹的臺灣共產黨（後被稱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二樓上成立。第一屆領導人為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補委員有
翁澤生、謝雪紅，台共書記為林木順。
臺灣共產黨是在中共中央幫助指導下建立的，不過按照共產國際關於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
台共建立後即返島發動群眾，並於1929年在臺灣中南部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隨之展開第一次“台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幹。隨著日共組織在本土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臺灣全島發動
第二次“台共大檢肅”，抓捕了台共領導謝雪紅等人並判重刑，導致組織瓦解，只剩下少數人隱蔽民間或潛回大陸。蔡孝乾回福建後進入中央蘇區，作為臺灣代表參加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跟隨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抗戰時期還擔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隨後，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臺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臺灣建立黨組織。當時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紅軍資歷的臺灣幹部。雖然此前犯過生活作風錯誤，但鑒於他熟悉島內情況並經過長征考驗，中共中央還是任命他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9月，蔡孝乾從延安出發，經淮安到達上海。在上海學習一個多月後，為儘快到臺灣發展組織，黨組織委託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李偉光為蔡孝乾辦理了入台手續。初期的臺灣工委幹部包括簡吉、謝雪紅、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林英傑等人。
1946年4月，首批幹部由張志忠率領從上海搭船潛入基隆、臺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於7月進入臺灣，聯絡島上的“老台共”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領導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區工作；洪幼樵任委員兼宣傳部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工作；張志忠任委員兼武工部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
由於臺灣受日本半個世紀統治，大陸革命風潮對島內影響較小，群眾對共產黨缺乏瞭解，臺灣工委一年內發展黨員不過百餘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臺灣全島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變，中共臺灣工委因事先缺乏準備，只有謝雪紅和張志忠等人組織部分群眾參加鬥爭。隨後，國民黨當局實行白色恐怖統治，臺灣工委的秘密活動更加困難，不過民眾不滿情緒的增長也為地下黨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1948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面臨潰敗，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台，對島內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但是地下黨組織還是得到快速發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敗退臺灣，此時臺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共產黨並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眾，可以掌握的群眾將達5萬人，但這在島內700多萬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後來，陸續從大陸派遣的共產黨員和當地發展的黨員、進步人士達1500多人。1949年解放戰爭凱歌高奏，解放臺灣成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毛澤東在這一年7月曾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這裡所說的“內應”便是島內的地下黨組織。
臺灣工委成立後，為配合解放軍解放臺灣，組織臺灣民眾開展反蔣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臺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並在臺北市創辦了《光明報》。6月，《光明報》發表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文章是由中共地下黨員林英傑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陸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向臺灣人民轉告了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南京以後大舉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的發展趨勢，號召臺灣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做好一切準備，迎接全國解放。後來，臺灣全島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場所都出現了《光明報》和革命標語。
六、中共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被捕叛變
中共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蔡孝乾被捕叛變，引發臺灣共黨組織全面災難 。
1949年4月6日，臺灣工委發動了反美、反蔣的學潮。三個月後，有人在臺北臺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報《光明報》。特務人員將一份《光明報》呈給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
數日之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陽明山官邸召開會議，當面痛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臺灣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緝。
陽明山緊急會議後三天，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臺灣大學校園散發《光明報》的四個學生。一個叫戴傳李的學生供稱，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8月14日凌晨3點半鐘，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器材，及大量有關宣傳資料。
鍾浩東歷經了三天三夜連番訊問，表現得十分堅強，但日以繼夜的訊問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
鍾浩東忽然反問訊問他的谷正文：“老鄭怎麼樣？” 雖然鍾浩東不肯說出“老鄭”是誰，但谷正文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中共在臺灣的重要人物。
鍾浩東被捕後，保密局陸續又抓捕了44個地下黨，輪番偵訊告一段落，每個人都像被擠光的牙膏。44個地下黨當中，鍾浩東、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被槍決，其他人按情節輕重分別被判處徒刑。
特務從鍾浩東嘴裡問不出“老鄭”的底細，不死心。10月間，地下黨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後，被保密局特務抓住。李汾是高雄鐵廠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接頭時，對陳澤民實施了抓捕。經嚴刑拷打，陳澤民說出了“老鄭”的住址：臺北市泉州街26號。但當特務趕到此住所時，已空無一人。
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的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繫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臺灣工委副書記張志忠。張志忠視死如歸，特務們用盡酷刑一無所獲，只好另想辦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的特務抓到回家的一個40多歲的男子。此人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關押期間要求提供美食。保密局組長谷正文回憶說，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後，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並指定要到臺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買。吃完牛排後，此人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交通員黃天的藏身據點。特務讓他帶路，結果此人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突然跑掉了。
“老鄭”逃走後，谷正文發現他正是中共臺灣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因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吳姓者只有吳石一人，谷正文認定吳石在向中共提供情報。蔡孝乾叛變後出賣了吳石，驗證了谷正文的判斷。
上了鈎的“大魚”跑了，國民黨特務豈肯甘休。谷正文得到“老鄭”逃走的消息後，火速從高雄趕回臺北。毛人鳳威脅谷正文，怪他督導不周，處分記大過兩次，如果抓回“老鄭”歸案，這兩次大過可免。谷正文開始部署再抓“老鄭”。
兩個月後，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時期的一些關係。通過追查拷問，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義阿里山鄉下，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
他們感到在鄉村穿西裝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他在鄉下躲藏兩個月後，感到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著裝上的大忌了。
對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後，毛人鳳、谷正文想瞭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將他們關進一間牢房裡監聽其談話。
據谷正文回憶，張志忠天天組織同牢房的人批鬥蔡孝乾，指著鼻子罵他：“侵吞1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
由中共叛徒轉變為特務的谷正文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受過羅榮桓領導，很熟悉共產黨內情況。
他在回憶錄中指出：“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形跡過於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 ，“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中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鬥爭史，恐怕要改寫。”
蔡孝乾叛變後在一周內就供出所有的名單資料，造成包括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在內的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逮捕，導致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破壞。
蔡孝乾叛變後，出賣戰友、同志毫無保留。谷正文回憶說：
“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齒；而張志忠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給他的自白書大綱寫著，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蔣經國說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多件“中共間諜案”。光是因為蔡孝乾投靠國民黨，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係人，就多達1800多人。
蔡孝乾叛變後加入國民黨，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
由於擔心被地下黨暗殺，蔡孝乾長期在警衛森嚴的居所，深居簡出，1982年10月在臺灣病逝。
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屠殺中湧現出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寧死不屈的英雄 。
1950年6月10日，一排士兵走進位於臺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監獄，押解即將行刑的死刑犯。
四名不願投降的勇士，被五花大綁，以軍用大卡車載往馬場町刑場。英勇犧牲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中共華東局女特派員朱楓、國民黨“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的親信隨員聶曦上校。
七、吳石是蔣介石身邊的 “密使一號”
吳石，1894年8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曾留學日本炮兵學校，畢業後又進入日本陸軍大學，在兩所學校畢業時都名列第一，轟動了中日兩國的軍界。他被稱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詩、
能詞、能書、能畫、能英語、能日語、能騎、能射、能駕、能泳。
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後，吳石在國民黨陸軍大學任教官多年，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他的學生。
1939年，吳石與20餘年未見面的老友吳仲禧重逢。當時吳仲禧在韶關任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他已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共，此後一直在國民黨軍隊的上層
做地下工作。
1940年底，白崇禧推薦吳石任第四戰區中將參謀長，吳仲禧也在這時調柳州任第四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監。兩位老友又一起共事。幾年裡，吳石經常流露出一種憤懣、失望的情緒。吳仲禧回憶說：
“吳石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抗日戰爭後期，吳石曾在重慶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任中將主任。吳仲禧則在1946年1月調任南京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潘漢年等人指示吳仲禧設法通過吳石的關係在國防部內找一個實職，以便更好地開展軍事情報工作。
1946年9月，經吳石幫忙，吳仲禧被委任為國防部監察局中將首席監察官。這樣，吳仲禧可以利用這個職務，借著到各地巡查、視察部隊之便，搜集軍事情報。
1947年4月，吳石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劉曉等人見面後，與共產黨正式建立聯繫。他經常往返於滬寧之間，不斷送來重要情報，遞交給華東局。
1948年6月，吳仲禧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仲禧在南京見到吳石，吳石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學生、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徐州後，李樹正看了吳石的信，對吳仲禧格外客氣，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看見1：25000的軍用地圖上，詳細標明國共雙方部隊的駐地、番號、兵種等，把東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條戰線的形勢反映得清清楚楚。吳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設法將上述情報向潘漢年彙報。吳仲禧回憶說：“這次任務的完成，如果沒有吳石的有力幫助，沒有李樹正按照吳石的囑託作了種種關照，是不可能這樣順利的。”
國民黨國防部尚保存有500餘箱軍事機要檔案，國防部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主張直運臺灣。
吳石以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為理由，建議暫移福州。國民黨當局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吳石派人將500餘箱機要檔案從南京押送抵達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此時，吳石已得悉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便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在福州起義，將這批機要檔案悉數獻給中共解放軍。
1949年5月下旬，吳石到福州上任，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將存福州檔案運台。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藉口，一方面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權充絕密檔案運往臺灣；另一方面下達“死命令”，要部下、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聶曦和隨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匿藏，最後交給了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7月，吳石由福州經廣州輾轉到香港找到吳仲禧。吳石告訴吳仲禧，福建綏靖公署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要到臺灣去。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被懷疑，他偕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子女去臺灣，留下大兒子吳韶成、大女兒吳蘭成在大陸。
10月25日，解放軍在缺乏軍事情報的情況下，攻打金門失利。11月，解放軍攻打舟山群島也受到重大損失。這兩仗給解放軍敲了警鐘：解放臺灣比預想得困難。為儘快取回吳石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華東局決定派長期在上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楓赴台與吳石聯繫。
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台，與蔡孝乾取得聯繫。一個星期後，吳石在寓所秘密接見朱楓，向她提供了一批絕密軍事情報的微縮膠捲，內有：《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編繪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備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個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海軍基地艦隊部署、分佈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另外，還有《關於大陸失陷後組織全國性遊擊武裝的應變計畫》等。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部門。其中，幾份絕密軍事情報還呈送給毛澤東。
1950年3月1日，臺灣當局下令以“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逮捕吳石，以及吳石的夫人王碧奎、吳石的朋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吳石的親信隨員聶曦上校等人。
5月6日，吳石在獄中，寫下了一首絕命詩：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
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
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吳石被殺後，國民黨保密局派人清理這位“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家產時，僅查出一根四兩重的金條。連負責搜查的特務也不無感慨：這麼大的官，還真沒幾多財產。
八、朱楓是中共臺灣地下黨的“江姐”
朱楓，1905年生。浙江鎮海人，出身富裕家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兩個月，朱楓還在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丈夫朱曉光已隨解放大軍，從東北南下，到上海參加接收工作，被任命為新華書店主要領導。從8歲起就在隨軍征戰中長大的女兒朱曉楓已經18歲了，進入上海醫學院學醫。組織上瞭解朱楓家庭的實際情況，已經決定將她調往上海。8月，朱楓把帶在身邊正在讀小學的兒子朱明托好友先帶回上海，而自己則把手頭的工作做個了結。辦好工作移交，她寫信給丈夫和女兒：“現在隨時可以走得了！”
在朱楓一家共夢團聚的日子裡，華東局有關領導正在考慮一項重大使命的人選。新中國即將成立，解放臺灣箭在弦上，但金門、舟山之戰意外受挫，急需派人入台與地下黨取得聯繫，但誰能擔當如此重任？忠誠、機警、成熟，而且在臺灣還有社會關係的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
可是，上級深深瞭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在即將調回上海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確有不忍。但在沒有第二個選擇的時候，組織上終於找她談話，並徵求其意見。
這個任務雖出乎預料，但朱楓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並立即給丈夫寫了一封不太好懂的家書：
“兄將外出經商，此去將有幾月逗留，妹不必惦記，也不必和他人說起，阿妹如需去別處，請勿為我滯行。
這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該去做，幾個月後，兄將以更愉快的心情與妹相見，
望妹安心等待著更愉快的晤聚……”
朱楓22歲遠嫁東北，丈夫是奉天兵工廠的總工程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楓和丈夫返回鎮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兩個孩子。前夫的大女兒阿菊、女婿王昌誠當時都在臺灣。
女婿是臺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幾個月前，朱楓剛剛接到過女兒、女婿的來信，邀她去臺灣玩，還寄來相關證件，但被她婉言謝絕。現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見的女兒、女婿了。在她身上，有組織開出的兩封介紹信，一封給蔡孝乾，一封給吳石。在衣服隔層中，還藏有金項鍊和金手鐲。
1949年11月27日，朱楓從香港抵達臺灣基隆，阿菊和丈夫一起來迎接朱楓。雖然不是親生，但朱楓和阿菊母女倆關係很好。根據出發前與上級的商定，這次赴台，朱楓只單線會兩個人，完成任務即返回。
憑藉阿菊夫婦的天然屏障，朱楓先會蔡孝乾，雙方約定聯繫方式；不久又與吳石接上頭，並前後七次相晤，獲得大量絕密軍事情報，又迅速通過關係，陸續轉香港送往大陸。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楓順利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得到上級的指示：“速回。”
1950年1月14日，朱楓讓阿菊買了去香港的船票，還順便托一位朋友捎回給上海親人一張便條。便條上只有幾個字：“鳳（朱楓在家小名桂鳳）將於月內返里一行。”
朱楓在等船票時，臺灣方面已經實施“戒嚴”，進出臺灣的海空通道全被關閉。緊急關頭，她求助吳石。吳石冒險開出“特別通行證”，通過軍用飛機，將朱楓送到還在國民黨軍手中的舟山，謀求利用舟山漁船，讓朱楓返回老家鎮海。
2月2日，蔡孝乾被抓，很快叛變，供出了朱楓和吳石。他還打電話找朱楓，但朱楓已經走了。
在吳石寓所，特務搜到了為朱楓開出的“特別通行證”的證據。於是，吳石“通匪”罪證和朱楓去向全部暴露。朱楓到舟山後在某醫院的好友處藏匿。2月18日，朱楓在定海被逮捕。
朱楓意識到凶多吉少，在沈家門被羈押時，從皮衣的夾縫中剝出金項鍊和金手鐲，分四次吞下，決心自殺以身殉職，但被發覺，到醫院把金物取出，押回臺灣。
國民黨特務原以為朱楓女流之輩，一定會像蔡孝乾一樣貪生怕死，出賣同志，但朱楓堅不吐實，寧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將朱楓槍殺在臺北馬場町。
1951年7月，由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簽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楓為革命烈士。
九、陳寶倉是為共產理想獻身的國民黨中將
陳寶倉，1900年出生。河北遵化人。中學畢業後棄文從武，考入河北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兩年期滿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畢業後即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
1937年初，陳寶倉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科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負責武漢防務。8月，日軍向上海進攻。雙方實力懸殊，陳寶倉受命擔任昆山城防司令，給日軍以迎頭痛擊，為上海及長江下游的百姓、物資轉移爭取了時間。
1938年春，陳寶倉參加宣城戰役，遭日機轟炸導致右眼失明。6月，日軍以海、空軍配合向武漢進攻，陳寶倉眼傷未癒即奉調參加武漢會戰。後經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推薦，出任第二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的參謀長，參加德安戰役。是役，殲滅日軍2萬餘人。
1939年春，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陳寶倉任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負責兩廣軍事政務。在這期間，陳寶倉有機會與共產黨人、文化人士廣泛接觸，成為共產黨的真誠朋友。
1939年秋，日軍為了封鎖中國出海口，截斷國際對中國的物資支援，以10餘萬之眾，從海南島偷渡，在廣西欽縣防城沿岸登陸，沿邕欽公路攻佔南寧，直陷昆侖關。國民黨調集部隊發起總攻，陳寶倉負責組織指揮靈山方面戰役。桂南會戰歷時一年，斃傷日軍4萬餘人，迫使日軍南撤。
抗戰勝利後，陳寶倉調任第四兵站總監部總監。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向蔣介石告發陳寶倉有遺失給養物資、資助中共解放軍的嫌疑，陳寶倉因而被免職。1948年春，陳寶倉在香港加入民革，並與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饒彰風、方方等接觸，表達了可以赴臺灣為實現祖國統一做工作的願望和決心。年底，陳寶倉案被撤銷，調任國防部中將高參。
1949年，陳寶倉受中共華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臺灣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賣，陳寶倉身份暴露，與吳石、朱楓、聶曦被國民黨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952年，毛澤東簽署頒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授予陳寶倉革命烈士稱號。
十、聶曦是寧死不屈的共產黨員
聶曦，原名聶能輝，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歷任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組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科長，上校軍階。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吳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時，國民黨當局電促速將存放在福州的檔案運台。吳石命令聶曦和隨從參謀王強把298箱絕密檔案全部轉移。福州解放後，這批軍事絕密檔案被王強移交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聶曦隨吳石赴台後，朱楓前往臺灣與吳石會面，聶曦充當了二人之間的信使，將大量絕密情報，通過朱楓轉給大陸。蔡孝乾叛變後，聶曦被捕。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同日行刑。聶曦時年僅33歲，是四位共產黨員中最年輕的。臺灣媒體在報紙上報導時，還配發了一張聶曦臨刑前被押赴刑場的照片。
聶曦身穿白襯衫，下半截紮在軍褲內，腳穿馬靴，兩手被反綁在背後，還能面露微笑。他臨刑前的那張照片，堪稱經典瞬間，令後人驚歎不已。
十一、其他犧牲者及倖存者
除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四位著名犧牲者外，還有一大批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殺害。
擔任中共臺灣工委武裝部部長的張志忠，被捕後經過國民黨四年多“感化” 仍不屈服。蔣經國曾兩次到監獄對張志忠進行勸降。國民黨用盡一切手段無效後，於1954年3月16日將張志忠槍殺。
中央組織部經過長期的調查核實，於1998年1月將張志忠和其夫人季澐定為烈士，並通知了他們的親屬。
擔任中共臺灣工委委員、負責領導工委機關報《光明報》的泰國華僑林英傑，1946年受中共華東局的指派，到臺灣從事地下革命活動。1949年6月，《光明報》發表林英傑起草的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論，震撼全島，也驚動了蔣介石。國民黨特務開始追查《光明報》，林英傑當機立斷，通知與案件有直接關聯的地下黨員陳仲豪、王致遠、陳少麟、方喬然等人儘快撤退到大陸。
林英傑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陸，自己卻留在臺灣，繼續作鬥爭。1950年3月，林英傑被抓獲。7月22日，林英傑被槍殺，年僅37歲。林英傑犧牲後，其親屬於1957年得到時任內政部部長謝覺哉的鼎力幫助，領到了革命烈士證明書和烈士家屬證明書。
擔任中共臺灣工委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的簡吉，是名“老台共”。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簡吉與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臺灣民主自治聯軍。1950年，簡吉被捕，視死如歸。1951年3月7日，簡吉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斃。
中共臺灣地下黨員、臺灣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捕後視死如歸。其夫人蔣碧玉也是地下黨，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大義凜然：“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 而英勇犧牲。蔣碧玉則幸運被放過。
中共地下黨員、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福建閩侯人。臺灣光復後，劉晉鈺是第一批到臺灣接收電力設施的專業人員。後來，臺灣電力公司成立，劉晉鈺被委任為臺灣電力公司董事兼總經理。1950年7月17日，劉晉鈺被槍斃。
王正均，吳石副官，因協助吳石為中共搜集、傳遞情報，被捕後面對嚴刑與利誘拒不承認犯罪，於1950年8月10日犧牲。2011年7月1日，中共民政部下發“關於批准王正均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會部臺灣工作站被特務機關破獲，安學林、蘇藝林、陳平、葛仲卿等百餘人被捕，不屈者均被槍斃。
中共臺灣工委的羅天賀被判死刑，從容赴死！
劉光典曾是當年臺灣“中共間諜案”的重要人物，他與吳石、朱楓一起被後人稱為中共在台情報工作的“三傑”。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劉光典接受了洪國式的吸收，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
他多次出生入死，搜集、傳遞情報，為遼瀋戰役的勝利及東北全境的解放貢獻了力量。被捕後，英勇犧牲。
1950年因蔡孝乾叛變，中共臺灣地下黨員劉青石遭到國民黨通緝追捕。他在墓地中潛伏4年後於1954年被捕，成為最後一名被捕者。
謝漢光是有記錄可查在臺灣堅持鬥爭最長的一位中共地下黨員。謝漢光是廣東豐順縣人。
抗戰勝利後，他受中共華南分局派遣，進入臺灣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謝漢光在逃脫後下山，潛逃到台東一個極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村長的幫助，冒名頂替失蹤多年的高山族農民葉依奎，在那裡幹活，度過了艱難險惡的39個年頭，一直到1987年臺灣當局宣佈解除“戒嚴”，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見天日。1988年12月8日，謝漢光手持葉依奎的身份證，回到廣東省豐順縣老家，與離別50多年之久的髮妻和子孫相聚。歷經兩年的艱苦努力，經中央組織部審查確認，其黨籍獲得恢復，還享受了離休幹部的生活待遇。兩年後，75歲的謝漢光病逝。
歷經九死一生僥倖返回大陸的地下黨員寥寥無幾。
謝雪紅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後便返回大陸，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他們是臺灣地下黨和進步人士中的幸運者。
吳克泰，1946年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黨派往臺灣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3月，根據上海局通知，臺灣地下黨派吳克泰率領臺灣省青年代表團來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本來預定很快就要隨同解放軍打回台灣去，卻因朝鮮戰爭爆發，解放臺灣計畫擱淺，留在了大陸。新中國成立後，吳克泰擔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
還有一些人既未蒙難，也未返回大陸，在臺灣長期隱居下來。這些人歷經滄桑沉浮，沒有出賣組織，沒有出賣同志，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能夠殘存下來實屬不易。
結語:
大陸歷史學界近年有一個趣味的說法: 蔣介石的評價在大陸，已經由鬼變成人，在臺灣卻由神變成鬼。
蔣介石在臺灣的評價低落，已經是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
國共鬥爭的秘密資料逐漸啟封後，蔣介石一生在臺灣和大陸與共產黨生死之戰的過程，才漸漸露出真相。
也讓我們知道李敖所說: 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是在資訊不完整狀況下，純屬個人偏頗的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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