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楚瑜主席的最後諍言

對宋楚瑜主席的最後諍言
針對宋楚瑜主席的政治抉擇與總統選舉民調結果，
我已經寫過:
1、一封給宋楚瑜主席的公開信
2、為宋楚瑜主席析論天下大勢
3、唯有宋楚瑜主席退讓才能救中華民國
4、宋楚瑜主席能投出震撼彈嗎 ?
5、宋楚瑜主席的大智慧
今天再寫:
6、對宋楚瑜主席的最後諍言
朱立倫主席演出抽樑換柱大戲後，各家媒體民調走勢顯示換柱效應影響不大，朱立倫支持度只有19%，宋楚瑜支持度已降到8.2%。如果照這個民調走勢到投票日，宋楚瑜主席轟轟烈烈地參選，只合打了一發空包彈，被邊緣化之後，沒有實質效應，真的只算跑個龍套、露露臉。
這樣難堪的結局，豈是宋主席一生從政，所追求的目標嗎 ?
(一)、國親已經不可能合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披掛上陣參選總統後，黨內重整旗鼓，現在傳出「朱王結盟」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邊緣化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對此，國民黨立委吳育仁今日（10月20日）表示，這個很顯然的，朱立倫和王金平都是在地方上相當有名望的人，尤其王金平在地方耕耘40多年，所累積的人脈一定比宋多，在大家團結勝選的氛圍下，「宋自然就會被邊緣化了」。
吳育仁直言，他對國親合不抱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兩黨各自有推出立委候選人，兩黨主席也都親自出來參選總統，在這個時間點上，過度談論國親合，對親民黨支持者反而不太禮貌，大家就各自努力，「很多局勢變化，自然而然會形成」。
(二)、宋主席與施主席合作的效應
宋主席與施主席合作，會催生出一場歷來最高水準的總統選舉，三組總統候選人經由理性的辯論，為兩岸關係提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而且在眼前一面倒的民調走勢，會變成鼎足而三的新形勢，施明德主席在兩岸關係這一項，有最周全的準備，大選電視辯論會精彩可期。
(三) 、兩岸和平紅利的受益者
兩岸邁向和解之路的受益者，當然是全國百姓，宋主席對兩岸
交流一向著力甚深，施主席如果能夠主政，關於兩岸的和平談判甚至於簽署和平協議，施主席願意完全交給宋主席進行，屆時如果宋主席
以行政院長的身分，踏上大陸國土，為兩岸和平找出路，必然深具歷史意義，比一個落選人返鄉探親，可要風光得多，這是宋主席比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能爭取到的更大的獎勵。
這個光環恐怕比諾貝爾和平獎，還要吸引更多國際媒體的注目。
(四)、 台灣人應該還給施主席一個公道
施明德主席的人生舞台是在台灣，如果宋主席讓施主席順利參選
2016中華民國總統，算是還給施主席一個公道，必然能夠感動半數以上的台灣人，勝選機會非常之大。
宋楚瑜主席的人生舞台，其實是在大陸，感動大陸人心對宋主席而言，必然輕而易舉。但是取得進入大陸言論市場的鑰匙，卻握在施主席手上，宋主席想要擺脫邊緣化的宿命，勢必要先有所退讓。
(五)、宋主席與施主席是什麼關係
宋主席與施主席是什麼關係? 我最喜歡把它比喻成
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與曼德拉總統之間的關係。
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協助南非曼德拉總統完成轉型正義
的故事，把南非種族歧視的悲劇，翻轉成喜劇，完成舉世所
矚目，黑白政壇的大和解。此舉讓曼德拉總統得到諾貝爾和
平獎。更讓南非曼德拉總統取得與美國國父華盛頓總統相等
的歷史評價。
宋楚瑜主席曾經主掌台灣省政，也是政壇一呼百諾的領袖，應該效法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協助南非曼德拉總統完成轉型正義的故事，把2016總統選舉的門票，誠心誠意的贈送給施明德主席，完成
台灣政壇的大和解。
(六) 、全人類走向和解的起步，是從台灣開始
我們在台灣推動政治大和解，其影響效應不可輕看，
目前的紛亂世界，因為種族、宗教、地域的歧視觀念解不開，政治、經濟都陷入大災難期，台灣能推動政治大和解，將來的歷史進程會呈現，全人類走向和解的起步，是從台灣開始，這正是施明德主席所懷抱，自青年期開始，逐漸清晰的理想主義與初衷。
(七) 、 對宋楚瑜主席的呼籲
台灣地狹人稠，一直有走不出去的困擾，其實我們擁有鑽石級的政治家，施明德主席。我們何忍讓鑽石蒙塵。
南非曼德拉總統已經取得與美國華盛頓總統相等的歷史評價，我們在台灣推動政治大和解，完成轉型正義，必能創造歷史奇蹟。
因此是台灣需要施明德主席擔任領導人，才能成為真正完成轉型正義的推手，讓我們用選票琢磨這顆鑽石，使它發出光芒，照亮世界，共同創造歷史奇蹟。
我們設想在2016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典禮上，台灣坐牢最久的良心犯施明德主席，親自宣布: 以總統的身分原諒已逝的和仍存的加害者，從今以後，台灣徹底轉型，擺脫困境，中華民國正式走向新時代，這是何等溫馨感人的場景，全世界的媒體都會蜂湧而來，
台灣自然擺脫走不出去的困擾，提高自信心和國際地位。
所有這些理想的政治局勢發展與感人場景，都繫於宋楚瑜主席一人的大智慧，我誠心請宋主席三思。
起始日20151031
完稿日20151104

政治是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

政治是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

政治是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活動，朱立倫主席演出抽樑換柱大戲之前，誰能預料到，國民黨在僅餘的三個月之內，更換總統大選的候選人，馬習會之前，誰能預料到國共兩黨之間，在僵持七十年之後，領導人會把酒言歡 ?

在總統大選登記之前，我也不會放棄勸退宋主席的努力。

(一)、宋楚瑜主席的價值

宋楚瑜主席至今沒有認清自己的價值所在，

就在我打電腦的此刻，宋楚瑜主席正在電視上公布其擇定的副總統候選人，是民國黨的女主席，這個組合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宋楚瑜主席又在賭氣了，你國民黨不願找我談，我就找民國黨合作，你這樣做，如果可以損傷國民黨一成氣勢，就給你們共同對手民進黨增加了兩成氣勢，在大選路上勝負之勢，已經提早決定了!

馬習會後的各家媒體總統大選民調走勢又是如何? 其實影響很大， 根據某家民調機構最新測驗， 蔡英文的支持度已經飆高到48.6%，朱立倫20.4%，宋楚瑜已經低於8%。

如果照這個民調走勢到投票日，宋楚瑜主席轟轟烈烈地參選，只合打了一發空包彈，被邊緣化之後，沒有實質效應，可能真的只算跑個龍套、露露臉。堅持投入一場必敗的選戰，卻勇往直前，自我感覺良好，所為何來 ? 如果你已逝的父親，戰略家宋達將軍地下有知，恐怕也要搖頭三嘆 !

這樣難堪的結局，豈是宋主席一生從政，所追求的目標嗎 ?

目前的形勢，唯有宋楚瑜主席退讓，才能感動台灣人民，翻轉各家媒體民調走勢。

(二)、外省人原罪 ?

自從范蘭欽事件後，所有的高級外省人就被判定背負著原罪，宋楚瑜主席正是高級外省人的代表人物，要洗去原罪，可非一朝一夕之功，要真實的認罪懺悔，才能感動台灣人心，得到原諒。

(三)、周處除三害的故事

“周處除三害”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周處是晉代義興陽羨（今江蘇宜興）人，少年時就成為孤兒。周處不拘小節，性情兇悍粗魯，恣意妄為，簡直成了鄉中一害，鄉親們都十分怕他，總是躲得遠遠的，不願和他交往。

久而久之，周處也知道自己為鄉親們所憎惡，便有了悔改之意。他見鄉親們大多愁眉不展，悶悶不樂，心裏覺得奇怪，便問道：“如今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事事都如人意，為甚麼還鬱鬱不樂呢？”父老們答道：“現今地方上有三害未除，哪裏能快樂得起來呢？”周處問道：“是哪三害？”父老答道：“南山上的白額猛虎隨意傷人，為一害；長橋下的河中蛟龍常傷人畜，又是一害；至於第三害……”說到此處，父老們有些猶豫，但還是說了出來：“恐怕要算是你了。”

周處聽罷此言，沉默良久，最後他決然說道：“這三害我都能除去！”

周處身帶利器，孤身進山搜尋白額猛虎，與猛虎一番拼搏，終於殺死了這隻傷人性命的猛獸。接著他又奮身投入河中，去搏殺那只蛟龍。蛟龍在水中或沉或浮，一連三日三夜，毫不知倦。而周處比蛟龍更勇猛，他與蛟龍惡戰三日三夜，終於將蛟龍斬殺。

周處三日不歸，鄉親們以為他已經死了。想到地方上一下子三害俱去，從此可以太平無事，鄉親們都高興的互相慶賀，歡喜雀躍。這時候，周處正好歸來，眼見鄉親們的高興情景，才明白自己被大家痛恨到了何等地步，頓時大受刺激，這也更加堅定了他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決心。

周處決心已定，立即付諸行動。他了解到吳中大將陸遜的孫子陸機、陸雲很有才學，便專程前去拜訪，想拜他們為師。周處見到了陸雲，將自己的情況如實相告，問陸雲：“我很想改過自新，但是年紀已經大了，不知是否來得及？”陸雲鼓勵周處道：“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

陸雲的一番話鼓勵了周處，他從中領悟到有志者事竟成的深刻道理。從此，周處刻苦讀書，好學上進。他勤學而有文思，又十分注重自身修養，養成了良好的品德。僅一年，他的名聲就大大的不同以往，以至於州、府的官員都舉薦他出來做官。

此後，周處為官三十餘年。在任時，他克盡職守，很有政績，如在新平任太守時，與少數民族關係相處得很好；當廣漢太守時，為官清廉，處理了不少數十年留存下來的積案；當御史中丞後，他秉公執法，不阿附權貴，他的剛正不阿，自然是難以見容於惡勢力。

後來，少數民族首領齊萬年造反，朝中想加害於周處的權貴故意推薦他去征討。有人知道那些朝臣們的險惡用心，規勸周處推辭掉這個差使，周處堅決說道：“忠孝豈能兩全，既然辭別親人，服務於朝廷，父母親哪裏還能把兒子僅僅當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呢？今天是我獻身的時候了！”最後周處戰死疆場，以身殉國。

周處勇於改過，忠於國事，由一個地方惡少轉變為忠臣良將，給後人以很大的啟發。

周處除三害的故事給宋主席的啟發是什麼 ?在親民黨內甚至於黨外，已經沒有人敢告訴宋主席，你自己現在正是台灣政壇的麻煩製造者 !

(四)、宋楚瑜主席的態度足以翻轉大局

宋主席一生從政，所累積的能量極為巨大，如果用在正確方向，

足以翻轉大局，這是讓我最羨慕的地方。

「馬習會」鬆解了大陸人心對兩岸變局的焦慮，但是卻沒有感動台灣人民的效果。蔡英文的支持度一路飆高，說明這是台灣大選的政治現實。

「馬習會」在台灣大選前兩個月登場，當然有設定議題的目的及效果。但是此時此刻宋楚瑜主席的態度，有一個關鍵效應，足以感動台灣人民，就是: 把2016總統選舉的門票，誠心誠意的贈送給施明德主席，完成台灣政壇的藍綠大和解。

宋主席是藍的代表人物，施主席是綠的受害者代表，能夠真誠攜手合作，本身就是奇蹟中的奇蹟。

不論媒體評價如何，這是目前唯一能夠平衡鋪天蓋地而來的馬習會各種消息，把重心拉回台灣大選政策辯論的最好方法。

台灣地狹人稠，一直有走不出去的困擾，其實我們擁有鑽石級的政治家，施明德主席。我們何忍讓鑽石蒙塵。

因此是台灣需要施明德主席擔任領導人，才能成為真正完成轉型正義的推手，讓我們用選票琢磨這顆鑽石，使它發出光芒，照亮世界，共同創造歷史奇蹟。

(五) 、退讓是一種積極的進取

施明德主席的人生舞台是在台灣，如果宋主席讓施主席順利參選

2016中華民國總統，算是還給施主席一個公道，必然能夠感動半數以上的台灣人，勝選機會非常之大。

宋楚瑜主席的人生舞台，其實是在大陸，感動大陸人心對宋主席而言，必然輕而易舉。但是取得進入大陸言論市場的鑰匙，卻握在施主席手上，宋主席想要擺脫邊緣化的宿命，勢必要先有所退讓。

這個簡單的退讓，因為感動台灣民心，可以翻轉所有媒體民調結果，把宋主席身不由己的邊緣化現象，立刻拉回政壇的中心位置。

五代後梁布袋和尚這首禪偈 :

「手把青苗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退後原來是向前」，

反映了退讓並不是完全的消極，有時反而是一種積極的進取。

(六) 、做兩岸和平紅利的受益者

兩岸邁向和解之路的受益者，當然是全國百姓，宋主席對兩岸

交流一向著力甚深，施主席如果能夠主政，關於兩岸的和平談判，甚至於簽署和平協議，施主席表達過願意完全交給宋主席進行，屆時如果宋主席以行政院長的身分，踏上大陸國土，尋求兩岸和平的解方，必然深具歷史意義，比一個落選人返鄉探親，可要風光得多，這是宋主席比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能爭取到的更大的獎勵。這個光環恐怕比諾貝爾和平獎，還要吸引更多國際媒體的注目。

我誠心懇請宋主席為中華民國，更為自己的歷史評價，選擇正確的道路。

東條英機的結局

我還想吃一碗日本飯
在所有送交東京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的戰犯中，東條英機是罪行最大的一個。在審判庭宣佈的判決書中列了55項罪行，東條英機一人就佔了54項。但在審判的庭審階段，東條英機卻公開宣稱自己無罪，並極力為自己開脫。
戰犯東條英機在法庭上不僅僅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解，還公然宣稱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自衛。

軍事檢察官告訴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盟國死亡的軍民有200萬人，中國戰場死亡的軍民有800萬人，自衛戰爭需要殺這麼多人嗎? 軍事檢察官提到巴丹島死亡行軍，虐殺美菲戰俘，是盟軍無法接受的戰爭罪行，東條英機終於啞口無言。

而且就在法庭把他判處死刑以後，他還以遺言的方式，頑固地為其侵略罪行辯護，蠱惑與煽動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圖東山再起。

他説：“日本曾是亞洲惟一的反共堡壘，現在滿洲已成為使亞洲共産化的基地。美國人還使朝鮮一分為二，這樣將來必定産生大亂子。”

顯然，這個曾經屠殺了千百萬人生命的劊子手，在走到他人生末路的時候，仍然對沒有能實現帝國夢想心存不甘。
在莊嚴的國際法庭上和確鑿的證據面前，東條英機最終被判處絞刑。有人看到，當宣判東條英機死刑的時候，東條英機的嘴角流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
在宣判後等待執行的時間裏，東條英機獨居一室，受到嚴格監管。也許是“剃刀”精神已在他的內心折斷了，他的飯量驟減，體重急劇下降。但他此時還能克制住內心的不安，表面依然顯得冷靜。
東條賦詞曰：此一去，塵世高山從頭越，彌勒佛邊惟去處，何其東。明日始，無人畏懼無人愁，彌勒佛邊惟寢處，何其悠。
1948年12月23日淩晨，剃著光頭、身穿灰色死囚服的東條英機被帶出了牢房。
行刑前，他進入了特設的佛堂去向佛祖“報到”。那堂中懸挂著佛像，案上擺著貢果，堂內還有大法師在念誦經文，為死囚超度。死囚要一個個走到佛像前簽下自己的姓名，這時候再鎮靜的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就連東條英機這個在法庭上一直顯得鎮定的人，拿起筆時，手也在顫抖。簽名完畢，法師高誦經文。東條英機朝著花山叩頭稱謝，並高呼“天皇萬歲”、“大日本萬歲”等口號。
按照慣例，執行人在行刑前均要問一聲犯人還有無要求。這時候，別人都不吭聲了，只有東條英機開口説道：“我還想吃一碗日本飯。”

松井石根的下場

松井石根的下場

從1947年5月5日開始，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開始著手審判“南京大屠殺”一案，這是東京審判的重頭戲，雙方都派出精兵強將，在法庭內外展開激烈鬥爭。
公訴檢察官莫羅上校曾親自到南京調查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行，他以血淋淋的例證，控告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使南京居民深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無數無辜百姓遭到搶劫殺戮，婦女遭到野獸般的姦淫，一群群日軍暴徒用槍炮、刺刀製造了一起又一起舉世罕見的血腥慘案……對於公訴檢察官的指控，五短身材、瘦骨嶙峋的松井石根拼命予以否認：“本人在任職期間，先後在華北和華南停留近12年。在這整個時期，我為中日合作做了可能做的一切……我始終堅信，日中之間的鬥爭是所謂‘亞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間的爭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動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國的日本僑民和保護我們的權益，這同哥哥經過長期忍耐後趕走不聽話的弟弟沒有什麼兩樣。
採取這一行動的目的在於促使中國回心轉意。驅使這一行動的動機不是仇恨而是愛憐……所以我要求我的軍官們要把這次派遣作戰的意義向每個士兵講清楚。我的守則是，在上海地區的戰爭目的僅僅是征服反對我們的中國軍隊，至於中國的官員和國民，根據可能則應得到安撫和保護。”
松井石根的這番無恥表白，一瞬間竟然把他這個罪行累累、罄竹難書的戰犯打扮成了和平的使者。
莫羅見他如此厚顏無恥，便不無諷刺地逼問他，難道南京大屠殺也是“哥哥”對“弟弟”的“愛”嗎？
松井石根陰險地一笑，又開始往自己的臉上貼金：“由於我多年的夙願乃是使日本和中國共存共榮，因此在佔領南京時採取了種種防禦措施，以避免這一戰事成為全體中國居民遭受苦難的原因……”
他剛說到這兒，法庭上便傳來陣陣譏笑聲。本已心虛的松井石根只好避重就輕地承認一些事實：“雖然我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但在攻佔南京時，在一片慌亂的情況下，還是能夠找到一些激動起來的士兵和軍官幹出胡作非為的事情來的。十分遺憾，我是後來才聽到這種過失的。”
莫羅檢察官憤怒地質問：“你作為進攻南京的最高指揮官，怎麼能說後來才聽說發生這種‘過失’呢？”
此問似乎正中松井石根下懷，他於是乎趕緊為自己表白：“攻打南京時，我正在距140公里以外的蘇州臥床養病，而且並不知道他們違抗我的命令幹出這般暴行來。12月17日我到達南京後，從憲兵司令部那裡第一次聽到這種意外事件，我立刻下達了命令，敦促各部隊調查此事件並嚴懲肇事者。我也是在日本投降後才第一次聽說南京慘案的。”
松井石根的無恥狡辯引起法庭旁聽人員和工作人員的極大憤怒，公訴檢察官諾蘭准將拍案而起，他首先不動聲色地問道：

“你的書面供詞中提到，一些激昂的和被激動起來的青年軍官和士兵在南京犯有暴行，是吧？”
“是的，我這樣說過，但我本人沒有看到過，只得到過這方面的消息。”
諾蘭又問：“消息裡講了什麼行為？”
松井石根避重就輕：“搶劫居民，侵佔財物。”
諾蘭似乎漫不經心地說：“還有殺戮？”
松井石根自然無法否認，只好老實承認：“對，還有殺戮。”
諾蘭進一步追問：“你是從哪裡得到這些消息的？”
“從我們的憲兵隊那裡。”
“你說過，你聽到的罪行是在你1937年12月17日進入南京後，從憲兵司令部那裡聽到的，你還從別的什麼人那裡聽到過這種消息吧？”
松井石根不知是計，鑽進了圈套：“當我在南京的日本領事那裡做客時，也從他那裡聽到過同樣的消息。”
“你聽到的是什麼？”
“我從日本駐南京領事那裡聽到一些日軍士兵和軍官確實犯有罪行。”
松井石根此言一出，其所謂的回到東京後才知道南京大屠殺消息的謊言便不攻自破。這使得他懊惱不已。
公訴檢察官諾蘭不依不饒地繼續追擊：“你在書面供詞中還說過，你得知這一暴行後即刻命令各部隊查明事實真相並要嚴懲犯罪分子。那麼是誰負責處理暴行問題？”
松井石根裝模作樣地沉思片刻後，好像是突然想起來了似地雙手一拍：“第10軍的塚本浩次大佐。”
由於松井石根事先已同律師密謀由塚本出面作偽證，所以他顯得十分輕鬆。站在證人席上的塚本果然謊話連篇：“我特別奉松井大將的命令，調查日軍的殘暴事件，結果只發現四、五個日本軍官犯有搶劫與強姦罪，一般士兵很少有傷害和偷竊事件；至於殺人事件，僅僅兩、三起而已，放火罪和集體屠殺罪根本沒有。”
由於塚本的偽證做得太過火，在法官們列舉的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他只能是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地敗下陣去。
接下來，法庭又傳訊中島今朝吾。
中島今朝吾是當時的日軍第16師團長，係進攻南京的主將，由於其本人罪行極大，能逃過起訴本已暗自慶倖了，故爾便講了一些實話：“松井大將確曾命令第16師團，對中國軍隊進行殘酷的掃射，而部分日軍官兵在南京城內的姦淫燒殺自然難免。南京城破之後，中國軍隊官兵紛紛換穿便衣混入平民之中。南京城裡的一般婦人女子，也表現出極強烈的抗日精神，與分散的中國軍隊一起遊擊抵抗，於是日軍就不分男女老弱，不論軍民，凡是看起來有反抗可能的一律加以圍捕。到15日深夜為止，光是下關碼頭一地就殺死中國軍民20000之多。此外，還有13師團的山田支隊，更是把俘虜在幕府山的20000多中國軍民，以補給困難為由，通通槍殺。”
儘管中島將大屠殺的數字大大縮小了，但對松井石根而言，仍然是一枚重磅炸彈，他的謊言被徹底戳穿了。公訴人諾蘭卻不給戰犯以喘息之機，又乘勝追擊：“南京暴行持續了多長時間？”
松井石根故意含糊其辭：“大部分暴行是在我軍進入南京後立即發生的。”
諾蘭索性挑明：“有充足的證據說日軍暴行從南京陷落持續了六周時間，你知道嗎？”
松井石根立即蠻橫否認：“我在法庭上聽到了這些證言，但我不相信這一說法……”
諾蘭見松井石根百般狡辯，便要求法庭傳見證人許傅音出庭作證。站到證人席上的許傅音滿腔義憤地揭發說：“當時我是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目睹日軍野蠻暴行，日軍見人即予槍擊。當日軍佔領南京後第三日，我曾往市內巡視一次，見隨處皆有屍體，約計有500之數。我曾親見相識之中國人被殺，臥倒於其住屋大門進口，屍體均為一般男友老幼，從未見著軍服者。這一有組織的屠殺行為至少持續了三個月，三個月後亦未斷絕！”
無話可說的松井石根和他的日本辯護律師便無理攪三分，硬說中國人的證詞不算數，英美人士的話才可信。
審判長韋勃微微一笑，說道：“那好吧，就請金陵大學醫院外科主任、美國教授貝蒂斯出庭作證。”
滿頭白髮的貝蒂斯教授走上了證人席，他以令人不可辯駁之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是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地帶委員會之創立委員，此會於1937年11月下旬成立，其主要任務為在南京陷落後救護難民。……入城日軍對人民態度極壞，數周間發生殺人事件900餘起，其殘虐行為，極為廣泛。據金陵大學教授羅伯特威爾遜調查，有12000多名非戰鬥人員被殺。中國軍隊的士兵於解除武裝後，均被押送到長江邊用機槍掃射，在72小時內，南京國際安全地帶委員會埋葬軍民死屍達3００００餘具。此外被殺死者，尚不計其數。婦女亦多被強姦。我所認識的3個婦女曾被帶去強姦，其中１人且為大學教授夫人。我曾5次目睹強姦事件。
在金陵大學校舍內收容難民3００００人，曾發生強姦事件數百次。
日軍佔領南京後一個月內，計有婦女2００００餘人被強姦。日軍對市民傢俱、食糧任意刮取，且有軍官指揮用卡車裝運，即使各國大使館有價值物品亦難倖免。日軍曾任意沒收私人財產，強征民房，使眾多市民無地容身，多露宿街頭。此種行為，直至佔領南京六、七周之後，仍在繼續發生。日軍高級軍官亦有親至暴行發生地點參觀者。”
貝斯蒂剛講完，約翰梅奇牧師又登上證人台，以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身份控訴侵華日軍的種種暴行：“日軍佔領南京後，就有組織地進行屠殺。南京市內到處是中國人的屍體。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國人用機槍、步槍打死，用刺刀刺死。強姦到處都有發生，很多婦女和孩子遭到殺害。如果婦女拒絕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電影，從這些資料上可以看到婦女被砍頭或被刺得體無完膚的情形，如果婦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他也會被殺死……”
梅奇牧師的話音剛落，法庭內的燈光開始轉暗，銀幕上開始放映梅奇先生拍攝的南京大屠殺電影。只見槍聲四起，刀光閃閃。到處是滾落的人頭，到處是被刺刀捅死的嬰兒，到處是被強姦後殺死的中國婦女……面對鐵一般的證據，松井石根再也無話可說。
經過兩年半的艱苦審判，1948年12月12日，松井石根在兩名憲兵的監押下，筆直地站在受審席上，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的判決。
韋勃庭長用威嚴的聲音宣判道：“本法庭根據法庭憲章第15條第4款宣判被告松井石根絞首刑……”
松井石根在在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宣判松井石根聽到自己被判為絞首刑後，頓時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竟然在摘耳機時把眼鏡也帶了下來。他拾起眼鏡，仔細觀察了一番，發現並未破損後復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腳底不穩，險些摔倒，幸虧站在他身後的美國憲兵拉了他一把。隨後，憲兵像挾小雞一般，將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1948年12月23日零時13分，松井石根在絞刑架上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在行刑前的日子裡，喜歡做古詩的松井留下了幾首遺詩。在其中一首題為《贈愛妻》中，他仍然對其所犯罪行拒不認帳：

天地無恨人無怨，心中唯有無畏念；思寧神安上旅程，無憂無慮趨向前；何物欲留人世間，惟有心肺一忠言；平生不做缺德事，於此應懷浩然膽。
在最終面見教誨師時，他再次留詩一首以作“遺言”：

七十有年事，回顧悔恨長，在青山到處，行樂涅槃鄉。
不知在他“悔恨”時，是否想到了那些在南京大屠殺中無數含恨屈死的怨魂?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日本軍閥在全面抗戰之前宣稱，只要開戰，三個月亡華，
因此一二八淞滬之戰，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滅中國軍隊的主力，從而迫使中國政府投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軍在淞滬戰場苦戰三個月，受到了慘重的損失，日本決策層在是否直接進攻南京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因為顧慮蘇聯在北方的軍事威脅，日軍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等人主張「不擴大」戰事。因此，11月7日東京將上海派遣軍與第10軍臨時編組為華中方面軍的時候，將方面軍的作戰區域限制在蘇州、嘉興一線（即「制令線」）以東。而日軍戰地指揮官卻強烈要求進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軍無視參謀本部的命令，決定趁中國軍隊潰退「獨斷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擊」；22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動參謀本部放棄「不擴大」方針，稱「為了使事變迅速解決，乘現在敵人的劣勢，必須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軍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全面越過「制令線」，分別沿著太湖的南、北兩側開始向常州、湖州進攻。鑒於前線進展迅速的既成事實，24日東京大本營廢除了「制令線」，並在12月1日下達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進攻南京的作戰開始後不久，瘋狂前進的作戰部隊就把輜重部隊遠遠拋在身後，由於日軍原本沒有深入內陸作戰的後勤準備，部隊立即面臨著糧食供給中斷的嚴重問題，日本軍司令部於是下達了實際就是要部隊搶劫的「就地徵收」命令。日軍在搶劫中通常伴隨著姦淫婦女的暴行，為了消除自己搶劫和強姦的證據，日軍除了殺死受害人，還經常放火燒毀整個村莊。“
日軍作戰的指導者……下達：「在當地徵收糧食，以謀自活」的徵收命令。……自從命令下達後，罪惡感就消失了，軍人們變成了到處偷襲搶奪穀物、家畜來充飢的匪徒。……這個就地徵收命令，使下級官兵發狂，不但搶奪糧食，並且強暴了中國婦女。……下級隊長就指示……意思就是要湮滅證據。……所以，下級官兵們為了保護自己，毫不考慮的殺掉無辜的中國百姓，這才發展為「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導火線。
”——日本軍上等兵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殺親歷記》
日軍在從上海進攻南京的過程中，在南京以外的金山、杭州、蘇州、無錫、蕪湖、揚州等地犯下一系列暴行，至少3萬多人被殺，許多婦女被強姦。這些暴行都是南京大屠殺的預演或延續，南京大屠殺則是日軍所有暴行當中的最高潮。
南京陷落

1937年12月12日，日軍攻擊中華門
12月8日，日軍全面占領了南京外圍一線防禦陣地，開始向外廓陣地進攻。11日晚，蔣介石通過顧祝同電告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12日，日軍第6師團一部突入中華門但未能深入，其餘城垣陣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負責防守中華門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擅自帶部分部隊向下關逃跑，雖被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阻返回，但已經造成城內混亂。下午，唐生智倉促召集師以上將領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師掩護司令部和直屬部隊從下關渡江以外，其他部隊都要從正面突圍，但唐生智擔心屬於中央軍嫡系在突圍中損失太大，又口頭命令第87師、第88師、第74軍和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這個前後矛盾的命令使中國軍隊的撤退更加混亂。會議結束後，只有屬於粵系的第66軍和第83軍在軍長葉肇和鄧龍光帶領下向正面突圍，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成功突破日軍包圍，第159師代師長羅策群戰死。其他部隊長官大多數沒有向下完整地傳達撤退部署，就各自拋下部隊前往江邊乘事先控制的船隻逃離。這些部隊聽說長官退往下關，以為江邊已經做好了撤退準備，於是放棄陣地湧向下關一帶。負責封鎖挹江門的第36師沒有接到允許部隊撤退的命令，和從城內退往下關的部隊發生衝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與司令部成員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輪從下關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後第74軍一部約5000人以及第36師也從煤炭港乘船過江，第88師一部和第156師在下關乘自己控制的木船過江。逃到下關的中國守軍已經失去建制，成為混亂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過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趕到的日軍射殺在江中。大部分未能過江或者突圍的中國士兵流散在南京街頭，不少人放棄武器，換上便裝躲入南京安全區。13日晨，日軍攻入南京城。
日軍暴行經過
屠殺

南京安全區內的450名中國警察被日軍作為「敗殘兵」押往南京城西門外，他們將被集體屠殺

日軍將中國平民集體活埋

南京下關碼頭屍體堆積如山

日軍正揮刀斬殺中國戰俘

辛德貝格相冊中的原始說明寫道：「這名農民男孩被日軍用槍托打死，因為他沒有脫帽。」
日軍攻占南京時在戰場上俘虜了數萬中國官兵，在日軍高層的授意下，這些俘虜都被集體屠殺。此外，日軍還對那些換上便衣混入民間的中國潰兵進行了徹底的搜捕，凡是被認為有士兵嫌疑的人都被抓起來，繼而遭到集體屠殺。數萬中國平民在日軍搜捕潰兵的時候受到牽連被一同屠殺。在占領南京後的幾個星期裏，日軍毫無約束地在城內外遊蕩，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軍殺死滅口。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30萬人以上。
集體屠殺
日軍對解除了武裝的中國軍警人員以及他們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二戰後，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在南京犯下的集體屠殺有28案，19萬餘人受害。
從12日深夜到13日，敗退下來的幾萬中國潰兵和逃難平民蜂擁至挹江門外的下關一帶，試圖渡江逃離南京。13日，日本陸軍第6師團、第13師團、第16師團從三個方向進攻下關，日本海軍也逆流而上抵達下關江面，數萬中國潰兵和平民被合圍在下關沿江的狹長地帶。在這一天，即日軍占領南京的第一天，日軍就殺害了大量潰兵、降兵、俘虜以及難民。
日軍報稱，13日清晨，第6師團步兵第45連隊從長江上游向下關進軍，途中殲滅了一支正在逃離的中國大部隊。第16師團從南京城東撲向下關，其中步兵第30旅團的先頭部隊上午10點抵達下關，用坦克炮和重機槍射殺在岸邊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潰兵」，用光了1萬5千發子彈；第33聯隊前進途中殲滅了一千幾百名前往下關的「潰兵」；第16師團主力的先頭部隊在下午2點30分到達下關，在岸邊用重機槍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潰兵猛烈射擊兩個小時，使2000多人葬身江中。第13師團的山田支隊從長江下游沿南岸進擊，下午占領烏龍山炮台後通過燕子磯向幕府山炮台前進，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長江南岸（即草鞋峽）遭遇大量潰兵和避難民眾，山田支隊至14日清晨共俘虜14777人。同一天，日本海軍第11戰隊突破了烏龍山封鎖線，逆流而上向南京進發，向江上順流漂浮的潰兵用艦炮、機槍和步槍連續射擊。據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的日記記錄：「海軍參謀松田的報告說，13日，11戰隊大部到達南京下游，殲滅了1萬乘木筏退逃的敵軍。」事實上，日軍在江邊射殺的「敗敵」和「殘敗兵」中不僅包括中國軍人，無疑也有許多想逃出南京的中國平民。
除了在下關江岸和江面的「殲滅戰」，日軍13日還殺害了大量未能前往下關的潰兵和難民。在城東，大批潰兵和難民從紫金山與幕府山之間向東逃亡時，撞上了在這一帶掃蕩的中島今朝吾第16師團。該師團步兵第30旅團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在日記中記述道：「這天遺棄在我支隊作戰區域內的敵軍屍體超過一萬幾千具，此外，再加上裝甲車在江上殲滅的，以及各部隊的俘虜，我們支隊共解決了兩萬以上的敵軍。」
分散屠殺
百人斬殺人競賽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報導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佔領南京時，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自稱殺了105人，向井自稱殺了106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這些暴行都一直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被稱為「皇軍的英雄」。日本投降後，這兩個戰犯終以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中人員「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的罪名在南京執行槍決。
強姦

倖存者李秀英趟在鼓樓醫院的病床上。1937年12月，當時18歲的孕婦李秀英躲藏在南京安全區的一個地下室內。19日，日軍士兵闖入地下室企圖強姦這裡的婦女，李秀英在反抗中被刺傷三十多刀，胎兒流產。這張圖片是約翰·馬吉拍攝的膠片中的一幀。
據估計，在日軍占領南京之後一至兩個月內，約有2萬至8萬名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姦。日軍不分晝夜並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被強姦的婦女甚至包括12歲的幼女，6、70歲的老婦，乃至孕婦。很多婦女受到了輪姦，有些婦女甚至會被日軍強姦數次，類似的事件往往導致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受害人或是試圖保護她的親屬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軍殺死，母親身邊的孩子因為哭鬧也經常被日軍一併殺害。此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不從就加以殺害。日軍對婦女的大規模強姦和虐殺直到1938年2月才有所收斂。
約翰·馬吉牧師詳細記錄了一起典型的強姦滅門慘案。12月13日，30個日兵闖入夏淑琴一家與房東居住的門東新路口5號，他們先殺死了房東夫妻和夏淑琴的父親，用刺刀殺死了夏淑琴母親懷裡的1歲嬰兒，之後輪姦了母親和另一個房間裏16歲、14歲的兩個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試圖保護孫女的時候被殺死。之後日兵殺死了慘遭姦淫的母女，並且在她們的陰道裏插進瓶子和木棍。當時7歲的夏淑琴和她4歲的妹妹被刺刀扎傷，她們因為昏死過去而倖存下來。最後，日兵殺死了房東的兩個孩子，4歲孩子被刺死，2歲孩子被用軍刀劈開腦殼。
日軍在南京期間對女性的姦淫惡行是在軍官默認、縱容、鼓動下的集團性暴力。日軍發現女性就加以姦淫的現象非常普遍，而日軍軍官通常不會將其作為違紀行為加以處理。不僅如此，日軍軍官還把放縱士兵強姦作為鼓舞士氣的工具。為了讓部下發泄在上海戰場上幾個月的苦戰中積鬱的不滿情緒並且鼓動部下進攻南京，日軍軍官向士兵宣傳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擁有漂亮的姑娘」、「殺人、放火、強盜、強姦都可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後，數萬日軍闖入城內，一周之內就有8000以上中國女性遭到姦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標之一。日軍占領南京十幾天後，罪行累累的各部陸續離開，而留在南京執行「警備」的第16師團仍然在長期進行強姦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隊接替16師團之後，強姦案件進一步增加了許多。
劫掠與縱火

照片後方的日本士兵用手推車搬運從商店裡搶到的贓物。照片前方是大約五十具被害中國軍人和平民的屍體。1938年1月10日美國生活 雜誌，第50頁。
南京淪陷之後的六個星期之內，日軍幾乎侵入了城內所有的建築物。據統計，城內外23.8%的建築被縱火焚毀，63.0%的建築遭到劫掠，因各種原因遭到破壞的建築合計88.5%，這些破壞絕大多數都是日軍在占領南京後造成的。
日軍占領南京初期，5萬日本士兵從中國難民那裡搶奪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後的幾個星期，日軍闖入市內的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掠，有的時候他們在軍官的組織下將住宅、商店、機關、倉庫等建築洗劫一空，再用軍用車輛把贓物運走，即使各國使館也未能完全倖免。在占領南京後的一兩年內，日軍、日本憲兵還強占了大量中國人的店鋪、住宅和建築，有的直接由日軍占用，有的則無償交給來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軍人，少數日本隨軍記者也加入到搶掠的行徑當中。
從12月19日或20日開始，日軍開始在市內縱火。日軍在洗劫商店之後，經常將其付之一炬。市區南部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是南京主要的商業區，幾乎全被燒光，整個市區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焚毀。
1938年2月，由於華中方面軍在原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率領下，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南京的大屠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憤慨，甚至連它的同盟國德國都對此事件感到震驚。日本駐中國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在接到日本南京使館和各國外交團體及記者關於日軍暴行的報告後，立即將其大概上報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迫於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忍痛召回了松井石根及其部屬，但對於返回東京的這群劊子手們，不僅沒有加以任何懲罰，相反還另有重用。1938年3月5日，松井石根被任命為內閣參議，1940年4月29日竟然還為他“授勳”，以表彰他在侵華戰爭中的“功績”。這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政府的本來面目。
日軍大本營迫於國內外的輿論壓力，撤回松井石根後，改由畑俊六接任華中派遣軍司令官。

巴丹島死亡行軍

巴丹島死亡行軍
巴丹島死亡行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戰爭罪行與虐待俘虜事件，與新加坡大屠殺、南京大屠殺並稱為日本在二戰期間的三大暴行。
退守巴丹島的美菲聯軍投降後，投降人數約有78,000人，包括67名女護士，這78,000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後，開始遭日軍強索財物，並開始押解到約120公里外的戰俘營，路程以徒步行軍為主，但整個行軍過程除了初期給予少許的食物外（根據倖存者表示，僅給一次高爾夫球大小的飯糰），一路上不再提供給戰俘食物，是因美軍投降時早已用盡食物，而日軍因未料到美軍過早投降，所以也沒有事先準備供給戰俘的食物。經常有找尋飲水與食物者被日軍以刺刀殺死或開槍處決，同時也驅趕與阻止當地的菲律賓人給予戰俘食物與水，一路上因怕戰俘逃跑，而只准他們從路邊水窪中飲水，即便有若干僥倖者躲過日軍眼線而偷喝到幾口河水，也因河水已嚴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著屍體以及綠色泡沫），且氣溫達攝氏38度，最後引發嚴重的腹瀉與嘔吐而死，日軍在後來也終於追加設置了幾個食物供應點。
如此經過不吃不喝的強行軍，最後雖抵達目標營地，但沿路上因飢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飢餓和糧食不繼才選擇投降）及遭日軍刺死、槍殺者達15,000人之多。而抵達戰俘營後並非擺脫了死亡威脅，由於日軍也在營地內虐待戰俘，包括拷打折磨、斬首殺害、逼迫苦力勞務、刻意挨餓等，如此在抵達營地的兩個月內又死去了約26,000人。

新加坡大屠殺

新加坡大屠殺
1942年2月15日，是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守衛新加坡的英軍十二萬人戰敗投降，日本陸軍第25軍佔領新加坡。沾滿罪惡的太陽旗下，等待新加坡華人的是一場浩劫。日軍“肅清”新加坡華人的大規模屠殺行動即將開始。
新加坡淪陷三天後，日軍第25軍司令山下奉文大將正式下達“肅清”命令。“肅清”一詞在中文、日文中字形一樣，是指在華人中清除反日分子。
以下九種身分的華人遭到日軍重點清除：
1.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
3.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海南人；
5.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
6.凡是紋身的男性；
7.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9.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日軍一方面根據某些專案名單來找出所謂的反日分子，比如戴眼鏡的要被抓，因為他們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紋身的要被抓，因為他們可能是“會黨分子”；積極抗日人士毫無疑問要被抓；海南人也要被抓，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共產黨……另一方面，在每個驗證點，一些告發者蒙著面協助日軍進行指認，日本士兵更是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新加坡18歲至50歲的青壯年華人男性都被帶到這些驗證點進行“甄別驗證”。從現有資料看，那些被選中的人被推上卡車，大部分被運往海邊射殺，也有些人被砍頭。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備司令河村三郎：“將潛伏著的持敵對態度的華僑連根剷除，以絕我軍作戰的後顧之憂。”參謀長鈴木則明確指示：“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
新加坡淪陷後，日軍發布命令勒索當地華僑：交五千萬元俸納金。
山下奉文的理由是：“華僑支持重慶政府抗日，這筆俸納金，是你們向日軍贖罪的買命錢。”
幾天後，日軍出示一份佈告，要求所有新加坡十八歲至五十歲華人男子到四個地方集中以領取“良民證”，但是到了集中地點等待著華人的是蒙著面罩的原英國員警，印度員警和馬共的變節分子的對所謂“反日分子”的指認。被指認出來的華人未經任何審判程式就被日軍捆綁赴海邊，慘遭重機槍掃射。到後來為了節約子彈，乾脆把人綁成一串裝上船，到離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將人推到海裡。

日軍入侵東南亞。網路圖

1942年2月15日，守衛新加坡的英軍戰敗投降，日軍佔領新加坡。網路圖
這次華人大屠殺一直延續至1942年3月3日。因沒有確切屠殺記錄，傷亡人數一直無法估計。事後，日本官方統計的傷亡人數是五千人，而新加坡統計的卻是十萬。
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劃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周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一名日軍高級軍官辻政信竟然說：“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 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場，忍饑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厘（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產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里半處屠殺，為數之眾，為各區之冠”。
日軍在新加坡大屠殺中到底有多少華人遇難？日軍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提供的資料僅僅是5千人，戰後的審訊中的證據提出的數字是大約5萬多人，新加坡當地華人認為有10萬人之多。但是，諮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為不止此數，由於“全家遭難或遇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只餘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為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員警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
當然這些屠夫們也得到了他們應該有的下場。
1946年，山下奉文被馬尼拉特別軍事法庭處以死刑；馬來亞戰俘收容所司令官，參與“肅清”的福萊中將在樟宜海灘被槍決；河村三郎中將和大石正行中佐兩名戰犯被處絞刑，西村琢磨中將、大西覺少佐等5名戰犯被判無期徒刑。

東條 英機

東條 英機
（生於1884年12月30日－卒於1948年12月23日）出生於東京，日本陸軍軍人、政治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軍人生涯最後被授予陸軍大將從二位勛一等功二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職皇軍最高領袖、大政翼贊會總裁、日本皇軍的陸軍大將、陸軍大臣和第四十任內閣總理大臣（1941年－1944年），是二戰的甲級戰犯，任內參與策劃珍珠港事件，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引發美日太平洋戰爭。戰後被處以絞刑。
1884年12月30日，東條英機生於東京市山手地區的一所宅院中，是陸軍中將東條英教與其妻子東條千歲的三子，但是兩個哥哥夭折，他將作為長子來繼承家督。
曾入番町小學、四谷小學、青山小學、學習院初等科、東京府城北尋常中學校學習，1899年9月1日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1902年9月1日升入中央陸軍幼年學校。
進入陸軍
東條英機1904年入陸軍士官學校，1905年3月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畢業，同年4月21日授階陸軍步兵少尉，參加日俄戰爭時日本勝局已定，故東條並未有機會參與實質性作戰行動，1907年12月晉升為陸軍步兵中尉。1909年與伊藤勝子結婚。
東條英機1912年入陸軍大學校，1915年（大正4年）陸軍大學校第27期畢業，晉升為陸軍步兵大尉，並就任近衛歩兵第3連隊中隊長。大女兒出生後，1919年8月，以武官身份單身赴任瑞士。1922年擔任陸軍大學校的教官，次年轉到陸軍省做副官。1924年晉升為陸軍步兵中校。1933年3月晉升為陸軍步兵少將，同年11月被任命為陸軍省軍事調查部部長。
關東軍
1935年9月21日，東條英機升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兼關東軍警務長。他在任期間，逮捕了大批從事共產國際活動的關東軍軍官；並加強東北各地區的特務組織和偽滿軍警的監視與控制，成立軍事顧問團和中心保安局。1936年2月26日二二六事件爆發時，逮捕關東軍內部混亂的參與者，其實是東條英機為首的統制派藉機清理敵對的皇道派軍人的政治勢力。皇道派勢微後，統制派掌握國政，成功控制內閣。因為他的殘忍和嗜殺成性，所以被稱為「剃刀將軍」。同年12月1日晉升為陸軍中將。1937年3月，繼任關東軍參謀長。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東條英機被派任為哈爾濱派遣兵團的負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
東條英機是1930年代主戰的軍閥之一。在1940年，東條作為軍事大臣代表日本與德國、義大利同盟成為軸心國。到1941年東條英機已經是整個日本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並擔任執政黨大政翼贊會第2任總裁，實際上開始「東條獨裁」支配整個日本。1941年12月7日，下令日本艦隊攻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4年7月18日，東條在帝國海軍於菲律賓海海戰中被擊潰後下台。戰爭結束後，美軍上門逮人時，東條英機開槍自殺（用柯爾特32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胸膛，該槍現陳列在麥克阿瑟紀念館），後在醫院康復，然後被捕入獄，開始其戰爭罪行審訊。

東條英機自殺未遂
行刑及後事

東條英機年少時


東條英機骨灰回歸靖國神社的過程
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以戰爭罪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並先押送到東京都豐島區東部的巢鴨監獄。1948年12月23日零時10分30秒，正式執行絞刑。屍體被送到橫濱的久保山火葬場火化。美軍宣布七名甲級戰犯的骨灰送到太平洋拋棄海上。
其實七名甲級戰犯部分骨灰被甲級戰犯小磯國昭的辯護律師、久保山興禪寺愛國和尚及火葬場場長偷運到熱海市的伊豆山興亞觀音寺並隱藏其中。 1960年8月，所有骨灰被移到愛知縣西尾市三根山的山頂並樹起墓碑，並為七名甲級戰犯建立殉國七士廟。 1978年，東條英機與其他甲級戰犯一起被迎入靖國神社供奉。事隔三十年後，日本人終於完成東條英機的遺願。
七名甲級戰犯入祀於靖國神社時，距離1948年12月23日死刑執行日，正好相隔三十年，此事也可見證東條英機的遠見，及日本人驚人的忍耐心。

評析東條英機的遺書

評析東條英機的遺書
啟動太平洋戰爭時，我是當時的負責人，戰敗後回顧這次戰爭，實在令人斷腸。
( 東條英機感到難過，但是沒有後悔 )
這次死刑對我個人言足以告慰全國人民，我未以自殺推卸自己的責任。
( 美軍上門逮人時，東條英機開槍自殺求死未死 )
但就國際戰爭犯罪説來，我無罪！時至今日我仍如此認為，只是屈服於勝利方之權力而已。
( 美軍勝利只好認命，屬不得已，東條英機強調戰爭無罪 )
作為個人，我是抱著愧對國民的心情，而走上刑場的。因戰敗而要追究同僚的責任，甚至刑及下級我深感遺憾。實在對不起天皇陛下和全體國民，在此深深謝罪。
(東條英機只為敗戰謝罪，戰爭中殺人自認無罪 )
日本軍隊本應遵照天皇陛下的仁慈之心而行動，但是部分軍人犯了錯誤，引起世界誤解，對此深表遺憾。我真心地向戰爭中死去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謝罪。
( 日本軍人暴行，東條英機推給少數人犯錯 ，引起世界誤解 )
這次審判是否公正，有待歷史評説。如果這次審判是為了謀求永久和平，就應該以寬大的態度處理問題。這次審判是勝利者的審判，它是以政冶審判而結束的。
( 東條英機曲解戰犯審判是政冶審判 )
天皇陛下地位和御存在是不容動搖的。至於天皇以何種形式存在，不敢斷言。保存天皇是絕對必要的，這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國民的共同心願。國人不能忘記天皇陛下之恩如同空氣和大地。
( 東條英機強調絕對忠於天皇 )
東亞各民族應該忘掉這次戰爭，協力面向未來。他們同其他各民族一樣有在天地間生存的權利，他們的膚色毋寧説是神的賜予。我無限尊敬印度大法官為我仗義執言，他是東亞各民族的驕傲。通過太平洋戰爭，如果真能認識到亞洲民族有生存權利，則值得慶幸，列強也應該拋棄排他的心理，以共存共榮的心態對待東亞民族。
( 東條英機引印度大法官為盟友，仍以膚色離間白人與其他人，要求東亞各民族應該忘掉這次戰爭 )
我對日本現在事實上的統治者美國人進一言：請尊重日本人的感情，勿使受到赤化。必須理解大東亞民族的真心實意，給予協助。事實上，沒有得到東亞其他民族的協同努力，是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
( 東條英機藉機拍美國人馬屁 )
今後日本將在美國的保護下生存。遠東局勢如何發展令人擔憂？終戰才三年，亞洲大陸的赤化形勢就發展到如此規模。如果日本也變成赤化的溫床，後果不堪設想。今天，日本感謝美國供應食品以及其他援助。但是，如果人們以為有美軍在日本，糧食不足和通貨膨脹以及生活困難，都可以解決，那是十分危險的。傳媒也在宣傳美軍駐在日本的好處。
希望美軍切勿失掉日本人心。
( 東條英機感謝美國供應食品以及其他援助 希望美軍珍惜日本人友誼 )
這次戰爭，美英領導人犯了極大的錯誤：
首先，破壞了日本這樣的防止赤化的壁壘；
第二，使滿洲成為赤化的根據地；
第三，朝鮮一分為二，種下東亞紛爭的種子。
美英領導人負有補救的責任，杜魯門總統如獲選連任，應關心這些問題。我認為日本在美軍指導下，全面放棄武力是十分明智的 。
但是，世界各國如能全面廢除武裝當然更好，否則就會形成“強盜猶在，而放棄保安行動”的局面。我認為想從根本上消滅戰爭，必須首先消除人們的貪婪心。現在世界各國都在確保自身的存在與自衛權，這就是都不放棄貪婪之心的證明。消除國家的貪慾是不可能的，所以世界不可能沒有戰爭。
( 東條英機藉堅持反共思想，教訓美英領導人)
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以美蘇兩國為主體對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決了日、德、意三國的問題，其結果就是形成了美蘇兩國直接接觸。美蘇在意識形態上是根本對立的，僅就這一點，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以遠東為戰場，即以日本、中國和朝鮮半島為戰場。所以美國必須確立武力保衛日本的戰略。如果美國把日本看作是自己的屬國，那麼這將是美國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美國就該考慮八千萬日本國民的生存之路。
( 東條英機指導日本人暫時屈尊做美國的屬國 )
世間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賜，限制生育是違反神意的。
尚須進一言的，就是有關解除神道教職務和逮捕戰犯嫌疑人的問題。戰後已經三年了，希望儘快結束這些行為，美國應以寬大的心懷讓日本國民能安心正業。
( 東條英機鼓勵美國以寬大的心懷對待日本 )
歷史應以我們接受死刑為契機，告一段落。如果戰死者和死於戰場的遺屬有要求，則宜合祀于靖國神社。請保護出征在外戰死者的墳墓，戰死者遺屬如有要求，則應遷回內地。戰犯家屬應受到保護。
( 東條英機懇求戰犯家屬受到保護，期待自己被祀於靖國神社 )
男女青少年的教育，是關乎未來的大事，須十分注意。近來有些不正風潮，多半來自佔領軍的影響。應該保存我國的優良傳統，至關重要。
借此次處刑之機，應對敵、我、中立國各方的國民罹難者，舉行一次大規模追悼慰靈祭，以奠定世界和平的精神基石。當然，對日本軍人中部分人犯的錯誤，我致以衷心的謝罪。但是，與此同時，美國軍方也應對“無差別轟炸”和原子彈所造成的悲慘結果，（對無辜人民）予以同情和憐憫，並自己也應有所懺悔。
( 東條英機要求美國對投下原子彈所造成的悲慘結果，應有所懺悔）
最後，説説軍事問題。我國歷來實行統帥權獨立的思想確實是錯誤的，它導致陸海軍行動不統一。參照我國的國民性格，再建軍隊時應採用募兵制，軍隊的教育應取精神主義。忠君愛國為基礎無須贅言，但如缺乏責任感則令人遺憾，這一點須很好地向美軍學習。
( 東條英機鼓勵日本向美軍學習責任感 )
學校教育歷來注重質樸剛毅是不夠的，應全面培養人才。換句話説，就是注重宗教教育。研究歐美的風俗習慣很重要。
應重視俘虜問題，須貫徹國際公約保護俘虜的觀念。
( 東條英機被判死刑後，終於知道殺俘虜違反國際公約，
西方盟國無法接受此種反人類罪 )
辭世（詩）：
吾雖去，魂歸故土，遂我報國之夙願，
別了！大和島國，
人民將以花的芳香迎我于苔下。
( 1978年，東條英機與其他甲級戰犯一起被迎入靖國神社供奉。日本人終於完成東條英機的遺願 )

“記者節”之由來

“記者節”之由來

1930年代初，在當時的江蘇省省會鎮江，發生一起轟動全國的“《江聲日報》劉煜生案”。該案不僅是我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也在抗戰前的民國社會史上留下了永難忘懷的汙點。

一

1932年7月26日，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命令江蘇省警察局秘密逮捕了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並交戒嚴司令部羈押。

後來官方解釋說，劉煜生的罪名是：1932年1月至5月間，劉所辦的《江聲日報》副刊《鐵犁》上陸續發表了《當》、《邊聲》、《端午節》、《下事須知》、《我們的希望》和《時代不是時代》等6篇描寫貧民及勞工生活的文藝作品。當局認為這些作品言辭激烈、有煽動階級鬥爭之用意，如“一隊咱們祖國的兵，向左邊退下，自然隱隱地右邊上來的是敵人”，“地上泛起紅潮，添上一片紅”，“鐵的紀律”，“奴隸們爭鬥吧，一切舊的馬上都被沖倒，時代已敲響喪鐘，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語句。稱該報違反了出版法第19條第一、第三兩款所禁止之規定。

劉煜生被捕後，南京新聞記者公會派人到鎮江向江蘇省當局抗議並要求保釋，遭到拒絕。甚至，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也認為《江聲日報》“無反動文字”，劉煜生“無反動行為”，希望江蘇省政府“准江聲日報復刊，將劉煜生交保釋放”，然而顧祝同仍然置之不理。

在被捕期間，劉煜生在戒嚴司令部看守所裡不斷向外界發函，反映自己被非法拘禁且遭刑訊逼供的悲慘處境，甚至數次直接上書當時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陳述自己的冤情：“仰祈鈞座迅予主持公道，既可解學生難於垂危，亦足挽顛倒是非於末俗，公誼私情，端賴憐憫。”劉煜生妻子張若男亦在外多方奔走營救，宣稱其夫因揭露官僚腐敗而得罪權貴，被加罪關押，籲請有關方面對此案進行調查。

接到申訴後，監察院數次派員前往鎮江調查此案，但均遭到江蘇省政府的多方阻撓，調查員始終未能調閱到案卷，只得無功而返。調查員馬震在調查報告中，稱該案為“地方政府越權處分”，出版法規定，禁止出版或扣押之處分權，屬於內政部；顧祝同又“不按約法在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而交戒嚴司令部看押達五月之久，其視國法之尊嚴何在？”且江蘇省政府“對於本院調查案件特不能盡情答覆，堅決拒絕調查。實屬違法。設此例一開，不僅與本院威信有關，且於本院查案前途障礙殊多”。隨後，劉莪青、田炯錦兩位監察委員依據國民政府彈劾法以顧祝同非法逮捕拘禁劉煜生、又抗拒監察院調查為由聯名將顧祝同提起彈劾，呈請國民政府交付懲戒。
就在彈劾案調查開始，監察院即將正式諮請行政院飭令江蘇省政府速將劉煜生由戒嚴司令部移送法院之際，拘禁了半年之久的劉煜生，1933年1月21日，被顧祝同命令戒嚴司令部執行處決。

顧祝同在事後（同年1月27日）向行政院的呈報中稱，劉煜生早在1927年在鎮江就因“組織非法工會，蠱惑車夫罷工，希圖擾亂治安”而被鎮江市警察局抓捕過。顧稱“當時各地工會均係共黨所組織，則劉煜生過去之行徑，已足以證明其為共黨，茲更於滬戰之後，社會經濟恐慌，人心不寧之時，復刊發此鐵犁文字，鼓動階級鬥爭，傳共產恐怖，其故意為叛國之宣傳，自屬確鑿”。因此，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二條第二款將劉煜生處以死刑。

二

劉煜生原籍江西南城，幼年時因家庭變故，隨母親來到鎮江投奔舅舅，此後長期居住在這座古城。劉煜生早年學習法律，1924年在鎮江創辦《江聲日報》，親任主筆，並兼任報館經理。“江聲”寓意報紙為鎮江民眾的代言人。在劉煜生的苦心經營下，該報逐漸擁有記者消息靈通、報導翔實的風格，廣受讀者歡迎。

1929年春，隨著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亦從南京遷至鎮江，鎮江成為江蘇省省會。劉煜生作為一個有正義感和社會責任心的新聞工作者，繼續堅持《江聲日報》的辦報風格，敢於針砭時弊，揭露官場醜惡。所以，鎮江成為江蘇省省會後，《江聲日報》的影響力迅速得以擴大，成為當時江蘇省內頗具聲望的報紙。

1931年底，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顧祝同接替辭職的葉楚傖就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江蘇省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歷來是魚米之鄉和納貢之地。

顧祝同登上省主席寶座後，志得意滿，躊躇滿志，大肆安插親信官員，一時間頤指氣使，好不氣派！

顧祝同上任後，通令各地設立毒品稽查所，名為執行戒煙公約，實則從中徵收稅金，變相買賣鴉片。劉煜生曾經公開抨擊此目無法紀之事，因而遭到顧祝同的忌恨。

顧祝同主政江蘇後，任命自己的親信、兒女親家趙啟任江蘇省民政廳廳長。趙啟多年跟隨顧祝同左右，早在顧擔任陸軍第二師師長時，趙就是顧的參謀長。趙啟平素有兩大嗜好：抽大煙和炒股。據傳，趙啟經常與其“煙友”包租飯店客房大過鴉片癮，而那時國民政府早已頒佈禁煙公約。趙啟還酷愛炒股，每個交易日都要向上海股票交易所發出股票交易指令，每月長途電話費高達數千元，全部從民政廳的賬上開支。為抓到證據，經過多次跟蹤，一日劉煜生冒充省府官員，終於騙過門衛，混進趙啟的客房，用相機抓拍到趙一邊手拿煙槍吞雲吐霧，一邊拿著話筒向交易所喊話的“狗仔照”，並迅速離去。這樣一來，對趙啟來說，過去傳言畢竟是傳言，沒有真憑實據，可以不必理睬；這次卻非同小可，被人抓到了真憑實據！

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心和正義感的新聞工作者，劉煜生不僅把抨擊時弊、揭露腐敗當做自己的天職，也把關心和同情貧民階層的生活作為《江聲日報》的輿論導向。劉煜生也是勞工社會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早在1927年，劉煜生就參加組織工會、號召運輸工人罷工等活動，因此，他一直是鎮江當地權貴眼中的“危險分子”。趙啟的密友、鎮江縣縣長張鵬就把劉煜生視為“鎮江一害”。他們對劉煜生這個眼中釘、肉中刺早有剪除之心，不過一直苦於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下手。

到了1932年六、七月間，顧祝同對劉煜生下手的機會終於來到。《江聲日報》副刊《鐵犁》在1月至5月間連續刊載了6篇抨擊時弊、同情勞動人民、言辭比較激烈的文藝作品。經過精心策劃，顧祝同命人從這些作品中找出幾段醒目的“反動”文字，斷章取義，羅織罪名，於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了《江聲日報》。當日，又秘密逮捕了劉煜生，並交戒嚴司令部關押。隨後又指令江蘇省政府的官方報紙《蘇報》對這些文藝作品發表了數篇“針對性”的評論。

值得注意的是，顧祝同對劉煜生實施秘密逮捕的緣由，是因為當時當局尚未找到符合法條的罪名，所以乾脆先把人抓起來再說，造成既成事實，再補罪名；而把劉煜生交戒嚴司令部卻不交內政部關押的緣由則是，如果交內政部按法條處理將來必須在法院公開審理，不利於把劉煜生始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開始時，顧祝同等人以逼劉煜生臣服就範為主，並未下決心冒輿論風險去殺害劉煜生這個著名報人，所以給劉定下“違反出版法”這樣的不及死罪的罪名。

然而顧祝同等人打錯如意算盤。劉煜生真是條硬漢，不僅不受威逼利誘，還不斷向外界申訴陳情，控訴顧祝同等人的罪行，甚至直接寫信給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呼籲派人調查。監察院介入後，由於逮捕劉煜生的理由破綻百出，監察院調查員調閱案卷時卻受到百般阻撓。後來在于右任的直接過問下，有監察委員就顧祝同非法拘禁又抗拒調查對其提出彈劾案。
事實上，《江聲日報》副刊《鐵犁》刊載的6篇文藝作品，並非劉煜生所作，作者是一個名叫于在寬的鎮江當地的青年學生，其叔父為當時的鎮江商會主要人物。與劉一同被捕的就有于在寬和《鐵犁》主編張醒愚。因為顧祝同的真實意圖並非于、張二人，其家人各自一番活動後，兩人均很快獲釋。依文責自負的原則，劉煜生即使有責任也應該比于、張二人輕，按現在的話來說，最多是“ 疏於注意、管理失察”而已。如果，劉煜生真是因所謂“叛國宣傳”而獲罪被害，“主犯”于在寬豈可輕易“逍遙法外”？時間越長，調查越深入，顧祝同等人故意羅織罪名欲加害劉煜生的事實，就越昭然若揭。

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大大出乎顧祝同等人意料。就在監察院即將正式諮請行政院，令飭江蘇省政府迅速將劉煜生移送法院並懲戒顧祝同等人之際，為阻止自己被彈劾及調查程式再次啟動，顧祝同匆匆決定殺害劉煜生以了結此案。為避人耳目並立即執行，劉煜生這個一介平民被送交由顧祝同所控制的軍法處審判，罪名升級為劉煜生在“一·二八”後的非常時期，“作叛國之宣傳”，違反的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而不是出版法，因而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在死刑執行6天後，江蘇省政府才向行政院呈報此案，可見顧祝同等人此時“先斬後奏”的急切之心。但令顧等人更加意外的是，殺害劉煜生不僅沒有了結此案，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憤。

三

1933年1月22日，就在劉煜生被害的第二天，上海《申報》率先披露了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全社會的震驚，輿論為之大譁，並迅速招來聲討的浪潮。北平市新聞記者公會於2月3日發表公開信，指顧祝同“公然目無法紀，蔑視人權，破壞法治精神，妨礙言論自由，倒行逆施，甚於舊軍閥，酷民兇殘，實屬黨國叛徒”；安徽省新聞記者聯合會2月5日抗議電稱“顧祝同毀法亂紀，蹂躪人權，草菅人命，殊為黨國之玷，亦我全民公敵”。全國其他地方的新聞界也都先後公開致電聲討顧祝同的暴行。

除了新聞界，胡適代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致電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和行政院，要求“將擅殺劉煜生之蘇省府主席顧祝同免職查辦，以重法治，而維人權”；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抗議電呼籲將顧祝同“予以嚴厲處分，以維人權而彰國法”。宋慶齡、蔡元培等社會名流也以個人名義公開致電要求政府罷免查辦顧祝同，甚至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也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要求為劉煜生昭雪並懲辦“新軍閥”， 將“劉煜生案”比作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殺邵飄萍、林白水之慘案。同時，江蘇省內地方人士也紛紛公開歷數顧祝同就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以來的倒行逆施，紛紛要求國民政府秉公撤辦顧祝同，“以肅綱紀而安民心”。

在一片“倒顧”聲中，顧祝同不肯輕易失去剛到手不久的江蘇省政府主席這個要職，仍然為自己的罪行百般辯解。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竟不顧事實稱“共黨劉煜生於上年拿獲後，經戒嚴司令部審訊明確，實係共黨報紙煽動文字，經證明確係該犯自撰”；“至於監察院調閱宗卷，能否對於軍事機關審判罪犯之事件亦得適用，實屬絕大疑問”；“況共產黨徒之犯罪，其危害涉及於國家，稍不慎密，即可發生變故”。

然後，不出幾日，《時事新報》記者王慰三在南京中山門外被暗殺，輿論再次大譁。北平新聞界於2月17日舉行追悼劉煜生大會，電請政府查辦顧祝同。天津、武漢、廣州、青島、杭州、鄭州、蕪湖、南昌、蚌埠、長沙、香港、太原等地新聞界都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通電全國，強烈要求政府嚴懲顧祝同，並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新聞記者的人身安全，落實“訓政時期約法”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全國律師公會也通過決議，呈請司法部指定審判機關，對顧祝同提起訴訟，以維法紀。

輿情洶湧，朝野上下壓力越來越大，國民黨當局不能不作出一點表示，來平息此一事件。1933年9月1日，行政院發出《保護新聞事業人員》通令，“特通令各省市政府、各軍隊軍事機關，對於新聞事業人員，一體切實保護”。這時，原來有心保顧祝同的蔣介石，面對越來越大的內外壓力，深恐民怨升級，也被迫宣佈改組江蘇省政府，免除顧祝同的主席職務，令其退出政界，重回軍界，算是有所交待。

顧祝同卸職後，陳果夫接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開啟陳氏家族在江蘇省的長期經營，從這個意義上說，“ＣＣ系”在國民黨內的崛起恐怕與此案也不無關係。而且，正是“劉煜生案”發生後的這個直接起因，從1935年起，9月1日被全國新聞界公認為記者節。
“《江聲日報》劉煜生案”是民國時期令全國震驚的一起政治事件，在歷史上，它應該佔有一席之地。劉煜生先生以自己生命的代價，履行其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正如1934年1月21日新聞界人士為他舉行的遇害一周年公祭儀式上所言：“以新聞而生，以新聞而死，為新聞殉節。”

日本現代化後的戰爭觀

日本現代化後的戰爭觀

一、光榮的歷史與必勝的信念

十三世紀時日本兩次擊退元寇入侵，日本人從此不怕蒙古人，更不怕中國人。

西元1274年，進攻日本的遠征軍由朝鮮揚帆出海，駛往九
州島，遠征軍共兩萬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麗人大約各占一
半，還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漢人。遠征軍的統帥為蒙古人忽敦，
兩位副統帥為高麗人洪茶丘和漢人劉復亨。元軍航行至博多灣，
首先攻佔並蹂躪了對馬島和壹歧島，然後分三處在九州登陸攻
入內陸。三路入侵軍隊中，一路為主力，兩路為策應，主力部
隊的登陸地點大約在長崎附近。
　　
　　 面對第一次“蒙古來襲”，日本鐮倉幕府調集部分正規軍
迎戰，九州沿海各藩也緊急組織武士和民兵參戰。慘烈的戰鬥
進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戰術較為落後，在開始的戰鬥中蒙受
巨大傷亡，但他們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軍的推進。在相持了幾
天後，日本人漸漸適應了蒙古人的戰術，於是開始反擊。主要
由武士組成的日本重騎兵隊尤為英勇，他們在弓箭手的支援下
冒著箭雨列陣衝擊敵人，與敵軍貼身近戰，使蒙古人的弓箭優
勢失效。劉復亨在激戰中陣亡，元軍折損大半後退回海灘依託
回回炮防守。至此元軍傷亡慘重，進展無望，他們的敗局已不
可避免，由於箭和給養都即將用盡，元軍無力繼續守住陣地，
他們衹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鮮的路上，元軍的艦隊遭風暴襲
擊，遭受了一些損失，不過大部分船隻安全回國。
　　
　 此次戰役日本史稱“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東亞第一次遇
到了裝備訓練和勇氣都不遜於自己的對手。高麗人在戰鬥中主
要負責近戰，他們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衝擊而損失慘重。故而
高麗人對日本軍人的戰鬥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戰刀印象深刻，
據說元軍普通士兵的刀劍與日本刀一碰即斷。相對來說，使用
弓箭的蒙古人損失小一些，在他們看來，日本人的弓箭雖威力
強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第一次攻打日本失敗後，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杜世忠等人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進攻。

十三世紀末(西元1279年)，元軍征服南宋之後，忽必烈於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軍）士兵19,000人，金方慶統高麗軍10,000人，乘戰艦900艘，加上高麗水手17,000人，攜軍糧10萬石，由高麗出發；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蠻軍（指南宋降軍）十萬人^[38] ，乘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慶元、定海（今浙江省寧波市）出發^[39]；兩軍約定於6月會合，東路軍負責作戰，江南軍則在佔領區屯田，生產米糧，以為長久之計。

玄界灘旁的松林（今福岡市西區）。這裡是《蒙古襲來繪詞》描繪的弘安之役的戰場。為防備元再度進攻，玄界灘沿岸築起石壘，現存遺跡。圖片為復原的當時場景（2015年5月攝）

自1275年起，幕府就開始積極為可能的元軍第二次侵略做了準備，除了改進弓箭，使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同時更完備地組織起九州的武士外，幕府還在很多元軍可能登陸的地點修建堡壘和其它防禦工事；北條時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區都建起了「元寇防壘」，這時起了重大防衛作用——元軍的戰艦在到達日本近海時，竟找不到登陸的地點，只得以泊於博多灣中的艦船為陣地長達一個月。這段期間，元軍發動幾次強行登陸作戰均告失敗，並且一直遭到河野通直（河野黨）等人的襲擾（也受海賊草野黨偷襲），直到七月初，南北兩軍在九州外海會合。元軍會師後再度發動登陸作戰，這次遠征軍遇到了更頑強更有效的抵抗，日軍以石牆為掩護，不斷擊退元軍的進攻，許多蒙古軍將領相繼陣亡，戰鬥又持續了一個多月，元軍的損失慘重，依然不能突破石牆。

日本武士登上元軍戰船。《蒙古襲來繪詞》（1293年）

元軍艦隊因供應和人員登載問題而推遲了起航。高麗軍先行進發，在對馬島慘遭失敗而返。同年夏，元軍聯合朝鮮軍隊奪取了壹岐島，向九州進發，並在不同地點登陸。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後，元軍被趕回了船上。此時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襲擊了元軍艦隊，並摧毀了大部分的船隻。

八月一日（7月30日），元軍再次遭到颱風的襲擊，風暴持續四天，軍艦大部分沉沒，范文虎落水被張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決定班師。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餘人無船可乘，張禧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士卒回國。

被遺棄在日本九龍山的海灘上的元軍尚有三萬餘人，日本發動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這些元軍大部分戰死，其餘數萬士兵被俘。

總計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軍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還。有3名士兵拼湊小船回中國；通過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後大怒，將范文虎革職斬首。

二、天照大神子孫的驕傲

在江戶時代末期，潛心發揚國粹的日本神道理論家宣稱，神道與儒教兩者不能相混。本居宣長反對把儒家和神道混同，由此產生了復古神道。荷田春滿及其門人賀茂真淵通過對《萬葉集》、《古事記》的古語、國學的研究創設復古神道，把《古事記》奉為第一神典，主張以孝道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於天皇。

    復古神道主張古道即神道，萬國都承蒙天照大神的御德；日本是天照大神降生之國，其子孫天皇萬世一系，繼承三種神器，居於萬國之上。

    平田篤胤是復古神道的集大成者。平田篤胤早年在朱子學者中山青莪門下學習漢學，批判太宰春台《辨道書》，著有《古道大意》，提出日本人都是神的後裔。他以中國自古革命不斷、亂臣賊子眾多為根據，論證日本輸入儒道以來也戰亂不斷。他在《赤縣太古傳》、《三皇五帝本紀考》中提出，中國才是日本神祇渡海所經營的，三皇五帝是從日本渡海去中國的神；他著《俗神道大意》排斥其他神道派別為俗神道。平田篤胤的復古神道給日本神祇優於中國神的血統。日本民族的驕傲也由此建立。

三、向美、英兩國宣戰有出於不得已的理由

“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於

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

固非朕之本志。”把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説成是為了“自存”，暴露出裕仁及其親信企圖篡改歷史的隱衷，類此謬論，正被今天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大肆鼓吹。

四、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之後，這年12月7日，有日本“文明之父”之稱的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說：“亞細亞洲要同心協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須推舉一個首領來做盟主……這個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1894年發生清日甲午戰爭，福澤諭吉聽到日軍大勝的消息，竟然興奮到流下淚來。

五、翻身與強大

基於福澤諭吉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朝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清軍和日本軍隊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大清帝國內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大清帝國內，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諭吉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她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

六、戰爭自體沒有善惡之分

日本的右翼勢力從未對侵略的歷史作過真正的反省，反而夢想從抹煞歷史作為擴展勢力的基石，他們的言論佔據市場。他們竭力掩蓋日軍過去幹過的許多壞事。田中正明否認歷史的宣傳書《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和篡改過的《松井石根上將的陣中日記》卻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論到處發表。上映的文獻紀錄片《東京審判》，把東條英機等戰犯說成是愛國英雄。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日本政府愚弄民眾，掩蓋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和戰犯。絕對禁映揭露日軍細菌戰的電影《荒原城堡731》，將“投降日”、“戰敗日”改為“終戰日”。建立原子彈爆炸遇難紀念館，大肆渲染日本是原爆受害者，但它卻從不對導致轟炸的原因作出解釋。於是，由於美國扔下原子彈的大屠殺，使得許多日本人產生一種自我安慰的平衡感，覺得從殺人數目上說，大家都是一樣的。
七、日俄戰爭是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

在歷史認識和民族主義情緒方面，部分日本人認為戰爭責任與日本近代的發展路線密切相關，態度鮮明地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否定明治以來日本“富國強兵”的崛起史。由於戰後對侵略戰爭歷史的反省始終不徹底，使得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許多人士，將近代日本的崛起與發動的對外戰爭聯繫起來，認為日本對外戰爭是為了適應弱肉強食時局而作出的選擇，並把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看成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幫助東亞各國趕走“白種人”的“義舉”，在他們看來，承認戰爭責任意味著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背叛。
八、日本人要學英國人，以戰養戰

駐哈爾濱日本特務處長小松原道太郎少將對偉士伯說明日本

的戰略與戰術：

“英國人只要佔領一塊殖民地，這塊殖民地就要承擔英國佔領軍的經費，這是典型的以戰養戰的戰略。法國人的殖民策略和美國人的殖民策略也大致如此。古巴和菲律賓在作為西班牙殖民地的時候，一直在為西班牙輸血。我們日本人是一個很窮困的民族，不能擔負佔據滿洲的費用，所以總得用某種方法使滿洲的中國人來付帳，這是我們主要的任務。”

“不過困難之處在於，我們怎樣讓中國人付帳，又不傷害各國人民的情感呢？我們倘若宣佈已正式佔領了滿洲，事情自然比較容易辦。但是我們日本現在還不能這麼做，在日本沒有人會這麼說，因為我們已經正式宣佈新滿洲國的成立是人民革命的結果。我們日本人只是滿洲國的顧問而已。但是我們必須讓滿洲國來養活我們的佔領軍，我們日本只能這麼做，當然了，我想世界上的其他強國也不會有哪個站出來當面指責我們在滿洲國搜刮民財，滿洲國的人民支付我們的佔領費用是天經地義的。”

“在戰爭中，一切能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好的。我們在瀋陽和其他城市用過的方法，也要用之於哈爾濱。

我們的方法是：一、把特許專賣權託付給可以信任的人；二、間接強迫富有的中國人和俄國人尤其是猶太人拿出其資財的一大部分來。此事必須做得很巧妙，使他們永遠不知道這是日本人在強迫他們的。”

“我們可以冒充日本軍需品利用中東鐵路免費運輸貨物，販售毒品，運入日本娼妓。我們要在滿洲開設賭場。我們要想法設法多掙錢。我們可以出賣特許權，獲有特許專利的人，必須繳納巨額的費用。他們交了錢之後，就可以獲得我們日本軍隊的保護。你知道每一個日本軍官來滿洲兩三年後，都盼望挾資五萬至十萬回日本。我們必須監視他們，他們從滿洲人民身上攫取得來的錢，都應該歸入日本政府，而不能讓日本軍官中飽私囊。”

“這些軍官會想盡一切辦法地給自己弄錢。想要阻止他們是不可能的。憲兵軍官在搞錢方面尤其能幹。日本憲兵聲名狼藉，它的軍官很讓人瞧不起。沒有日本人願意和他們親近，即使是日本陸軍的軍官對他們也是敬而遠之。在朝鮮和南滿，憲兵軍官們控制了整個司法系統，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當一個憲兵軍官準備退休的時候，他在銀行裡的存款通常有10到20萬日元。而普通的陸軍軍官退休，他的積蓄可能只夠他糊口。所以我們要做的工作某種程度上也是針對日本憲兵軍官的。日本憲兵軍官都是青年軍官俱樂部成員，這個俱樂部野心很大，他們希望控制整個日本的民政和軍政。他們的這個團體很有力量。他們做事情毫不猶豫，他們貪婪得很，永不知足。一些內閣大臣和將軍們試圖反對他們，都被他們暗殺了。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對付他們。我們不能與他們針鋒相對，發生正面衝突。我們打擊他們的方法是打擊他們的同盟和爪牙，使憲兵軍官們陷入孤立，成為聾子、瞎子。

九、日本看待戰爭的兩重性

    日本政客們一方對外有限度承認戰爭責任避免刺激他國，一邊又巧妙回應右翼的民族主義訴求。於是，這就造就了日本對待戰爭的兩重性。
       日本對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經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為何日本慘遭失敗後，為何沒有徹底地反省，沒有萌生對亞洲國家的罪過感？這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並不認為二戰是輸給亞洲國家。
    日本人沒有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那是為什麼呢？ ……

     因為日本是向聯合國投降的，而當時的聯合國主要是英美中蘇。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國低頭服輸的感覺強烈些，對蘇聯也是如此。特別是，日本敗給中國的實際感覺非常淡薄。若問原因何在，可舉各種複雜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國佔領了日本，再有一個條理由或許就是對中國的蔑視，總認為日本不可能敗給中國的。從軍事力量來說確實如此，當時的軍事力量對比，日本遠遠超過中國。日本人的理解是，因為美國擁有壓倒日本的軍事力量，日本才戰敗的。
    由於裕仁天皇宣佈終戰而非戰敗，導致為數不少的右翼人士堅持日本沒有戰敗，沒有分出勝負，只是暫時終止戰爭；此觀點獲得官方認同，間接打擊日本國內的反省聲浪。 右翼份子更進一步將侵略行為合理化，形容大東亞聖戰是一場反抗白人種族歧視的戰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能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日本的功勞。

十、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中國有一句古話:「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認戰爭對自身的傷害也不小。

1982年日本《讀賣新聞》進行輿論調查，將二戰前對中國的長期戰爭看作是日軍侵略的日本人，還不到十分之一。軍國主義的思想正在青年一輩中開花結果。二戰後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質的教育內容，可說十分成功。

    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認為「歷史應當為現代事業而服務」，他支持刪除歷史課本中包括侵華戰爭的大部分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指其是「中國人虛構」的。他的一系列極右的反華反韓言論使他受到日本右翼國民組織的支持，並在選舉中連續獲勝，他的觀點時常引起其他亞洲國家的非議。中國部份人指他為「國際知名反華分子」，認為他透過不斷否認日本在軍國主義時代所犯下的各種罪行，並以冒犯中國的言論博取注意，強調日本民族之優越性，刻意干擾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現在新的美日安保條約規定，授權日本軍隊出兵海外，支援美軍，日本自衛隊正式改成國防軍，卸下戰敗國的“包袱”，成為戰勝國美國的盟友，對中國人而言，這是美國放虎出山，日本國防軍一旦擁有核武器，中日之間下一次的對決，必然勢不可免，在此，我必須提問:  中國人你準備好了嗎?

兩國論的根源來自日本

兩國論的根源來自日本

明治維新使日本快速發展，為日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打下不可逆的現代化基礎，因而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點。

明治維新後日本在極短期內就強大起來。福澤諭吉鼓吹日本現代化之後要脫亞入歐，西方帝國主義思想，很快就占領日本知識界。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國力羸弱的中國發動各式各樣的諜報活動，由日本政府、軍方、半官半商機構和民間團體在華進行多管道滲透工作。

近代日本侵華諜報史上有所謂“三大特務魁首”，他們是被稱為“第一個中國通”的青木宣純(一八五九—一九二四)、“竹機關”負責人土肥原賢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梅機關”主腦影佐禎昭(一八九三—一九四八)。

青木對中國的滲透、諜網布建、拉攏親日派，以及深入瞭解中國文化、社會、歷史、政治、語言等能力，被日後日本在華特務首腦奉為金科玉律。青木不僅負責刺探中國情報，亦搜集俄國在華活動情報。

日俄戰爭中大日本帝國的勝利，使日本在東北亞取得軍事優勢，並取得在朝鮮、東北駐軍的權利，整個東北亞成為日本關東軍的大本營。

日本人愈深入瞭解中國，愈發現中國不好管理，把中國分成小塊的思考逐漸浮出，如專門研究“現代中國學”的中島嶺雄曾狂妄地提出把中國分成十二塊; 司馬遼太郎說: 國家有適當的尺寸大小,……只靠北京一個政府, 要控制比全歐洲還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宮崎正弘也津津樂道“中國的大分裂”, 稱中國90年代後將分裂成16個小國, 演變為一個聯邦。而中西輝政最近則公開叫囂,“自秦始皇以降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氣數已盡”,“中華帝國必將滅亡”。

肢解、分裂中國的起始點，是日本關東軍扶植溥儀成立滿洲國開始，接著宣布華北五省獨立，並由殷汝耕擔任政府首腦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7月，日軍相繼攻陷北平、天津，在日軍指令下，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植汪記中華民國政權在南京成立。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後, 臺灣曾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之久,

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極右派對臺灣在二戰後回到祖國始終耿耿於懷, 至今也沒放棄“臺灣歸屬未定論”。他們認為統一的中國, 將是對日本的“威脅”。日本右翼勢力公開鼓吹肢解、分裂中國。

1999年5月19日, 岩里正男在日文版《臺灣的主張》一書中提出了分裂祖國的“七塊論”, 可能是從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那裡得到的最佳“靈感”。 7月9日, 岩里正男又在外國記者訪談時提出分裂祖國的“兩國論”, 其根源也來自日本。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 他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中國”、“中華”、“中國人”這些詞含混不清:“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 臺灣是“無主之國”;臺灣學生學習中國歷史毫無用處。兩岸統一是“奇怪的夢”。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目的, 岩里正男大肆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血腥統治期的“武功”,說什麽“殖民地時代日本人留下的事物很多”,要“用科學的觀點來評價”。岩里正男雖然只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對日本的認同，卻遠超過百分之百純種的日本人，日本在台灣加強殖民統治，極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成功，即由此可見一斑。在日據結束五十年後，岩里正男的親日媚日言行，就是其所結最碩大的果實。

    半個日本人岩里正男還勸日本人不要因曾對台灣進行過殖民統治，而“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1995年他對專門研究“現代中國學”的中島嶺雄說：“村山首相為何要對50年前的戰爭之類的事情道歉呢？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

    這種缺心少肝，毫無人性的態度，反映岩里正男的皇民思想已經是其天然成份，無人可以取走，無人可以改變。

脫亞入歐」是日本知識界引為驕傲的口號

    老一輩台灣人接受過日本教育，接觸過傳統日本人，對日本人有一個評語，叫做有禮無體。

    有禮無體涵義無窮，意味著，日本人表面上鞠躬哈腰，對人都很有禮貌，實際上在關起門來的地方放浪形骸，卻是百無禁忌，有禮的外表卻不具禮的本質，就像給野獸穿上禮服，也改不了嗜人的本性。

明治維新（日語：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Meiji Ishin ?}）是指日本在1860年代到1880年代間，以維新志士所建新政府為核心的民族統一主義與西化改革運動。在當時這一改革運動被稱為御一新或一新，後世則將這場明治天皇時期的社會改革稱之為「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期間，由「薩長土肥」藩士成立的新政權在戊辰戰爭中消滅德川幕府和反抗者，推行版籍奉還，結束長達600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建立日本近世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政治上，他們透過推行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合議），力圖建立仿效西方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以求躋身西方列強之林；經濟上則推動財政統一，穩定幕府後期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並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推進國家的工業化；並在社會上提倡「文明開化」，大力發展教育；外交上，除了推動廢除與列強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外，日本開始積極開發蝦夷地，並入侵琉球，展現出擴張主義的姿態，並為日後實現日韓合併積極鋪路。

明治維新在日本近代史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它使日本建立起穩固的中央政府和新的社會體系，以藩閥和大資本家取代過去武士階級的統治。

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 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首任院長、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主張脫亞論。

「脫亞入歐」從此成為日本知識界引為驕傲的口號。

福澤諭吉終生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其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敗原則，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清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堅定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南、北韓）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也有不少人表示質疑。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之後，這年12月7日，有日本“文明之父”之稱的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說：“亞細亞洲要同心協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須推舉一個首領來做盟主……這個東亞的首魁盟主非我日本莫屬。”

1894年發生清日甲午戰爭，福澤諭吉聽到日軍大勝的消息，竟然

興奮到流下淚來。

最近兩年多來，中國和日本因釣魚台問題劍拔弩張，除了軍事尚未直接對峙外，從外交、海上執法到媒體宣傳的所有戰線都是火力全開。釣魚台是中日互相仇視的冰山一角，表面上是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法上的認定，乃至油源爭奪，深層次則是文化出了問題，尤以日本對自己和史觀上的認知出了嚴重偏差。

 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已故國民黨大老張群，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民族性與文化了解甚深。他曾說，日本雖然漢化，但僅止於「有禮無體」。日本的禮數眾所周知，簡單的喝茶到了日本可以變成茶道，文化表現非常精緻而細膩，但對歷史觀缺乏「大是大非」，此之謂「無體」。

 一部血淚斑斑的侵略史，日本政府到現在都不敢面對，南京大屠殺竟然有官員矢口否認，慰安婦的道歉、賠償就更不用說了。難怪翁山蘇姬直批日本，「任何人都可能犯錯，但不肯承認犯錯才是重大錯誤。」這和西德前總理布朗德1970年到華沙跪在猶太人紀念碑前認錯懺悔，所展現一個民族起碼的反省有著天壤之別。相信歐洲人不擔心納粹再起，亞洲人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甦就很難放心。

德國以法律禁止所有關於納粹的崇拜，對納粹的「卐」字標誌嚴格限制，僅許作為教育使用，以史為鑑。日本則很不一樣，二戰的甲級戰犯牌位能進入靖國神社，這當然與日本天皇1945年的《終戰詔書》有關，不說投降，而說終戰，並表揚戰死的官兵為「忠志之士」，而不論這種忠志對其他民族造成的傷害，其殘酷暴虐違反人類最低的人道標準，一個違反人性任意殺戮的命令，凡有天良的軍人可以不從，違者受國際制裁，這是普世價值，否則軍隊無異於殺人機器。

 武士道精神最能體現日本軍人的忠勇。明治天皇之前，武士道精神只存於武士階級，當明治天皇清除日本「最後一個武士」的代表人物西鄉隆盛之後，武士精神走下聖壇，從一個階級普及於大眾，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所有人可像武士般地向天皇效忠，為天皇而死的人與凡人不同，可入靖國神社供人敬奉。此前只有武士有資格奉入神社。

 每一個政權都愛忠勇之士，唯有恕道，其勇才是大勇，唯有知恥近乎勇，才能下跪懺悔，也才能保證永不再犯。日本政府及領導人缺了這一點恕道，可能暫時成就自己，卻傷及周遭，倒頭來還得承受歷史的審判。

日本政治由左向右轉

二戰結束，人類用血的代價戰勝了德日意法西斯，中國人以3500多萬人命的慘重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成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國際法定讞文。然而，總有一部分右翼勢力是心有不甘的，對戰敗的結果是不服的。受政治體制與國際局勢的制約，過去60多年間，日本社會對歷史問題的認知總體上是迴避多於正視，不肯作徹底反省，歷史認識問題成為日本與鄰國關係中的“絆腳石”。

　　冷戰之後，在長期揮之不去的泡沫經濟的陰影之下，日本政治趨於保守，政壇上迴避戰爭責任、以鄰為壑、惡言面對亞洲鄰國的動向十分明顯。其“遠交近攻”“脫亞入美”的戰略取向使日本在亞洲失去了朋友，陷於孤立而不能自拔。特別是它在國際上綢繆聯合國“入常”、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抱負屢屢受挫，國內朝野惡鬥，一年換一個首相，再加上“311”地震這等煩心事，當局很容易被貌似神勇、實則愚莽的右翼勢力引入歧途。釣魚島問題的突顯，實際上就是日本當局被中日關係中那些負能量綁架的結果，是其戰略方向失控的鋌而走險。

日本《終戰詔書》都包含哪些內容? 去年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日，日本宮內廳公開 裕仁天皇親自錄製的《終戰詔書》原始唱片檔案，當時稱為玉音。 東京時間1945年8月15日正午12點向全日本皇軍及皇民播出此錄音， 以此宣告日本對外戰爭的終止。當天全日本皇軍及皇民是跪在地上 聆聽玉音放送，聽完後全體如喪考妣，有許多皇軍大員及各級官員 切腹自殺向天皇謝罪，為日本敗戰負責。     此後，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廣播、電視都會播放“玉音放送” 的最後一段話。 那麼，這個由裕仁與15個內閣大臣一起署名的所謂 《終戰詔書》都包含哪些內容呢？ 裕仁說: 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 茲告爾忠良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 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公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 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 為希求帝國之自存於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 侵犯他國之領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戰已閱四載，雖陸海將兵 勇敢善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己奉公，各盡所能， 而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方最近使用 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實難逆料。如仍繼續作戰， 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 朕將何以保安億兆赤子，陳謝於皇祖皇宗之神靈乎！此朕所以 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 深表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 及其遺屬，則五臟為之俱裂。至於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 之生計，亦朕所深為軫念者也。今後帝國所受之苦固非尋常， 朕亦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 耐其所難耐，以為萬世之太平計耳。 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信倚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並常與爾 等臣民同在。若夫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擠， 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此朕所深戒。 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 傾全力於未來之建設，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必發揚國體 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1945年8月14日此《詔書》由當時日本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 漢學家川田瑞穗與安岡正篤執筆完成，其他內閣大臣15人皆參與 修訂,是日本天皇與內閣官員及高層書記官長集體討論構思的 一篇“傑作”。 單從字面上看，這份《詔書》並不長，區區600餘字 （日文原文為816字）。 仔細閱讀這份所謂的《詔書》，卻沒有用到“投降”二字，也找不出 “戰敗”的詞語，僅僅在標題中使 “終戰”喻示戰爭結束。 《詔書》開頭這樣寫道：“朕深鑑於世界之大勢及帝國現狀， 決定採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時局”云云。這種寫法明顯地在於 美化自己、維護天皇的尊嚴。《詔書》通篇對日本發動的 侵略戰爭沒有絲毫反省譴責之意，反而繼續歌頌全體臣民的 “勇敢善戰”、“克已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於 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 固非朕之本志。”把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説成是為了 “自存”，暴露出裕仁及其親信企圖篡改歷史的隱衷，類此謬論， 正被今天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大肆鼓吹。 更有甚者，《終戰詔書》頑固地蔑視中國人民。除了由於中國是 《波茨坦宣言》發表國之一而不得不提及中國外，該詔書通篇沒有 述及中日間的戰爭，更沒有承認“侵略”。戰爭的期限卻僅僅為 “已閱四載”，眾所週知，從“九一八”計算起，中日對戰已達14年， 從“七七事變” 對日抗戰全面爆發計起，也達8年，中國戰場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的主戰場，中國軍民抗擊和牽制日本陸軍 總兵力的七成和大量的海、空軍，尤其太平洋戰爭是日本侵略 中國的後續發展。而日本的天皇政權只承認“向美、英兩國 宣戰”以來這短短的4年戰爭，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似乎根本 就不存在。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認曾侵略中國，其根據實源於此。 《終戰詔書》中“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公榮之樂， 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為朕所拳拳服膺者”的措辭，把裕仁 打扮成“民族”與“人類”的救世主，進一步神化自己。從《詔書》 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現在“終戰”、“接受聯合公告”， 是因為“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為了阻止更多的“無辜” 被“頻殺”，也為避免“我民族之滅亡”和“人類之文明”被 “破壞”，天皇方作出“聖斷”。明明是日本已經戰敗，明明是 日本破壞人類文明並給亞太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從而遭到世界 各國的共同討伐，反而説成日本天皇是為挽救“人類之文明”而 接受聯合公告，似乎是在沒有戰敗的情況下接受的“公告”。 好一副悲天憫人的情懷，沒有一點自我否認的意思，甚至連 中國古代皇帝裝模作樣下“罪己詔”的態度都沒有。 《詔書》還要日本國民“忍其所難忍，耐其所難耐”，這説明 作為日本皇軍最高統帥的裕仁，不但企圖把自己的戰爭罪責洗刷 的一乾二淨，而且其侵略擴張、稱霸亞洲的野心也並沒有就此泯滅。 如果説，《詔書》在戰爭罪責、戰爭原因、戰爭敗降等問題上 還玩弄文字遊戲、遮遮掩掩的話，那麼，在維護所謂“國體” 方面則是明目張膽地再加宣揚。《詔書》在最後亮出中心主題： 昭告臣民對天皇保持“赤誠”，“維護國體”，“誓必發揚國體 之精華”，而且要“子孫相傳”。所謂國體即是“萬世一系”的 天皇制度，所謂國體之精華即是天皇統治、武士道、神道教。 天皇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也是其敗降時堅守的最後精神堡壘。 綜上可見，這篇所謂的《詔書》反映出裕仁及其戰爭內閣的 真實心態：規避投降用詞，護皇應變，粉飾侵略，輕蔑中國， 推脫戰爭罪責，圖謀軍國之再起，就是裕仁隱藏其中的暗黑密碼。     終其一生，裕仁至死都沒有向亞洲各國道歉，沒有給慰安婦 任何賠償，其狂妄自大心態，從滿心不甘願的《終戰詔書》中， 完全表露無遺。 中國人還能不從這份《詔書》中得到應有的啟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