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黨內革命

[無言]君提出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 日本鬼子殺死的台灣人更多，為何大家不理不睬？ 為何一票人崇拜鬼子呢？ 這確實是我們應該深刻檢討的重大問題 ! 李登輝的黨內革命    解答這個問題的最關鍵切入點就是岩里政男，曾經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李登輝因為機緣巧合，登上台灣政壇的頂峰，做到中華民國的領導人，這個尋常人羨慕甚至忌妒的高位，李登輝棄如敝屣，在他的人生目標中，一個更高的 位置，他覺得還沒有達到。  李登輝最大的志向就是成為台灣國的國父，這個志向如今 看來，恐怕已經是不可能達成的夢想，但是卻忠實反映出李登輝 所受日本皇民教育的高度成功。     李登輝最重視的武士道精神就是誠實，不誠實的人他無法忍受。 李登輝發表新書「『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被喻為切中現代日本人心坎中的痛，重新鼓舞日本人萎靡不振的「大和魂•武士道」精神。此書在日本發表時，包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漫畫家小林善紀等日本政界、學界、文化評論界人士都極為推崇。  李登輝在這本書中闡述如何評價日本人、中國人及台灣人，也透露他如何看破手腳離開國民黨，提出兩國論，也是說破中華民國 已是「千古墓牌」的玄機。       一九○○年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以英文寫成【武士道，日本之魂】一書，李登輝少年時看了這本書，深深受到「武士道」精神 的感召，並影響他往後的人生思想。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大會上，李登輝受邀以《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為題發表了演講，他說: [ 新渡戶先生首先以「義」為德目。「義」一言以蔽之即禁忌卑劣的行動。而且不能將之制限於個人或「私」的層面，一定要將之 提升到「公」的層面來接納的一個觀念。   其次是「勇」。「勇」和「義」是有密切關係的。沒有義的勇完全沒有價值。昭和天皇的「耐寒矗立積雪中、色不變的松啊、雄哉！人須如斯」的御吟等，正是不外乎讚揚「勇」與「義」。再者是愛的「仁」。再是與之有密切關係的，即尊重他人的感情而產生謙虛、懇切之心的「禮」，還提出「禮」絕對不可或缺的「誠」。最後是日本人將之置放於人倫的最高位，可說是名譽的戒律的「忠」。新渡戶先生說這些德目不即不離，渾然成一體的就是 武士道。]     新渡戶稻造著書來美化的《武士道》，李登輝認為:[「武士道」對日本人來說是最高的道德規範。而且我認為不只是日本人，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極貴重的財產。] ，[在考慮以什麼來做精神的指針時，我便不躊躇地想高舉「武士道」。如果說「武士道」是人類 最高的指導理念也不為過。] 他承認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自認他從出生之日起就是“皇民”，“自幼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      其養父為其取名“岩里政男”。其養父岩里龍男又名李金龍畢業於警察官練習所，在日本殖民者手下充當刑警10餘年，與 岩里政男生父為同事。      其兄岩里武則中文名字李登欽，曾在日軍中服役，二戰期間在菲律賓戰場戰死，其靈位至今仍擺在日本靖國神社。      1943年岩里政男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書，學習農業經濟，直到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回到台灣，隨之改回中文名李登輝。      李登輝日文水準比中文流利，日本人的血統意識滲透倒他的 骨髓。實際上，根本一直自認是日本人。         李登輝與日本作家深田裕介談話時說，“在日本天皇去世時，全世界只有台灣和日本一樣表示由衷的哀悼！我的悲痛也不下於 日本人。” 　  1992年，給台灣博物館題詞時，取用日本人所說的“終戰”一詞代替台灣“光復”，公然抹煞侵華日軍對台灣和整個中國的侵略 歷史。 1994年3月，與日本極右派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話，說“自己 22歲以前是日本人”。 　　1997年12月，在接受日本記者專訪時說：“日本就過去對 中國的侵略，持續向中共低頭道歉的傾向，做得太過分。”      2000年年初，在他出版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說，他自己在日本佔領台灣的時代裏充滿了“幸福”和“自豪”的感覺。 　　2001年8月，公開表示支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還說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自家的事，“其他國家的人不要出嘴 干涉”。 　　2002年9月，李登輝在接受《沖繩時報》採訪時說，中國主張釣魚島是中國領土，是因為“看中了附近藏有石油”，“尖閣諸島(日方對釣魚島的稱呼)顯然是日本的領土”。 　　2004年1月，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時說，中國人缺乏“誠”的精神，始終都在撒謊，他很羨慕日本能保有武士道精神。他還聲稱，“美國20年來沒有改變過圍堵中國的目標，今後可能會讓日本處理台灣問題，日本應該代表美國打理亞洲的外交戰略。” 2004年11月，岩里政男穿上和服，把自己打扮成日本漫畫中的男主角江田島平八，為一“台獨”網站做宣傳，十足一個日本浪人的 形象。      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岩里政男大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是“無主之國”；談到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血腥統治的“武功”時，說 “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要“用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對於岩里政男來說，當然合乎科學，因為日本人給岩里一家帶來了“皇民”的榮耀，給岩里政男帶來了優越的生活。但日本人 給台灣民眾留下的卻是殺戮、掠奪和苦難。     岩里政男為何還要選擇做台灣人呢？真相是做台灣人比做日本人更方便賣台！不做台灣人，他就不能加入國民黨，就不能取得 小蔣信任，就不能榮登大位，就不能隨心所欲地賣台。      岩里政男將日本視為“祖父之國”，他上臺伊始，迫不及待地要將臺日實質關係全面擴展、深化和升級，處心積慮地同日本政界 要人拉關係。      當台灣人民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時，岩里政男卻胡說“抗日戰爭紀念從台灣本土角度看，較有爭議”，“不宜直接表態”；他還與日本軍國主義遙相呼應，將“台灣光復50年”改成 “台灣終戰50年”；     岩里政男隻字不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血腥殖民統治，僅1898-1902年淡水登陸後，在台灣戰場殺害許多台灣人民的 罪惡事實。有學者統計，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起初25年，每年平均要殺二萬人，後25年，反抗平息，殺人較少，但是對竊盜等罪，砍斷人犯手腳絕不輕饒。     岩里政男還勸日本人不要因曾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而“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他對中島嶺雄說：“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 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      岩里政男還说，“與此相比，對日本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擁有作為亞洲的領導者面向未來的明確視野吧！”他還提醒日本“不要再妄自菲薄”，日本和美國一樣“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而且“日本是比美國更有深度的國家”，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將其深度發揮在政治領域上，希望日本能夠在亞洲和世界政治舞臺上充分發揮其潛力。      每當和日本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的神經就立刻興奮起來，極力向他們表白他會說日本話，從年輕時就偏愛日本，時時處處都與日本國民“抱有共感”，在亞洲，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像他那樣的“忠誠的朋友”，以至在日本人眼裏，岩里政男不僅22歲以前是日本人，就是現在說他是日本人，也沒有人會不相信。     日本的文科大學生必須從軍，李登輝也因此當過大日本皇軍的砲兵中尉。   “ 皇軍”不是人人皆可參加，因此比“皇民”還要高一級，這是李登輝比普通台灣人更驕傲的另一原因。由於李登輝長期接受日式教育，擁有“李登次郎”、“岩里政男”這類日本名字，而且在他日後的說話及文字中常常出現近似日本語法的名詞，如“一代建國” “一個犧牲、兩個靈魂、三個能力” 等等，並且日語比華語流利得多。     李登輝與石原慎太郎相同，都是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長成的一代，對天照大神的神話，深信不疑，以曾經參加日本皇軍為榮。既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孫，日本又是地球上最神聖的民族，當然值得驕傲。     李登輝雖然只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對日本的認同，卻遠超過百分之百的純種日本人，日本皇民化軍國主義教育的成功，即由此可見。 日本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採取嚴格的城鄉分離政策 湯瑪斯·巴克禮（英語：Thomas Barclay，漢名：巴克禮，1849年－1935年。巴克禮牧師於1875年6月5日 (26歲)抵達臺灣打狗(高雄)，主要於台南宣教，設立台南神學院，1895年起，歷經台灣日本殖民時期。他在1935年10月5日病逝於台南，總計一生奉獻給台灣 60 年。 1895年的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台南守軍劉永福逃亡大陸，在台南市的當地父老，恐懼日本人占領台南市會大開殺戒，委託英國巴克禮牧師出面與日軍講和， 日軍統領乃木希典將軍尊重其為英國人且基督徒，答應不殺害台南市民，台南市區才免於炮火洗禮，待乃木將軍升任台灣府總督時，頒給他一個第五等勳章，以玆表揚他對台南和平接收的貢獻。 日軍統領乃木希典將軍信守承諾，佔領台南市沒有殺人，對城市居民也一直採取懷柔政策。台南當地父老都感念乃木將軍的不殺之恩。但是同一支占領軍，到了鄉下就完全不一樣了。 噍吧哖事件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玉井事件、噍吧哖事件，是發生於臺灣日治時期大正四年（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事件，同時也是臺灣人（主要為閩南人與原住民族大武壠族）第一次以宗教力量大規模武力抗日的重要事件。 因為策劃起事的地點在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故日方稱以「西來庵事件」；起事的首領是余清芳（1879年－1916年），故又稱「余清芳事件」；又由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今臺南市玉井區）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全臺各地，據臺灣總督府統計，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外，高達866人。之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為無期徒刑。 此事件後，臺灣總督府才開始整飭臺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事事件再發生。安東貞美總督在會議時曾說：「義和團之亂已經是十幾年前清國的事情，為何今日臺灣還有此類的暴動？盲從暴動者至少也該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賴的。」認為迷信不可取，承認在臺灣教育失敗，臺灣總督府也因此事件，展開更深入的宗教「慣習」調查。 西來庵事件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到由於軍事實力的懸殊，抗日起義舉動斷然不可行，民眾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暴力轉型為以社會運動與政治訴求的文化抗日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有紀錄以來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不過在國際社會上，這事件雖然規模較大，知名度仍舊不及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有學者認為，宗教因素並非孤立本質，其實是台灣人不滿日本殖民統治的自發抗爭。 日軍後續追擊與清鄉，對起義的台灣人進行了有據可查的種族屠殺，按戶政資料與考證，8月3日起在楠西密枝莊殺害16人，竹圍莊屠莊，男女老少皆死，死亡人數251人。玉井沙仔田莊焚莊，死亡人數82人。玉井國小萬人堆旁斬首刑場，人數不詳，芒仔芒莊死亡36人，內莊仔莊及木公莊屠村死亡119人，另有抗日份子數十人遭斬首收埋於當地廟宇，南莊、菁埔寮莊各為死亡114人及109人，北寮莊斬首45人，竹頭崎莊死亡185人，崗仔林莊屠殺69人。牛埔滅村，甲仙埔四社寮地區為義軍遭追擊解散區域，四散許多遺骨，阿里關、檨仔坑、坪頂等地皆有殺人埔，另新化四處殺人埔應為左鎮、南化、玉井兩百多居民遭殺戮地點。 蕭壟事件 蕭壟事件發生於1895年5月，因日本某親王（據說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混成第四旅團，另說是伏見宮貞愛親王）由今嘉義縣布袋口登陸，於今臺南市鹽水區遭暗殺，義民以長竹桿之端加綁鐮刀從馬上砍下，割傷頭顱，流血過多，無法可醫即死於張厝。由於主帥身亡，全體日軍陷入瘋狂狀況，當時軍隊行經蕭壟（今臺南市佳里區），日軍為了報復，而導致於1895年農曆9月3日蕭壠居民被血腥屠殺，死亡人數據傳達兩千人。有生還者回憶如下，「事後，莊民前來收屍，整整裝十八輛牛車之多，由於死亡人數太多，連棺木都一棺難求。」。因此每年農曆九月三日，佳里區家家戶戶都在祭拜因走番仔反而犧牲的祖先。 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日語：霧社事件／むしゃじけん musha jiken）是臺灣在日治時期1930年（昭和5年）發生的原住民武裝抗日事件，地點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事件起因是賽德克族原住民不滿日本統治當局長期以來苛虐暴政，而由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德克達亞群各部落聯合起事，襲擊由日方建立的樣板聚落霧社，趁霧社公學校舉行運動會時襲殺日本人。事發後立即遭日方調集軍警，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而起事的賽德克族人雖在襲擊成功後即回撤備戰，但仍不敵日方的強大武力，身為起事領袖的莫那·魯道飲彈自盡，參與行動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數百位族人在寧死不屈下集體自縊，餘生者則被日方強制遷至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鄉西北端的清流部落）集中居住與管理 。該事件爆發震驚日本政府與國際社會，除了使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遭到重大挑戰，並造成時任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等高層官員引咎去職。 霧社事件是臺灣人在日治時代最後一次武裝抗日行動（漢人在西來庵事件後已放棄武力鬥爭，改採社會運動模式）。雖然在1896年日本佔據至1920年間，臺灣原住民死士先後發動150餘次武裝抗日行動，但仍以日後發生的霧社事件最為慘烈。 一個台灣、兩種態度 鄉村發生的武裝抗暴引來的報復太過慘烈，家人、親屬、鄰居全部遭難，因此也難以找到見證人來訴說原委，受難者多數淪為荒郊枯骨。沒有人來要求平反，卻並非沒有冤情。日本人在台灣的城鄉分治，皇民化運動，國語家庭獎勵，城鄉居民的對日情感完全相反，城市居民對日本人在台灣的建設念念不忘，認為日本人使台灣現代化，功大於過。 鄉村居民則因日本人強力的壓制，稱日本人「四腳仔」即禽獸，稱為日本人做事的臺灣人為「三腳仔」即走狗。日本警察俗稱「大人」，在鄉村地區作威作福，看到任何有嫌疑的鄉人，即帶往派出所施加刑罰，我岳母的親人長輩在林園鄉下即曾遭遇刑求，打到遍體鱗傷，三天後，由家人用門板抬回家，有些運氣更差的，就是去收屍了。 李登輝瞧不起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李登輝退休後有一次與大學生座談，鄙夷的說: 中國文化就是騙來騙去的文化。     中國人每天騙來騙去，李登輝在蔣經國時代板凳只敢坐三分之一，讓蔣經國放心讓他處理台灣省政，再接任副總統。   李登輝三度派兩岸密使向大陸江澤民保證實行國統綱領，兩岸領導人被他騙得團團轉，李登輝自己豈不是騙王之王 ?     1990年12月，賈亦斌陪同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代表楊斯德，同代表李登輝的“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蘇志誠，在南懷瑾香港家中首次會面。 次年兩岸密使有三次密談，大陸代表楊斯德、賈亦斌，臺灣代表蘇志誠、鄭淑敏，地點在南懷瑾香港寓所。 ( 江澤民主政後，大陸代表再加入汪道涵、許鳴真。) 2000年夏天會談照片曝光，蘇志誠承認代表李登輝去談判，鄭淑敏說只是陪蘇志誠去做紀錄。 注釋： 鄭淑敏( 已故前美國新聞處駐台代表柯約瑟夫人 ) 許鳴真(前中共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之父。) 某皇民臺灣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 昨天我概要的談到了「日本精神」，就有人反問我：那麼中國精神呢？但是我拿的是「中華民國」身分證，要來談中國精神是有些尷尬。不過我願把70年來的所見所聞，對中國精神表示一點看法。 我昨天所談的日本精神是武士道精神，是大公無私的精神，但是我70年來所體驗到的中國精神是自私自利，一切都為自己。我這一句批評語不是針對目前兩岸的中國，而是指幾千年來的中國人。我說，中國人會有這種現象，是因為中國人用文字寫出來的宗教駕馭著中國人的腦筋思考，也就是將儒家學說視為一種宗教。 儒學重點指在社會的五倫和諧，因而產生了自私自利傳統。數千年來，中國不斷的改朝換代，那就是自私所造成。只要拿到皇權，整個江山就是他的，不像日本人有大公無私的傳統，所以他們不會改朝換代，2600多年來的皇帝都是「萬世一系」。 中國皇權現象不是只帝制時代，共和後的中國也一樣。袁世凱、北洋軍伐、蔣介石、毛澤東等均自視為皇帝。民國2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以及6-70年代，文革的批孔滅儒，無不都想推翻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儒家思想，最後還是徒勞無功。 我說中國精神是自私自利，也因此衍生中國人沒有公德心，沒有愛心，對國家社會冷漠、愚昧。他們關心的是自己以及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同時他們也產生了殘酷心態，對別人的痛苦視而不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每次執行死刑，圍觀的民眾人山人海，這種把自己的高興建立左別人的痛苦身上，這樣不叫自私，那麼什麼才叫自私？ 再舉一例來說明中國人的自私自利現象；在車站候車被站務員要求排隊，當車到，一蜂窩往前衝，有排隊和沒排隊不都一樣？我們臺灣人早期也是如此，30多年前有一個外國人在某郵局寄郵件，大家一直插隊，他排了一個多小時輪不到他，後來他寫信給主管機關，建議用抽號碼牌，政府接受他的建議頒布各機關比照辦理。30多年來臺灣人已養成習慣，在沒有號碼牌的地方一樣會排隊，怪不得中國遊客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中國人的自私自利精神阻礙了成為文明國家的關鍵。所謂文明國家就是社會法制化，可是中國人的腦海裡，他所思考的是想從國家社會獲得了什麼，卻很少會去想我應該對國家社會要貢獻些什麼。] 某皇民臺灣人心聲 皇民臺灣人在交談之間，常常提到老一輩的人（日治時代出生）受日本教育，富有無私、老實、守秩序、重名譽…等的優點，說他們有日本精神。也提到戰後出生的人在中國人的制度之下受中國教育，他們就是中國精神。中間數年受過日本教育也受過中國教育的人算是不日不中的灰色精神。 那麼什麼叫做日本精神，正確說法就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さむらい）是日本封建社會時代武士的道德規範，它是一門哲學，應該算是「大和魂」。 武士道講的是義、勇、仁、禮、誠、榮譽及克己的美德，只要保有這些美德，才能保持其榮譽。武士喪失了榮譽，他就必須切腹自殺。武士的切腹自殺是唯一失去「道」的謝罪方法，換句話說：「要看透死亡」，這樣才能說他擁有武士道精神。 日本二戰的戰敗、加上屢屢的震災等重大災難，他們都能以最短時間迅速崛起，不幾年工夫仍能成為世界強國，日本人怎能「逆轉勝」，就是過去老一輩的人還健在，老一輩的日本人還保有日本精神的核心價值。 可是，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在二、三十年前已開始主導日本社會，老一輩富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已逐漸凋零。新一代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他們接受美軍佔領下所規劃的新教育，使得武士道在日本逐漸式微。 美軍給日本人的教育精神是「自虐價值觀」。美軍教育新一代的日本人說：「日本過去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日本做了壞事」，才會自食慘痛的惡果。在日本青少年身上植入了這些「錯誤」的價值觀，使他們逐漸失去了自信。猜想日本未來能再恢復過去的武士道精神，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 日本由於武士道的式微，造成日本近二十多年來國勢與景氣的停滯，社會和諧大不如前，猜想與日本精神的逐漸消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有一皇民臺灣人自稱，作文討論「日本精神」的目的，是警惕我們臺灣未來前景。臺灣有日本精神的老一輩即將凋零殆盡，現在主導臺灣社會的人，幾乎都是中國教育下的中國精神。日本人失去日本精神只是失去「誠」，而臺灣人失去日本精神換來的是「詐與自私」，怪不得許多皇民臺灣人常常懷念老一輩有日本精神的臺灣人。 日本皇民化軍國主義教育的成功     在台灣的岩里政男與在日本的石原慎太郎相同，都是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長成的一代，對天照大神的神話，深信不疑，皆以曾經參加日本皇軍為榮。        既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孫，日本是地球上最神聖 的民族，當然值得驕傲。        岩里政男雖然只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對日本的認同，卻遠超過百分之百的日本人，日本皇民化軍國主義教育的成功， 即由此可見一斑。 日本儒學與神道的結合大大加強了皇權神化的觀念。而日本國民對天皇強烈的崇拜情感和敬畏態度，追根溯源，正是出自皇權神化觀念。      這種國民心理恰好成為民族主義、軍國主義以及當今右翼勢力實施其政治計畫的最為便利的藉口和條件。許多逃避戰爭責任、美化戰爭罪惡的行為都是在皇權神化觀念的庇護之下，借助上下等級意識和“忠”的倫理思想而加以實施的。如，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的批判和顛覆，將左翼進步人士對侵略戰爭的反省說成“自虐史觀”等等，都是以維護皇國的神聖和尊嚴為藉口，刺激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人們不能承認侵略，不能反省和道歉，否則將會使天皇蒙受恥辱。      曾經擔任歷史教師的女性日本學者松岡環說，日本現在的教育制度製造了一批對中國和韓國有關戰爭罪行的譴責感到不滿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沒有機會聽到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她說:「這很危險，因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可能通過互聯網得到更多的信息，聽信民族主義者的觀點，認為日本沒什麼錯。」 她說:「受害者的證詞已經有很多，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聽聽 士兵的聲音。」     因此松岡環親自採訪了250名侵華日軍老兵，她說:「我用多年時間採訪了250名日本老兵，許多人起初拒絕說話，但是最終承認殺人、盜竊和強姦。」這些侵華日軍老兵，回到日本之後都被下了封口令，早年都拒絕說出真相。    松岡環採訪日本老兵的紀錄片，令人震撼的並不僅僅是他們承認自己犯下的戰爭罪行，而是他們的年齡。他們在接受採訪時已經 垂垂老矣，但是在當年甚至不滿20歲。有一種說不清的 感覺，年齡讓他們有了人味。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驅使這些年輕的軍人去殺戮和強姦。松岡環問每個日本老兵同樣的問題:「你在戰場勝利後殺人、盜竊和強姦，心中就沒有一絲罪惡感嗎? 。」 得到異口同聲的回答:「完全沒有，我奉天皇之令出征，為了得到勝利，什麼事都可以做。」     松岡環在發表自己的著作之後受到了許多民族主義團體的死亡威脅。她和藤岡信勝代表著有關日本如何就歷史問題教育學生的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     藤岡信勝和他的日本歷史教科書改革協會認為，大多數的日本教科書存在著「自虐」傾向，只講授日本的消極面。 藤岡信勝一直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從所有初中歷史教科書中剔除「慰安婦」內容。他在2001年推出的教科書得到了政府批准，書中僅簡單提到在南京發生的中國軍人和平民死亡事件。他還計劃在下一本教科書中進一步淡化這一內容。       日本文部省中學教育指南規定，要教育所有兒童了解日本同亞洲鄰國的歷史關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災難性損害。日本文部省發言人說，這意味著，學校必須講授日本軍隊在1930年代日益增加的影響和日本的軍事擴張，以及日本對中國的長期戰爭。 但是，松岡環認為，日本政府在有意避免讓年輕人知道日本歷史上所犯暴行的細節。     與此同時，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指責中國的學校教育過於「反日」。他和藤岡信勝一樣，希望改變日本講授歷史課的方式，以便讓日本兒童為自己的過去感到自豪。 我們仔細分析過日本人和皇民臺灣人的心理背景之後， 終於可以回答無言君所提出的問題: 日本人佔領臺灣和中華民國光復臺灣性質不同 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西元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０日清廷代表李經方（李鴻章之子）在日本橫濱丸艦上移交主權予日方，日本人佔領臺灣，是戰勝國取得戰利品，臺灣人是附屬接收物，日本人不見得想接納臺灣人，因此在李經方正式簽訂馬關條約後，日本人設定１８９５年５月１０日起，兩年的住民去就決定日，兩年內臺灣人可以自由決定留下，或是回到大陸，1897年５月１０日後選擇留下的臺灣人，就是日本新領國民，從此要遵守日本國法令。      面對馬關條約的割讓，臺灣的知識界人人感到無奈，覺得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如詩人吳濁流所寫的小說，我們是祖國不要，外國拒收，只能在風中哭泣。     面對戰勝國日本的槍炮子彈，臺灣人能有多少期待，只要佔領軍不殺我，就是大恩大德了。因此在日本人開始建設臺灣後，許多臺灣人羨慕日本的科技進步，佩服又感動，等到順民辜顯榮被昭和天皇封爵後，臺灣人更感受到被日本人接納後的喜悅，能夠參加皇軍為天皇打仗，更是莫大的榮耀，開口就講日語，門口掛上國語家庭牌子，不僅走路有風，每月豬肉都可以多配幾斤。日本人的胡蘿蔔與棒子，真是成效斐然。 臺灣民主國只有１４８天     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西元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５日巡撫唐景崧和丘逢甲發表獨立宣言，成立臺灣民主國的目的，其實是想藉國際之力阻止日本統治，但以當時日本武力之强大，區區臺灣之力不足自保，國際勢力更是鞭長莫及，唐景崧14天後黯然逃離臺灣，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軍攻占臺南，臺灣民主國只有１４８天，即宣告失敗，丘逢甲留下憾詩一首﹕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偏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日本據臺五十年 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後果，是臺灣和大陸出現隔閡。 日本據臺五十年，對鄉村採取高壓政策，對城市採懷柔政策， 日本總督對臺灣新領地的屬民給他第一個合理的選擇， 如有不願做天皇臣民的清國人，可在兩年期限內返回大陸， １８９７年５月８日為住民去就決定日，留下來的臺民從此須遵日本規章。 １８９５年６月，日軍在淡水登陸後，臺北商會眼見大勢已去，委由鹿港人辜顯榮聯繫日軍和平入城，避免殺戮，日本對主動歸順的城市居民確實並未殺戮，市況一切如常，並且對歸順商人給予專賣權或特許權，創造富可敵國的四大家族，基隆顏家、鹿港辜家、臺中林家與高雄陳家，但是日本據臺初期之二十年，臺人反抗不斷，幾次有名的事件，羅福星抗日，霧社事件莫那魯道殺日警， 台南噍吧年事件，日本人武裝鎮壓，殺戮之惨，無法想像，其確切人數不能統計。 日本在鄉村一直維持殺無赦的高壓政策，即使輕微偷竊案件，也以砍斷手腳重懲。而日本據臺後期並推動皇民化運動，對城市居民嘉獎國語家庭，賜給日本姓氏，產生脫中入日的效果。 日本的兩手策略形成「一個臺灣、兩種態度」，城市中產階級居民對日本科技進步崇拜羨慕，以受到日本接納為榮，鄉村基層居民對日本恨之入骨，稱日本人為「四腳仔」即禽獸，對漢奸稱「三腳仔」即走狗。 中華民國光復臺灣     中華民國經過八年抗戰，在國際形勢的推移之後，透過世界大戰獲得慘勝，光復臺灣是經過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的認可，但是談判的過程其實幾經波折，其危疑與艱難不輸戰場上的衝殺。 光復初期的變化     抗戰勝利臺灣回歸祖國懷抱，臺人曾經歡欣慶祝，但是很快轉為失望，陳儀擔任主席成為首任行政長官入主總督府，施政不顧民意，很快就發生經濟衰退，民生凋弊，百業蕭條的困境、使歡迎國民政府熱情回歸祖國的亢奮，短短兩年就跌落谷底，而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查緝販賣私烟老婦林江邁，誤殺路人陳文溪的查緝員不幸做了引爆炸藥的導火索，全島各地暴動頻傳，等到陳儀壓制不住各地組織化反抗行動，向中央求救兵之後，大隊國軍登陸，又衍生各地公報私仇、胡亂告密的濫殺事件。因此筆者推斷、國民政府沿用日本總督府，行政官吏高高在上的統治心態，是傷害臺灣人民情感的第一步錯誤。     面對國民政府的接收，臺灣人期待甚高，以為回到祖國懷抱，從此擺脫次等公民成為國家主人，要民主，要選舉，要創制，要複決，要自主管理自己，這些理想在陳儀的剛愎自用政策下，似乎遙遙無期，回歸祖國的喜悅，轉變為不僅無法當家作主，卻要忍受另一個統治者的無奈心情。 中華民國外來政權說 1994年3月，與日本極右派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話，說“自己 22歲以前是日本人”。 “「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自比摩西要出埃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兩歲」、『漢賊不兩立』政策必須改」” 。 從蔣經國手上接下國民黨政權五年之後，李登輝自認已經站穩腳步，終於藉著日本右派作家與記者為橋樑，表達出他內心真實的觀點。這些觀點的顛覆性，不亞於一場大革命，許多老黨員都跟不上這位本土派主席的新思維。     國民黨文工會為此特別發表了說帖，就李主席過去發表過的談話，提出澄清，國民黨文工會的說帖指出，從歷史的事實來看，民國34年以前，國民黨的統治權確未及於台灣，且國民黨也不是誕生於台灣本土。因此認為李登輝的談話，並未脫離史實。     李登輝本人，也利用國民黨黨務檢討會的機會，以「挑戰與重生──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奮鬥志業」為題，向與會的各級黨務幹部深入解說自己的理念。     不過，這兩次用力的洗刷工作，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不但不具說服力，反而「越描越黑」，且更證明李登輝的講話絕不是出於一時的失控或衝動的胡言亂語，而是充份且強烈地反映了其內心世界的想法，而且清楚地描繪其政治理念的基點。     把台灣作為獨立個別實體切斷與大陸的聯繫，就是李登輝政治理念的基石。他表面上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在他內心裡卻看不到「中華民國」原有的理想。就是因為把台灣視為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個別實體，他才會說出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兩歲」、「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自比摩西要出埃及」、」『漢賊不兩立』政策必須改」、「國家主權觀念蛻變」、「國民黨要認同台灣」、「現階段兩個中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等他內心的觀點。     李登輝在檢討會上說：國民黨的命運已經和台灣融為一體，其生存和發展，完全建立在台灣地區兩千一百萬人民的支持之上，要清楚地讓全體台灣同胞明白國民黨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也認同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李登輝的所思、所言和所行，比較像台灣國的「國父」和台灣國民黨的主席，與「中華民國」倒是漸行漸遠。     1994年12月，台灣辦理省市長選舉時，新黨候選人朱高正曾發出要入主中南海的豪語，但是在中共四個堅持和一國兩制等既定政策的條件下，朱高正或中共設立「台灣特別行政區」後的公民有競逐中南海主人的機會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對消除「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種悲情意識──亞細亞孤兒心態，也許有點解氣的效果，畢竟台灣人被祖國拋棄50年，累積的怨氣、怒氣與不服氣，要吹大「台灣獨立」的氣球， 委實沒有什麼困難，李登輝的黨內革命，終於順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