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代化後的戰爭觀

日本現代化後的戰爭觀

一、光榮的歷史與必勝的信念

十三世紀時日本兩次擊退元寇入侵，日本人從此不怕蒙古人，更不怕中國人。

西元1274年，進攻日本的遠征軍由朝鮮揚帆出海，駛往九
州島，遠征軍共兩萬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麗人大約各占一
半，還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漢人。遠征軍的統帥為蒙古人忽敦，
兩位副統帥為高麗人洪茶丘和漢人劉復亨。元軍航行至博多灣，
首先攻佔並蹂躪了對馬島和壹歧島，然後分三處在九州登陸攻
入內陸。三路入侵軍隊中，一路為主力，兩路為策應，主力部
隊的登陸地點大約在長崎附近。
　　
　　 面對第一次“蒙古來襲”，日本鐮倉幕府調集部分正規軍
迎戰，九州沿海各藩也緊急組織武士和民兵參戰。慘烈的戰鬥
進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戰術較為落後，在開始的戰鬥中蒙受
巨大傷亡，但他們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軍的推進。在相持了幾
天後，日本人漸漸適應了蒙古人的戰術，於是開始反擊。主要
由武士組成的日本重騎兵隊尤為英勇，他們在弓箭手的支援下
冒著箭雨列陣衝擊敵人，與敵軍貼身近戰，使蒙古人的弓箭優
勢失效。劉復亨在激戰中陣亡，元軍折損大半後退回海灘依託
回回炮防守。至此元軍傷亡慘重，進展無望，他們的敗局已不
可避免，由於箭和給養都即將用盡，元軍無力繼續守住陣地，
他們衹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鮮的路上，元軍的艦隊遭風暴襲
擊，遭受了一些損失，不過大部分船隻安全回國。
　　
　 此次戰役日本史稱“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東亞第一次遇
到了裝備訓練和勇氣都不遜於自己的對手。高麗人在戰鬥中主
要負責近戰，他們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衝擊而損失慘重。故而
高麗人對日本軍人的戰鬥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戰刀印象深刻，
據說元軍普通士兵的刀劍與日本刀一碰即斷。相對來說，使用
弓箭的蒙古人損失小一些，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弓箭雖威力
強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第一次攻打日本失敗後，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杜世忠等人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進攻。

十三世紀末(西元1279年)，元軍征服南宋之後，忽必烈於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軍）士兵19,000人，金方慶統高麗軍10,000人，乘戰艦900艘，加上高麗水手17,000人，攜軍糧10萬石，由高麗出發；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蠻軍（指南宋降軍）十萬人^[38] ，乘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慶元、定海（今浙江省寧波市）出發^[39]；兩軍約定於6月會合，東路軍負責作戰，江南軍則在佔領區屯田，生產米糧，以為長久之計。

玄界灘旁的松林（今福岡市西區）。這裡是《蒙古襲來繪詞》描繪的弘安之役的戰場。為防備元再度進攻，玄界灘沿岸築起石壘，現存遺跡。圖片為復原的當時場景（2015年5月攝）

自1275年起，幕府就開始積極為可能的元軍第二次侵略做了準備，除了改進弓箭，使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同時更完備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幕府還在很多元軍可能登陸的地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工事；北條時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區都建起了「元寇防壘」，這時起了重大防衛作用——元軍的戰艦在到達日本近海時，竟找不到登陸的地點，只得以泊於博多灣中的艦船為陣地長達一個月。這段期間，元軍發動幾次強行登陸作戰均告失敗，並且一直遭到河野通直（河野黨）等人的襲擾（也受海賊草野黨偷襲），直到七月初，南北兩軍在九州外海會合。元軍會師後再度發動登陸作戰，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軍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許多蒙古軍將領相繼陣亡，戰鬥又持續了一個多月，元軍的損失慘重，依然不能突破石牆。

日本武士登上元軍戰船。《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高麗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朝鮮軍隊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八月一日（7月30日），元軍再次遭到颱風的襲擊，風暴持續四天，軍艦大部分沉沒，范文虎落水被張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決定班師。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餘人無船可乘，張禧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士卒回國。

被遺棄在日本九龍山的海灘上的元軍尚有三萬餘人，日本發動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這些元軍大部分戰死，其餘數萬士兵被俘。

總計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軍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還。有3名士兵拼湊小船回中國；通過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後大怒，將范文虎革職斬首。

二、天照大神子孫的驕傲

在江戶時代末期，潛心發揚國粹的日本神道理論家宣稱，神道與儒教兩者不能相混。本居宣長反對把儒家和神道混同，由此產生了復古神道。荷田春滿及其門人賀茂真淵通過對《萬葉集》、《古事記》的古語、國學的研究創設復古神道，把《古事記》奉為第一神典，主張以孝道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於天皇。

    復古神道主張古道即神道，萬國都承蒙天照大神的御德；日本是天照大神降生之國，其子孫天皇萬世一系，繼承三種神器，居於萬國之上。

    平田篤胤是復古神道的集大成者。平田篤胤早年在朱子學者中山青莪門下學習漢學，批判太宰春台《辨道書》，著有《古道大意》，提出日本人都是神的後裔。他以中國自古革命不斷、亂臣賊子眾多為根據，論證日本輸入儒道以來也戰亂不斷。他在《赤縣太古傳》、《三皇五帝本紀考》中提出，中國才是日本神祇渡海所經營的，三皇五帝是從日本渡海去中國的神；他著《俗神道大意》排斥其他神道派別為俗神道。平田篤胤的復古神道給日本神祇優於中國神的血統。日本民族的驕傲也由此建立。

三、向美、英兩國宣戰有出於不得已的理由

“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於

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

固非朕之本志。”把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説成是為了“自存”，暴露出裕仁及其親信企圖篡改歷史的隱衷，類此謬論，正被今天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大肆鼓吹。

四、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之後，這年12月7日，有日本“文明之父”之稱的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說：“亞細亞洲要同心協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須推舉一個首領來做盟主……這個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1894年發生清日甲午戰爭，福澤諭吉聽到日軍大勝的消息，竟然興奮到流下淚來。

五、翻身與強大

基於福澤諭吉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大清帝國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大清帝國內，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諭吉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她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

六、戰爭自體沒有善惡之分

日本的右翼勢力從未對侵略的歷史作過真正的反省，反而夢想從抹煞歷史作為擴展勢力的基石，他們的言論佔據市場。他們竭力掩蓋日軍過去幹過的許多壞事。田中正明否認歷史的宣傳書《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和篡改過的《松井石根上將的陣中日記》卻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論到處發表。上映的文獻紀錄片《東京審判》，把東條英機等戰犯說成是愛國英雄。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政府愚弄民眾，掩蓋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和戰犯。絕對禁映揭露日軍細菌戰的電影《荒原城堡731》，將“投降日”、“戰敗日”改為“終戰日”。建立原子彈爆炸遇難紀念館，大肆渲染日本是原爆受害者，但它卻從不對導致轟炸的原因作出解釋。於是，由於美國扔下原子彈的大屠殺，使得許多日本人產生一種自我安慰的平衡感，覺得從殺人數目上說，大家都是一樣的。
七、日俄戰爭是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

在歷史認識和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部分日本人認為戰爭責任與日本近代的發展路線密切相關，態度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否定明治以來日本“富國強兵”的崛起史。由於戰後對侵略戰爭歷史的反省始終不徹底，使得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許多人士，將近代日本的崛起與發動的對外戰爭聯繫起來，認為日本對外戰爭是為了適應弱肉強食時局而作出的選擇，並把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看成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在他們看來，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背叛。
八、日本人要學英國人，以戰養戰

駐哈爾濱日本特務處長小松原道太郎少將對偉士伯說明日本

的戰略與戰術：

“英國人只要佔領一塊殖民地，這塊殖民地就要承擔英國佔領軍的經費，這是典型的以戰養戰的戰略。法國人的殖民策略和美國人的殖民策略也大致如此。古巴和菲律賓在作為西班牙殖民地的時候，一直在為西班牙輸血。我們日本人是一個很窮困的民族，不能擔負佔據滿洲的費用，所以總得用某種方法使滿洲的中國人來付帳，這是我們主要的任務。”

“不過困難之處在於，我們怎樣讓中國人付帳，又不傷害各國人民的情感呢？我們倘若宣佈已正式佔領了滿洲，事情自然比較容易辦。但是我們日本現在還不能這麼做，在日本沒有人會這麼說，因為我們已經正式宣佈新滿洲國的成立是人民革命的結果。我們日本人只是滿洲國的顧問而已。但是我們必須讓滿洲國來養活我們的佔領軍，我們日本只能這麼做，當然了，我想世界上的其他強國也不會有哪個站出來當面指責我們在滿洲國搜刮民財，滿洲國的人民支付我們的佔領費用是天經地義的。”

“在戰爭中，一切能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好的。我們在瀋陽和其他城市用過的方法，也要用之於哈爾濱。

我們的方法是：一、把特許專賣權託付給可以信任的人；二、間接強迫富有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拿出其資財的一大部分來。此事必須做得很巧妙，使他們永遠不知道這是日本人在強迫他們的。”

“我們可以冒充日本軍需品利用中東鐵路免費運輸貨物，販售毒品，運入日本娼妓。我們要在滿洲開設賭場。我們要想法設法多掙錢。我們可以出賣特許權，獲有特許專利的人，必須繳納巨額的費用。他們交了錢之後，就可以獲得我們日本軍隊的保護。你知道每一個日本軍官來滿洲兩三年後，都盼望挾資五萬至十萬回日本。我們必須監視他們，他們從滿洲人民身上攫取得來的錢，都應該歸入日本政府，而不能讓日本軍官中飽私囊。”

“這些軍官會想盡一切辦法地給自己弄錢。想要阻止他們是不可能的。憲兵軍官在搞錢方面尤其能幹。日本憲兵聲名狼藉，它的軍官很讓人瞧不起。沒有日本人願意和他們親近，即使是日本陸軍的軍官對他們也是敬而遠之。在朝鮮和南滿，憲兵軍官們控制了整個司法系統，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當一個憲兵軍官準備退休的時候，他在銀行裡的存款通常有10到20萬日元。而普通的陸軍軍官退休，他的積蓄可能只夠他糊口。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日本憲兵軍官的。日本憲兵軍官都是青年軍官俱樂部成員，這個俱樂部野心很大，他們希望控制整個日本的民政和軍政。他們的這個團體很有力量。他們做事情毫不猶豫，他們貪婪得很，永不知足。一些內閣大臣和將軍們試圖反對他們，都被他們暗殺了。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對付他們。我們不能與他們針鋒相對，發生正面衝突。我們打擊他們的方法是打擊他們的同盟和爪牙，使憲兵軍官們陷入孤立，成為聾子、瞎子。

九、日本看待戰爭的兩重性

    日本政客們一方對外有限度承認戰爭責任避免刺激他國，一邊又巧妙回應右翼的民族主義訴求。於是，這就造就了日本對待戰爭的兩重性。
       日本對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經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為何日本慘遭失敗後，為何沒有徹底地反省，沒有萌生對亞洲國家的罪過感？這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並不認為二戰是輸給亞洲國家。
    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那是為什麼呢？ ……

     因為日本是向聯合國投降的，而當時的聯合國主要是英美中蘇。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國低頭服輸的感覺強烈些，對蘇聯也是如此。特別是，日本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非常淡薄。若問原因何在，可舉各種複雜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國佔領了日本，再有一個條理由或許就是對中國的蔑視，總認為日本不可能敗給中國的。從軍事力量來說確實如此，當時的軍事力量對比，日本遠遠超過中國。日本人的理解是，因為美國擁有壓倒日本的軍事力量，日本才戰敗的。
    由於裕仁天皇宣佈終戰而非戰敗，導致為數不少的右翼人士堅持日本沒有戰敗，沒有分出勝負，只是暫時終止戰爭；此觀點獲得官方認同，間接打擊日本國內的反省聲浪。 右翼份子更進一步將侵略行為合理化，形容大東亞聖戰是一場反抗白人種族歧視的戰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能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日本的功勞。

十、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中國有一句古話:「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認戰爭對自身的傷害也不小。

1982年日本《讀賣新聞》進行輿論調查，將二戰前對中國的長期戰爭看作是日軍侵略的日本人，還不到十分之一。軍國主義的思想正在青年一輩中開花結果。二戰後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質的教育內容，可說十分成功。

    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認為「歷史應當為現代事業而服務」，他支持刪除歷史課本中包括侵華戰爭的大部分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指其是「中國人虛構」的。他的一系列極右的反華反韓言論使他受到日本右翼國民組織的支持，並在選舉中連續獲勝，他的觀點時常引起其他亞洲國家的非議。中國部份人指他為「國際知名反華分子」，認為他透過不斷否認日本在軍國主義時代所犯下的各種罪行，並以冒犯中國的言論博取注意，強調日本民族之優越性，刻意干擾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現在新的美日安保條約規定，授權日本軍隊出兵海外，支援美軍，日本自衛隊正式改成國防軍，卸下戰敗國的“包袱”，成為戰勝國美國的盟友，對中國人而言，這是美國放虎出山，日本國防軍一旦擁有核武器，中日之間下一次的對決，必然勢不可免，在此，我必須提問:  中國人你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