腎結石 可以吃靈芝嗎？靈芝主要有增免疫、抗腫瘤、抗衰老、抗血栓、抗氧化等作用，此外尚有鎮靜、鎮痛作用；止咳、示去痰、平喘作用；強心保護缺血心肌作用；降血壓、血脂、血糖作用；促進肝細胞合成蛋白質及骨髓細胞蛋白質、核酸的合成等。
孫安迪為台大醫師、免疫學博士
問：近幾年很流行吃靈芝，請問靈芝有什麼效用？有草酸鈣結石或腎結石患者可否長期吃靈芝？
答：靈芝孢子粉含13種氨基酸、鈣、鎂、鈉、錳、鐵、鋅、銅，硫等元素，及目前被認為是較理想且強有力的免疫調節劑有機鍺。
靈芝中含有多種多糖類有效成分：一種具抗 腫瘤活性的水溶性多糖GL-1。另有具降血糖活性的靈芝多糖A、B、C；還有一種具促進核酸蛋白合成代謝作用、改善造血功能的多糖BN3C。從赤芝菌絲體分離出一種免疫調節劑靈芝-8。從靈芝子實體、菌絲體、孢子粉及發酵液的提取物中分離得到100多種三萜類成分，包括靈芝酸、靈芝草酸、赤芝酸、靈芝醇……等。
靈芝主要有增免疫、抗腫瘤、抗衰老、抗血栓、抗氧化等作用，此外尚有鎮靜、鎮痛作用；止咳、示去痰、平喘作用；強心保護缺血心肌作用；降血壓、血脂、血糖作用；促進肝細胞合成蛋白質及骨髓細胞蛋白質、核酸的合成等。
靈芝中有微量鈣、靈芝草酸等，對草酸鈣結石患者，不宜長期、大量使用。至於腎結石患者，就要看是否有草酸結石，除了應常規檢查血鈣和血磷外，還需要大量飲水，盡可能維持每日排尿2000～3000cc。草酸結石應避免菠菜、茶、可可、咖啡、巧克力等食物；尿酸結石應採低嘌呤食物，限制肉類，避免吃肝、腎、腦等臟器；胱氨酸結石也應限制肉類，避免蛋類、魚類和乳類食品；高鈣尿則應避免奶類及含奶的製品。
【 2004-10-19/中國時報】
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有機鍺的故事
有機鍺的故事
西元1886 年 德國化學家 溫克勒 發現鍺元素。 天然鍺在銀礦與銅礦均可見到少量存在。 鍺元素發現後六十年，一直未列入工業上的重要礦物，直到美國貝爾實驗室發現鍺有半導體的特性才身價高漲。 鍺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屬的特質，P型鍺與N型者均為半導體，可以規範電子流動的方向。因此整流器與電偶可以大量製造出來應用於電子工業。 二十世紀初，有人嘗試用鍺治療肺結核病，但效果不佳。當時也有人相信鍺可以促成血紅素製造及鐵再利用，但是這些療法都因無效而被放棄。人類的食物中，每天約可食入一點五毫克，吸收率佳，約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一般可食植物含鍺少於1ppm，但是有些特殊植物如靈芝、大麥、核果、大蒜，含鍺量較高。海產類，如罐頭鮪魚或乾魷魚可達2.28至3ppm的鍺，蕃茄汁與乾豆可以達到5ppm，大於5ppm的鍺，對多數其他植物是有害的。人類血中鍺濃度約0.5ppm，且變動不大。每天食入的1.5毫克鍺，會在尿中排出1.4毫克，糞便中排出0.1毫克，表示鍺元素吸收率相當高。 在老鼠的實驗中，鍺在體內各器官的半衰期，肝臟2天，腎臟4.5天，全身1.2天(血液)，至今在任何活的動物身上無法證明鍺有何生理需求。 鍺可能抗腫瘤或抗基因突變的理論，導致數種實驗性有機鍺藥物的研究工作。1960年代，動物實驗的觀察，覺得鍺可能有抗腫瘤的潛力，又沒有明顯的毒性作用。不過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研究中，卻發現了不同的全身毒性作用。
二氧化鍺的毒性
毒性作用研究使大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2025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6300mg/kg(雄鼠，口服) ， 小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1620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3700mg/kg(雄鼠，口服) ， 毒物學資料顯示實驗鼠出現靜默，血管擴張，眼瞼下垂，自發性活動減少，體溫降低，發紺，顫抖，呼吸衰竭及死亡。 小鼠氣管分別注入 30; 50; 70 毫克之二氧化鍺之後， 經過一個月即見肺泡壁增厚及肺淋巴管增生。 早期曾經有人認為因為鍺有擴散性又可快速排除， 對哺乳類動物應無毒性。 但1922與193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人類長期服用鍺會有腎臟毒性。 以放射性鍺71 打入兔與狗體內發現72小時就排到尿液與糞便中， 僅餘少量停留在腎臟中。
有機鍺的化合物
用於癌症研究的各種實驗性合成有機鍺化合物，已由藥廠製作成藥物 達30餘年。 1952年戴得利主張有機鍺可能是良好藥物，因為鍺與碳的化學性質相近，容易形成鍺與碳鍵結合的化合物。 三種有機鍺化合物被認為可能具有抗癌症的性質。 1) Carboxyethyl germanium sesquioxide ( Ge-132) 2) Lactate-citrate-germanate 3) 2-aza-8-germanospiro[4,5]decane-2-propamine-8,8-diethyl-N,N-dimethyl dichloride( Spirogermanium) 其中兩種在某些國家被作成非處方藥物或營養添加物。 Spirogermanium 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均無法證實具有抗癌症的性質，因此在容許使用鍺添加物的國家也未通過其藥品許可證。 這三種有機鍺化合物中鍺Ge-132與腎衰竭及腎功能異常最有關聯。 Spirogermanium則有神經毒性，症狀包括頭昏，暈眩，眼振，運動失調與感覺異常。
鍺-132
1970年代，日本的一系列動物實驗認為鍺-132可以增長癌症患者的存活時間，抑制腫瘤生長， 延緩遠端轉移。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它促成干擾素增加，巨噬細胞及T抑制細胞增加，加強自然殺手細胞之活動力。 這些研究都在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完成，淺井也寫了一本書:[有機鍺的神奇療法] 。 1986年，日本的幾家癌症研究中心據報導開始研究人類肺癌，腦瘤，腸胃癌症，淋巴瘤及兒童白血病嘗試以鍺-132治療，至今，這些研究報告都沒有公佈，因此效果不明。
Spirogermanium
腹水中癌肉瘤細胞培養的研究結果， 見到Spirogermanium有抗腫瘤性質， 臨床前的毒性實驗對大鼠及小獵犬沒有腎毒性，血液毒性或肝毒性，但是 有明顯神經毒性。 人體臨床實驗時，分化較好的淋巴瘤，晚期卵巢癌，轉移性乳癌有部份反應，晚期腎細胞癌，晚期乳癌，晚期子宮頸癌，治療無效的卵巢癌則不具效果， 兩個參加試驗的病人發現肺毒性， 40 %參試癌末病人有神經毒性症狀。
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鍺是不是一種有益的微量元素雖有爭論，但是癌末病人有部份反應的報告，卻促成了把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1987年起，許多充滿溢美之詞的主題論文紛紛出現，鼓吹鍺-132可以當作新的免疫加強劑或免疫調控劑。 其實人類身上從未出現過鍺缺乏症的狀況，這些出版品亦不肯說明這些實驗用的鍺，是屬於藥理學劑量而非營養添加物劑量。
有機鍺對人體之毒性
許若德與巴勒沙於1967年提到無機鍺有腎臟毒性，在Long-Eva鼠的實驗，見到鍺蓄積於腎臟。 1982年 Yoneyma 報告一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的病例。 1985年 Nagata 等人報告第一個長期服用鍺-132導致急性腎衰竭致死的病例， 死者為38歲婦女，每天服用600毫克有機鍺，18 個月後死亡， 所服用製劑後來以原子吸收光譜法鑑定含62.4% 元素鍺。 1986年 Omata 等人報告三例鍺中毒病例， 分別為51歲女性58歲女性及67歲男性，其中男性病例後來死亡， 死者每天服用200毫克有機鍺已有兩年之久。 同時於1986年 Okagawa 等人亦報告三例鍺中毒致腎衰竭病例。 1987年 Okuda 報告四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腎病病例， 停止服用一年後腎功能亦未恢復過來。 1988年 Matsusaka 等人報告兩例男性病例分別為25歲及38歲， 因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其中較年輕的病例在住院五天後，併發心衰竭而死亡。 後來Matsusaka與Nakano以小老鼠實驗，證明長期餵小老鼠含二氧化鍺的飲水可引起腎衰竭與肌肉病變。此後1922與1931年鍺有腎臟毒性的研究報告才再度受到重視。 1989年 Okada 等人報告三例慢性腎衰竭病例，分別為24歲與37歲女性及36歲男性， 三例的頭髮與指甲均含高量的鍺。 1990年 荷蘭醫師報告一例57歲女性病患，1984年因乳癌接受化學治療， 1986年開始她每天服用66毫克有機鍺， 二年後發生腎衰竭。
鍺132毒性的研究
布朗寧報告餵食給兔與狗的元素鍺，約72小時後可以排除65%。 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曾經報告，以小老鼠實驗鍺-132吸收與排除均極快速， 一天至一天半即完全排除， 口服與靜脈注射均未見到在任何器官累積， 淺井團隊宣稱在大於 10公克/公斤劑量下，亦未見到小老鼠死亡。 這些結果與該團隊成員之一 Miyao 1980年 在美國微生物學會開會之報告相 矛盾。 當時他們的報告是，鍺132急性中毒劑量 [極低] 。 1981年 Stokinger報告如果餵小老鼠含鍺100ppm的飲水，四週後即有 50%死亡。 1990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開始反對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1991年德國官方亦提出鍺有毒性之警告。
台大醫學院的羞恥
筆者繼續追蹤 [有機鍺療法] 受害事件的驚人發現。 第一: 家姊委託親友到日本查訪的結果， 根本沒有淺井(Asai)博士其人(日本的博士名錄查不到) ， 換言之有機鍺的 [有效性] 與 [安全性]並無任何實驗根據，而是憑空杜撰。 第二: 衛生署回函表示有機鍺未受世界其他國家列為藥品， 我國也沒有許可證字號， 因此不得標示療效。 第三: 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現任牙醫系副教授孫安迪醫師， 結合國內某大平面媒體與某某禪修會，以全省巡迴演講 的方式，推廣有機鍺與有機石西。 筆者有位親戚的大嫂因為罹患乳癌， 聽到孫安迪博士在屏東縣有一場演講，即趕往現場， 孫安迪博士演講中大力推薦有機鍺與有機石西的免疫與醫療功效， 甚至於可以預防或治療癌症， 並且表示如果欲瞭解詳情可以買他寫的書來看。 這位大嫂當場買了五本書， 接著某某禪修會的代表就趁機說我們已經引進美國的高濃度 有機鍺，分別為 1000 ppm 與 6000 ppm ，比市面上 其他品牌高很多，價格可以八折優待。 這位大嫂當場買了低濃度有機鍺膠囊與有機石西酵母粉共計一萬餘元，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孫安迪博士只有介紹或推薦有機鍺， 買賣有機鍺與他並無關係。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孫安迪博士既然是現任台大醫學院牙醫系副教授， 難道會不知道有機鍺未通過我國衛生署許可為合法藥品嗎? 即使在美日等國，有機鍺亦未通過[有效性] 與 [安全性]的檢測 怎麼能夠推薦給癌症患者呢? 顯然孫安迪博士只是利用了癌症患者[訪求仙丹妙藥]與[病急亂投醫] 的脆弱心理，而作了不當的引導。 今天一個東西，你對它的內容不了解，竟然介紹給病人使用，這樣合乎當初台大醫學院所受的醫學教育嗎? 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竟然有計劃的參與或推廣未通過衛生署許可的藥 品，使人對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的水準充滿了問號，這是台大醫學院的羞恥。 如果照國外醫學報告，病患萬一發生腎衰竭甚至於死亡，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介紹或推廣者的責任，相信永遠難逃道德與良心上的譴責
西元1886 年 德國化學家 溫克勒 發現鍺元素。 天然鍺在銀礦與銅礦均可見到少量存在。 鍺元素發現後六十年，一直未列入工業上的重要礦物，直到美國貝爾實驗室發現鍺有半導體的特性才身價高漲。 鍺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屬的特質，P型鍺與N型者均為半導體，可以規範電子流動的方向。因此整流器與電偶可以大量製造出來應用於電子工業。 二十世紀初，有人嘗試用鍺治療肺結核病，但效果不佳。當時也有人相信鍺可以促成血紅素製造及鐵再利用，但是這些療法都因無效而被放棄。人類的食物中，每天約可食入一點五毫克，吸收率佳，約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一般可食植物含鍺少於1ppm，但是有些特殊植物如靈芝、大麥、核果、大蒜，含鍺量較高。海產類，如罐頭鮪魚或乾魷魚可達2.28至3ppm的鍺，蕃茄汁與乾豆可以達到5ppm，大於5ppm的鍺，對多數其他植物是有害的。人類血中鍺濃度約0.5ppm，且變動不大。每天食入的1.5毫克鍺，會在尿中排出1.4毫克，糞便中排出0.1毫克，表示鍺元素吸收率相當高。 在老鼠的實驗中，鍺在體內各器官的半衰期，肝臟2天，腎臟4.5天，全身1.2天(血液)，至今在任何活的動物身上無法證明鍺有何生理需求。 鍺可能抗腫瘤或抗基因突變的理論，導致數種實驗性有機鍺藥物的研究工作。1960年代，動物實驗的觀察，覺得鍺可能有抗腫瘤的潛力，又沒有明顯的毒性作用。不過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研究中，卻發現了不同的全身毒性作用。
二氧化鍺的毒性
毒性作用研究使大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2025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6300mg/kg(雄鼠，口服) ， 小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1620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3700mg/kg(雄鼠，口服) ， 毒物學資料顯示實驗鼠出現靜默，血管擴張，眼瞼下垂，自發性活動減少，體溫降低，發紺，顫抖，呼吸衰竭及死亡。 小鼠氣管分別注入 30; 50; 70 毫克之二氧化鍺之後， 經過一個月即見肺泡壁增厚及肺淋巴管增生。 早期曾經有人認為因為鍺有擴散性又可快速排除， 對哺乳類動物應無毒性。 但1922與193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人類長期服用鍺會有腎臟毒性。 以放射性鍺71 打入兔與狗體內發現72小時就排到尿液與糞便中， 僅餘少量停留在腎臟中。
有機鍺的化合物
用於癌症研究的各種實驗性合成有機鍺化合物，已由藥廠製作成藥物 達30餘年。 1952年戴得利主張有機鍺可能是良好藥物，因為鍺與碳的化學性質相近，容易形成鍺與碳鍵結合的化合物。 三種有機鍺化合物被認為可能具有抗癌症的性質。 1) Carboxyethyl germanium sesquioxide ( Ge-132) 2) Lactate-citrate-germanate 3) 2-aza-8-germanospiro[4,5]decane-2-propamine-8,8-diethyl-N,N-dimethyl dichloride( Spirogermanium) 其中兩種在某些國家被作成非處方藥物或營養添加物。 Spirogermanium 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均無法證實具有抗癌症的性質，因此在容許使用鍺添加物的國家也未通過其藥品許可證。 這三種有機鍺化合物中鍺Ge-132與腎衰竭及腎功能異常最有關聯。 Spirogermanium則有神經毒性，症狀包括頭昏，暈眩，眼振，運動失調與感覺異常。
鍺-132
1970年代，日本的一系列動物實驗認為鍺-132可以增長癌症患者的存活時間，抑制腫瘤生長， 延緩遠端轉移。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它促成干擾素增加，巨噬細胞及T抑制細胞增加，加強自然殺手細胞之活動力。 這些研究都在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完成，淺井也寫了一本書:[有機鍺的神奇療法] 。 1986年，日本的幾家癌症研究中心據報導開始研究人類肺癌，腦瘤，腸胃癌症，淋巴瘤及兒童白血病嘗試以鍺-132治療，至今，這些研究報告都沒有公佈，因此效果不明。
Spirogermanium
腹水中癌肉瘤細胞培養的研究結果， 見到Spirogermanium有抗腫瘤性質， 臨床前的毒性實驗對大鼠及小獵犬沒有腎毒性，血液毒性或肝毒性，但是 有明顯神經毒性。 人體臨床實驗時，分化較好的淋巴瘤，晚期卵巢癌，轉移性乳癌有部份反應，晚期腎細胞癌，晚期乳癌，晚期子宮頸癌，治療無效的卵巢癌則不具效果， 兩個參加試驗的病人發現肺毒性， 40 %參試癌末病人有神經毒性症狀。
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鍺是不是一種有益的微量元素雖有爭論，但是癌末病人有部份反應的報告，卻促成了把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1987年起，許多充滿溢美之詞的主題論文紛紛出現，鼓吹鍺-132可以當作新的免疫加強劑或免疫調控劑。 其實人類身上從未出現過鍺缺乏症的狀況，這些出版品亦不肯說明這些實驗用的鍺，是屬於藥理學劑量而非營養添加物劑量。
有機鍺對人體之毒性
許若德與巴勒沙於1967年提到無機鍺有腎臟毒性，在Long-Eva鼠的實驗，見到鍺蓄積於腎臟。 1982年 Yoneyma 報告一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的病例。 1985年 Nagata 等人報告第一個長期服用鍺-132導致急性腎衰竭致死的病例， 死者為38歲婦女，每天服用600毫克有機鍺，18 個月後死亡， 所服用製劑後來以原子吸收光譜法鑑定含62.4% 元素鍺。 1986年 Omata 等人報告三例鍺中毒病例， 分別為51歲女性58歲女性及67歲男性，其中男性病例後來死亡， 死者每天服用200毫克有機鍺已有兩年之久。 同時於1986年 Okagawa 等人亦報告三例鍺中毒致腎衰竭病例。 1987年 Okuda 報告四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腎病病例， 停止服用一年後腎功能亦未恢復過來。 1988年 Matsusaka 等人報告兩例男性病例分別為25歲及38歲， 因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其中較年輕的病例在住院五天後，併發心衰竭而死亡。 後來Matsusaka與Nakano以小老鼠實驗，證明長期餵小老鼠含二氧化鍺的飲水可引起腎衰竭與肌肉病變。此後1922與1931年鍺有腎臟毒性的研究報告才再度受到重視。 1989年 Okada 等人報告三例慢性腎衰竭病例，分別為24歲與37歲女性及36歲男性， 三例的頭髮與指甲均含高量的鍺。 1990年 荷蘭醫師報告一例57歲女性病患，1984年因乳癌接受化學治療， 1986年開始她每天服用66毫克有機鍺， 二年後發生腎衰竭。
鍺132毒性的研究
布朗寧報告餵食給兔與狗的元素鍺，約72小時後可以排除65%。 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曾經報告，以小老鼠實驗鍺-132吸收與排除均極快速， 一天至一天半即完全排除， 口服與靜脈注射均未見到在任何器官累積， 淺井團隊宣稱在大於 10公克/公斤劑量下，亦未見到小老鼠死亡。 這些結果與該團隊成員之一 Miyao 1980年 在美國微生物學會開會之報告相 矛盾。 當時他們的報告是，鍺132急性中毒劑量 [極低] 。 1981年 Stokinger報告如果餵小老鼠含鍺100ppm的飲水，四週後即有 50%死亡。 1990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開始反對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1991年德國官方亦提出鍺有毒性之警告。
台大醫學院的羞恥
筆者繼續追蹤 [有機鍺療法] 受害事件的驚人發現。 第一: 家姊委託親友到日本查訪的結果， 根本沒有淺井(Asai)博士其人(日本的博士名錄查不到) ， 換言之有機鍺的 [有效性] 與 [安全性]並無任何實驗根據，而是憑空杜撰。 第二: 衛生署回函表示有機鍺未受世界其他國家列為藥品， 我國也沒有許可證字號， 因此不得標示療效。 第三: 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現任牙醫系副教授孫安迪醫師， 結合國內某大平面媒體與某某禪修會，以全省巡迴演講 的方式，推廣有機鍺與有機石西。 筆者有位親戚的大嫂因為罹患乳癌， 聽到孫安迪博士在屏東縣有一場演講，即趕往現場， 孫安迪博士演講中大力推薦有機鍺與有機石西的免疫與醫療功效， 甚至於可以預防或治療癌症， 並且表示如果欲瞭解詳情可以買他寫的書來看。 這位大嫂當場買了五本書， 接著某某禪修會的代表就趁機說我們已經引進美國的高濃度 有機鍺，分別為 1000 ppm 與 6000 ppm ，比市面上 其他品牌高很多，價格可以八折優待。 這位大嫂當場買了低濃度有機鍺膠囊與有機石西酵母粉共計一萬餘元，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孫安迪博士只有介紹或推薦有機鍺， 買賣有機鍺與他並無關係。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孫安迪博士既然是現任台大醫學院牙醫系副教授， 難道會不知道有機鍺未通過我國衛生署許可為合法藥品嗎? 即使在美日等國，有機鍺亦未通過[有效性] 與 [安全性]的檢測 怎麼能夠推薦給癌症患者呢? 顯然孫安迪博士只是利用了癌症患者[訪求仙丹妙藥]與[病急亂投醫] 的脆弱心理，而作了不當的引導。 今天一個東西，你對它的內容不了解，竟然介紹給病人使用，這樣合乎當初台大醫學院所受的醫學教育嗎? 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竟然有計劃的參與或推廣未通過衛生署許可的藥 品，使人對台大醫學院免疫學博士的水準充滿了問號，這是台大醫學院的羞恥。 如果照國外醫學報告，病患萬一發生腎衰竭甚至於死亡，即使法律上無法追究介紹或推廣者的責任，相信永遠難逃道德與良心上的譴責
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法輪功救了共產黨
法輪功救了共產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身亡之後，很多人忽然清醒了──爲什麽前兩天還在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副主席、被毛主席稱爲親密戰友的林副主席一夜之間卻成爲叛徒？那些文革時曾經站在廣場上的百萬人，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受到愚弄，原來一切都是騙人的。經過長期的廣場生活和所謂的運動，在一夜之間忽然失去了方向。他們曾經以爲自己在爲一個充滿激情的理想奮鬥，他們以爲自己在完成一個偉大的事業，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別人的一顆棋子任人把玩，於是曾經懷抱的希望成爲一種毀滅。沒有人再相信政府，人心開始渙散。 看穿文革的人情冷暖，看透人世間的陰暗，於是普遍的冷漠出現在神州大地，那些受過傷害的一代人告訴他們的後代，遠離是非是最好的選擇，擔當責任成了多此一舉和不明智、不成熟的表現。 從政治的風風雨雨當中走過來，從一切都以政治爲目的，一切都帶上政治色彩的毛時代走過來，很多人回憶起來都感到心有餘悸，於是不再過問政治和爭取權益，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狀態。
文革的教訓是毛主席的神格破滅與人格破產。
天安門事件
1989年6月4日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起因是有人在四月十五日藉著紀念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在天安門廣場擺放花圈、花籃及對聯標語，抒發心情，後來演變成數十萬學生與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到六月四日，護衛北京的軍隊終於以戰車和機關槍向學生與群眾衝鋒掃射，人民政府的軍隊向人民開槍，群眾終於散去了，但是心頭的幽怨與憤恨不能散去，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永遠懷著平反冤屈與追求真相的願望。
天安門事件的後果是共產黨的黨格破產。中共統治中國五十年，經過文革後，迄今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辯證法思想破產了！中國百姓正面臨精神層面的心靈真空，苦悶困厄，無處宣洩！因此法輪功在中國社會環境的乘虛崛起，可以說是提供給基層勞苦民眾另一種層面的精神食糧。
文革後的人心浮動，好像醞釀著火山爆發的前夕，法輪功主張的真善忍，真實、善良、忍辱，事實上是中國平常老百姓面對人生逆境的低姿態，適時被提出後，有撫平浮動人心的效果。法輪功此一時是救了共產黨。
法輪功創始
1951年5月13日(辛卯年農曆四月初八)，李洪志先生誕生於吉林省公主嶺市
1972年，李洪志先生成年參加工作。
1982年，李洪志先生轉業到長春市工作，加緊練功。
從1984年開始，李洪志先生對國內外的氣功門派進行了認真的考察。
法輪功於1989年定型。
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負命出山，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的領導在認真考察的基礎上，充份肯定法輪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1992年9月將其接納為直屬功派，傳功範圍為中國全國，並為其普及傳授，給予許多具體的支援和幫助。
從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應各地官方氣功科學研究會邀請，先後在中國各地共辦班講法傳功56次，每期10天，先後有數萬人次參加傳授班，受到學功者的熱烈歡迎。
1992年12月12日至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參加北京92年東方健康博覽會。法輪功的神奇效果引起廣泛關注。李洪志先生成為該屆博覽會中榮獲獎勵最多的氣功師。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著作《中國法輪功》由軍事誼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3年12月《中國法輪功(修訂本)》由軍事誼文出版社出版發行。指導修煉的主要著作《轉法輪》出版後不久，《中國法輪功》中文版便停止再版發行，並更名為《法輪功》。1993年7月30日，經中國氣功科研會批准，中國法輪功研究會成立。1993年8月31日，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致信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感謝李洪志先生為全國第三屆見義勇為先進份子表彰大會代表，免費提供康復治療。 1993年12月27日，李洪志先生獲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榮譽證書。 1994年5月14、15日，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學禮堂舉辦兩場帶功報告會，主辦單位為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1993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覽會組委會成員身份，參加北京93年東方健康博覽會，李洪志先生於12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日作三場報告，博覽會後獲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和大會「特別金獎」及「受群眾歡迎氣功師」稱號。
1994年9月，李洪志先生親自演示的法輪功教功錄像帶，由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主要著作《轉法輪》由國務院廣播電視部下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國內傳功傳法1994年底結束後， 1995年3月13日，李洪志先生赴法國巴黎傳授功法，與當時中國駐法國大使等使館官員進行了小範圍會面，並應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使館文化處，舉行了一場講法報告會。法輪功正式走向海外。
1994年8月3日，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政府頒布證書，授予李洪志先生休斯頓「榮譽市民」和「親善大使」的稱號。1995年3月13日至3月19日，第一個海外法輪功學習班在法國巴黎舉辦。1995 年4月14日至20日，第二個海外法輪功學習班在瑞典哥德堡舉辦。這是李洪志先生最後一次開辦面授班。另在哥德堡市(Gothenburg)舉辦了3場講法報告會，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辦了1場講法報告會，Uddevalla 舉辦了1場講法報告會。
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黨對法輪功起疑
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練起法輪功。
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一場調查。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幹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認識，親自拍板做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
江澤民在1999年部署鎮壓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
法輪功和共產黨正式決裂
1999年４‧２５中南海事件，起因為天津一家雜誌社，對法輪功進行了歪曲不實的報導，並且刻意汙衊、攻擊法輪功而引發，天津法輪功學員抱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以親身修煉法輪功後，思想得到昇華，身體得到巨大的變化的大量事實，向雜誌社反映真實的情況，並說明文章的內容是錯誤的，但卻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相反，竟遭受到不公的對待，許多法輪大法的學員被打被抓，於是部分法輪功學員才決定到中央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反映這一事實的真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四十一條的第二項，有明文的規定，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當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信訪辦附近等待接見期間，武警出現把學員帶領到中南海的附近，並要求學員一字排開，廣大學員們抱著一顆善良慈悲的心，對武警的指揮給予極大的配合，他們沒有喧嘩也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示威，當中央領導出面接見法輪功代表後，他們就迅速悄然離去，在離去前還將周圍的環境打掃得乾乾淨淨。
在中南海請願中，沒有標語，橫幅或喧嘩，學員們離去時，街道上一塵不染。儘管這次請願是和平的，但自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以來，在中國還沒有如此規模的聚眾集會，江澤民抓住這一事件，把對法輪功的打壓升級為系統化、高度公眾化、全國性的迫害。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國大陸政府發布全面鎮壓法輪功的決定，公安部通告法輪大法研究會和所屬的法輪功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查禁，並對公民宣佈六條通知：修煉法輪功，為法輪功而聚集，交換和傳播有關的消息，都將受到懲罰和逮捕。７月２９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甚至發布一份對現居美國的李洪志先生的通緝令，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實施了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
共產黨為何恩將仇報
前文已經說明法輪功救了共產黨，共產黨為何恩將仇報 ?
一個專制獨裁政權或獨裁者，就像古代皇帝一樣，是永遠正確不能批評的，但是皇帝又很想知道屬下和臣民真正的想法，就派出耳報神，四處打探到處搜羅，人民只許乖乖聽話，不許亂說亂動，皇帝要掌控一切，才能放心睡覺，
４‧２５中南海事件雖然沒有暴力，卻觸犯領導人最大忌諱，因為公安單位事前沒有探聽到任何消息，是可忍? 孰不可忍? 消滅法輪功已是中國皇權式政治思維的鐵律。
法輪功全面反對共產黨
法 輪 功 「 學 員 」 ， 萬 人在 中 南 海 示 威 ， 顯 示 了 這 個 「 新 興 宗 教 」 在 國 內 國 外 的 實 力 。 李 洪 志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開 始 傳 授 他 的 「 法 輪 修 煉 大 法 」 ， 一 九 九 八 年 移 民 美 國 ，
在國際間的聲望，沒 有 低 於他 在 國 內 的 影 響 力 。 短 短 幾 年 間 ， 他 的 學 員 已 遍 佈 世 界 ， 在 廿 八 個 國 家 有 聯 絡 處 。 他 的 著 作 或 演 講 ( 「 講 法 」 ) ， 稱 為 「 經 文 」 ， 已 翻譯 成 英 、 德 、 日 、 韓 ， 藏 、 法 、 意 、 俄 、 西 班 牙 等 多 國 文 字 。
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與李洪志合辦弘法活動，李洪志主要著作《轉法輪》由國務院廣播電視部下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
可見李洪志原是有官方色彩的，李洪志原來未嘗沒有知恩圖報之意，
在2003年以前，李洪志極力申辯法輪功只練功弘法，不談政治，強調"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政府”（1999年7月22日李洪志《我的一點聲明》，見《法輪大法在芝加哥》網“新經文”欄。）
2003年非典（SARS）危機過後，李洪志發表新經文公開以攻擊性的言論直指中共政權（2003年6月22日李洪志於芝加哥《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
2004年年末，法輪功大紀元網站發表了敵視中共政權的系列文章《九評共產黨》，近一段時間法輪功發起“退黨退團”運動。
法輪功是不是漢奸賣國賊?
李洪志一九九八年移民美國，一九九九年發生中南海請願事件，
這兩件事的時間順序已經說明一切，李洪志與官方的蜜月期一九九八年
前已經結束，美國接受李洪志移民，不是李洪志賣國，而是美國幫
中共政府解決心腹大患的善意行動。
別再誤解李洪志 !別再誤解美國 !
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身亡之後，很多人忽然清醒了──爲什麽前兩天還在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副主席、被毛主席稱爲親密戰友的林副主席一夜之間卻成爲叛徒？那些文革時曾經站在廣場上的百萬人，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受到愚弄，原來一切都是騙人的。經過長期的廣場生活和所謂的運動，在一夜之間忽然失去了方向。他們曾經以爲自己在爲一個充滿激情的理想奮鬥，他們以爲自己在完成一個偉大的事業，最終發現自己不過是別人的一顆棋子任人把玩，於是曾經懷抱的希望成爲一種毀滅。沒有人再相信政府，人心開始渙散。 看穿文革的人情冷暖，看透人世間的陰暗，於是普遍的冷漠出現在神州大地，那些受過傷害的一代人告訴他們的後代，遠離是非是最好的選擇，擔當責任成了多此一舉和不明智、不成熟的表現。 從政治的風風雨雨當中走過來，從一切都以政治爲目的，一切都帶上政治色彩的毛時代走過來，很多人回憶起來都感到心有餘悸，於是不再過問政治和爭取權益，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心理狀態。
文革的教訓是毛主席的神格破滅與人格破產。
天安門事件
1989年6月4日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起因是有人在四月十五日藉著紀念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在天安門廣場擺放花圈、花籃及對聯標語，抒發心情，後來演變成數十萬學生與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到六月四日，護衛北京的軍隊終於以戰車和機關槍向學生與群眾衝鋒掃射，人民政府的軍隊向人民開槍，群眾終於散去了，但是心頭的幽怨與憤恨不能散去，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永遠懷著平反冤屈與追求真相的願望。
天安門事件的後果是共產黨的黨格破產。中共統治中國五十年，經過文革後，迄今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辯證法思想破產了！中國百姓正面臨精神層面的心靈真空，苦悶困厄，無處宣洩！因此法輪功在中國社會環境的乘虛崛起，可以說是提供給基層勞苦民眾另一種層面的精神食糧。
文革後的人心浮動，好像醞釀著火山爆發的前夕，法輪功主張的真善忍，真實、善良、忍辱，事實上是中國平常老百姓面對人生逆境的低姿態，適時被提出後，有撫平浮動人心的效果。法輪功此一時是救了共產黨。
法輪功創始
1951年5月13日(辛卯年農曆四月初八)，李洪志先生誕生於吉林省公主嶺市
1972年，李洪志先生成年參加工作。
1982年，李洪志先生轉業到長春市工作，加緊練功。
從1984年開始，李洪志先生對國內外的氣功門派進行了認真的考察。
法輪功於1989年定型。
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負命出山，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的領導在認真考察的基礎上，充份肯定法輪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1992年9月將其接納為直屬功派，傳功範圍為中國全國，並為其普及傳授，給予許多具體的支援和幫助。
從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應各地官方氣功科學研究會邀請，先後在中國各地共辦班講法傳功56次，每期10天，先後有數萬人次參加傳授班，受到學功者的熱烈歡迎。
1992年12月12日至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參加北京92年東方健康博覽會。法輪功的神奇效果引起廣泛關注。李洪志先生成為該屆博覽會中榮獲獎勵最多的氣功師。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著作《中國法輪功》由軍事誼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3年12月《中國法輪功(修訂本)》由軍事誼文出版社出版發行。指導修煉的主要著作《轉法輪》出版後不久，《中國法輪功》中文版便停止再版發行，並更名為《法輪功》。1993年7月30日，經中國氣功科研會批准，中國法輪功研究會成立。1993年8月31日，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致信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感謝李洪志先生為全國第三屆見義勇為先進份子表彰大會代表，免費提供康復治療。 1993年12月27日，李洪志先生獲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榮譽證書。 1994年5月14、15日，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學禮堂舉辦兩場帶功報告會，主辦單位為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1993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覽會組委會成員身份，參加北京93年東方健康博覽會，李洪志先生於12月15日、12月17日和12月20日作三場報告，博覽會後獲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和大會「特別金獎」及「受群眾歡迎氣功師」稱號。
1994年9月，李洪志先生親自演示的法輪功教功錄像帶，由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主要著作《轉法輪》由國務院廣播電視部下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國內傳功傳法1994年底結束後， 1995年3月13日，李洪志先生赴法國巴黎傳授功法，與當時中國駐法國大使等使館官員進行了小範圍會面，並應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使館文化處，舉行了一場講法報告會。法輪功正式走向海外。
1994年8月3日，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政府頒布證書，授予李洪志先生休斯頓「榮譽市民」和「親善大使」的稱號。1995年3月13日至3月19日，第一個海外法輪功學習班在法國巴黎舉辦。1995 年4月14日至20日，第二個海外法輪功學習班在瑞典哥德堡舉辦。這是李洪志先生最後一次開辦面授班。另在哥德堡市(Gothenburg)舉辦了3場講法報告會，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辦了1場講法報告會，Uddevalla 舉辦了1場講法報告會。
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黨對法輪功起疑
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練起法輪功。
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一場調查。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幹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認識，親自拍板做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
江澤民在1999年部署鎮壓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
法輪功和共產黨正式決裂
1999年４‧２５中南海事件，起因為天津一家雜誌社，對法輪功進行了歪曲不實的報導，並且刻意汙衊、攻擊法輪功而引發，天津法輪功學員抱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以親身修煉法輪功後，思想得到昇華，身體得到巨大的變化的大量事實，向雜誌社反映真實的情況，並說明文章的內容是錯誤的，但卻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相反，竟遭受到不公的對待，許多法輪大法的學員被打被抓，於是部分法輪功學員才決定到中央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反映這一事實的真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四十一條的第二項，有明文的規定，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當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信訪辦附近等待接見期間，武警出現把學員帶領到中南海的附近，並要求學員一字排開，廣大學員們抱著一顆善良慈悲的心，對武警的指揮給予極大的配合，他們沒有喧嘩也沒有口號、沒有標語、沒有示威，當中央領導出面接見法輪功代表後，他們就迅速悄然離去，在離去前還將周圍的環境打掃得乾乾淨淨。
在中南海請願中，沒有標語，橫幅或喧嘩，學員們離去時，街道上一塵不染。儘管這次請願是和平的，但自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以來，在中國還沒有如此規模的聚眾集會，江澤民抓住這一事件，把對法輪功的打壓升級為系統化、高度公眾化、全國性的迫害。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國大陸政府發布全面鎮壓法輪功的決定，公安部通告法輪大法研究會和所屬的法輪功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查禁，並對公民宣佈六條通知：修煉法輪功，為法輪功而聚集，交換和傳播有關的消息，都將受到懲罰和逮捕。７月２９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甚至發布一份對現居美國的李洪志先生的通緝令，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實施了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
共產黨為何恩將仇報
前文已經說明法輪功救了共產黨，共產黨為何恩將仇報 ?
一個專制獨裁政權或獨裁者，就像古代皇帝一樣，是永遠正確不能批評的，但是皇帝又很想知道屬下和臣民真正的想法，就派出耳報神，四處打探到處搜羅，人民只許乖乖聽話，不許亂說亂動，皇帝要掌控一切，才能放心睡覺，
４‧２５中南海事件雖然沒有暴力，卻觸犯領導人最大忌諱，因為公安單位事前沒有探聽到任何消息，是可忍? 孰不可忍? 消滅法輪功已是中國皇權式政治思維的鐵律。
法輪功全面反對共產黨
法 輪 功 「 學 員 」 ， 萬 人在 中 南 海 示 威 ， 顯 示 了 這 個 「 新 興 宗 教 」 在 國 內 國 外 的 實 力 。 李 洪 志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開 始 傳 授 他 的 「 法 輪 修 煉 大 法 」 ， 一 九 九 八 年 移 民 美 國 ，
在國際間的聲望，沒 有 低 於他 在 國 內 的 影 響 力 。 短 短 幾 年 間 ， 他 的 學 員 已 遍 佈 世 界 ， 在 廿 八 個 國 家 有 聯 絡 處 。 他 的 著 作 或 演 講 ( 「 講 法 」 ) ， 稱 為 「 經 文 」 ， 已 翻譯 成 英 、 德 、 日 、 韓 ， 藏 、 法 、 意 、 俄 、 西 班 牙 等 多 國 文 字 。
中國公安部所屬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與李洪志合辦弘法活動，李洪志主要著作《轉法輪》由國務院廣播電視部下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
可見李洪志原是有官方色彩的，李洪志原來未嘗沒有知恩圖報之意，
在2003年以前，李洪志極力申辯法輪功只練功弘法，不談政治，強調"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反對政府的活動"，“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政府”（1999年7月22日李洪志《我的一點聲明》，見《法輪大法在芝加哥》網“新經文”欄。）
2003年非典（SARS）危機過後，李洪志發表新經文公開以攻擊性的言論直指中共政權（2003年6月22日李洪志於芝加哥《在2003年美中法會上的講法》）。
2004年年末，法輪功大紀元網站發表了敵視中共政權的系列文章《九評共產黨》，近一段時間法輪功發起“退黨退團”運動。
法輪功是不是漢奸賣國賊?
李洪志一九九八年移民美國，一九九九年發生中南海請願事件，
這兩件事的時間順序已經說明一切，李洪志與官方的蜜月期一九九八年
前已經結束，美國接受李洪志移民，不是李洪志賣國，而是美國幫
中共政府解決心腹大患的善意行動。
別再誤解李洪志 !別再誤解美國 !
2009年10月11日 星期日
2009年9月21日 星期一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正視 [ 朱砂 ] 與 [ 鉛丹 ] 毒性問題
正視 [ 朱砂 ] 與 [ 鉛丹 ] 毒性問題 亓允文 醫師
民國 82 年 3 月 13 日， 衛生署藥檢局在一項中醫藥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指出 [ 朱砂無急性致死危險 ]， 當時在場的傳統醫藥專家們， 立刻要求衛生署
解除兩年前禁止業者使用朱砂的規定。第二天， 有報紙報導 [ 朱砂不再揹黑鍋 ]，
[ 衛生署實驗洗清朱砂的冤屈 ]， [ 證實朱砂並無毒性 ]， 這則消息震驚了學術界。
化學專家台大劉廣定教授隨後在 [民生論壇] 撰文指出， 朱砂是硫化汞，本來只有
慢性毒性，衛生署藥檢局此項宣告可能會誤導民眾，忽視朱砂的毒性就是來自水銀,
差異只在吸收與分解的緩速而已。到了當年的 9 月，衛生署藥檢局終於公布朱砂毒性
的亞慢性實驗結果，實驗老鼠分別出現神經、腸胃、肝臟、腎臟的病變，而高劑量組
有幾隻甚至在十週內死亡。在此實驗結果公布之後，中醫師公會的負責人仍對造訪的
記者表示，朱砂是良好有效的中藥，中國人吃了幾千年都沒有問題。
一、朱砂煉丹的一頁慘痛歷史
最早提及朱砂的中國古代文獻是<< 書經 >> ，尚書禹貢記載丹砂是荊州的貢品。
西漢末年的藥物學經典<<神農本草經>>,共列舉41種金石藥，丹砂列為藥中上品。
當時曾經這樣記載 [ 丹砂，主身體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殺精魅
邪惡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
漢朝以後，道教煉丹術大盛， 南北朝以至唐、宋，煉丹術士曾經狂熱的煉製長生
不老丹藥，展開此後一千多年服食礦物藥的風潮，而歷代許多信任煉丹家的皇帝，多
因丹藥中毒而死亡。
煉丹家為了增加煉丹的神秘性，給丹砂取許多不同的名稱，唐朝'梅彪所著
<< 石藥爾雅 >>云: [ 丹砂又稱日精、真珠、仙砂、汞砂、赤帝、太陽、朱砂、
朱鳥、 降陵珠兒、絳宮珠兒、赤帝精、赤地髓與朱雀 ] 相傳湖南辰州所產丹砂
品質最佳，特稱 [辰砂]。[朱] 原是形容其紅色， 傳抄日久， 有人寫成 [硃砂]。
朱砂除了做為長生不老丹藥，在古代廣泛使用於各種方劑,甚至宋、元、明、清
各代都有直接使用其前身水銀的紀錄。中國古代醫學認為水銀等比重極大的金石鎮
墜藥，可以壓制 [ 風 ] 和 [ 痰 ] ，因此[ 鎮驚 ]、[ 袪風 ]、[ 袪痰 ] 與
[ 安神 ]的藥方, 幾乎都含有水銀、朱砂、輕粉，但是大量使用之後，造成傷身
致命的悲劇。
[ 寒食散 ] 是隋、唐時代流行的礦物藥方劑，早已造成許多不幸的案例。
隋朝.巢元方 << 諸病源候論 >> 談 [ 寒食散發候 ] 提到:
皇甫謐曰: [ 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
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悉不終朝而癒，眾人喜於近利，未睹後患，晏死
之後，服者彌繁，于時不輟，余亦豫焉，或暴發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
長互，舌縮入喉，東海王良夫，癰瘡陷背，隴西辛長緒，脊肉爛潰，蜀郡趙公
烈中表六喪，悉寒食散之所為也。]
唐代其實是一般人對丹藥起疑的年代，韓愈撰文說: [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
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相傳聞者不說，今直取目
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 ] <<漁隱叢話>>云: [ 韓退之既知
其害而晚年服硫黃而死]，唐朝皇帝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及宣宗也都因服食丹藥
而枉死。
白居易在韓愈死後多年曾經作< 懷舊詩 > 記載:
[ 閒日一思舊, 舊遊如眼前; 再思今何在, 零落歸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 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羶; 崔君誇藥力，終冬不衣錦;
或疾或暴夭, 悉不過中年; 唯余不服食, 老命反遲延。]
宋朝.張杲 <<醫說>> 引述葉石林 <<避暑錄>> 談服丹之戒:[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
前後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
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丹砂秘術，可延年而無後害，道方洪州良醫也，彥振信之，
服三年，疽發於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鬚頷與胸背略平，十日死 ...]
又記載: [ 王偁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 有才學，...政和末，為殿中監，
年二十八矣，眷注甚渥，少年貴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
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
定觀欣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胸間煩躁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
已不救，...]
宋代張邦基曾警告說金屬與礦物丹藥有致命危險。元代謝應芳於 1348 年所作
<<辨惑篇>>，指出歷年來煉丹術與丹藥中毒的慘痛歷史，完全是騙術與宗教迷信的
後果。
宋朝.陳文中曾經說:
[ 小兒初生，便服朱砂、輕粉、白蜜、黃蓮水，欲下胎毒，此皆傷脾敗陽之藥，輕粉
下痰損心，朱砂下涎損神，兒實者服之軟弱，弱者服之易傷，變生諸病也。]
清代名醫喻嘉言強烈反對兒科方劑使用金石鎮墜藥。 清朝.陳飛霞著 <<幼幼集成>>
引述他的看法:
喻嘉言曰: [ 驚風一門,古人鑿空妄談,後世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千百億兆 ...，
.....妄用金石腦麝開闢鎮墜之藥，引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
又曰: [ 凡治小兒痙病，妄稱驚風名色，輕用鎮墜之藥者，立殺其兒，此通國
所當共驚者也........妄指驚風，輕施鎮墜，勾引外邪深入內臟，千中
千死，從未有一救者，通國不為厲禁，寧有底止哉。]
民國 80 年 12 月 23 日，<< 醫藥世界週刊 >> 報導，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發出警告，禁止服用及販賣中國成藥鷓鴣菜，因為該項藥品，使一名 13 歲的華裔
兒童，在服用四年之後，腦部受損，根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化驗，鷓鴣菜含
有水銀，會引起中毒。
二、水銀的毒物學研究
水銀是金屬態的汞( Hg );朱砂是硫化汞(HgS); 輕粉是氯化亞汞(Hg2Cl2)
慢性水銀中毒的症狀為震顫,流涎,口炎,牙齒脫落,牙齦藍線,四肢疼痛麻木,
腎炎,腹瀉,焦慮,頭痛,體重減輕,食慾差,智力受損,失眠,易怒,幻覺。
根據現代的毒物學研究，金屬態的汞沒有毒性，腸胃吸收率低，但是一旦吸收
進入人體，會游離成二價汞離子，此時為親脂性，可停留在神經細胞、骨髓及其他
富含脂質的器官，而且半衰期長，有很高的累積性，造成慢性水銀中毒，日本的
水俁病，是因食用含甲基汞高的魚而中毒，這件環境污染所致的不幸案例，廣為
世人所知。
硫化汞是結構穩定的二價汞鹽，腸胃吸收率也不高，但是長期累積在人體內，
還是會游離成二價汞離子，產生毒性， 這個過程進展緩慢，可以解釋古代服食丹藥
的人，為何要三、四年才會發病致死。在此次衛生署藥檢局的朱砂實驗結果也發現，
即使是低劑量組的實驗老鼠仍然出現厭食、體重減輕、自發性運動受抑制、行動不
穩、反應遲鈍、運動失調、攣縮、心博減緩、眼瞼閉合等現象。
輕粉的結構不穩定，因此是已知毒性最強烈的汞化合物，古代當做腐蝕劑和皮
膚病藥物，如果誤食可造成腸胃穿孔致死。
三、八寶牛黃散的悲劇
民國 72 年 5 月,消基會的消費者報導雜誌刊載,台北馬偕醫院急診處接
獲一件五個月大女嬰連續吐奶、抽搐的病例,女嬰入院時已昏迷,雖經兩個星期
的加護治療, 還是不幸去世, 死因為鉛中毒。
這名女嬰的母親將女兒生前的食品和用品, 送到消基會請求檢驗, 協助追
查鉛的來源,消基會檢驗後,認為死者生前服用的八寶粉與粉光粉可疑, 轉請台
北縣衛生局檢驗, 經呈送衛生署藥檢局檢驗結果,發現台北縣泰山鄉某蔘藥行
所配的八寶粉,除含咖啡因與芬那西汀等西藥成份外, 重金屬鉛含量高達
44,000 ppm. 粉光粉也不是純粉光蔘磨成,重金屬鉛含量為 36.6 ppm. 另外台
北市士林區某中藥行所配的八寶粉重金屬鉛含量也有26.9 ppm (百萬分之一)。
後據此詢問死者的母親, 她表示在女嬰出生後一星期開始, 每天餵服台北
市某中藥行的八寶粉,每逢感冒不適時, 並稍微增量, 在死者發病前一個月,
住家遷到泰山鄉, 開始服用泰山鄉某蔘藥行調配的八寶粉, 元月初死者發病吐
奶時, 也沒有間斷。
這件不幸的案例,雖經傳播媒體報導,卻未促成中藥界的檢討與改革. 民國
80 年 5 月,台北馬偕醫院收到服用八寶粉造成鉛腦症的病例, 其藥中含鉛
量 239.4 ppm, 服用一個半月後,血中鉛濃度更高達 221 ug/dL (微克/百毫升),
約為兒童鉛中毒濃度的 22 倍。
民國 81 年 8 月, 三軍總醫院小兒加護中心,接獲一件七個月大男嬰連續
抽搐的病例, 病史中提到曾經連續服用八寶粉一個月之久, 經檢驗結果, 發
現所服中藥含鉛量 430 ppm, 停止使用中藥四個月後, 血中鉛濃度仍達
18 (微克/百毫升), 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所定的限值, 診斷為鉛中毒。
民國 81 年 10 月,台北馬偕醫院收到一例, 在父母不知情的狀況下, 因
褓母餵服八寶粉造成貧血與嚴重嘔吐的病例, 其藥中含鉛量 48,150 ppm,血中
鉛濃度高達 100 (微克/百毫升)。
民國 81 年 10 月, 三軍總醫院小兒部,接獲一件十四個月大女嬰發育停
滯, 不能站也不會坐的病例, 病史中提到三個月大時,曾經服用中藥八寶粉,
經檢驗結果, 發現所服中藥含鉛量 1,300 ppm, 六個月大以後, 體重保持在
6.2 公斤, 沒有增加, 而上下肢骨骼放射線檢查, 可見明顯鉛線。
四、鉛丹的濫用:
八寶牛黃散造成新生兒重金屬中毒,多年來一直是醫界所關切的問題, 卻
因為傳統醫藥界的保守心態, 堅持不願改良古代的方劑成份 ,使問題不但無法
解決,反而日趨嚴重。
追溯傳統醫學典籍的記載,八寶牛黃散約有千年的歷史, 在歷代各有不同
的名稱,如:牛黃圓、牛黃膏、八寶散、牛黃丸、牛黃散、琥珀抱龍丸、至聖保
命丹等, 民間流傳的驗方稱為 [ 小兒萬病回春丹 ] ,一般俗稱則為 [八寶散]
或 [ 八寶粉 ]。
宋朝開始流行 [ 胎毒 ] 的說法,例如,錢乙 <<小兒藥證直訣>> 主張:
[小兒在胎十月, 食五臟血穢, 生下則其毒當出,... ],
明朝. 聶久吾 <<活幼心法>> 詳論胎毒:
[ 痘疹之原, 有謂兒在胎時, 食母穢血而致者, 有謂父母慾火所致者,
慾火之說,出於臆測, 固無明據, 然常見孕婦飲食清淡者, 生子出痘多稀少
而平順, 恣食厚味者, 生子出痘多稠密而險危, 則其病源受毒於母胎血穢,
似有明驗,蓋飲食淡,則血氣清,而胎毒輕,飲食厚,則血氣濁,而胎毒重 ...]
清末民初醫學家張山雷依然認為: [蓋痘瘡本是胎中所鬱之熱毒,...]
當時的醫學家認為, 雄黃與牛黃可以 [ 解胎毒 ], 以雄黃、牛黃、天竺黃、
朱砂、輕粉等物質當做解毒藥,研製出牛黃丸、牛黃散、八寶散後, 流傳至今。
本來在歷代的八寶散配方中,並沒有含鉛的物質, 但是因為朱砂的用量極大,
來源稀少,因此價格昂貴, 某些中藥店貪圖方便或為了節省成本,以另一種礦物藥
材 [ 黃丹 ] 代替 , 黃丹就是鉛丹, 化學名為四氧化三鉛, 漢代曾用來治療
寄生蟲感染，顏色與朱砂相近，濫用的結果，卻造成新生兒鉛中毒事件層出不窮。
五、鉛的毒物學性質
鉛是密度僅次於金的重金屬，可由呼吸道和腸胃道吸收進入人體，成人腸胃道吸
收率約 10 %，嬰幼兒可達 50 %，吸收進人體的鉛，90 % 分布在骨骼，其餘進入血
液、腎、肝、心及腦。 在血中半衰期約 20 天，在骨骼中半衰期約 20 年。
急性鉛中毒常見口中金屬味、腹痛、嘔吐、腹瀉、黑便、尿少、循環衰竭，慢性
鉛中毒會有食慾差、體重減輕、便秘、冷漠、易怒、嘔吐、疲勞、頭痛、牙齦鉛線、
貧血、關節痛、腹痛、感覺異常、伸肌癱瘓、垂腕及垂足、運動失調、痴呆木僵;
小兒常見鉛腦症、視乳頭水腫、譫妄、痙攣、昏迷; 婦女則有流產和月經異常。
六、[遵古炮製] 的謬誤
[遵古炮製] 的觀念, 是私藏祖傳秘方的傳統派中醫一向堅信不疑的最高準則。
可是我們追溯八寶牛黃散的歷史變遷, 知道漢、唐時代未形成[胎毒]的說法,何來
解胎毒方劑 ?
宋、元之際, 牛黃圓也不過簡單的使用 3 到 6 種藥材, 明、清以後方演變為
13 種藥材，現代某些中藥業者動輒製作 15 種藥材的複雜方劑, 方劑複雜化的趨勢,
正是古代簡單方劑效果不佳的明證。
七、李約瑟的創見
李約瑟是國際知名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專家,歷經千年不墜的煉丹術與金石藥
引起他的注意.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十四冊<煉丹術與化學>一書中,提到這
個讓他思考良久的問題:
[丹藥混合物,包括衍生自砷、汞、鉛、銅、錫、鎳、鋅及銻等危險的金屬化合物,
為什麼對如此多熱心人士具有吸引力 ? 為什麼能誘使人們保存使用 ? ]
他的解答是:
[一.許多礦物藥品,特別是含砷的化合物,給予食用者一種短暫的安寧感;
二.丹藥有短暫的加強性能力的效果,砷的硫化物有媚藥的性質;
三.服丹藥致死者,屍體不腐爛。
服食重金屬的種種不良後果,因煉丹術士提出合理化的解釋,給予信徒們勉強可
接受的答案。
例如:西元三世紀的<<太清石壁記>>認為,身上發癢,如蟲蟻爬行其上,手腳腫脹,
不能忍受食物的氣味,厲害的嘔吐,四肢乏力,經常如廁,頭或胃劇痛,不能忍受外界
的驚駭或騷擾,這些現象僅證明所服丹藥正有效的驅散體內潛伏的疾病.身體不腐爛,
使人有足夠理由相信 {肉身具有不朽性}, 是生命永生的證據。
因此,金屬中毒的特性,諸如: 蟻行感、四肢水腫乏力、傳染到癤和潰瘍、
噁心、嘔吐、胃腹疼痛、腹瀉和嚴重的頭痛,值得以勇氣和信心來支撐,並忍受所遭的
痛苦。]
另外,李約瑟認為,以現代醫學立場來看,有一個格外具說服力的解釋,他說道:
[中國人的飲食缺少奶製品,慢性的鈣質缺乏應是普遍的後果,如果十分有用的東西,
如鈣'鎂'鐵'氟等食物中欠缺的微量元素,因礦物藥的加入而獲補足,確實可以使人
恢復健康狀態,加強些性能力.......。
... 寄生蟲病的流行, 有時也須借助於礦物和金屬丹藥來設法治療。]
身為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又站在一個外國歷史學者的客觀立場,李約瑟的
想法不僅是個創新的見解,亦可謂解開了中國傳統醫療大量使用各種礦物藥的謎團。
結語:
重金屬中毒經毒物學之研究, 其作用機轉為對細胞之硫氫基 (SH 基) 抑制, 因
此全身各系統都受害, 急性中毒時, 食入重金屬對腸胃道傷害明顯, 吸入肺中可造成
壞死性支氣管炎, 肺炎, 肺水腫, 氣胸; 慢性中毒時, 中樞神經系統與造血系統
尤其敏感, 因此任何不明原因的痙攣、昏迷、 神經系統病變、貧血、體重減輕、
運動失調， 都應注意重金屬中毒之可能性。
中國古代醫學以朱砂煉製長生不老丹藥，原來沒有什麼道理，用輕粉治療皮膚病
和寄生蟲，則完全是不得已的選擇，也曾付出慘痛的代價。
今日中醫藥界，有人不顧科學事實，濫用鉛丹、朱砂，使得臨床所見重金屬中毒
案例有增無減。如果中藥的安全性都無法保障，有效性也未做過科學的客觀評估，怎
麼能放任它在民間普遍應用 ? 而少數人死抱 [漢唐古方]，堅持 [遵古炮製] 的落伍
思想，才是因無知而害人的罪魁禍首， 這是當前醫學界必須立刻解決的重大問題。
衛生主管機關有責任，依據現在毒物學上已知的重金屬毒性數據，將中藥製品
納入管理，而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團體或醫學會，也應該出面舉辦公開聽證會，釐清
傳統醫學上許多謬誤觀念。
個人認為，為了傳統醫學的長遠發展，儘速成立國家級中醫藥學院，結合
中西醫界人才，對傳統醫學進行大規模實驗研究，解開其種種誤解，才是解決 問題的根本辦法。
民國 82 年 3 月 13 日， 衛生署藥檢局在一項中醫藥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指出 [ 朱砂無急性致死危險 ]， 當時在場的傳統醫藥專家們， 立刻要求衛生署
解除兩年前禁止業者使用朱砂的規定。第二天， 有報紙報導 [ 朱砂不再揹黑鍋 ]，
[ 衛生署實驗洗清朱砂的冤屈 ]， [ 證實朱砂並無毒性 ]， 這則消息震驚了學術界。
化學專家台大劉廣定教授隨後在 [民生論壇] 撰文指出， 朱砂是硫化汞，本來只有
慢性毒性，衛生署藥檢局此項宣告可能會誤導民眾，忽視朱砂的毒性就是來自水銀,
差異只在吸收與分解的緩速而已。到了當年的 9 月，衛生署藥檢局終於公布朱砂毒性
的亞慢性實驗結果，實驗老鼠分別出現神經、腸胃、肝臟、腎臟的病變，而高劑量組
有幾隻甚至在十週內死亡。在此實驗結果公布之後，中醫師公會的負責人仍對造訪的
記者表示，朱砂是良好有效的中藥，中國人吃了幾千年都沒有問題。
一、朱砂煉丹的一頁慘痛歷史
最早提及朱砂的中國古代文獻是<< 書經 >> ，尚書禹貢記載丹砂是荊州的貢品。
西漢末年的藥物學經典<<神農本草經>>,共列舉41種金石藥，丹砂列為藥中上品。
當時曾經這樣記載 [ 丹砂，主身體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殺精魅
邪惡鬼，久服通神明不老 ]。
漢朝以後，道教煉丹術大盛， 南北朝以至唐、宋，煉丹術士曾經狂熱的煉製長生
不老丹藥，展開此後一千多年服食礦物藥的風潮，而歷代許多信任煉丹家的皇帝，多
因丹藥中毒而死亡。
煉丹家為了增加煉丹的神秘性，給丹砂取許多不同的名稱，唐朝'梅彪所著
<< 石藥爾雅 >>云: [ 丹砂又稱日精、真珠、仙砂、汞砂、赤帝、太陽、朱砂、
朱鳥、 降陵珠兒、絳宮珠兒、赤帝精、赤地髓與朱雀 ] 相傳湖南辰州所產丹砂
品質最佳，特稱 [辰砂]。[朱] 原是形容其紅色， 傳抄日久， 有人寫成 [硃砂]。
朱砂除了做為長生不老丹藥，在古代廣泛使用於各種方劑,甚至宋、元、明、清
各代都有直接使用其前身水銀的紀錄。中國古代醫學認為水銀等比重極大的金石鎮
墜藥，可以壓制 [ 風 ] 和 [ 痰 ] ，因此[ 鎮驚 ]、[ 袪風 ]、[ 袪痰 ] 與
[ 安神 ]的藥方, 幾乎都含有水銀、朱砂、輕粉，但是大量使用之後，造成傷身
致命的悲劇。
[ 寒食散 ] 是隋、唐時代流行的礦物藥方劑，早已造成許多不幸的案例。
隋朝.巢元方 << 諸病源候論 >> 談 [ 寒食散發候 ] 提到:
皇甫謐曰: [ 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
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悉不終朝而癒，眾人喜於近利，未睹後患，晏死
之後，服者彌繁，于時不輟，余亦豫焉，或暴發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
長互，舌縮入喉，東海王良夫，癰瘡陷背，隴西辛長緒，脊肉爛潰，蜀郡趙公
烈中表六喪，悉寒食散之所為也。]
唐代其實是一般人對丹藥起疑的年代，韓愈撰文說: [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
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相傳聞者不說，今直取目
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 ] <<漁隱叢話>>云: [ 韓退之既知
其害而晚年服硫黃而死]，唐朝皇帝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及宣宗也都因服食丹藥
而枉死。
白居易在韓愈死後多年曾經作< 懷舊詩 > 記載:
[ 閒日一思舊, 舊遊如眼前; 再思今何在, 零落歸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 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羶; 崔君誇藥力，終冬不衣錦;
或疾或暴夭, 悉不過中年; 唯余不服食, 老命反遲延。]
宋朝.張杲 <<醫說>> 引述葉石林 <<避暑錄>> 談服丹之戒:[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
前後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
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丹砂秘術，可延年而無後害，道方洪州良醫也，彥振信之，
服三年，疽發於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鬚頷與胸背略平，十日死 ...]
又記載: [ 王偁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 有才學，...政和末，為殿中監，
年二十八矣，眷注甚渥，少年貴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
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
定觀欣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胸間煩躁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
已不救，...]
宋代張邦基曾警告說金屬與礦物丹藥有致命危險。元代謝應芳於 1348 年所作
<<辨惑篇>>，指出歷年來煉丹術與丹藥中毒的慘痛歷史，完全是騙術與宗教迷信的
後果。
宋朝.陳文中曾經說:
[ 小兒初生，便服朱砂、輕粉、白蜜、黃蓮水，欲下胎毒，此皆傷脾敗陽之藥，輕粉
下痰損心，朱砂下涎損神，兒實者服之軟弱，弱者服之易傷，變生諸病也。]
清代名醫喻嘉言強烈反對兒科方劑使用金石鎮墜藥。 清朝.陳飛霞著 <<幼幼集成>>
引述他的看法:
喻嘉言曰: [ 驚風一門,古人鑿空妄談,後世之小兒受其害者,不知千百億兆 ...，
.....妄用金石腦麝開闢鎮墜之藥，引邪深入臟腑，千中千死...]
又曰: [ 凡治小兒痙病，妄稱驚風名色，輕用鎮墜之藥者，立殺其兒，此通國
所當共驚者也........妄指驚風，輕施鎮墜，勾引外邪深入內臟，千中
千死，從未有一救者，通國不為厲禁，寧有底止哉。]
民國 80 年 12 月 23 日，<< 醫藥世界週刊 >> 報導，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發出警告，禁止服用及販賣中國成藥鷓鴣菜，因為該項藥品，使一名 13 歲的華裔
兒童，在服用四年之後，腦部受損，根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化驗，鷓鴣菜含
有水銀，會引起中毒。
二、水銀的毒物學研究
水銀是金屬態的汞( Hg );朱砂是硫化汞(HgS); 輕粉是氯化亞汞(Hg2Cl2)
慢性水銀中毒的症狀為震顫,流涎,口炎,牙齒脫落,牙齦藍線,四肢疼痛麻木,
腎炎,腹瀉,焦慮,頭痛,體重減輕,食慾差,智力受損,失眠,易怒,幻覺。
根據現代的毒物學研究，金屬態的汞沒有毒性，腸胃吸收率低，但是一旦吸收
進入人體，會游離成二價汞離子，此時為親脂性，可停留在神經細胞、骨髓及其他
富含脂質的器官，而且半衰期長，有很高的累積性，造成慢性水銀中毒，日本的
水俁病，是因食用含甲基汞高的魚而中毒，這件環境污染所致的不幸案例，廣為
世人所知。
硫化汞是結構穩定的二價汞鹽，腸胃吸收率也不高，但是長期累積在人體內，
還是會游離成二價汞離子，產生毒性， 這個過程進展緩慢，可以解釋古代服食丹藥
的人，為何要三、四年才會發病致死。在此次衛生署藥檢局的朱砂實驗結果也發現，
即使是低劑量組的實驗老鼠仍然出現厭食、體重減輕、自發性運動受抑制、行動不
穩、反應遲鈍、運動失調、攣縮、心博減緩、眼瞼閉合等現象。
輕粉的結構不穩定，因此是已知毒性最強烈的汞化合物，古代當做腐蝕劑和皮
膚病藥物，如果誤食可造成腸胃穿孔致死。
三、八寶牛黃散的悲劇
民國 72 年 5 月,消基會的消費者報導雜誌刊載,台北馬偕醫院急診處接
獲一件五個月大女嬰連續吐奶、抽搐的病例,女嬰入院時已昏迷,雖經兩個星期
的加護治療, 還是不幸去世, 死因為鉛中毒。
這名女嬰的母親將女兒生前的食品和用品, 送到消基會請求檢驗, 協助追
查鉛的來源,消基會檢驗後,認為死者生前服用的八寶粉與粉光粉可疑, 轉請台
北縣衛生局檢驗, 經呈送衛生署藥檢局檢驗結果,發現台北縣泰山鄉某蔘藥行
所配的八寶粉,除含咖啡因與芬那西汀等西藥成份外, 重金屬鉛含量高達
44,000 ppm. 粉光粉也不是純粉光蔘磨成,重金屬鉛含量為 36.6 ppm. 另外台
北市士林區某中藥行所配的八寶粉重金屬鉛含量也有26.9 ppm (百萬分之一)。
後據此詢問死者的母親, 她表示在女嬰出生後一星期開始, 每天餵服台北
市某中藥行的八寶粉,每逢感冒不適時, 並稍微增量, 在死者發病前一個月,
住家遷到泰山鄉, 開始服用泰山鄉某蔘藥行調配的八寶粉, 元月初死者發病吐
奶時, 也沒有間斷。
這件不幸的案例,雖經傳播媒體報導,卻未促成中藥界的檢討與改革. 民國
80 年 5 月,台北馬偕醫院收到服用八寶粉造成鉛腦症的病例, 其藥中含鉛
量 239.4 ppm, 服用一個半月後,血中鉛濃度更高達 221 ug/dL (微克/百毫升),
約為兒童鉛中毒濃度的 22 倍。
民國 81 年 8 月, 三軍總醫院小兒加護中心,接獲一件七個月大男嬰連續
抽搐的病例, 病史中提到曾經連續服用八寶粉一個月之久, 經檢驗結果, 發
現所服中藥含鉛量 430 ppm, 停止使用中藥四個月後, 血中鉛濃度仍達
18 (微克/百毫升), 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所定的限值, 診斷為鉛中毒。
民國 81 年 10 月,台北馬偕醫院收到一例, 在父母不知情的狀況下, 因
褓母餵服八寶粉造成貧血與嚴重嘔吐的病例, 其藥中含鉛量 48,150 ppm,血中
鉛濃度高達 100 (微克/百毫升)。
民國 81 年 10 月, 三軍總醫院小兒部,接獲一件十四個月大女嬰發育停
滯, 不能站也不會坐的病例, 病史中提到三個月大時,曾經服用中藥八寶粉,
經檢驗結果, 發現所服中藥含鉛量 1,300 ppm, 六個月大以後, 體重保持在
6.2 公斤, 沒有增加, 而上下肢骨骼放射線檢查, 可見明顯鉛線。
四、鉛丹的濫用:
八寶牛黃散造成新生兒重金屬中毒,多年來一直是醫界所關切的問題, 卻
因為傳統醫藥界的保守心態, 堅持不願改良古代的方劑成份 ,使問題不但無法
解決,反而日趨嚴重。
追溯傳統醫學典籍的記載,八寶牛黃散約有千年的歷史, 在歷代各有不同
的名稱,如:牛黃圓、牛黃膏、八寶散、牛黃丸、牛黃散、琥珀抱龍丸、至聖保
命丹等, 民間流傳的驗方稱為 [ 小兒萬病回春丹 ] ,一般俗稱則為 [八寶散]
或 [ 八寶粉 ]。
宋朝開始流行 [ 胎毒 ] 的說法,例如,錢乙 <<小兒藥證直訣>> 主張:
[小兒在胎十月, 食五臟血穢, 生下則其毒當出,... ],
明朝. 聶久吾 <<活幼心法>> 詳論胎毒:
[ 痘疹之原, 有謂兒在胎時, 食母穢血而致者, 有謂父母慾火所致者,
慾火之說,出於臆測, 固無明據, 然常見孕婦飲食清淡者, 生子出痘多稀少
而平順, 恣食厚味者, 生子出痘多稠密而險危, 則其病源受毒於母胎血穢,
似有明驗,蓋飲食淡,則血氣清,而胎毒輕,飲食厚,則血氣濁,而胎毒重 ...]
清末民初醫學家張山雷依然認為: [蓋痘瘡本是胎中所鬱之熱毒,...]
當時的醫學家認為, 雄黃與牛黃可以 [ 解胎毒 ], 以雄黃、牛黃、天竺黃、
朱砂、輕粉等物質當做解毒藥,研製出牛黃丸、牛黃散、八寶散後, 流傳至今。
本來在歷代的八寶散配方中,並沒有含鉛的物質, 但是因為朱砂的用量極大,
來源稀少,因此價格昂貴, 某些中藥店貪圖方便或為了節省成本,以另一種礦物藥
材 [ 黃丹 ] 代替 , 黃丹就是鉛丹, 化學名為四氧化三鉛, 漢代曾用來治療
寄生蟲感染，顏色與朱砂相近，濫用的結果，卻造成新生兒鉛中毒事件層出不窮。
五、鉛的毒物學性質
鉛是密度僅次於金的重金屬，可由呼吸道和腸胃道吸收進入人體，成人腸胃道吸
收率約 10 %，嬰幼兒可達 50 %，吸收進人體的鉛，90 % 分布在骨骼，其餘進入血
液、腎、肝、心及腦。 在血中半衰期約 20 天，在骨骼中半衰期約 20 年。
急性鉛中毒常見口中金屬味、腹痛、嘔吐、腹瀉、黑便、尿少、循環衰竭，慢性
鉛中毒會有食慾差、體重減輕、便秘、冷漠、易怒、嘔吐、疲勞、頭痛、牙齦鉛線、
貧血、關節痛、腹痛、感覺異常、伸肌癱瘓、垂腕及垂足、運動失調、痴呆木僵;
小兒常見鉛腦症、視乳頭水腫、譫妄、痙攣、昏迷; 婦女則有流產和月經異常。
六、[遵古炮製] 的謬誤
[遵古炮製] 的觀念, 是私藏祖傳秘方的傳統派中醫一向堅信不疑的最高準則。
可是我們追溯八寶牛黃散的歷史變遷, 知道漢、唐時代未形成[胎毒]的說法,何來
解胎毒方劑 ?
宋、元之際, 牛黃圓也不過簡單的使用 3 到 6 種藥材, 明、清以後方演變為
13 種藥材，現代某些中藥業者動輒製作 15 種藥材的複雜方劑, 方劑複雜化的趨勢,
正是古代簡單方劑效果不佳的明證。
七、李約瑟的創見
李約瑟是國際知名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專家,歷經千年不墜的煉丹術與金石藥
引起他的注意.在<<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十四冊<煉丹術與化學>一書中,提到這
個讓他思考良久的問題:
[丹藥混合物,包括衍生自砷、汞、鉛、銅、錫、鎳、鋅及銻等危險的金屬化合物,
為什麼對如此多熱心人士具有吸引力 ? 為什麼能誘使人們保存使用 ? ]
他的解答是:
[一.許多礦物藥品,特別是含砷的化合物,給予食用者一種短暫的安寧感;
二.丹藥有短暫的加強性能力的效果,砷的硫化物有媚藥的性質;
三.服丹藥致死者,屍體不腐爛。
服食重金屬的種種不良後果,因煉丹術士提出合理化的解釋,給予信徒們勉強可
接受的答案。
例如:西元三世紀的<<太清石壁記>>認為,身上發癢,如蟲蟻爬行其上,手腳腫脹,
不能忍受食物的氣味,厲害的嘔吐,四肢乏力,經常如廁,頭或胃劇痛,不能忍受外界
的驚駭或騷擾,這些現象僅證明所服丹藥正有效的驅散體內潛伏的疾病.身體不腐爛,
使人有足夠理由相信 {肉身具有不朽性}, 是生命永生的證據。
因此,金屬中毒的特性,諸如: 蟻行感、四肢水腫乏力、傳染到癤和潰瘍、
噁心、嘔吐、胃腹疼痛、腹瀉和嚴重的頭痛,值得以勇氣和信心來支撐,並忍受所遭的
痛苦。]
另外,李約瑟認為,以現代醫學立場來看,有一個格外具說服力的解釋,他說道:
[中國人的飲食缺少奶製品,慢性的鈣質缺乏應是普遍的後果,如果十分有用的東西,
如鈣'鎂'鐵'氟等食物中欠缺的微量元素,因礦物藥的加入而獲補足,確實可以使人
恢復健康狀態,加強些性能力.......。
... 寄生蟲病的流行, 有時也須借助於礦物和金屬丹藥來設法治療。]
身為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又站在一個外國歷史學者的客觀立場,李約瑟的
想法不僅是個創新的見解,亦可謂解開了中國傳統醫療大量使用各種礦物藥的謎團。
結語:
重金屬中毒經毒物學之研究, 其作用機轉為對細胞之硫氫基 (SH 基) 抑制, 因
此全身各系統都受害, 急性中毒時, 食入重金屬對腸胃道傷害明顯, 吸入肺中可造成
壞死性支氣管炎, 肺炎, 肺水腫, 氣胸; 慢性中毒時, 中樞神經系統與造血系統
尤其敏感, 因此任何不明原因的痙攣、昏迷、 神經系統病變、貧血、體重減輕、
運動失調， 都應注意重金屬中毒之可能性。
中國古代醫學以朱砂煉製長生不老丹藥，原來沒有什麼道理，用輕粉治療皮膚病
和寄生蟲，則完全是不得已的選擇，也曾付出慘痛的代價。
今日中醫藥界，有人不顧科學事實，濫用鉛丹、朱砂，使得臨床所見重金屬中毒
案例有增無減。如果中藥的安全性都無法保障，有效性也未做過科學的客觀評估，怎
麼能放任它在民間普遍應用 ? 而少數人死抱 [漢唐古方]，堅持 [遵古炮製] 的落伍
思想，才是因無知而害人的罪魁禍首， 這是當前醫學界必須立刻解決的重大問題。
衛生主管機關有責任，依據現在毒物學上已知的重金屬毒性數據，將中藥製品
納入管理，而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團體或醫學會，也應該出面舉辦公開聽證會，釐清
傳統醫學上許多謬誤觀念。
個人認為，為了傳統醫學的長遠發展，儘速成立國家級中醫藥學院，結合
中西醫界人才，對傳統醫學進行大規模實驗研究，解開其種種誤解，才是解決 問題的根本辦法。
2009年9月17日 星期四
三次南遷的孔子後裔
三次南遷的孔子後裔
第一次是東漢末年,時北方兵燹連年,太子少傅孔潛避亂南遷會稽(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子孫在東吳政權中多任顯官。後世研究孔子支系者認爲,孔潛是孔子第22世孫,故世代俱列孔子譜系。孔潛之後子嗣興旺,支系繁分,世居江南,在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的六朝時期是江南非常顯赫的家族之一,達官顯貴不勝枚舉,史傳有名者即不下百人。時代遷延,其支系相繼徙居吳越各地。
第二次是西晉末年,當時北方相繼陷落,“北孔”族人避亂江南者至少有兩支:一支是在東晉頗負盛名的孔衍(268~320),《晉書·孔衍傳》記其爲孔子第22世孫。史稱其平生“雖不以文才著稱,博覽過於賀循(著名學者),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其子孔啓在東晉朝也有名,官至廬陵太守。另外,和孔衍一同南遷的族人孔夷吾,此人博學雖然不如孔衍,但聲望和官位都在孔衍之上,東晉建國不久即任侍中,死後追贈爲太傅。另一支是所謂的孔子第25世孫、嗣奉聖亭侯孔懿(亭)。據明人程敏政考證,孔懿也是西晉末年隨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居會稽”,其子嗣在南朝多爲世襲奉聖亭侯,也頗有官職。這兩支自東晉末南渡後,也世代繁衍生息於江南。
應該指出的是,孔潛和孔衍二人同爲22世,但所處時代卻相差約百年,據此推知,孔潛輩分低當是近支,孔衍輩分高當是孔氏遠支;孔衍和孔懿二人同處兩晉之際,但輩分卻相差三代,孔懿爲25世,輩分低當是孔氏近支,孔衍爲22世,輩分高當是孔氏遠支。至於孔潛、孔懿兩支,也僅僅是與孔衍一支相比他們的支系或許稍近,但也絕不是古人所強調的正宗嫡系。“南孔”奉孔子祀始於東晉初年的孔懿。自漢代以來,祭祀孔子漸爲國家典制,諡封孔子爲“褒成宣尼公”等爵號,封其後裔或族人有賢德者爲奉嗣君、褒成君、宗聖侯等世襲爵號以奉祀孔子,即主持孔子家廟的祭孔活動。歷代賜封不絕,爵號或有改易。漢末國家亂離,奉祀者失封無嗣,曲阜孔廟荒廢,孔祭四時不舉,至魏文帝黃初元年(220),遂尋封孔子後裔以奉孔子祀,大臣們認爲在孔氏宗人中沒有賢於第21世孫、議郎孔羨者,於是賜封“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又“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戸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孔廟修葺後,曹植親撰《制命宗聖侯奉家祀碑文》。孔羨死後,他的兒子孔震嗣爵。司馬氏有國,晉武帝於泰始三年(267)十一月,改封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命“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此後,孔震之子孔嶷、孫孔撫、重孫孔懿(亭)相繼嗣封奉聖亭侯,由於在古人的觀念中“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所以這一支系被視爲“大宗”。西晉末,隨著第25世孫、嗣奉聖亭侯孔懿徙居江左,所謂的“大宗”也南遷江左,但祖陵和宗脈則世存曲阜,故曰自孔懿後孔氏“分爲南北兩宗”。
在南北朝時期的200多年間,南北阻隔時多,偏安江南的東晉、宋、齊、梁、陳等歷代王朝,不僅都有賜封“南孔”族人爲奉聖亭侯等以奉孔子祀之舉,而且有的王朝還詔命在京畿另建孔子(宣尼公)家廟以爲四時祭祀。
江南孔子家廟之建,約始於東晉孝武帝時。唐許嵩《建康實錄》卷九記載:太元十一年,在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的同時,還在故丹陽郡城即東晉京城(今南京)立孔子(宣尼)廟,地點就在“城前隔路東南”,許嵩還根據前代《輿地志》的記載說,蕭齊朝將這座孔廟遷移到秦淮河北,“以其舊處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爲孔子巷,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橋東一里。”這大概就是今天南京夫子廟的前身。
隋朝滅亡前後,南北兩宗並相失傳,至唐高祖武德九年(625)十二月,復尋封所謂的孔子第33世孫孔德倫爲紹聖侯以奉孔子祀。德倫的子孫在李唐王朝世代襲封,貞觀十一年(637)、開元二十七年(739)相繼被改封爲褒聖侯、文宣公。晚唐及五代之初再度失封,時有第43世孫孔光以泗水縣令兼主孔祀,負責守墓的族人孔末乘亂盡殺孔光等孔氏族人,而孔末自己得以成爲曲阜縣令並兼主孔祀。孔末原是劉末, 因入戶為吏卒而改姓孔, 即孔府所稱「外孔」
以別於孔氏族裔之「內孔」,孔末因欣羨文宣公屢受皇帝厚賞,而趁入戶之機襲奪爵位。
孔光遇害時他的兒子孔仁玉才出生九個多月,仁玉的母親張氏將其隱藏在自己的娘家方得倖免,當仁玉長到19歲時,孔末事敗判死, 至後唐長興三年(932)五月,仁玉以曲阜縣令被賜封爲文宣公,入宋而卒。仁玉子孫在北宋王朝世代襲封,仁宗至和二年(1055)、哲宗元祐元年(1086)相繼被改封爲衍聖公、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1104)復封爲衍聖公,此後800多年賜封無改。
孔氏南遷雖始於西元3世紀和4世紀初,但後人熟知的則是南宋初的第三次南遷。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第48世孫、嗣衍聖公孔端友率支族追隨宋髙宗南渡,次年賜家衢州(治今浙江衢縣),紹興六年(1136)詔以衢州學宮爲孔氏家廟以供奉孔子。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到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候,南北兩宗都已各自傳襲了六代。
第一次是東漢末年,時北方兵燹連年,太子少傅孔潛避亂南遷會稽(治山陰,今浙江紹興),子孫在東吳政權中多任顯官。後世研究孔子支系者認爲,孔潛是孔子第22世孫,故世代俱列孔子譜系。孔潛之後子嗣興旺,支系繁分,世居江南,在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的六朝時期是江南非常顯赫的家族之一,達官顯貴不勝枚舉,史傳有名者即不下百人。時代遷延,其支系相繼徙居吳越各地。
第二次是西晉末年,當時北方相繼陷落,“北孔”族人避亂江南者至少有兩支:一支是在東晉頗負盛名的孔衍(268~320),《晉書·孔衍傳》記其爲孔子第22世孫。史稱其平生“雖不以文才著稱,博覽過於賀循(著名學者),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其子孔啓在東晉朝也有名,官至廬陵太守。另外,和孔衍一同南遷的族人孔夷吾,此人博學雖然不如孔衍,但聲望和官位都在孔衍之上,東晉建國不久即任侍中,死後追贈爲太傅。另一支是所謂的孔子第25世孫、嗣奉聖亭侯孔懿(亭)。據明人程敏政考證,孔懿也是西晉末年隨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居會稽”,其子嗣在南朝多爲世襲奉聖亭侯,也頗有官職。這兩支自東晉末南渡後,也世代繁衍生息於江南。
應該指出的是,孔潛和孔衍二人同爲22世,但所處時代卻相差約百年,據此推知,孔潛輩分低當是近支,孔衍輩分高當是孔氏遠支;孔衍和孔懿二人同處兩晉之際,但輩分卻相差三代,孔懿爲25世,輩分低當是孔氏近支,孔衍爲22世,輩分高當是孔氏遠支。至於孔潛、孔懿兩支,也僅僅是與孔衍一支相比他們的支系或許稍近,但也絕不是古人所強調的正宗嫡系。“南孔”奉孔子祀始於東晉初年的孔懿。自漢代以來,祭祀孔子漸爲國家典制,諡封孔子爲“褒成宣尼公”等爵號,封其後裔或族人有賢德者爲奉嗣君、褒成君、宗聖侯等世襲爵號以奉祀孔子,即主持孔子家廟的祭孔活動。歷代賜封不絕,爵號或有改易。漢末國家亂離,奉祀者失封無嗣,曲阜孔廟荒廢,孔祭四時不舉,至魏文帝黃初元年(220),遂尋封孔子後裔以奉孔子祀,大臣們認爲在孔氏宗人中沒有賢於第21世孫、議郎孔羨者,於是賜封“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又“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戸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孔廟修葺後,曹植親撰《制命宗聖侯奉家祀碑文》。孔羨死後,他的兒子孔震嗣爵。司馬氏有國,晉武帝於泰始三年(267)十一月,改封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命“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此後,孔震之子孔嶷、孫孔撫、重孫孔懿(亭)相繼嗣封奉聖亭侯,由於在古人的觀念中“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所以這一支系被視爲“大宗”。西晉末,隨著第25世孫、嗣奉聖亭侯孔懿徙居江左,所謂的“大宗”也南遷江左,但祖陵和宗脈則世存曲阜,故曰自孔懿後孔氏“分爲南北兩宗”。
在南北朝時期的200多年間,南北阻隔時多,偏安江南的東晉、宋、齊、梁、陳等歷代王朝,不僅都有賜封“南孔”族人爲奉聖亭侯等以奉孔子祀之舉,而且有的王朝還詔命在京畿另建孔子(宣尼公)家廟以爲四時祭祀。
江南孔子家廟之建,約始於東晉孝武帝時。唐許嵩《建康實錄》卷九記載:太元十一年,在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的同時,還在故丹陽郡城即東晉京城(今南京)立孔子(宣尼)廟,地點就在“城前隔路東南”,許嵩還根據前代《輿地志》的記載說,蕭齊朝將這座孔廟遷移到秦淮河北,“以其舊處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爲孔子巷,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橋東一里。”這大概就是今天南京夫子廟的前身。
隋朝滅亡前後,南北兩宗並相失傳,至唐高祖武德九年(625)十二月,復尋封所謂的孔子第33世孫孔德倫爲紹聖侯以奉孔子祀。德倫的子孫在李唐王朝世代襲封,貞觀十一年(637)、開元二十七年(739)相繼被改封爲褒聖侯、文宣公。晚唐及五代之初再度失封,時有第43世孫孔光以泗水縣令兼主孔祀,負責守墓的族人孔末乘亂盡殺孔光等孔氏族人,而孔末自己得以成爲曲阜縣令並兼主孔祀。孔末原是劉末, 因入戶為吏卒而改姓孔, 即孔府所稱「外孔」
以別於孔氏族裔之「內孔」,孔末因欣羨文宣公屢受皇帝厚賞,而趁入戶之機襲奪爵位。
孔光遇害時他的兒子孔仁玉才出生九個多月,仁玉的母親張氏將其隱藏在自己的娘家方得倖免,當仁玉長到19歲時,孔末事敗判死, 至後唐長興三年(932)五月,仁玉以曲阜縣令被賜封爲文宣公,入宋而卒。仁玉子孫在北宋王朝世代襲封,仁宗至和二年(1055)、哲宗元祐元年(1086)相繼被改封爲衍聖公、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1104)復封爲衍聖公,此後800多年賜封無改。
孔氏南遷雖始於西元3世紀和4世紀初,但後人熟知的則是南宋初的第三次南遷。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第48世孫、嗣衍聖公孔端友率支族追隨宋髙宗南渡,次年賜家衢州(治今浙江衢縣),紹興六年(1136)詔以衢州學宮爲孔氏家廟以供奉孔子。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到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候,南北兩宗都已各自傳襲了六代。
2009年9月7日 星期一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序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序
王肅
鄭玄先生的學派通行世上已五十年﹐自從我成長為蒙童開始有志於學術﹐就進入鄭玄先生的學派﹐但我考查歷史文獻的實情﹐發現上下文內容﹐不能合情合理﹐邏輯上錯誤的地方很多‚所以按文意修改刪定﹐但世人不瞭解我的意圖﹐而說我惡意對前面的師長表現驕傲﹐故意標新立異﹐我只好嘆氣道﹐我那裡好亂改﹐我是不得已啊。
聖人之門﹐壅擠不通﹐孔子學術之路﹐充滿有刺的樹枝﹐
豈能不開闢一條新通道﹐若沒有人願跟隨我﹐並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撰寫經書禮書﹐說明其義理﹐及討論歷代制度﹐都根據自己的原則來說明‚孔子的二十二世孫﹐孔猛先生﹐家藏有先人留下的書籍﹐
我與他曾經有緣同學﹐孔猛先生不久前回家﹐取書來互相研究﹐與我的主張﹐好像用規矩來畫方圓﹐非常符合。
古代孔夫子說: 文王去世﹐文章學術的傳統就中斷了嗎? 老天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後代人繼承不了這個傳統‚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說明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今天這個傳統已經傳布於天下﹐
現在或者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所以大家跟著我做學問﹐而我從孔猛先生的資料證明﹐沒有違反孔夫子的學術傳統﹐這都是根據聖人所傳實事的說法﹐
我怕將來學術的傳統斷絕﹐所以特別解釋說明﹐以遺留給將來有興趣的學子。
古籍上有句話說﹕﹝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論者不知道指誰﹐多數胡亂解說﹐
孔子家語記載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也字張﹐是衛國人﹐
宗魯死﹐他將前往弔唁﹐孔子阻止他。
春秋外傳說: [昔堯臨民以五。] 自作主張的人說: 堯五年巡狩一次。
五年巡狩一次﹐不能說是臨民以五。經書上說五載一巡狩﹐
是說舜的文章﹐不是說堯。
孔子說明五帝各有值得記載的事跡﹐說舜是:[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但是堯的巡狩年數不明﹐周朝十二年一巡﹐難道可以說[周臨民以十二] 嗎?
孔子說: [堯以土德領導天下﹐而崇尚黃色。]黃土德輪到五土這個數目﹐所以說臨民以五﹐這是它真實的意義。
王肅
鄭玄先生的學派通行世上已五十年﹐自從我成長為蒙童開始有志於學術﹐就進入鄭玄先生的學派﹐但我考查歷史文獻的實情﹐發現上下文內容﹐不能合情合理﹐邏輯上錯誤的地方很多‚所以按文意修改刪定﹐但世人不瞭解我的意圖﹐而說我惡意對前面的師長表現驕傲﹐故意標新立異﹐我只好嘆氣道﹐我那裡好亂改﹐我是不得已啊。
聖人之門﹐壅擠不通﹐孔子學術之路﹐充滿有刺的樹枝﹐
豈能不開闢一條新通道﹐若沒有人願跟隨我﹐並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撰寫經書禮書﹐說明其義理﹐及討論歷代制度﹐都根據自己的原則來說明‚孔子的二十二世孫﹐孔猛先生﹐家藏有先人留下的書籍﹐
我與他曾經有緣同學﹐孔猛先生不久前回家﹐取書來互相研究﹐與我的主張﹐好像用規矩來畫方圓﹐非常符合。
古代孔夫子說: 文王去世﹐文章學術的傳統就中斷了嗎? 老天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後代人繼承不了這個傳統‚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說明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今天這個傳統已經傳布於天下﹐
現在或者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所以大家跟著我做學問﹐而我從孔猛先生的資料證明﹐沒有違反孔夫子的學術傳統﹐這都是根據聖人所傳實事的說法﹐
我怕將來學術的傳統斷絕﹐所以特別解釋說明﹐以遺留給將來有興趣的學子。
古籍上有句話說﹕﹝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論者不知道指誰﹐多數胡亂解說﹐
孔子家語記載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也字張﹐是衛國人﹐
宗魯死﹐他將前往弔唁﹐孔子阻止他。
春秋外傳說: [昔堯臨民以五。] 自作主張的人說: 堯五年巡狩一次。
五年巡狩一次﹐不能說是臨民以五。經書上說五載一巡狩﹐
是說舜的文章﹐不是說堯。
孔子說明五帝各有值得記載的事跡﹐說舜是:[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但是堯的巡狩年數不明﹐周朝十二年一巡﹐難道可以說[周臨民以十二] 嗎?
孔子說: [堯以土德領導天下﹐而崇尚黃色。]黃土德輪到五土這個數目﹐所以說臨民以五﹐這是它真實的意義。
2009年9月5日 星期六
2009年8月21日 星期五
2009年8月20日 星期四
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後序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後序
孔衍
孔子家語的內容﹐都是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詢訪問﹐
交相對問回答的言論﹐後來各個弟子各自記載所問的記錄﹐
與論語孝經同時代﹐弟子取出其中正確實在又切合當代的部份﹐另外輯印成論語﹐
其餘則都集中錄載﹐命名為孔子家語。
凡是所有論辨流判較正歸因的見解﹐實在出自夫子本人的意思﹐
附屬文章下筆往往有浮泛的說明﹐煩亂又不切中要點﹐也就是說七十二弟子各自共同敘述首尾﹐潤色內容﹐其所取材或許有優劣之分﹐所以使這書看來像現在這樣。
孔子去世後聖人的教導滅絕﹐七十二弟子死後學問之道的大義被當世違背﹐
六國的時代﹐儒家之道分散﹐遊說的儒者各以自己的巧妙而添加內容﹐
唯有孟軻孫卿嚴守所學習的道理。
正當秦昭王時代﹐孫卿遊歷入秦國﹐昭王向他詢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的話和有關諸國事七十二弟子的言論﹐
總有百多篇教給他﹐從此秦王擁有這書﹐秦始皇的時代﹐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經書列同一類﹐所以沒有燒掉。
高祖攻下秦廷﹐完全收獲秦藏書﹐都載於二尺竹簡﹐許多是古文字記錄﹐
後來呂后家族專擅漢朝朝政﹐取回藏在家裏﹐其後呂后家族被誅滅亡﹐而孔子家語從此散在人間﹐好事者也各以自己意思﹐增減其內容﹐
所以同是一件事﹐往往說詞不同。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當時士大夫都把藏書送入官府﹐得到呂后家族所傳孔子家語﹐內容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言論﹐錯亂不同﹐
不知誰對誰錯﹐交給掌書官﹐與曲禮多篇雜亂竹簡﹐合起來藏在秘密庫房。
本朝元封年的時代﹐我在京師做官﹐私下恐怕先人的文章記錄將被消滅﹐
於是聯繫各位公卿士大夫﹐私下以個人名義﹐募求此書副本﹐完全拿到手﹐
以事類相近的篇章互相參照﹐撰寫集錄為四十四篇﹐其中有曾子問禮一篇﹐
另外屬於曾子問﹐所以不再復錄﹐其中諸弟子書所稱引用孔子言論的﹐
本來不屬家語﹐也因為他們已經自有所傳之書﹐都不再列入﹐
將來讀書人對此不可不查明。
孔安國字子國﹐是孔子十二世孫﹐孔子生伯魚﹐
伯魚生子思名伋﹐孔伋曾經困居宋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傳述聖祖的道業﹐教授弟子孟軻等學生數百人﹐年六十二歲時去世。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歲時去世。
自叔梁紇開始出妻﹐後來伯魚也出妻﹐到子思又出妻﹐所以稱為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歲時去世。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歲時去世。
子直生子高名穿﹐寫作儒家語十二篇名為閒言﹐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宰相﹐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懼秦法燒書之令﹐在牆壁中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是在夫子舊堂內牆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死於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跟隨高祖當到左司馬將軍﹐
跟著韓信破楚於垓下﹐以軍功封蓼侯﹐年五十三歲時去世﹐諡為夷侯﹐
長子滅了後代但官至太常寺卿﹐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轉任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歲時去世。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年時拜申公學詩﹐拜伏生學尚書﹐成年後博覽經傳﹐
曾拜問各處名師﹐年四十歲時任官為諫議大夫﹐轉任侍中博士﹐天漢年後﹐
魯恭王敲壞夫子故宅﹐得到壁中詩書﹐完全還給孔安國﹐孔安國就考論古今文字﹐
撰寫歷代眾師的議論﹐寫作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都以壁中所得蝌蚪文本為根據﹐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寫成後﹐正好發生巫蠱事件
沒辦法印行。
孔安國由博士轉任為臨淮太守﹐擔任官職六年﹐因病免官﹐
年六十歲時去世於家中﹐其後孝成皇帝詔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家圖書﹐
都記錄名為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孔安國的孫子孔衍為博士﹐上書辯白說:
[ 臣聽聞聖明國王不掩藏人的功績﹐大聖不忽略人的小善﹐所以能成為明君聖王。
陛下發明詔命諮詢羣儒 ﹐集天下書籍﹐各家言論齊備﹐
命令通才大夫校定其意義﹐使古籍所載的文章﹐大大顯明於今日﹐
立言的儒者﹐也能永垂不朽﹐這是追隨聖明國王的作風﹐遵守大聖的風範﹐
雖唐堯皇帝的政績﹐周文王的謙虛作為﹐也比不上﹐所以述聖業作文章的儒者﹐無人不樂於參加此一大事。
臣的祖父故去的臨淮太守孔安國﹐孝武皇帝時開始當官﹐以經學家出名﹐以儒雅態度為官﹐讚明道義﹐前朝就受稱許﹐當時魯恭王敲壞孔子故宅﹐
得到古文科斗文尚書﹐孝經﹐論語﹐當時人都不認識蝌蚪文﹐安國設法改為今文
寫法而訓傳其義理﹐又撰寫孔子家語﹐寫好後﹐正逢巫蠱事件﹐沒辦法印行出版﹐
但其內容典雅正確實在﹐與世上所傳版本﹐不可同日而語。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既然沒辦法印行出版總因有所不足﹐尚書就不記於別錄﹐論語就不使當作一家之言。
臣私下覺得可惜﹐而且這書百家章句無不完整記錄﹐何況孔子家語古文正確實在﹐有什麼可疑?
又戴聖只是近世小儒﹐認為曲禮不足﹐就取孔子家語雜亂的內容﹐
及子思孟軻孫卿所傳書籍﹐以增補自己的書﹐自己命名為禮記。
現在已見其存在禮記的篇名﹐便從家語書中除去﹐
是消滅其原始記載而保存其末枝﹐豈不是讓人很難接受。
臣的愚見以為劉向如此堅持為例﹐反而只記錄到錯誤見解﹐
所以膽敢冒昧以此見解
奏給皇上 ]皇上雖然已經允許﹐但未能即獲定論﹐而遇到皇上駕崩﹐劉向又因病亡故﹐而來不及確定孔子家語的印行版本。
孔衍
孔子家語的內容﹐都是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詢訪問﹐
交相對問回答的言論﹐後來各個弟子各自記載所問的記錄﹐
與論語孝經同時代﹐弟子取出其中正確實在又切合當代的部份﹐另外輯印成論語﹐
其餘則都集中錄載﹐命名為孔子家語。
凡是所有論辨流判較正歸因的見解﹐實在出自夫子本人的意思﹐
附屬文章下筆往往有浮泛的說明﹐煩亂又不切中要點﹐也就是說七十二弟子各自共同敘述首尾﹐潤色內容﹐其所取材或許有優劣之分﹐所以使這書看來像現在這樣。
孔子去世後聖人的教導滅絕﹐七十二弟子死後學問之道的大義被當世違背﹐
六國的時代﹐儒家之道分散﹐遊說的儒者各以自己的巧妙而添加內容﹐
唯有孟軻孫卿嚴守所學習的道理。
正當秦昭王時代﹐孫卿遊歷入秦國﹐昭王向他詢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的話和有關諸國事七十二弟子的言論﹐
總有百多篇教給他﹐從此秦王擁有這書﹐秦始皇的時代﹐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經書列同一類﹐所以沒有燒掉。
高祖攻下秦廷﹐完全收獲秦藏書﹐都載於二尺竹簡﹐許多是古文字記錄﹐
後來呂后家族專擅漢朝朝政﹐取回藏在家裏﹐其後呂后家族被誅滅亡﹐而孔子家語從此散在人間﹐好事者也各以自己意思﹐增減其內容﹐
所以同是一件事﹐往往說詞不同。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當時士大夫都把藏書送入官府﹐得到呂后家族所傳孔子家語﹐內容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言論﹐錯亂不同﹐
不知誰對誰錯﹐交給掌書官﹐與曲禮多篇雜亂竹簡﹐合起來藏在秘密庫房。
本朝元封年的時代﹐我在京師做官﹐私下恐怕先人的文章記錄將被消滅﹐
於是聯繫各位公卿士大夫﹐私下以個人名義﹐募求此書副本﹐完全拿到手﹐
以事類相近的篇章互相參照﹐撰寫集錄為四十四篇﹐其中有曾子問禮一篇﹐
另外屬於曾子問﹐所以不再復錄﹐其中諸弟子書所稱引用孔子言論的﹐
本來不屬家語﹐也因為他們已經自有所傳之書﹐都不再列入﹐
將來讀書人對此不可不查明。
孔安國字子國﹐是孔子十二世孫﹐孔子生伯魚﹐
伯魚生子思名伋﹐孔伋曾經困居宋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傳述聖祖的道業﹐教授弟子孟軻等學生數百人﹐年六十二歲時去世。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歲時去世。
自叔梁紇開始出妻﹐後來伯魚也出妻﹐到子思又出妻﹐所以稱為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歲時去世。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歲時去世。
子直生子高名穿﹐寫作儒家語十二篇名為閒言﹐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宰相﹐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懼秦法燒書之令﹐在牆壁中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是在夫子舊堂內牆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死於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跟隨高祖當到左司馬將軍﹐
跟著韓信破楚於垓下﹐以軍功封蓼侯﹐年五十三歲時去世﹐諡為夷侯﹐
長子滅了後代但官至太常寺卿﹐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轉任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歲時去世。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歲時去世。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年時拜申公學詩﹐拜伏生學尚書﹐成年後博覽經傳﹐
曾拜問各處名師﹐年四十歲時任官為諫議大夫﹐轉任侍中博士﹐天漢年後﹐
魯恭王敲壞夫子故宅﹐得到壁中詩書﹐完全還給孔安國﹐孔安國就考論古今文字﹐
撰寫歷代眾師的議論﹐寫作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都以壁中所得蝌蚪文本為根據﹐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寫成後﹐正好發生巫蠱事件
沒辦法印行。
孔安國由博士轉任為臨淮太守﹐擔任官職六年﹐因病免官﹐
年六十歲時去世於家中﹐其後孝成皇帝詔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家圖書﹐
都記錄名為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孔安國的孫子孔衍為博士﹐上書辯白說:
[ 臣聽聞聖明國王不掩藏人的功績﹐大聖不忽略人的小善﹐所以能成為明君聖王。
陛下發明詔命諮詢羣儒 ﹐集天下書籍﹐各家言論齊備﹐
命令通才大夫校定其意義﹐使古籍所載的文章﹐大大顯明於今日﹐
立言的儒者﹐也能永垂不朽﹐這是追隨聖明國王的作風﹐遵守大聖的風範﹐
雖唐堯皇帝的政績﹐周文王的謙虛作為﹐也比不上﹐所以述聖業作文章的儒者﹐無人不樂於參加此一大事。
臣的祖父故去的臨淮太守孔安國﹐孝武皇帝時開始當官﹐以經學家出名﹐以儒雅態度為官﹐讚明道義﹐前朝就受稱許﹐當時魯恭王敲壞孔子故宅﹐
得到古文科斗文尚書﹐孝經﹐論語﹐當時人都不認識蝌蚪文﹐安國設法改為今文
寫法而訓傳其義理﹐又撰寫孔子家語﹐寫好後﹐正逢巫蠱事件﹐沒辦法印行出版﹐
但其內容典雅正確實在﹐與世上所傳版本﹐不可同日而語。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既然沒辦法印行出版總因有所不足﹐尚書就不記於別錄﹐論語就不使當作一家之言。
臣私下覺得可惜﹐而且這書百家章句無不完整記錄﹐何況孔子家語古文正確實在﹐有什麼可疑?
又戴聖只是近世小儒﹐認為曲禮不足﹐就取孔子家語雜亂的內容﹐
及子思孟軻孫卿所傳書籍﹐以增補自己的書﹐自己命名為禮記。
現在已見其存在禮記的篇名﹐便從家語書中除去﹐
是消滅其原始記載而保存其末枝﹐豈不是讓人很難接受。
臣的愚見以為劉向如此堅持為例﹐反而只記錄到錯誤見解﹐
所以膽敢冒昧以此見解
奏給皇上 ]皇上雖然已經允許﹐但未能即獲定論﹐而遇到皇上駕崩﹐劉向又因病亡故﹐而來不及確定孔子家語的印行版本。
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後序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後序
孔衍
孔子家語的內容﹐都是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詢訪問﹐
交相對問回答的言論﹐後來各個弟子各自記載所問的記錄﹐
與論語孝經同時代﹐弟子取其正確實在又切合當代的部份﹐另外輯印成論語﹐
其餘則都集中錄載﹐命名為孔子家語。
凡所論辨流判較正歸因﹐實在出自夫子本人的意思﹐
附屬文章下筆往往有浮汎的說明﹐煩亂又不切中要點﹐也就是說七十二弟子各自共同敘述首尾﹐潤色內容﹐其取材或有優劣之分﹐故使這書看來像現在這樣。
孔子去世後聖人的教導滅絕﹐七十二弟子死後而大義被當世違背﹐
六國的時代﹐儒家之道分散﹐遊說的儒者各以自己的巧妙而添加內容﹐
唯有孟軻孫卿嚴守所學習的道理。
當秦昭王時代﹐孫卿遊歷入秦﹐昭王向他詢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的話和諸國事七十二弟子的言論﹐
總有百多篇教給他﹐從此秦擁有這書﹐始皇的時代﹐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經書同列﹐所以沒有燒掉。
高祖攻下秦廷﹐完全收獲秦藏書﹐都載於二尺竹簡﹐許多是古文字記錄﹐
後來呂后家族專擅漢朝朝政﹐取回藏在家裏﹐其後呂后家族被誅亡﹐而孔子家語
從此散在人間﹐好事者也各以其自己意思﹐增減其內容﹐
所以同是一件事﹐而往往說詞不同。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當時士大夫都把藏書送入官府﹐得到呂后家族所傳孔子家語﹐內容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言論﹐錯亂不同﹐
不知誰對誰錯﹐交給掌書官﹐與曲禮多篇雜亂竹簡﹐合起來藏在秘密庫房。
元封年的時代﹐我在京師做官﹐私下恐怕先人的典辭將被消滅﹐
於是聯繫各位公卿士大夫﹐私下以個人名義﹐募求其副本﹐完全拿到手﹐
以事類相近者互相參照﹐撰寫集錄為四十四篇﹐其中有曾子問禮一篇﹐
另外屬於曾子問﹐所以不再復錄﹐其中諸弟子書所稱引用孔子之言的﹐
本來不屬家語﹐也因其已自有所傳之書﹐都不再列入﹐
將來讀書人對此不可不查明。
孔安國字子國﹐是孔子十二世孫﹐孔子生伯魚﹐
伯魚生子思名伋﹐伋曾經困居宋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傳述聖祖之業﹐教授弟子孟軻等學生數百人﹐年六十二歲而去世。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歲而去世。
自叔梁紇開始出妻﹐後來伯魚也出妻到子思又出妻﹐所以稱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歲而去世。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歲而去世。
子直生子高名穿﹐寫作儒家語十二篇名為閒言﹐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宰相﹐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懼秦法燒書之令﹐在牆壁中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於夫子舊堂內牆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死於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當到左司馬將軍﹐
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軍功封蓼侯﹐年五十三歲而去世﹐諡為夷侯﹐
長子滅了後代但官至太常寺卿﹐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轉任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歲而去世。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
曾拜問各處名師﹐年四十歲任官為諫議大夫﹐轉任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敲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完全還給孔安國﹐孔安國就考論古今文字﹐
撰寫眾師的議論﹐寫作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都以壁中所得蝌蚪文本為根據﹐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寫成後﹐正好發生巫蠱事件
沒辦法印行。
孔安國由博士轉任為臨淮太守﹐在官職六年﹐因病免官﹐
年六十歲去世於家中﹐其後孝成皇帝詔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
都記錄名為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孔安國的孫子孔衍為博士﹐上書辯白說:
[ 臣聽聞聖明國王不掩藏人的功績﹐大聖不忽略人的小善﹐所以能成為明君聖王。
陛下發明詔命諮詢羣儒 ﹐集天下書籍﹐各家言論齊備﹐
命令通才大夫校定其意義﹐使古籍所載之文章﹐大大顯明於今日﹐
立言的儒者﹐也能永垂不朽﹐這是追隨聖明國王的作風﹐遵守大聖的風範﹐
雖唐堯皇帝之政績﹐周文王之謙謙作為﹐也比不上﹐故述聖作文的儒者﹐莫不樂於參加此一大事。
臣祖父故臨淮太守安國﹐孝武皇帝時開始當官﹐以經學家出名﹐以儒雅態度為官﹐
讚明道義﹐前朝就受稱許﹐當時魯恭王敲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科斗文尚書﹐孝經﹐論語﹐當時人都不認識蝌蚪文﹐安國為之改為今文
寫法而訓傳其義﹐又撰寫孔子家語﹐寫好後﹐正逢巫蠱事件﹐沒辦法印行出版﹐
但其內容典雅正確實在﹐與世上所傳版本﹐不可同日而語。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既然沒辦法印行出版總因有所不足﹐尚書就不記於別錄﹐論語就不使當作一家之言。
臣私下覺得可惜﹐而且百家章句無不完整記錄﹐何況孔子家語古文正確實在﹐有什麼可疑?
又戴聖只是近世小儒﹐認為曲禮不足﹐就取孔子家語雜亂的內容﹐
及子思孟軻孫卿所傳書﹐以增補其書﹐自己命名為禮記。
現在已見其在禮記的篇名﹐則便從家語除去﹐
是滅其原始而存其末枝﹐不是讓人很難接受。
臣的愚見以為劉向如此為例﹐反而只記錄到錯誤見解﹐
所以敢冒昧以此見解
奏給皇上 ]皇上雖然已經允許﹐但未能即獲定論﹐而遇皇上駕崩﹐劉向又因病亡故﹐而來不及確定孔子家語的印行版本。
孔衍
孔子家語的內容﹐都是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諮詢訪問﹐
交相對問回答的言論﹐後來各個弟子各自記載所問的記錄﹐
與論語孝經同時代﹐弟子取其正確實在又切合當代的部份﹐另外輯印成論語﹐
其餘則都集中錄載﹐命名為孔子家語。
凡所論辨流判較正歸因﹐實在出自夫子本人的意思﹐
附屬文章下筆往往有浮汎的說明﹐煩亂又不切中要點﹐也就是說七十二弟子各自共同敘述首尾﹐潤色內容﹐其取材或有優劣之分﹐故使這書看來像現在這樣。
孔子去世後聖人的教導滅絕﹐七十二弟子死後而大義被當世違背﹐
六國的時代﹐儒家之道分散﹐遊說的儒者各以自己的巧妙而添加內容﹐
唯有孟軻孫卿嚴守所學習的道理。
當秦昭王時代﹐孫卿遊歷入秦﹐昭王向他詢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的話和諸國事七十二弟子的言論﹐
總有百多篇教給他﹐從此秦擁有這書﹐始皇的時代﹐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經書同列﹐所以沒有燒掉。
高祖攻下秦廷﹐完全收獲秦藏書﹐都載於二尺竹簡﹐許多是古文字記錄﹐
後來呂后家族專擅漢朝朝政﹐取回藏在家裏﹐其後呂后家族被誅亡﹐而孔子家語
從此散在人間﹐好事者也各以其自己意思﹐增減其內容﹐
所以同是一件事﹐而往往說詞不同。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當時士大夫都把藏書送入官府﹐得到呂后家族所傳孔子家語﹐內容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言論﹐錯亂不同﹐
不知誰對誰錯﹐交給掌書官﹐與曲禮多篇雜亂竹簡﹐合起來藏在秘密庫房。
元封年的時代﹐我在京師做官﹐私下恐怕先人的典辭將被消滅﹐
於是聯繫各位公卿士大夫﹐私下以個人名義﹐募求其副本﹐完全拿到手﹐
以事類相近者互相參照﹐撰寫集錄為四十四篇﹐其中有曾子問禮一篇﹐
另外屬於曾子問﹐所以不再復錄﹐其中諸弟子書所稱引用孔子之言的﹐
本來不屬家語﹐也因其已自有所傳之書﹐都不再列入﹐
將來讀書人對此不可不查明。
孔安國字子國﹐是孔子十二世孫﹐孔子生伯魚﹐
伯魚生子思名伋﹐伋曾經困居宋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傳述聖祖之業﹐教授弟子孟軻等學生數百人﹐年六十二歲而去世。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歲而去世。
自叔梁紇開始出妻﹐後來伯魚也出妻到子思又出妻﹐所以稱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歲而去世。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歲而去世。
子直生子高名穿﹐寫作儒家語十二篇名為閒言﹐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宰相﹐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懼秦法燒書之令﹐在牆壁中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於夫子舊堂內牆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死於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當到左司馬將軍﹐
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軍功封蓼侯﹐年五十三歲而去世﹐諡為夷侯﹐
長子滅了後代但官至太常寺卿﹐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轉任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歲而去世。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歲而去世。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
曾拜問各處名師﹐年四十歲任官為諫議大夫﹐轉任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敲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完全還給孔安國﹐孔安國就考論古今文字﹐
撰寫眾師的議論﹐寫作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都以壁中所得蝌蚪文本為根據﹐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寫成後﹐正好發生巫蠱事件
沒辦法印行。
孔安國由博士轉任為臨淮太守﹐在官職六年﹐因病免官﹐
年六十歲去世於家中﹐其後孝成皇帝詔命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
都記錄名為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孔安國的孫子孔衍為博士﹐上書辯白說:
[ 臣聽聞聖明國王不掩藏人的功績﹐大聖不忽略人的小善﹐所以能成為明君聖王。
陛下發明詔命諮詢羣儒 ﹐集天下書籍﹐各家言論齊備﹐
命令通才大夫校定其意義﹐使古籍所載之文章﹐大大顯明於今日﹐
立言的儒者﹐也能永垂不朽﹐這是追隨聖明國王的作風﹐遵守大聖的風範﹐
雖唐堯皇帝之政績﹐周文王之謙謙作為﹐也比不上﹐故述聖作文的儒者﹐莫不樂於參加此一大事。
臣祖父故臨淮太守安國﹐孝武皇帝時開始當官﹐以經學家出名﹐以儒雅態度為官﹐
讚明道義﹐前朝就受稱許﹐當時魯恭王敲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科斗文尚書﹐孝經﹐論語﹐當時人都不認識蝌蚪文﹐安國為之改為今文
寫法而訓傳其義﹐又撰寫孔子家語﹐寫好後﹐正逢巫蠱事件﹐沒辦法印行出版﹐
但其內容典雅正確實在﹐與世上所傳版本﹐不可同日而語。
光祿大夫劉向以為既然沒辦法印行出版總因有所不足﹐尚書就不記於別錄﹐論語就不使當作一家之言。
臣私下覺得可惜﹐而且百家章句無不完整記錄﹐何況孔子家語古文正確實在﹐有什麼可疑?
又戴聖只是近世小儒﹐認為曲禮不足﹐就取孔子家語雜亂的內容﹐
及子思孟軻孫卿所傳書﹐以增補其書﹐自己命名為禮記。
現在已見其在禮記的篇名﹐則便從家語除去﹐
是滅其原始而存其末枝﹐不是讓人很難接受。
臣的愚見以為劉向如此為例﹐反而只記錄到錯誤見解﹐
所以敢冒昧以此見解
奏給皇上 ]皇上雖然已經允許﹐但未能即獲定論﹐而遇皇上駕崩﹐劉向又因病亡故﹐而來不及確定孔子家語的印行版本。
2009年8月15日 星期六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序
白話翻譯孔子家語序
王肅
鄭玄先生的學派通行世上已五十年﹐自從我成長為蒙童開始有志於學術﹐就進入鄭玄先生的學派﹐但我考查歷史文獻的實情﹐發現上下文內容﹐不能合情合理﹐邏輯上錯誤的地方很多‚所以按文意修改刪定﹐但世人不瞭解我的意圖﹐而說我惡意對前面的師長表現驕傲﹐故意標新立異﹐我只好嘆氣道﹐我那裡好亂改﹐我是不得已啊。
聖人之門﹐壅擠不通﹐孔子學術之路﹐充滿有刺的樹枝﹐
豈能不開闢一條新通道﹐若沒有人願跟隨我﹐並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撰寫經書禮書﹐說明其義理﹐及討論歷代制度﹐都根據自己的原則來說明‚孔子的二十二世孫﹐孔猛先生﹐家藏有先人留下的書籍﹐
我與他曾經有緣同學﹐孔猛先生不久前回家﹐取書來互相研究﹐與我的主張﹐好像用規矩來畫方圓﹐非常符合。
古代孔夫子說: 文王去世﹐文章學術的傳統就中斷了嗎? 老天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後代人繼承不了這個傳統‚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說明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今天這個傳統已經傳布於天下﹐
現在或者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所以大家跟著我做學問﹐而我從孔猛先生的資料證明﹐沒有違反孔夫子的學術傳統﹐這都是根據聖人所傳實事的說法﹐
我怕將來學術的傳統斷絕﹐所以特別解釋說明﹐以遺留給將來有興趣的學子。
古籍上有句話說﹕﹝牢曰﹕吾不試‚故藝﹞談論者不知道指誰﹐多數胡亂解說﹐
孔子家語記載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也字張﹐是衛國人﹐
宗魯死﹐他將前往弔唁﹐孔子阻止他。
春秋外傳說: [昔堯臨民以五。] 自作主張的人說: 堯五年巡狩一次。
五年巡狩一次﹐不能說是臨民以五。經書上說五載一巡狩﹐
是說舜的文章﹐不是說堯。
孔子說明五帝各有值得記載的事跡﹐說舜是:[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但是堯的巡狩年數不明﹐周朝十二年一巡﹐難道可以說[周臨民以十二] 嗎?
孔子說: [堯以土德領導天下﹐而崇尚黃色。]黃土德輪到五土這個數目﹐所以說臨民以五﹐這是它真實的意義。
王肅
鄭玄先生的學派通行世上已五十年﹐自從我成長為蒙童開始有志於學術﹐就進入鄭玄先生的學派﹐但我考查歷史文獻的實情﹐發現上下文內容﹐不能合情合理﹐邏輯上錯誤的地方很多‚所以按文意修改刪定﹐但世人不瞭解我的意圖﹐而說我惡意對前面的師長表現驕傲﹐故意標新立異﹐我只好嘆氣道﹐我那裡好亂改﹐我是不得已啊。
聖人之門﹐壅擠不通﹐孔子學術之路﹐充滿有刺的樹枝﹐
豈能不開闢一條新通道﹐若沒有人願跟隨我﹐並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撰寫經書禮書﹐說明其義理﹐及討論歷代制度﹐都根據自己的原則來說明‚孔子的二十二世孫﹐孔猛先生﹐家藏有先人留下的書籍﹐
我與他曾經有緣同學﹐孔猛先生不久前回家﹐取書來互相研究﹐與我的主張﹐好像用規矩來畫方圓﹐非常符合。
古代孔夫子說: 文王去世﹐文章學術的傳統就中斷了嗎? 老天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後代人繼承不了這個傳統‚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說明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今天這個傳統已經傳布於天下﹐
現在或者老天無意要滅掉文章學術的傳統﹐所以大家跟著我做學問﹐而我從孔猛先生的資料證明﹐沒有違反孔夫子的學術傳統﹐這都是根據聖人所傳實事的說法﹐
我怕將來學術的傳統斷絕﹐所以特別解釋說明﹐以遺留給將來有興趣的學子。
古籍上有句話說﹕﹝牢曰﹕吾不試‚故藝﹞談論者不知道指誰﹐多數胡亂解說﹐
孔子家語記載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也字張﹐是衛國人﹐
宗魯死﹐他將前往弔唁﹐孔子阻止他。
春秋外傳說: [昔堯臨民以五。] 自作主張的人說: 堯五年巡狩一次。
五年巡狩一次﹐不能說是臨民以五。經書上說五載一巡狩﹐
是說舜的文章﹐不是說堯。
孔子說明五帝各有值得記載的事跡﹐說舜是:[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但是堯的巡狩年數不明﹐周朝十二年一巡﹐難道可以說[周臨民以十二] 嗎?
孔子說: [堯以土德領導天下﹐而崇尚黃色。]黃土德輪到五土這個數目﹐所以說臨民以五﹐這是它真實的意義。
2009年8月12日 星期三
孔子家語後序
孔子家語後序
孔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
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
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
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
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
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
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
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
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
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
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
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高祖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
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
乃散在人間﹐好事者亦各以其意﹐增損其言﹐
故以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
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
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
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
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
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
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
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而卒。
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閒言﹐年五十七而卒。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秦灋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於夫子舊堂壁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
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
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
問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
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
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蝌蚪本也﹐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
子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
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
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子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辯之曰:
[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明聖也。
陛下發明詔諮羣儒 ﹐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
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
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
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
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
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
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
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
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
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
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
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愆名曰禮記。
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
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
臣之愚以為亙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
故敢冒昧以聞
奏上 ]
天子許之﹐未即定論﹐而遇帝崩﹐向又病亡﹐而不果立。
孔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
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
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
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
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
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
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
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
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
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
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
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
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
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高祖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
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
乃散在人間﹐好事者亦各以其意﹐增損其言﹐
故以同是一事﹐而輒異辭。
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
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
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
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
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
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
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魚﹐
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
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
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
子家生子直名盖年四十六而卒。
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閒言﹐年五十七而卒。
子高生子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為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
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祔﹐子魚後名甲。子襄以
好經書博學﹐畏秦灋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於夫子舊堂壁中。
子魚為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
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取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
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
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為孝惠皇帝博士﹐
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員﹐年五十七而卒。
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
問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
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
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
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蝌蚪本也﹐
又集錄孔氏家語為四十四篇﹐既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行﹐
子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
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
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
子國孫衍為博士﹐上書辯之曰:
[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明聖也。
陛下發明詔諮羣儒 ﹐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
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以大著於今日﹐
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
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彧彧﹐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
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
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
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
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
光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
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
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
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愆名曰禮記。
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
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
臣之愚以為亙如此為例﹐皆記錄別見﹐
故敢冒昧以聞
奏上 ]
天子許之﹐未即定論﹐而遇帝崩﹐向又病亡﹐而不果立。
2009年8月11日 星期二
孔子家語序
孔子家語序
王肅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
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
然世未明其歀情﹐而謂其茍驕前師﹐以見異於人﹐
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
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
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
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言而言‚
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
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
昔仲尼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言天未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下﹐
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今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
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
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語云﹕﹝牢曰﹕吾不試‚故藝﹞
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
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
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
春秋外傳曰: 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 堯五載一巡狩。
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
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
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
孔子曰: 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
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王肅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
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
然世未明其歀情﹐而謂其茍驕前師﹐以見異於人﹐
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
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
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
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言而言‚
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
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
昔仲尼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言天未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下﹐
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今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
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
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
語云﹕﹝牢曰﹕吾不試‚故藝﹞
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
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
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
春秋外傳曰: 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 堯五載一巡狩。
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
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
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
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
孔子曰: 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
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2009年8月2日 星期日
2009年7月16日 星期四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波蘭醫學生與中醫特考
波蘭醫學生與中醫特考
亓允文醫師
近年來為數不少的台灣學生至東歐接受醫學教育，如今陸續學成歸國執業。
本地醫學生對教育部承認波蘭醫學生學歷，參加國家考試後，即獲得執照的現行《醫師法》感到極度不滿。
本地醫學生經過網路的串聯，形成輿論，與抗議行動，終於促成教育部、衛生署舉行公聽會討論此問題。
此事沸沸揚揚的登上媒體頭版，衛生署長也強調為維護醫療水準，將要求波蘭醫學生增加在國內實習一年，再參加國考的規範。
同一時間在社會版的小角落出現一則消息，有立委推動原來預備在民國一百年要廢止的中醫特考，要繼續舉辦下去。
這兩件一中一西，一遠一近的事件會有什麼關聯嗎 ?
在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法令漏洞未開之前，僅有個位數的台灣學生赴波蘭習醫；但在2004年之後，卻莫名暴增到近千人，難道波蘭的醫學發展在這幾年內突飛猛進，讓台灣學子心生嚮往嗎？
報載九成波蘭醫學院台生都是醫師子女，這些醫師孩子考不上台灣的醫學系，就將子女送到花錢就可以有低入學門檻的國家，大搞子承父業之意
東歐台生，就讀的是與當地學生不同的國際學生班，其招收主要對象即為各先進國家，無法順利進入該國醫學院的學生，收取的學費是本地生的數倍之高，成為當地政府的重要財源‧波蘭國會議員更曾在國會諮詢時，要求該國外交部長速與台灣簽訂協定，以擴大來台招生！
有人主張，這些已經就讀的東歐台生應該有落日條款的保護，否則不合法理。吾人並非法學專業，但醫師誓詞告訴我們，「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顧念」，衛生署葉署長也曾說過，「我是管人命的！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及社會公益，絕對大於六百五十人的信賴利益，絕無落日條款！」吾人感佩署長保護民眾的決心！
關於中醫特考的弊病，筆者在1993年的當代醫學雜誌撰文指出:
「民國成立之後，醫學制度完全學自西方，中式的醫制形同荒廢，無人再提，中醫豐富的遺產，完全淪為民間家傳的醫療形態，多年來未受到應得的重視。直到私立中國醫藥學院在台灣成立，才反映出民間對保存中醫學術之努力，可惜多年來未得政策性的支持，獨木難支大廈，僅在艱苦中勉力緩慢求進。反而是所謂特考及格中醫，挾其政、商界之優勢實力，支配中醫的發展。造成今日學院式中醫教育不受重視，反而有許多人寧願窩居在特考補習班中，精研考試之道，一旦躍登龍門，不論其學歷、經歷如何，立刻成為合法的中醫師。
受到 [儒即是醫] 這種傳統觀念之影響，生活在現代的傳統派中醫，並不認為這樣的方式有何不當，因此仍然盡力爭取一試定終生的 [中醫特考]。
平心而論，中醫特考不但不能解決傳統醫學的出路問題，反而讓人更加不敢信任，這類非正規制度訓練出來的醫療人員。」
並且說明為何必須廢止[中醫特考]:
「雖然身處現在的科學時代，傳統中醫在理論基礎上，非常堅持古代陰陽五行的觀念，似乎抽離陰陽五行的概念，中醫就不再是中醫，而失去其立足的根本。這個似是而非的錯誤想法，卻支配著當代的中醫大環境。因此，考試院國家中醫師特考的範圍，仍將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等古籍，列爲必考教材，考題亦採背誦古書的方式。這種考試形態的荒謬之處，恰似要求現代的西方醫學院畢業生，必須能背誦古希臘時代的四體液說，方准許發給醫師證書。
更不合理的是，中醫師特考完全不限制應考者的學經歷，任何人只要肯下工夫背誦古籍，再進入特考補習班，補充些生理學、藥理學等應付考試的知識，通過特考後，立刻成爲合法的中醫師。
吾人深知，醫學是濟世救人的事業，而非僅圖賺取生活費用的謀生本領，倘若只爲遷就某些家族袓傳儒醫的身份地位，而大開方便之門，雖然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卻徹底毀壞中國傳統醫學長遠發展的百年大計。
如欲挽回傳統中醫在歷史上的輝煌地位，勢必應該改弦易轍，立刻廢止中醫特考這個不合理的制度。」
所謂[中醫特考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就是一種希求子承父業的自私心理。
走筆至此不禁三嘆，堅持傳統倫理的老派中醫與研習西方醫學多年的新制醫生，
在面臨事業傳承時，竟然表現出如此驚人的保守性與一致性，
幾千年家族政治文化的薰陶，果然難以改變。
亓允文醫師
近年來為數不少的台灣學生至東歐接受醫學教育，如今陸續學成歸國執業。
本地醫學生對教育部承認波蘭醫學生學歷，參加國家考試後，即獲得執照的現行《醫師法》感到極度不滿。
本地醫學生經過網路的串聯，形成輿論，與抗議行動，終於促成教育部、衛生署舉行公聽會討論此問題。
此事沸沸揚揚的登上媒體頭版，衛生署長也強調為維護醫療水準，將要求波蘭醫學生增加在國內實習一年，再參加國考的規範。
同一時間在社會版的小角落出現一則消息，有立委推動原來預備在民國一百年要廢止的中醫特考，要繼續舉辦下去。
這兩件一中一西，一遠一近的事件會有什麼關聯嗎 ?
在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法令漏洞未開之前，僅有個位數的台灣學生赴波蘭習醫；但在2004年之後，卻莫名暴增到近千人，難道波蘭的醫學發展在這幾年內突飛猛進，讓台灣學子心生嚮往嗎？
報載九成波蘭醫學院台生都是醫師子女，這些醫師孩子考不上台灣的醫學系，就將子女送到花錢就可以有低入學門檻的國家，大搞子承父業之意
東歐台生，就讀的是與當地學生不同的國際學生班，其招收主要對象即為各先進國家，無法順利進入該國醫學院的學生，收取的學費是本地生的數倍之高，成為當地政府的重要財源‧波蘭國會議員更曾在國會諮詢時，要求該國外交部長速與台灣簽訂協定，以擴大來台招生！
有人主張，這些已經就讀的東歐台生應該有落日條款的保護，否則不合法理。吾人並非法學專業，但醫師誓詞告訴我們，「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顧念」，衛生署葉署長也曾說過，「我是管人命的！兩千三百萬人的健康及社會公益，絕對大於六百五十人的信賴利益，絕無落日條款！」吾人感佩署長保護民眾的決心！
關於中醫特考的弊病，筆者在1993年的當代醫學雜誌撰文指出:
「民國成立之後，醫學制度完全學自西方，中式的醫制形同荒廢，無人再提，中醫豐富的遺產，完全淪為民間家傳的醫療形態，多年來未受到應得的重視。直到私立中國醫藥學院在台灣成立，才反映出民間對保存中醫學術之努力，可惜多年來未得政策性的支持，獨木難支大廈，僅在艱苦中勉力緩慢求進。反而是所謂特考及格中醫，挾其政、商界之優勢實力，支配中醫的發展。造成今日學院式中醫教育不受重視，反而有許多人寧願窩居在特考補習班中，精研考試之道，一旦躍登龍門，不論其學歷、經歷如何，立刻成為合法的中醫師。
受到 [儒即是醫] 這種傳統觀念之影響，生活在現代的傳統派中醫，並不認為這樣的方式有何不當，因此仍然盡力爭取一試定終生的 [中醫特考]。
平心而論，中醫特考不但不能解決傳統醫學的出路問題，反而讓人更加不敢信任，這類非正規制度訓練出來的醫療人員。」
並且說明為何必須廢止[中醫特考]:
「雖然身處現在的科學時代，傳統中醫在理論基礎上，非常堅持古代陰陽五行的觀念，似乎抽離陰陽五行的概念，中醫就不再是中醫，而失去其立足的根本。這個似是而非的錯誤想法，卻支配著當代的中醫大環境。因此，考試院國家中醫師特考的範圍，仍將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等古籍，列爲必考教材，考題亦採背誦古書的方式。這種考試形態的荒謬之處，恰似要求現代的西方醫學院畢業生，必須能背誦古希臘時代的四體液說，方准許發給醫師證書。
更不合理的是，中醫師特考完全不限制應考者的學經歷，任何人只要肯下工夫背誦古籍，再進入特考補習班，補充些生理學、藥理學等應付考試的知識，通過特考後，立刻成爲合法的中醫師。
吾人深知，醫學是濟世救人的事業，而非僅圖賺取生活費用的謀生本領，倘若只爲遷就某些家族袓傳儒醫的身份地位，而大開方便之門，雖然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卻徹底毀壞中國傳統醫學長遠發展的百年大計。
如欲挽回傳統中醫在歷史上的輝煌地位，勢必應該改弦易轍，立刻廢止中醫特考這個不合理的制度。」
所謂[中醫特考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就是一種希求子承父業的自私心理。
走筆至此不禁三嘆，堅持傳統倫理的老派中醫與研習西方醫學多年的新制醫生，
在面臨事業傳承時，竟然表現出如此驚人的保守性與一致性，
幾千年家族政治文化的薰陶，果然難以改變。
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有機鍺的故事
有機鍺的故事
亓允文醫師 節譯
西元1886 年 德國化學家 溫克勒 發現鍺元素。
在銀礦與銅礦均可見到少量天然鍺存在其中。
鍺元素發現後六十年，一直未列入工業上的重要礦物，直到美國貝爾實驗室發現鍺
有半導體的特性才身價高漲。 鍺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屬的特質，P型鍺與N型者均為半導體，可以規範電子流動的方向。因此整流器與電偶可以大量製造出來應用於電子工業。
二十世紀初，有人嘗試用鍺治療肺結核病，但效果不佳。當時也有人相信鍺可以促
成血紅素製造及鐵再利用，但是這些療法都因無效而被放棄。
人類的食物中，每天約可食入一點五毫克，吸收率佳，約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一般可食植物含鍺少於1ppm，但是有些特殊植物如蕈類、大麥、核果、大蒜，含鍺
量較高。海產類，如罐頭鮪魚或乾魷魚可達2.28至3ppm的鍺，蕃茄汁與乾豆可以達
到5ppm，大於5ppm的鍺，對多數其他植物是有害的。
人類血中鍺濃度約0.5ppm，且變動不大。每天食入的1.5毫克鍺，會在尿中排出1.4毫克，
糞便中排出0.1毫克，表示鍺元素吸收率相當高。 在老鼠的實驗中，鍺在體內各器官的半衰期，肝臟2天，腎臟4.5天，全身1.2天(血
液)，至今在任何活的動物身上無法證明鍺有何生理需求。
鍺可能抗腫瘤或抗基因突變的理論，導致數種實驗性有機鍺藥物的研究工作。1960
年代，動物實驗的觀察，覺得鍺可能有抗腫瘤的潛力，又沒有明顯的毒性作用。不
過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研究中，卻發現了不同的全身毒性作用。
二氧化鍺的毒性
毒性作用研究使大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2025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
6300mg/kg(雄鼠，口服) ， 毒物學資料顯示實驗鼠出現靜默，血管擴張，眼瞼下垂，自發性活動減少，體溫降
低，發紺，顫抖，呼吸衰竭及死亡。 早期曾經有人認為因為鍺有擴散性又可快速排除， 對哺乳類動物應無毒性。 但1922與193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人類長期服用鍺會有腎臟毒性。 以放射性鍺71 打入兔與狗體內發現72小時就排到尿液與糞便中， 僅餘少量停留在腎臟中。
有機鍺的化合物
用於癌症研究的各種實驗性合成有機鍺化合物，已由藥廠製作成藥物 達30餘年。 1952年戴得利主張有機鍺可能是良好藥物，因為鍺與碳的化學性質相近，容易形成
鍺與碳鍵結合的化合物。 三種有機鍺化合物被認為可能具有抗癌症的性質。 1) Carboxyethyl germanium sesquioxide ( Ge-132) 2) Lactate-citrate-germanate 3) 2-aza-8-germanospiro[4,5]decane-2-propamine-8,8-diethyl-N,N-dimethyl
dichloride( Spirogermanium) 其中兩種在某些國家被作成非處方藥物或營養添加物。 Spirogermanium 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均無法證實具有抗癌症的性質，因
此在容許使用鍺添加物的國家也未通過其藥品許可證。 這三種有機鍺化合物中鍺Ge-132與腎衰竭及腎功能異常最有關聯。 Spirogermanium則有神經毒性，症狀包括頭昏，暈眩，眼振，運動失調與感覺異常
。
鍺-132
1970年代，日本的一系列動物實驗認為鍺-132可以增長癌症患者的存活時間，抑制
腫瘤生長， 延緩遠端轉移。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它促成干擾素增加，巨噬細胞及T抑制細胞增加，加強自然殺手
細胞之活動力。 這些研究都在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完成，淺井也寫了一本書:[有機鍺的神奇療法]
。 1986年，日本的幾家癌症研究中心據報導開始研究人類肺癌，腦瘤，腸胃癌症，淋
巴瘤及兒童白血病嘗試以鍺-132治療，至今，這些研究報告都沒有公佈，因此效果
不明。
Spirogermanium
腹水中癌肉瘤細胞培養的研究結果， 見到Spirogermanium有抗腫瘤性質， 臨床前的毒性實驗對大鼠及小獵犬沒有腎毒性，血液毒性或肝毒性，但是 有明顯神經毒性。 人體臨床實驗時，分化較好的淋巴瘤，晚期卵巢癌，轉移性乳癌有部份反應，晚期
腎細胞癌，晚期乳癌，晚期子宮頸癌，治療無效的卵巢癌則不具效果， 兩個參加試驗的病人發現肺毒性， 40 %參試癌末病人有神經毒性症狀。
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鍺是不是一種有益的微量元素雖有爭論，但是癌末病人有部份反應的報告，卻促成
了把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1987年起，許多充滿溢美之詞的主題論文紛紛出現，鼓吹鍺-132可以當作新的免疫
加強劑或免疫調控劑。 其實人類身上從未出現過鍺缺乏症的狀況，這些出版品亦不肯說明這些實驗用的鍺
，是屬於藥理學劑量而非營養添加物劑量。
有機鍺對人體之毒性
許若德與巴勒沙於1967年提到無機鍺有腎臟毒性，在Long-Eva鼠的實驗，見到鍺蓄
積於腎臟。 1982年 Yoneyma 報告一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的病例。 1985年 Nagata 等人報告第一個長期服用鍺-132導致急性腎衰竭致死的病例， 死者為38歲婦女，每天服用600毫克有機鍺，18 個月後死亡， 所服用製劑後來以原子吸收光譜法鑑定含62.4% 元素鍺。 1986年 Omata 等人報告三例鍺中毒病例， 分別為51歲女性58歲女性及67歲男性，其中男性病例後來死亡， 死者每天服用200毫克有機鍺已有兩年之久。 1987年 Okuda 報告四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腎病病例， 停止服用一年後腎功能亦未恢復過來。 1988年 Matsusaka 等人報告兩例男性病例分別為25歲及38歲， 因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其中較年輕的病例在住院五天後，併發心衰竭而
死亡。 後來Matsusaka與Nakano以小老鼠實驗，證明長期餵小老鼠含二氧化鍺的飲水可引起
腎衰竭與肌肉病變。此後1922與1931年鍺有腎臟毒性的研究報告才再度受到重視。 1990年 荷蘭醫師報告一例57歲女性病患，1984年因乳癌接受化學治療， 1986年開始她每天服用66毫克有機鍺， 二年後發生腎衰竭。
鍺132毒性的研究
布朗寧報告餵食給兔與狗的元素鍺，約72小時後可以排除65%。 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曾經報告，以小老鼠實驗鍺-132吸收與排除均極快速， 一天至一天半即完全排除， 口服與靜脈注射均未見到在任何器官累積， 淺井團隊宣稱在大於 10公克/公斤劑量下，亦未見到小老鼠死亡。 這些結果與該團隊成員之一 Miyao 1980年 在美國微生物學會開會之報告相 矛盾。 當時他們的報告是，鍺132急性中毒劑量 [極低] 。 1981年 Stokinger報告如果餵小老鼠含鍺100ppm的飲水，四週後即有 50%死亡。
1990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開始反對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1991年德國官方亦提出鍺有毒性之警告。
1997年6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正式通告反對有機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亓允文醫師 節譯
西元1886 年 德國化學家 溫克勒 發現鍺元素。
在銀礦與銅礦均可見到少量天然鍺存在其中。
鍺元素發現後六十年，一直未列入工業上的重要礦物，直到美國貝爾實驗室發現鍺
有半導體的特性才身價高漲。 鍺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屬的特質，P型鍺與N型者均為半導體，可以規範電子流動的方向。因此整流器與電偶可以大量製造出來應用於電子工業。
二十世紀初，有人嘗試用鍺治療肺結核病，但效果不佳。當時也有人相信鍺可以促
成血紅素製造及鐵再利用，但是這些療法都因無效而被放棄。
人類的食物中，每天約可食入一點五毫克，吸收率佳，約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一般可食植物含鍺少於1ppm，但是有些特殊植物如蕈類、大麥、核果、大蒜，含鍺
量較高。海產類，如罐頭鮪魚或乾魷魚可達2.28至3ppm的鍺，蕃茄汁與乾豆可以達
到5ppm，大於5ppm的鍺，對多數其他植物是有害的。
人類血中鍺濃度約0.5ppm，且變動不大。每天食入的1.5毫克鍺，會在尿中排出1.4毫克，
糞便中排出0.1毫克，表示鍺元素吸收率相當高。 在老鼠的實驗中，鍺在體內各器官的半衰期，肝臟2天，腎臟4.5天，全身1.2天(血
液)，至今在任何活的動物身上無法證明鍺有何生理需求。
鍺可能抗腫瘤或抗基因突變的理論，導致數種實驗性有機鍺藥物的研究工作。1960
年代，動物實驗的觀察，覺得鍺可能有抗腫瘤的潛力，又沒有明顯的毒性作用。不
過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研究中，卻發現了不同的全身毒性作用。
二氧化鍺的毒性
毒性作用研究使大鼠死亡百分之50的濃度為2025mg/kg(雌鼠，腹膜腔注射),
6300mg/kg(雄鼠，口服) ， 毒物學資料顯示實驗鼠出現靜默，血管擴張，眼瞼下垂，自發性活動減少，體溫降
低，發紺，顫抖，呼吸衰竭及死亡。 早期曾經有人認為因為鍺有擴散性又可快速排除， 對哺乳類動物應無毒性。 但1922與1931年的研究報告指出人類長期服用鍺會有腎臟毒性。 以放射性鍺71 打入兔與狗體內發現72小時就排到尿液與糞便中， 僅餘少量停留在腎臟中。
有機鍺的化合物
用於癌症研究的各種實驗性合成有機鍺化合物，已由藥廠製作成藥物 達30餘年。 1952年戴得利主張有機鍺可能是良好藥物，因為鍺與碳的化學性質相近，容易形成
鍺與碳鍵結合的化合物。 三種有機鍺化合物被認為可能具有抗癌症的性質。 1) Carboxyethyl germanium sesquioxide ( Ge-132) 2) Lactate-citrate-germanate 3) 2-aza-8-germanospiro[4,5]decane-2-propamine-8,8-diethyl-N,N-dimethyl
dichloride( Spirogermanium) 其中兩種在某些國家被作成非處方藥物或營養添加物。 Spirogermanium 在人體臨床實驗第一期與第二期均無法證實具有抗癌症的性質，因
此在容許使用鍺添加物的國家也未通過其藥品許可證。 這三種有機鍺化合物中鍺Ge-132與腎衰竭及腎功能異常最有關聯。 Spirogermanium則有神經毒性，症狀包括頭昏，暈眩，眼振，運動失調與感覺異常
。
鍺-132
1970年代，日本的一系列動物實驗認為鍺-132可以增長癌症患者的存活時間，抑制
腫瘤生長， 延緩遠端轉移。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它促成干擾素增加，巨噬細胞及T抑制細胞增加，加強自然殺手
細胞之活動力。 這些研究都在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完成，淺井也寫了一本書:[有機鍺的神奇療法]
。 1986年，日本的幾家癌症研究中心據報導開始研究人類肺癌，腦瘤，腸胃癌症，淋
巴瘤及兒童白血病嘗試以鍺-132治療，至今，這些研究報告都沒有公佈，因此效果
不明。
Spirogermanium
腹水中癌肉瘤細胞培養的研究結果， 見到Spirogermanium有抗腫瘤性質， 臨床前的毒性實驗對大鼠及小獵犬沒有腎毒性，血液毒性或肝毒性，但是 有明顯神經毒性。 人體臨床實驗時，分化較好的淋巴瘤，晚期卵巢癌，轉移性乳癌有部份反應，晚期
腎細胞癌，晚期乳癌，晚期子宮頸癌，治療無效的卵巢癌則不具效果， 兩個參加試驗的病人發現肺毒性， 40 %參試癌末病人有神經毒性症狀。
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鍺是不是一種有益的微量元素雖有爭論，但是癌末病人有部份反應的報告，卻促成
了把鍺當作營養添加物的風潮。 1987年起，許多充滿溢美之詞的主題論文紛紛出現，鼓吹鍺-132可以當作新的免疫
加強劑或免疫調控劑。 其實人類身上從未出現過鍺缺乏症的狀況，這些出版品亦不肯說明這些實驗用的鍺
，是屬於藥理學劑量而非營養添加物劑量。
有機鍺對人體之毒性
許若德與巴勒沙於1967年提到無機鍺有腎臟毒性，在Long-Eva鼠的實驗，見到鍺蓄
積於腎臟。 1982年 Yoneyma 報告一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的病例。 1985年 Nagata 等人報告第一個長期服用鍺-132導致急性腎衰竭致死的病例， 死者為38歲婦女，每天服用600毫克有機鍺，18 個月後死亡， 所服用製劑後來以原子吸收光譜法鑑定含62.4% 元素鍺。 1986年 Omata 等人報告三例鍺中毒病例， 分別為51歲女性58歲女性及67歲男性，其中男性病例後來死亡， 死者每天服用200毫克有機鍺已有兩年之久。 1987年 Okuda 報告四例長期服用有機鍺致腎病病例， 停止服用一年後腎功能亦未恢復過來。 1988年 Matsusaka 等人報告兩例男性病例分別為25歲及38歲， 因長期服用有機鍺致急性腎衰竭，其中較年輕的病例在住院五天後，併發心衰竭而
死亡。 後來Matsusaka與Nakano以小老鼠實驗，證明長期餵小老鼠含二氧化鍺的飲水可引起
腎衰竭與肌肉病變。此後1922與1931年鍺有腎臟毒性的研究報告才再度受到重視。 1990年 荷蘭醫師報告一例57歲女性病患，1984年因乳癌接受化學治療， 1986年開始她每天服用66毫克有機鍺， 二年後發生腎衰竭。
鍺132毒性的研究
布朗寧報告餵食給兔與狗的元素鍺，約72小時後可以排除65%。 日本的淺井鍺研究所曾經報告，以小老鼠實驗鍺-132吸收與排除均極快速， 一天至一天半即完全排除， 口服與靜脈注射均未見到在任何器官累積， 淺井團隊宣稱在大於 10公克/公斤劑量下，亦未見到小老鼠死亡。 這些結果與該團隊成員之一 Miyao 1980年 在美國微生物學會開會之報告相 矛盾。 當時他們的報告是，鍺132急性中毒劑量 [極低] 。 1981年 Stokinger報告如果餵小老鼠含鍺100ppm的飲水，四週後即有 50%死亡。
1990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開始反對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1991年德國官方亦提出鍺有毒性之警告。
1997年6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正式通告反對有機鍺當作營養添加物。
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孔子：一個神話學的個案研究》
孔子：一個神話學的個案研究》
（作者：張頌之，1965年生
漢族人，男，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研究員）
曰：也許是出於宣傳或強化理論的需要，人們對孔子在倫理上的行爲缺失卻視而不見，甚至是有意地淡化，典型的例證就是對孔子休妻及孔家休妻的小傳統的無視。《禮記•檀弓篇》載：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均曾休妻，而孔伋更立下“不喪出母”的家規。《禮記•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從“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的記載看，後來的孔家還有休妻者。孔子祖孫三代既然都出妻，因此，在孔林中，孔子祖孫三墓中就沒有女性存在的痕迹。不過，中國人是不喜歡讓人家的婚姻呈分裂狀態的，更不喜歡大講倫常的孔子是個婚姻失敗者的身份形象。反正孔子死了，事情就由不得孔子作主了，被孔子休棄的亓官氏後來竟魂歸孔家，孔廟中祭祀亓官氏的寢殿即是明證。爲了塑造孔子的人倫神話，竟如此不顧孔子的意願和感覺，真可謂用心良苦了。
（作者：張頌之，1965年生
漢族人，男，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研究員）
曰：也許是出於宣傳或強化理論的需要，人們對孔子在倫理上的行爲缺失卻視而不見，甚至是有意地淡化，典型的例證就是對孔子休妻及孔家休妻的小傳統的無視。《禮記•檀弓篇》載：孔子、孔鯉、孔伋祖孫三代均曾休妻，而孔伋更立下“不喪出母”的家規。《禮記•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從“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的記載看，後來的孔家還有休妻者。孔子祖孫三代既然都出妻，因此，在孔林中，孔子祖孫三墓中就沒有女性存在的痕迹。不過，中國人是不喜歡讓人家的婚姻呈分裂狀態的，更不喜歡大講倫常的孔子是個婚姻失敗者的身份形象。反正孔子死了，事情就由不得孔子作主了，被孔子休棄的亓官氏後來竟魂歸孔家，孔廟中祭祀亓官氏的寢殿即是明證。爲了塑造孔子的人倫神話，竟如此不顧孔子的意願和感覺，真可謂用心良苦了。
2009年6月11日 星期四
「孔氏三出辯」
「孔氏三出辯」 清 歸安 沈畏堂 著
自古說經之謬，至害倫、傷教、誣聖，未有甚於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者也，謬始於家語，
陳澔註檀弓，因之相沿而不敢易，後有辯者并謂，檀弓不足信，豈不過哉
儀禮「七出」之中無子、惡疾二端，先儒猶以為疑，
至曾子蒸梨不熟之出，則尤君子所不敢信者，出妻事大也，
豈孔氏三世而皆有是事哉，且檀弓亦未嘗有三世出妻之文也。
客難之曰:檀弓之文亦明矣，說者亦非無見矣。
使伯魚之母出非期而猶哭，常也，夫子何以嘻其甚乎?
子思魯人也，母非出，曷為死於衛，出非嫁於庶氏，門人何以云，
庶氏之母不當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曷為引過而哭於他室乎。
柳若言，四方觀禮盍慎之，子思云，無其時曷慎乎，若子上之母為出母有明文矣，
使非出曷為死而不喪，使非三世出，門人何以問子思，子之先君子喪出母?
子思何以云:然乎，又何以云: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乎？
且何以云: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乎，此其說果盡誣乎?
如曰誣，則檀弓已誣之矣。
畏堂先生曰:否、否，檀弓古之知禮者，詎誣耶，說者誣甚。
儀禮云:父在為母期喪服，四制云: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夫父在服母三年者，
唐開元以後之禮，周禮只服期，踰期故不得哭，詎以出而不得哭乎?
且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期年而生伯魚，
年六十六，亓官夫人卒，錯見家語及闕里誌素王事記，不聞有出妻之事也，即曰家語不足信，誌記不足信乎，誌記不足信，儀禮與喪服四制不足信乎，此一誣也。
夫伯魚之母非出母，子思子上之母出母也，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甥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字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也，乃以出母之出，混出妻之出，不亦誣乎!
且以子思之母論喪服，小記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朱子曰: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
雜記云:主妾之喪祭殯不於正室。
是子思惟為父後，故曰無其時，詎出而無其時乎?
子思之母妾，故不得哭於廟，詎出而不得哭於廟乎?客曰:何居死於衛也。曰子思居於衛，
寇至不去(見孟子) 子思居衛曰:吾無列於魯而祭在衛(見孔叢子)是子思仕衛，母就子養，
固理之常。子思魯人，往來於魯，亦事之常。如云:嫁於衛，豈所嫁之國適仕國乎?
如云:嫁於庶氏,詎所嫁之族適曰庶氏乎?
門人以為庶氏之母者，蓋不敢慢稱，妾母不得混稱庶母，故云庶氏之母，詎庶氏與孔氏對舉，亦為族氏乎?果爾，經之稱氏者甚多，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者不一，豈亦為族氏之氏乎?此又誣也。
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即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之義。
而子思不云爾者，蓋有故矣，夫門人問，子先君子孰謂，謂孔子也，非謂伯魚，
伯魚之母為亓官夫人，道隆從隆，道汙從汙者，亦謂孔子也，按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則伯魚之母為嫡母，非出母也，且道隆從隆，道汙從汙，伯魚亦不足當。
所云:家語云某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有足病，乃求婚顏氏，
則顏母之歸，施母殆無恙也。
明李東陽修闕里誌，詳施氏終身與聖父相守，自註出祖庭廣記，則孔子之母亦庶矣，
載考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孔子固喪出母矣，孔子既喪出母，自不得援小記以為對耳。
如云出母為被出之出，豈孔子之母亦被出乎?將不獨三世而又四世乎，若所云伋則安能者，聖達節賢守節之常，
所云不為伋也妻，即不為白也母者，妻嫡妻也，母嫡母也，子上之母庶，故云然，
詎以出而云然乎?此又誣也。
客曰:如子言說檀弓者誣矣，然以出母為生母，亦有說耶?
曰遍考三禮，皆無生母之稱，豈生母竟不一及，
凡言出母者，皆生母也，又儀禮期服云，夫為妻，出妻之子為其母出，
如出母非生母，何不直言乎?
子為出母，而必曰出妻之子為其母乎，蓋妻與夫對可言，出母與子對不可言出故，
雷氏註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則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可知也。
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則出母之為生母，可知也。
其門人曰:庶氏之母則其為庶母也，明甚。
使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為生母，
子思子上而為庶出也者，則出母之為生母，昭昭矣。
今統觀檀弓數章，博考之於經傳，旁參之於他說，
三世出妻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
嗟乎，聖人人倫之至，禮教之宗，自說者一朝之誤，
致孔氏三世闕人倫之一，而滋千古之疑，在日月固何傷，
而後之藉口者，將視夫婦一倫在無足輕重之列，
而修身齊家之道無聞焉，孰階之厲與是，不可以不辯!
自古說經之謬，至害倫、傷教、誣聖，未有甚於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者也，謬始於家語，
陳澔註檀弓，因之相沿而不敢易，後有辯者并謂，檀弓不足信，豈不過哉
儀禮「七出」之中無子、惡疾二端，先儒猶以為疑，
至曾子蒸梨不熟之出，則尤君子所不敢信者，出妻事大也，
豈孔氏三世而皆有是事哉，且檀弓亦未嘗有三世出妻之文也。
客難之曰:檀弓之文亦明矣，說者亦非無見矣。
使伯魚之母出非期而猶哭，常也，夫子何以嘻其甚乎?
子思魯人也，母非出，曷為死於衛，出非嫁於庶氏，門人何以云，
庶氏之母不當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曷為引過而哭於他室乎。
柳若言，四方觀禮盍慎之，子思云，無其時曷慎乎，若子上之母為出母有明文矣，
使非出曷為死而不喪，使非三世出，門人何以問子思，子之先君子喪出母?
子思何以云:然乎，又何以云: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乎？
且何以云: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乎，此其說果盡誣乎?
如曰誣，則檀弓已誣之矣。
畏堂先生曰:否、否，檀弓古之知禮者，詎誣耶，說者誣甚。
儀禮云:父在為母期喪服，四制云: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夫父在服母三年者，
唐開元以後之禮，周禮只服期，踰期故不得哭，詎以出而不得哭乎?
且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期年而生伯魚，
年六十六，亓官夫人卒，錯見家語及闕里誌素王事記，不聞有出妻之事也，即曰家語不足信，誌記不足信乎，誌記不足信，儀禮與喪服四制不足信乎，此一誣也。
夫伯魚之母非出母，子思子上之母出母也，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甥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字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也，乃以出母之出，混出妻之出，不亦誣乎!
且以子思之母論喪服，小記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朱子曰: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
雜記云:主妾之喪祭殯不於正室。
是子思惟為父後，故曰無其時，詎出而無其時乎?
子思之母妾，故不得哭於廟，詎出而不得哭於廟乎?客曰:何居死於衛也。曰子思居於衛，
寇至不去(見孟子) 子思居衛曰:吾無列於魯而祭在衛(見孔叢子)是子思仕衛，母就子養，
固理之常。子思魯人，往來於魯，亦事之常。如云:嫁於衛，豈所嫁之國適仕國乎?
如云:嫁於庶氏,詎所嫁之族適曰庶氏乎?
門人以為庶氏之母者，蓋不敢慢稱，妾母不得混稱庶母，故云庶氏之母，詎庶氏與孔氏對舉，亦為族氏乎?果爾，經之稱氏者甚多，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者不一，豈亦為族氏之氏乎?此又誣也。
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即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之義。
而子思不云爾者，蓋有故矣，夫門人問，子先君子孰謂，謂孔子也，非謂伯魚，
伯魚之母為亓官夫人，道隆從隆，道汙從汙者，亦謂孔子也，按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則伯魚之母為嫡母，非出母也，且道隆從隆，道汙從汙，伯魚亦不足當。
所云:家語云某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有足病，乃求婚顏氏，
則顏母之歸，施母殆無恙也。
明李東陽修闕里誌，詳施氏終身與聖父相守，自註出祖庭廣記，則孔子之母亦庶矣，
載考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孔子固喪出母矣，孔子既喪出母，自不得援小記以為對耳。
如云出母為被出之出，豈孔子之母亦被出乎?將不獨三世而又四世乎，若所云伋則安能者，聖達節賢守節之常，
所云不為伋也妻，即不為白也母者，妻嫡妻也，母嫡母也，子上之母庶，故云然，
詎以出而云然乎?此又誣也。
客曰:如子言說檀弓者誣矣，然以出母為生母，亦有說耶?
曰遍考三禮，皆無生母之稱，豈生母竟不一及，
凡言出母者，皆生母也，又儀禮期服云，夫為妻，出妻之子為其母出，
如出母非生母，何不直言乎?
子為出母，而必曰出妻之子為其母乎，蓋妻與夫對可言，出母與子對不可言出故，
雷氏註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則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可知也。
出母非即所出之妻，則出母之為生母，可知也。
其門人曰:庶氏之母則其為庶母也，明甚。
使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為生母，
子思子上而為庶出也者，則出母之為生母，昭昭矣。
今統觀檀弓數章，博考之於經傳，旁參之於他說，
三世出妻之說，其然乎?其不然乎?
嗟乎，聖人人倫之至，禮教之宗，自說者一朝之誤，
致孔氏三世闕人倫之一，而滋千古之疑，在日月固何傷，
而後之藉口者，將視夫婦一倫在無足輕重之列，
而修身齊家之道無聞焉，孰階之厲與是，不可以不辯!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
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
宋永毅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爲一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好像偏離了人們通常對“文革”的認知。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都稱其爲“最大的受害者”，同時往往強調劉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政策方面與毛的區別[1]；然而，這些文章對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態度以及他在運動中做了些什麽，往往語焉不詳，似乎劉少奇只不過是個“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論者甚至推斷，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2]
歷史的真相往往十分複雜吊詭。在過去50多年裏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黨內許多人成爲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過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識形態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也並無明顯區別；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後仍然認同迫害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甚至對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或者“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十餘年後終獲正式平反，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如此表白：“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致於純樸真誠的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並不是因爲他抵制“文革”。事實上，無論是他與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不聲討清算“文革”的歷史罪惡，不去發掘“文革”發生的制度根源，那麽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毫無意義的一頁，中國人也無法徹底告別“文革”時代。筆者想強調的是，追究“文革”的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是爲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爲了埋葬一個時代。
一、“四清”運動：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預演 1966年5月，當“文革”的序幕拉開時，中國人的神經早就被政治運動繃緊了。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今天官方論述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的看法時大都強調兩人之間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認爲，“毛澤東尖銳批評劉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條件下、有組織的充分發揚民主）教育運動是擴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個人專制加無政府主義）對付假想敵人，走向極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在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僅僅因爲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這顯然過分美化了劉少奇。事實上發動“四清”運動時，毛關於“文革”的設想還處於萌芽狀態。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中的真實表現，他不僅跟著毛的“左”調亦步亦趨，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獨創；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未必會加以抵制。考諸史實，毛的“文革”思想與劉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啓發、互相影響之效。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劉少奇對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實有推波助瀾之“貢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日到13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8] 而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衆教育，一抓就靈”。[9]
在2月25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0]”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3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顔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爲“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在毛的“文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劉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調顯然啓發鼓勵了毛。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的立場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加劇了運動的“左”傾傾向，而且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就是劉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13] 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也比毛澤東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産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後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向毛彙報“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於是毛改而認爲，“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但劉少奇卻強調，“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裏的學校還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國內學者蕭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極“左”思想高度一致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裏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頭，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爲毛、劉在政治觀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1964年8月5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挂帥。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係是相當好的。劉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16]、河北省的“桃園經驗”[17]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18]。雖然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像毛式“文革”的預演，這些“四清”經驗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爲毛式“文革”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由他創立的操縱和組織政治運動的經驗，最終卻都成了毛澤東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衆運動”（其實是“運動群衆”）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鬥爭”。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採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說這一思路是劉少奇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中共發起“四清”運動時，農村裏已經存在著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另行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作爲“奪權鬥爭”的體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頒發文件肯定這種做法。[19]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紮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文件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衆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20] 爲了“發動群衆”，在“四清”運動中廣泛採用了大字報。例如，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組發動群衆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這一經驗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紹和傳達，無疑爲“文革”初期全國範圍內大字報的普遍運用作了鋪墊。再進一步看，從“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鬥爭”[21]，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號召“全面奪權”，其間的繼承關係之脈絡亦清晰可見。
其次，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物件，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援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2] 這裏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鬥人時極爲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衆都領導，認爲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麽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爲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23] 有報導稱，劉少奇挂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衆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爲“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24] 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換個角度看，當時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上的立場似乎還沒有劉少奇那麽“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復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範例，毛澤東隨後便啓用江青作爲“文革”的先鋒和打手。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著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爲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26] 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爲“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園經驗”便作爲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桃園經驗”政治上的惡劣性質上文已有敍述，劉少奇這種做法的危害性還在於，開了最高領導人利用權力安排夫人參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包括毛澤東在內，還沒有人敢於公開這麽做。此例既開，毛澤東欣然從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與劉少奇批准下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直接任命江青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而江青則爲毛在“文革”中衝鋒陷陣。
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知道，1964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澤東還要“左”，毛對劉的不滿因何而生？據國內歷史學者蕭冬連介紹，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爲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爲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裏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嘛！”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7]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泄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藉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一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面對劉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光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著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最後在1月5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8]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爲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爲對劉不滿而製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更爲戲劇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爲什麽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像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見，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其實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可冒犯的“龍顔”──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劉少奇對這一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年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 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 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裏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年12月28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臺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爲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156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33] 二、“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麽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一些爲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一書寫道：“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像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爲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雪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4]”這一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個人獨創，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衆運動”作爲“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槓桿”。[35] 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倡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爲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份子和人民群衆，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爲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爲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7] 劉少奇講話後，《人民日報》很快就發表了題爲“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裏，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爲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38]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和劉仁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歌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9]”劉少奇完全贊成毛澤東對文化藝術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著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認爲，鬼戲屬於“在群衆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劉少奇的看法顯然比當時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說法更“左”更極端，他把幾齣戲文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並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點名批判兩位著名的黨員作家（《李慧娘》的劇作者孟超和《謝瑤環》的劇作者田漢）。此外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42]”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麽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贊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爲“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爲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濫觴於“四清運動”。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爲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5] 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6] 雖然陸定一和周揚在“文革”中先後被打倒，但他們確實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非常接近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在中共黨史上，陸定一和周揚在産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彙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這一文件裏，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衆，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衆、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爲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爲“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鬥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爲熱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雪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48] 《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物件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麽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爲，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雪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爲，劉少奇也算是“赫魯雪夫”；除此之外，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個僞命題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這樣一個官方說法：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隨著劉少奇之子黨內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出現了一些大力美化這條“反動路線”的說法。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自己寫的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於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贊成的，因此他對“文革”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劉源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爲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爲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爲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爲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50]
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一系列重要“貢獻”。從延安時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確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勵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都發揮了帶頭領先的作用。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則爲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的具體準備。在“文革”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無任何“抵制”，相反卻千方百計地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劉少奇在位期間，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責任？確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職”嗎？
要回答以上問題，就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官方話語迷霧所營造出來的幾個錯覺。一旦史實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過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謎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錯覺之一：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 此說的理由是，劉少奇對毛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過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文著裏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51] 這一說法本身漏洞頗多。劉少奇建議修改的究竟是什麽，是重要文字還是標點符號？若只是建議改動標點符號，無論其建議是否被採納，都無法導出劉少奇反對毛發動的“文革”這一結論；即便是建議改動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斷劉反對發動“文革”，因爲還存在著把文字改得更激烈這種可能性。這一說法實際上是用一種含糊不清、事實不明的話語，把一種無法證實的意向當做真實行動來美化劉少奇的形像。
當時會議親歷者的回憶表明，上述說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間召開的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爲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爲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當事人陳伯達的回憶錄也從沒有任何關於劉少奇反對“五·一六通知”的記載。[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澤東於1966年4、5月間給“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定罪。彭、羅、陸、楊四人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班底還是劉當年領導北方局時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劉提拔倚重的親信。“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垮臺，使毛澤東得以控制中樞要地──首都、軍隊和中央辦公廳。劉少奇對此既未提出任何異議，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卻積極配合毛的部署，採取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井下石的態度。據李雪峰回憶，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爲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54] 劉少奇“點名”某人爲“反黨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劉點名抛出來的大概就包括他的親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越共主席胡志明，會見時劉少奇告訴這位越共領導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者”，其問題已經解決了。[55] 當時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當中，朱德對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持消極態度，因而被中央責令檢討，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
從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案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態度。在這個座談會上劉少奇說：“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彭真不接觸群衆，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顔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顔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爲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56]
毛澤東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難道劉少奇竟然會毫無覺察？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於5月18日作了發言，大談“政變經”，李雪峰和與會代表當時便知道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他（指林彪）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麽”。[57]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不少人在毛發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還包括周恩來。[58] 既然劉少奇當時的地位危如累卵，他爲什麽還積極擁護毛澤東針對他的行動，毫不留情地尖銳批判自己的親信彭真？瞭解中共黨內政治文化的人其實不難明白，劉這麽做，除了表明他仍對毛心存僥倖外，不外是爲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僅以自己堅決支援“文革”的態度爭取求得毛的諒解，還用犧牲別人──包括將他的親密戰友和老部下送進毛澤東的“文革”政治絞肉機──的方式換取自己的倖免。簡言之，劉少奇當時的所思所爲就是害人保己。 錯覺之二：劉少奇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確實以請教的方式婉轉地表達過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法的不同意見，但毛批評他後，劉便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以臣服姿態贊成並擁護這一提法了。
從1966年5月到7月，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這段時期內，劉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了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的“文革”運動。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以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59]
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物件無一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抛出來交給“革命群衆”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當時定性爲“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爲“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爲“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爲“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爲“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爲“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爲“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爲“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穀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爲‘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爲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錯誤地以爲：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支援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一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衆”──那時候“四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一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雪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一廂情願地以爲，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三：“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在“文革”運動開始後的頭幾個月裏，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發動“文革”一直持肯定態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經毛批准，劉鄧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發[66]336號文件）。該文件提到：“正在進行‘四清’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1966年7月23日，毛澤東同意下發的“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中發[66]378號文件）也提到：“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 事實上，由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慣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兩個工作組──以陳伯達爲首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以張承先爲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都是毛澤東同意和贊成的。[64] 所以鄧小平向《人民日報》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時說：“由伯達同志爲首的工作組到人民日報，改變現狀，改變版面。使它真正成爲中央機關報，應指導和宣傳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認爲：“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麽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援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鬥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裏被國家主席定性爲‘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66]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衆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67] 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在實踐中打擊範圍一定會擴大），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8] 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殘酷迫害無辜群衆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毛澤東。
劉少奇派工作組抓“右派”這一做法其實是毛1957年對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之翻版，何況事先獲得毛的允准。因此，當毛1966年夏從外地回到北京，然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面尖銳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時，劉明顯不服，認爲是毛出爾反爾，以致於兩人當面發生了爭執。其實，無論劉是否同意毛的主張，是否派出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前倨後恭、小心謹慎，甚至以犧牲親信同僚的政治生命來討毛的歡心，毛澤東都會尋找藉口把他打倒。毛澤東對劉少奇採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權謀。“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託劉“相機處理運動問題[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劉無論怎樣“相機處理”都會是“錯”的：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毛就指責他“鎮壓革命群衆”、執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同樣可以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對抗文化革命”。當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在各學校針對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師生大玩毛澤東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遊戲時，毛澤東正等著與劉少奇玩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遊戲。當時的局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以說，劉少奇自始至終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輸家。
考諸歷史，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是一個僞命題。因爲，“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決定都報經毛的批准，而那時毛也從未提出過與劉少奇的政策主張有所區別的什麽“革命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就是這一時期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兩者是一回事。如果說毛與劉之間有所區別，那就是毛除了支援劉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還有另一套策劃，即躲在劉的背後，一面爲倒劉預作準備，一面等著抓劉的“辮子”；而劉站在前臺，既無法也無力抵抗毛的“暗算”。至於毛爲了打倒劉少奇而如何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其實是不難看清的
宋永毅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爲一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好像偏離了人們通常對“文革”的認知。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都稱其爲“最大的受害者”，同時往往強調劉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政策方面與毛的區別[1]；然而，這些文章對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態度以及他在運動中做了些什麽，往往語焉不詳，似乎劉少奇只不過是個“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論者甚至推斷，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2]
歷史的真相往往十分複雜吊詭。在過去50多年裏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黨內許多人成爲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過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識形態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也並無明顯區別；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後仍然認同迫害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甚至對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或者“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十餘年後終獲正式平反，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如此表白：“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致於純樸真誠的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並不是因爲他抵制“文革”。事實上，無論是他與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不聲討清算“文革”的歷史罪惡，不去發掘“文革”發生的制度根源，那麽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毫無意義的一頁，中國人也無法徹底告別“文革”時代。筆者想強調的是，追究“文革”的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是爲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爲了埋葬一個時代。
一、“四清”運動：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預演 1966年5月，當“文革”的序幕拉開時，中國人的神經早就被政治運動繃緊了。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今天官方論述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的看法時大都強調兩人之間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認爲，“毛澤東尖銳批評劉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條件下、有組織的充分發揚民主）教育運動是擴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個人專制加無政府主義）對付假想敵人，走向極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在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僅僅因爲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這顯然過分美化了劉少奇。事實上發動“四清”運動時，毛關於“文革”的設想還處於萌芽狀態。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中的真實表現，他不僅跟著毛的“左”調亦步亦趨，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獨創；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未必會加以抵制。考諸史實，毛的“文革”思想與劉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啓發、互相影響之效。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劉少奇對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實有推波助瀾之“貢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日到13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8] 而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衆教育，一抓就靈”。[9]
在2月25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0]”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3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顔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可怕的情景啊！”[11] 毛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爲“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在毛的“文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劉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調顯然啓發鼓勵了毛。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的立場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加劇了運動的“左”傾傾向，而且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就是劉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13] 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也比毛澤東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産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後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向毛彙報“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於是毛改而認爲，“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但劉少奇卻強調，“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裏的學校還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國內學者蕭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極“左”思想高度一致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裏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頭，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爲毛、劉在政治觀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1964年8月5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挂帥。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係是相當好的。劉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16]、河北省的“桃園經驗”[17]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18]。雖然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像毛式“文革”的預演，這些“四清”經驗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爲毛式“文革”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由他創立的操縱和組織政治運動的經驗，最終卻都成了毛澤東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衆運動”（其實是“運動群衆”）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鬥爭”。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採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說這一思路是劉少奇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中共發起“四清”運動時，農村裏已經存在著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另行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作爲“奪權鬥爭”的體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頒發文件肯定這種做法。[19]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紮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文件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衆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20] 爲了“發動群衆”，在“四清”運動中廣泛採用了大字報。例如，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組發動群衆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這一經驗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紹和傳達，無疑爲“文革”初期全國範圍內大字報的普遍運用作了鋪墊。再進一步看，從“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鬥爭”[21]，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號召“全面奪權”，其間的繼承關係之脈絡亦清晰可見。
其次，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物件，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援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2] 這裏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鬥人時極爲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衆都領導，認爲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麽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爲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23] 有報導稱，劉少奇挂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衆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爲“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24] 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換個角度看，當時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上的立場似乎還沒有劉少奇那麽“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復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範例，毛澤東隨後便啓用江青作爲“文革”的先鋒和打手。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著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爲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26] 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爲“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園經驗”便作爲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桃園經驗”政治上的惡劣性質上文已有敍述，劉少奇這種做法的危害性還在於，開了最高領導人利用權力安排夫人參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包括毛澤東在內，還沒有人敢於公開這麽做。此例既開，毛澤東欣然從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與劉少奇批准下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直接任命江青爲“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而江青則爲毛在“文革”中衝鋒陷陣。
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知道，1964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澤東還要“左”，毛對劉的不滿因何而生？據國內歷史學者蕭冬連介紹，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爲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爲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裏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嘛！”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7]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泄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藉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一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面對劉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光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著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最後在1月5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8]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爲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爲對劉不滿而製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更爲戲劇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爲什麽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像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9] 由此可見，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其實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可冒犯的“龍顔”──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劉少奇對這一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年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 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 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裏是什麽“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年12月28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臺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爲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156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33] 二、“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麽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一些爲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一書寫道：“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像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爲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雪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4]”這一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個人獨創，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衆運動”作爲“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槓桿”。[35] 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倡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爲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份子和人民群衆，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36] 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爲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爲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7] 劉少奇講話後，《人民日報》很快就發表了題爲“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裏，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爲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38]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和劉仁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歌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9]”劉少奇完全贊成毛澤東對文化藝術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著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40] 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認爲，鬼戲屬於“在群衆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 而劉少奇的看法顯然比當時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說法更“左”更極端，他把幾齣戲文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並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點名批判兩位著名的黨員作家（《李慧娘》的劇作者孟超和《謝瑤環》的劇作者田漢）。此外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42]”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麽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贊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爲“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44]
把“文化革命”作爲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濫觴於“四清運動”。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把“文化革命”作爲政治鬥爭形式的人是當年身兼副總理之職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5] 隨後陸定一自兼文化部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的整風，他們主持起草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這份文件把“文化革命”的概念加以擴展延伸，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該報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寫道：“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6] 雖然陸定一和周揚在“文革”中先後被打倒，但他們確實率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和定義，時間上先於毛澤東，而且陸定一和周揚主持起草的這份文件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非常接近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在中共黨史上，陸定一和周揚在産生和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
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線領導工作，他們於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中宣部主持領導下起草的這份文化部黨委的“彙報提綱”。在“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這一文件裏，中共中央加了如下批語：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衆，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衆、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7]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等人並非“文革”的反對者，他們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都擁護“文革”，也爲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手法作了部分“貢獻”。不過，在劉、彭、陸等人的心目中，“文革”應該屬於思想文化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要由他們和各級共產黨組織來領導，目的是鞏固黨的統治，他們自然不認爲“文化革命”會清洗到自己頭上。上文提到，“四清”時劉少奇對通過殘酷鬥爭式的政治運動來“反修防修”極爲熱衷。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雪夫”；劉甚至主張，如果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在那次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48] 《劉少奇之路》一書稱劉少奇把“反修”政治運動的打擊物件限定在“省、市這樣一些層次”，這個說法是違背史實的。如果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打擊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這一目標上有什麽分歧的話，那就是，劉少奇認爲，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級領導人都可以被當做“赫魯雪夫”批判打倒，而毛則認爲，劉少奇也算是“赫魯雪夫”；除此之外，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其他問題上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從這個角度去認識劉少奇在1966年8月以前的思想和表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個僞命題 凡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得這樣一個官方說法：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隨著劉少奇之子黨內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出現了一些大力美化這條“反動路線”的說法。例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自己寫的書中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9] 由於劉少奇在“文革”發動初期直至失去自由前，曾任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贊成的，因此他對“文革”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連劉源也不得不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爲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爲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爲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爲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50]
劉少奇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一系列重要“貢獻”。從延安時代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確立其至尊地位，到鼓勵全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劉少奇都發揮了帶頭領先的作用。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則爲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的具體準備。在“文革”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無任何“抵制”，相反卻千方百計地揣摩上意，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劉少奇在位期間，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等方面，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到底有多大的責任？確如其子所言，只是一般性的“失職”嗎？
要回答以上問題，就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官方話語迷霧所營造出來的幾個錯覺。一旦史實得以澄清，究竟是否存在過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謎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錯覺之一：劉少奇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 此說的理由是，劉少奇對毛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提出過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文著裏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51] 這一說法本身漏洞頗多。劉少奇建議修改的究竟是什麽，是重要文字還是標點符號？若只是建議改動標點符號，無論其建議是否被採納，都無法導出劉少奇反對毛發動的“文革”這一結論；即便是建議改動文字，也不能就此判斷劉反對發動“文革”，因爲還存在著把文字改得更激烈這種可能性。這一說法實際上是用一種含糊不清、事實不明的話語，把一種無法證實的意向當做真實行動來美化劉少奇的形像。
當時會議親歷者的回憶表明，上述說法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例如，李雪峰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間召開的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爲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爲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2] 當事人陳伯達的回憶錄也從沒有任何關於劉少奇反對“五·一六通知”的記載。[53]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澤東於1966年4、5月間給“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定罪。彭、羅、陸、楊四人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領導下的北京市委班底還是劉當年領導北方局時的老部下，彭真更是劉提拔倚重的親信。“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垮臺，使毛澤東得以控制中樞要地──首都、軍隊和中央辦公廳。劉少奇對此既未提出任何異議，也未作任何抵制，相反卻積極配合毛的部署，採取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井下石的態度。據李雪峰回憶，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爲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54] 劉少奇“點名”某人爲“反黨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劉點名抛出來的大概就包括他的親信彭真。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越共主席胡志明，會見時劉少奇告訴這位越共領導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者”，其問題已經解決了。[55] 當時在中共高層領導人當中，朱德對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持消極態度，因而被中央責令檢討，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
從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案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文革”初步部署的態度。在這個座談會上劉少奇說：“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彭真不接觸群衆，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顔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顔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爲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56]
毛澤東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難道劉少奇竟然會毫無覺察？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於5月18日作了發言，大談“政變經”，李雪峰和與會代表當時便知道矛頭指向了劉少奇：“他（指林彪）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麽”。[57]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不少人在毛發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還包括周恩來。[58] 既然劉少奇當時的地位危如累卵，他爲什麽還積極擁護毛澤東針對他的行動，毫不留情地尖銳批判自己的親信彭真？瞭解中共黨內政治文化的人其實不難明白，劉這麽做，除了表明他仍對毛心存僥倖外，不外是爲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不僅以自己堅決支援“文革”的態度爭取求得毛的諒解，還用犧牲別人──包括將他的親密戰友和老部下送進毛澤東的“文革”政治絞肉機──的方式換取自己的倖免。簡言之，劉少奇當時的所思所爲就是害人保己。 錯覺之二：劉少奇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確實以請教的方式婉轉地表達過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法的不同意見，但毛批評他後，劉便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以臣服姿態贊成並擁護這一提法了。
從1966年5月到7月，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這段時期內，劉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推動了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的“文革”運動。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以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59]
在劉鄧的一線中央的領導下，各地黨委批判鬥爭了數百名中央與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謂的“黑幫”、“三家村”，這些鬥爭物件無一不是經過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再抛出來交給“革命群衆”批鬥的。被批鬥者當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負責人，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負責人，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當時定性爲“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當時定性爲“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馬識途、李亞群、沙汀（當時定性爲“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當時定性爲“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當時定性爲“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當時定性爲“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人。僅在中南地區，被劉鄧的一線中央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兼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人。在教育界，劉鄧的一線中央還點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以及他與楊俊超等人的所謂“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定性爲“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定性爲“黑幫”）。在上海市，由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包括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周穀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的葉以群和王西彥等人。
此外，劉少奇在這段時期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一線中央領導人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劉、鄧、周與毛的“文革”派人物一起，“連續鬥垮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爲‘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60]”。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又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嚴厲批判了烏蘭夫。他們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從而將烏蘭夫打成繼彭真之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根據劉鄧的指示，華北局於7月底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該報告稱，“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爲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該報告給烏蘭夫做出的政治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自此烏蘭夫開始經歷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61]
長期以來許多人一直錯誤地以爲：上述這些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黑幫人物”是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支援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主持領導的一線中央，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的“革命群衆”──那時候“四人幫”和“造反派”還未出世呢！
顯然，就抓“黨內走資派”這一原則而言，毛澤東和劉少奇本來就沒有“路線”分歧，只是兩人的個人企圖不同而已。毛澤東想通過抓“中國的赫魯雪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劉少奇；而劉少奇則希望通過打擊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主管教育文藝和宣傳的高級幹部，保全自己。劉一廂情願地以爲，只要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就能滿足毛澤東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可以借此混戰而得以脫身。 錯覺之三：“文革”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運動展開？ 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62]，這顯然違背了史實。
在“文革”運動開始後的頭幾個月裏，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發動“文革”一直持肯定態度。例如，1966年7月2日，經毛批准，劉鄧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中發[66]336號文件）。該文件提到：“正在進行‘四清’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1966年7月23日，毛澤東同意下發的“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中發[66]378號文件）也提到：“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63] 事實上，由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政治運動，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慣例。“文革”初期最早派出的兩個工作組──以陳伯達爲首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以張承先爲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都是毛澤東同意和贊成的。[64] 所以鄧小平向《人民日報》負責人傳達中央指示時說：“由伯達同志爲首的工作組到人民日報，改變現狀，改變版面。使它真正成爲中央機關報，應指導和宣傳文化大革命。”[65]
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認爲：“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麽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援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鬥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裏被國家主席定性爲‘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66]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衆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67] 1966年“文革”爆發時全國有1百多萬大學生和數千萬中學生，再加上數百萬教師，如果按劉少奇劃定的1％的“右派指標”（在實踐中打擊範圍一定會擴大），將有近百萬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據北京的學生組織“文革”初期所作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8] 由此可見，劉少奇在殘酷迫害無辜群衆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毛澤東。
劉少奇派工作組抓“右派”這一做法其實是毛1957年對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之翻版，何況事先獲得毛的允准。因此，當毛1966年夏從外地回到北京，然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面尖銳地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時，劉明顯不服，認爲是毛出爾反爾，以致於兩人當面發生了爭執。其實，無論劉是否同意毛的主張，是否派出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前倨後恭、小心謹慎，甚至以犧牲親信同僚的政治生命來討毛的歡心，毛澤東都會尋找藉口把他打倒。毛澤東對劉少奇採取了先“引蛇出洞”再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權謀。“文革”初起，毛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託劉“相機處理運動問題[69]”。既然是“欲加之罪”，所以劉無論怎樣“相機處理”都會是“錯”的：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毛就指責他“鎮壓革命群衆”、執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同樣可以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對抗文化革命”。當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在各學校針對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師生大玩毛澤東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遊戲時，毛澤東正等著與劉少奇玩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遊戲。當時的局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以說，劉少奇自始至終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輸家。
考諸歷史，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是一個僞命題。因爲，“文革”初期，劉少奇的決定都報經毛的批准，而那時毛也從未提出過與劉少奇的政策主張有所區別的什麽“革命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初期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實就是這一時期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兩者是一回事。如果說毛與劉之間有所區別，那就是毛除了支援劉少奇的“文革”部署之外，還有另一套策劃，即躲在劉的背後，一面爲倒劉預作準備，一面等著抓劉的“辮子”；而劉站在前臺，既無法也無力抵抗毛的“暗算”。至於毛爲了打倒劉少奇而如何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其實是不難看清的
2009年3月23日 星期一
揭開周恩來之謎
揭開周恩來之謎
吳洪森 2007-01-06
對周恩來的評價，綜觀各種見解，可歸為三類：一是以中國官方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來光輝形像；其次是民間猶愛周恩來的某些人，認為周恩來有人情味。三是把周罵得一錢不值，指他卑鄙無恥、毫無人性，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為虎作倀。曾任毛私人醫生多年的李志綏就說周在毛面前低聲下氣，是個人格低下的人。這三種評價都可以用到周恩來頭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來印證，但都不能對矛盾現象自圓其說。 筆者經過近二十年的懷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覺得可以對周恩來的矛盾現象，作出綜合解釋了。為著行文方便，將基本上依照歷史本身的行程，進行分析。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回國抵達廣州。他一到廣州，就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為中將。周時年二十六歲，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 其實一切的關鍵在於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史達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就任命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以及在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甚麼訓，不是十分清楚嗎！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的代表。當時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己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了成為季米特洛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惲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東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上述名單憑記憶所及）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南昌起義（在這之前，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廣東省委已經下設軍事部，因此中共軍隊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恩來）。不久，毛澤東搞了秋收起義。毛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西，僅至半途，入馬己損七八成，餘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 按蘇聯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史達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派陳毅奪了毛澤東兵權，撤了毛的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史達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人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領導人和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半句。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讓劍拔弩張的雙方心平氣和講話，會議開了一天一夜之後，到第二天，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 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軍事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周恩來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只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為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都將被蔣介石消滅。其次，這支軍隊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斷，領導層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 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取得長征勝利。勝利的得來並非像中共所宣揚吹噓的那樣，是由於毛的英明指揮，毛碓實也打了一二次小勝仗，但最終能擺脫蔣介石圍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陰謀。 長征起先的意圖是兵分兩路，突圍到新疆或內蒙古中蘇交界處，在那兒背靠蘇聯建立根據地。蔣介石當然不會讓中共打了如意算盤，因此一直馬不停蹄沿著中共的逃跑路線圍追堵截。 毛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使紅四方面軍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人數上比毛的一方面軍要多得多。被騙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罪名。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在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地下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歷。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半個世紀前的整風，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只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爭鬥，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如果持續的目的是剷除劉少奇的殘餘勢力，為什麼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臺後絕大多數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 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上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嫡系。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毛澤東如對周的嫡系也同樣毫不留情，那等於是同周及其派系公開決戰，毛可把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的勢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願公開承認毛周之間在文革的爭鬥，甚至很荒謬地堅持說周是毛的親密戰友。他們如此宣揚時，顯然忘了這是有損于周的“光輝形像”的。毛發動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是他的親密戰友，豈不同樣罪責難逃！可是他們也無法為了周的“光輝形像”，去宣揚他和毛之間的衝突。因為在文革中，周恩來確實做了大量支持維護毛澤東的事。 他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 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 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在劉少奇問題上，最清楚不過地暴露了他這個有著“光輝形像”的“偉人”，實際上是個權欲私心極重、保護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劉少奇在中共黨內並沒有自己的幫派勢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團也僅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長、文革前調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其餘大多屬文教宣傳系統。 劉少奇憑這幾個毫無實力的人馬就反毛澤東，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從而蒙受沉冤？ 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反毛，但架空毛的舉動確實己有數年。大躍進失敗，全國陷入大饑荒後，６１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直截了當地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被迫在這次會議上作了檢討，並宣佈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被置之不理。這表明劉、彭己不把毛放在眼裏。與光杆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 結論很簡單，劉脫離了毛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言不發，坐得離毛遠遠的，不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 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個死黨，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實際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於軍隊中的勢力，劉少奇雖沒有半點，但周恩來卻至少和毛澤東旗鼓相當。而在八大元帥之中，周恩來的勢力遠大於毛澤東。（原是十大元帥，毛在廬山會議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懷，羅榮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帥到文革時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 按照周劉的盤算，他們採取逐步架空毛的戰術定可穩操膀券。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達到和毛並駕齊驅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掛的領袖頭像也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並列）。 可是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為了遮c自己的用心，卻在輿論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是個權力第一的人，他怎麼會滿足於輿論上做個帝王？６５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 竊聽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紅衛兵揭露楊尚昆罪行的大字報披露的，但詳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報只是說楊尚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搞特務手段，在毛主席的辦公室安裝竊聽器。據李志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佈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瞭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並且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擊，以提拔羅瑞卿去當總參謀長的方式，趕走了老跟在自己身邊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以為毛可被甜言蜜語蒙住，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們以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繼承者，如此毛將無反擊之力了。 他們低估了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沒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電臺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態。 毛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以拉練演習的名義，將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調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開入北京。 對林彪來說，不參與這場權力鬥爭，不調軍救駕，劉周得勢照樣會清除他。因此林彪從六三年起也參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讓接班人的形像專利只屬劉周一派。 毛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他意料的反擊和毛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可恥地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周恩來的退縮使毛亂中求勝的險棋輕易就得逞了。 俗話說，會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澤東小時候被他爹打過幾次，在他念初中時還被他爹揍過。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邊說，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嚇住了，從此以後不敢再打他。這次勝利，對毛的一生極其重要，使毛嘗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幹的甜頭，毛不按常理出牌，愛走極端，好耍無賴的個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關係。 中共為周辯護的觀點稱，周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鳴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還有什麼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丟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誰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國家命運? 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鈑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所謂的顧全大局，戳穿了只是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團利益。 周恩來的儒弱，毫無政治理想和為人原則，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得了搞掉劉少奇的勝利。但毛澤東並不善罷甘休，對毛來說，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因此，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就部署了對周的攻擊，第一次是利用一個名叫聯動的紅衛兵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揭露周恩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以求釋放。依文革時的極左政治，凡被捕發表脫党聲明的，便是叛徒。 對這一經歷，周恩來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他被捕後，國民黨士兵並沒有認出他，以為他是一般黨員，他的黃埔學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聞訊到獄中把他領出來釋放了他。至於脫黨啟事，他說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獄之後，白洋為了對上有所交待以他名義登的。 北京街頭大字報所公佈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別人，被揭露的人立刻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但揭露到周恩來頭上，卻是貼大字報的該紅衛兵組織“聯動”頭頭，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還將此事件解釋為，毛澤東不能忍受紅衛兵胡來搞到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頭上。 事實上，大字報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給紅衛兵的，整個事件都是毛澤東躲在杭州一手策劃的。北京街頭的大字報出紅衛兵還沖進中南海包圍了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了一天一夜，無論周怎麼勸說，紅衛兵就是不肯撤走。結果軍隊中有人出來保周了（據週三年後親口告訴到北京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軍隊中有人聽說他在中南海被圍困，就帶兵入京和紅衛兵發生了衝突，軍隊開槍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毛澤東，看到有火拼危險，就翻手將貼大字報和發動圍攻中南海的聯動頭頭以反革命罪抓起來，以表明他和此事件無關。 這使毛澤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周恩來在軍隊中勢力和影響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來的行動，就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想以此把周恩來在軍中的力量肅清。但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和武漢兵變。 有關懷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經廣為人知，這裏按下不表，我們來看看半年之後，６７年夏天發生的武漢兵變。 毛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本人也到武漢督陣，就發動 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到了武漢對陳再道說，把軍權交出來，跟我去北京包你沒事。陳大麻子就乖乖跟著周去北京。去了之後 果然沒什麼事。因為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稱糾軍內一小撮是毀我長城，要王關戚“還我長城”，這三個傻瓜就被投進監獄了。 揪軍內一小撮雖然放棄了，但軍內的分裂已經形成，為了平息和安撫軍界，也為了鞏固四人幫的地位，毛只好以犧牲林彪來換取軍隊團結。 軍隊中的力量難以觸動，毛就打算在輿論上搞跨周恩來，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來。但同樣是以毛的失敗告終，周是如何粉碎毛的進攻的，這方面材料中共絲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輿論就把毛的被迫退讓看作是江青瞞著毛在搞周恩來，把罪名全瀉到江青頭上。其實江青在受審時已一語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第三次反周，毛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已出盡。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個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 毛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個月，但他還是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的勢力，只是打倒了鄧小平。這場勝利且又是那麼短暫，毛一死，接管天下的還是周的勢力。所以說，毛周爭鬥的結果，最終取勝的還是周恩來。 然而，無論作為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來說，周恩來真的勝利了嗎？ 不少人為周辯解道，當時周若同毛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這種 結論。 從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來，卻不能成功來看，我們完全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多分勇氣，多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為虎作倀，中國百姓何至於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難！ 假如周同劉少奇一樣也迅速垮臺，文革也可早早結束，可偏偏這個怯懦的人又擁有那麼大的權勢，兩軍相持不下，民眾陪綁陪斬十一年。 周恩來一生如有後悔，定會後悔拋棄劉少奇，作可恥退讓吧！劉少奇慘死獄中之際，口裏叫駡、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吧！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藉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資訊。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聽他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資訊：他在黨內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的節。 當時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這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已成流行辭彙，不覺有什麼特別了。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力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他們來聽此報告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 “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總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復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在軍中不滿和對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與毛之間，將處於直接衝突了。他要讓中共高級幹部事先有個心理準備，當毛想清除他時，他們將支持誰，周恩來特別強調自己當年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這實際上暗示在場的官僚，你們不要因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一旦鑄成大錯，終生後悔。 周恩來另一不尋常舉動是，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檔保存，實際上就是允許他的講話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和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爭執不下，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因此請求黨中央解除他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像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他毫無道德。當不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嫺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沒人能辨別出來。周恩來“人情味”的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 西安事變中，周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說的，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己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含？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的。 這就是周恩來！ 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個形像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 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作為總理，褻瀆了總理的職責，其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得讚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恩來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失去權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這分明是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被拋離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博古和蘇聯顧問李德，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周這個人就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幹裏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文革開始，他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拼命為自己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們手中只剩下周恩來這一條“光輝形像”了。然而這個“光輝形像”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以這樣的形像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份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吳洪森 2007-01-06
對周恩來的評價，綜觀各種見解，可歸為三類：一是以中國官方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來光輝形像；其次是民間猶愛周恩來的某些人，認為周恩來有人情味。三是把周罵得一錢不值，指他卑鄙無恥、毫無人性，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為虎作倀。曾任毛私人醫生多年的李志綏就說周在毛面前低聲下氣，是個人格低下的人。這三種評價都可以用到周恩來頭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來印證，但都不能對矛盾現象自圓其說。 筆者經過近二十年的懷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覺得可以對周恩來的矛盾現象，作出綜合解釋了。為著行文方便，將基本上依照歷史本身的行程，進行分析。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回國抵達廣州。他一到廣州，就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為中將。周時年二十六歲，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 其實一切的關鍵在於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史達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就任命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以及在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甚麼訓，不是十分清楚嗎！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的代表。當時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己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了成為季米特洛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惲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東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上述名單憑記憶所及）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南昌起義（在這之前，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廣東省委已經下設軍事部，因此中共軍隊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恩來）。不久，毛澤東搞了秋收起義。毛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西，僅至半途，入馬己損七八成，餘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 按蘇聯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史達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派陳毅奪了毛澤東兵權，撤了毛的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史達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人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領導人和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半句。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讓劍拔弩張的雙方心平氣和講話，會議開了一天一夜之後，到第二天，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 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軍事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周恩來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只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為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都將被蔣介石消滅。其次，這支軍隊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斷，領導層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 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取得長征勝利。勝利的得來並非像中共所宣揚吹噓的那樣，是由於毛的英明指揮，毛碓實也打了一二次小勝仗，但最終能擺脫蔣介石圍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陰謀。 長征起先的意圖是兵分兩路，突圍到新疆或內蒙古中蘇交界處，在那兒背靠蘇聯建立根據地。蔣介石當然不會讓中共打了如意算盤，因此一直馬不停蹄沿著中共的逃跑路線圍追堵截。 毛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使紅四方面軍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人數上比毛的一方面軍要多得多。被騙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罪名。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在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地下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歷。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半個世紀前的整風，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只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爭鬥，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如果持續的目的是剷除劉少奇的殘餘勢力，為什麼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臺後絕大多數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 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上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嫡系。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毛澤東如對周的嫡系也同樣毫不留情，那等於是同周及其派系公開決戰，毛可把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的勢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願公開承認毛周之間在文革的爭鬥，甚至很荒謬地堅持說周是毛的親密戰友。他們如此宣揚時，顯然忘了這是有損于周的“光輝形像”的。毛發動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是他的親密戰友，豈不同樣罪責難逃！可是他們也無法為了周的“光輝形像”，去宣揚他和毛之間的衝突。因為在文革中，周恩來確實做了大量支持維護毛澤東的事。 他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 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 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在劉少奇問題上，最清楚不過地暴露了他這個有著“光輝形像”的“偉人”，實際上是個權欲私心極重、保護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劉少奇在中共黨內並沒有自己的幫派勢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團也僅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長、文革前調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其餘大多屬文教宣傳系統。 劉少奇憑這幾個毫無實力的人馬就反毛澤東，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從而蒙受沉冤？ 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反毛，但架空毛的舉動確實己有數年。大躍進失敗，全國陷入大饑荒後，６１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直截了當地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被迫在這次會議上作了檢討，並宣佈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被置之不理。這表明劉、彭己不把毛放在眼裏。與光杆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 結論很簡單，劉脫離了毛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言不發，坐得離毛遠遠的，不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 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個死黨，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實際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於軍隊中的勢力，劉少奇雖沒有半點，但周恩來卻至少和毛澤東旗鼓相當。而在八大元帥之中，周恩來的勢力遠大於毛澤東。（原是十大元帥，毛在廬山會議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懷，羅榮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帥到文革時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 按照周劉的盤算，他們採取逐步架空毛的戰術定可穩操膀券。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達到和毛並駕齊驅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掛的領袖頭像也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並列）。 可是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為了遮c自己的用心，卻在輿論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是個權力第一的人，他怎麼會滿足於輿論上做個帝王？６５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 竊聽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紅衛兵揭露楊尚昆罪行的大字報披露的，但詳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報只是說楊尚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搞特務手段，在毛主席的辦公室安裝竊聽器。據李志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佈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瞭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並且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擊，以提拔羅瑞卿去當總參謀長的方式，趕走了老跟在自己身邊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以為毛可被甜言蜜語蒙住，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們以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繼承者，如此毛將無反擊之力了。 他們低估了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沒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臺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電臺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態。 毛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以拉練演習的名義，將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調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開入北京。 對林彪來說，不參與這場權力鬥爭，不調軍救駕，劉周得勢照樣會清除他。因此林彪從六三年起也參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讓接班人的形像專利只屬劉周一派。 毛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他意料的反擊和毛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可恥地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周恩來的退縮使毛亂中求勝的險棋輕易就得逞了。 俗話說，會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澤東小時候被他爹打過幾次，在他念初中時還被他爹揍過。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邊說，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嚇住了，從此以後不敢再打他。這次勝利，對毛的一生極其重要，使毛嘗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幹的甜頭，毛不按常理出牌，愛走極端，好耍無賴的個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關係。 中共為周辯護的觀點稱，周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鳴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還有什麼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丟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誰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國家命運? 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鈑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所謂的顧全大局，戳穿了只是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團利益。 周恩來的儒弱，毫無政治理想和為人原則，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得了搞掉劉少奇的勝利。但毛澤東並不善罷甘休，對毛來說，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因此，就在劉少奇迅速垮臺的同時，毛就部署了對周的攻擊，第一次是利用一個名叫聯動的紅衛兵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揭露周恩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以求釋放。依文革時的極左政治，凡被捕發表脫党聲明的，便是叛徒。 對這一經歷，周恩來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他被捕後，國民黨士兵並沒有認出他，以為他是一般黨員，他的黃埔學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聞訊到獄中把他領出來釋放了他。至於脫黨啟事，他說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獄之後，白洋為了對上有所交待以他名義登的。 北京街頭大字報所公佈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別人，被揭露的人立刻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但揭露到周恩來頭上，卻是貼大字報的該紅衛兵組織“聯動”頭頭，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還將此事件解釋為，毛澤東不能忍受紅衛兵胡來搞到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頭上。 事實上，大字報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給紅衛兵的，整個事件都是毛澤東躲在杭州一手策劃的。北京街頭的大字報出紅衛兵還沖進中南海包圍了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了一天一夜，無論周怎麼勸說，紅衛兵就是不肯撤走。結果軍隊中有人出來保周了（據週三年後親口告訴到北京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軍隊中有人聽說他在中南海被圍困，就帶兵入京和紅衛兵發生了衝突，軍隊開槍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毛澤東，看到有火拼危險，就翻手將貼大字報和發動圍攻中南海的聯動頭頭以反革命罪抓起來，以表明他和此事件無關。 這使毛澤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周恩來在軍隊中勢力和影響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來的行動，就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想以此把周恩來在軍中的力量肅清。但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和武漢兵變。 有關懷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經廣為人知，這裏按下不表，我們來看看半年之後，６７年夏天發生的武漢兵變。 毛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本人也到武漢督陣，就發動 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到了武漢對陳再道說，把軍權交出來，跟我去北京包你沒事。陳大麻子就乖乖跟著周去北京。去了之後 果然沒什麼事。因為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稱糾軍內一小撮是毀我長城，要王關戚“還我長城”，這三個傻瓜就被投進監獄了。 揪軍內一小撮雖然放棄了，但軍內的分裂已經形成，為了平息和安撫軍界，也為了鞏固四人幫的地位，毛只好以犧牲林彪來換取軍隊團結。 軍隊中的力量難以觸動，毛就打算在輿論上搞跨周恩來，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來。但同樣是以毛的失敗告終，周是如何粉碎毛的進攻的，這方面材料中共絲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輿論就把毛的被迫退讓看作是江青瞞著毛在搞周恩來，把罪名全瀉到江青頭上。其實江青在受審時已一語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第三次反周，毛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已出盡。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個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 毛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個月，但他還是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的勢力，只是打倒了鄧小平。這場勝利且又是那麼短暫，毛一死，接管天下的還是周的勢力。所以說，毛周爭鬥的結果，最終取勝的還是周恩來。 然而，無論作為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來說，周恩來真的勝利了嗎？ 不少人為周辯解道，當時周若同毛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臺。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這種 結論。 從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來，卻不能成功來看，我們完全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多分勇氣，多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為虎作倀，中國百姓何至於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難！ 假如周同劉少奇一樣也迅速垮臺，文革也可早早結束，可偏偏這個怯懦的人又擁有那麼大的權勢，兩軍相持不下，民眾陪綁陪斬十一年。 周恩來一生如有後悔，定會後悔拋棄劉少奇，作可恥退讓吧！劉少奇慘死獄中之際，口裏叫駡、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吧！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藉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資訊。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聽他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資訊：他在黨內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的節。 當時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這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已成流行辭彙，不覺有什麼特別了。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力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他們來聽此報告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 “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總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復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在軍中不滿和對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與毛之間，將處於直接衝突了。他要讓中共高級幹部事先有個心理準備，當毛想清除他時，他們將支持誰，周恩來特別強調自己當年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這實際上暗示在場的官僚，你們不要因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一旦鑄成大錯，終生後悔。 周恩來另一不尋常舉動是，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檔保存，實際上就是允許他的講話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和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爭執不下，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因此請求黨中央解除他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像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他毫無道德。當不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嫺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沒人能辨別出來。周恩來“人情味”的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 西安事變中，周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說的，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己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含？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的。 這就是周恩來！ 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個形像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 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作為總理，褻瀆了總理的職責，其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得讚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恩來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失去權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這分明是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被拋離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博古和蘇聯顧問李德，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周這個人就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幹裏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文革開始，他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拼命為自己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們手中只剩下周恩來這一條“光輝形像”了。然而這個“光輝形像”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以這樣的形像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份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2009年2月5日 星期四
原罪與救贖
原罪與救贖我對西方基督教神學的領會原罪Original Sin的說法起因於聖經創世紀上帝以六天的時間創造世界也創造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並把兩人放到伊甸園伊甸園是人的天堂樂園裏面一切的供給無缺永遠歡樂永遠年輕沒有時間的磨難最重要的是沒有生老病死但是上帝給人設下一個警告亞當和夏娃可以享用所有果實唯獨園中知識之樹的果實絕對不能吃否則會有不可測的後果亞當和夏娃渡過不知多久的好日子很不幸有一天亞當不在時夏娃因為好奇心驅使又受到蛇的引誘吃下知識之樹的果實知識之樹的果實是美味可口的夏娃吃下後卻驚覺自己赤身露體感到無比羞恥找到樹葉把身體蓋住亞當回來後夏娃把美味的知識之樹的果實介紹給他亞當經不起慫恿也吃下去剛剛吃下一半上帝就發現此事蘋果尚未落入腹中所以亞當的喉結就脹大起來上帝知道兩人違背信諾懲罰兩人離開伊甸園投入永遠的生老病死旅程但是上帝仍然給兩人生養眾多後代的祝福舊約聖經時代是人在世上墮落與接受懲罰的紀錄從耶穌以聖跡啟示人以後新約聖經時代人開始體會上帝的愛與救贖原罪的說法其實直到第四世紀聖奧古斯汀時代才確立教會承認是人背叛神, 從此人就背負著原罪,人要向上帝認罪,重新受上帝接納,成為基督徒回到上帝身邊,而犧牲自己為人贖罪的耶穌,是人重新歸向主的橋樑｡原罪的說法對西洋文化影響重大人的肉體在世上墮落受苦的過程在精神上終於找到出路就是要先認罪懺悔這是獲得救贖的第一步西方基督教神學給我的啟發,我認為中國人的原罪比西洋人更重,人背叛神, 是一種心靈世界的,想像中的,神學或哲學上的背叛,人背叛人,卻是現世的, 實質的背叛,中國人精神墮落與失去尊嚴的起點自從大周皇帝武則天創立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以來,人背叛人的事情,就無時無刻不在神州大地進行,整人手段之毒辣凶狠,羅織罪名之輕易方便,一代比一代可怕,中國民間的情義相報,早已名存實亡,無怪乎孫中山形容,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中國的皇帝從來就是陽儒陰法,儒家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表面的治國大道,法家韓非子重勢重術重法, 威服臣下乃是真相,重特務,重間諜,天天打小報告,才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重心;天下是皇帝私產,皇帝對人民總是抱持著防範之心,對特務組織的回報,往往照單全收, 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走一人,據歷史家研究,明太祖時代的宰相胡惟庸謀反案, 與大將軍藍玉案,起因是有人密報兩人意圖造反,當事人立即被下獄嚴辦,並且寫下自白書認罪,因為株連太廣,誅殺的關係人達五萬人以上,功臣國士傷亡殆盡,明末崇禎皇帝殺大將軍袁崇煥, 斷送國家命脈,就是誤信打小報告內容為真,其實中了多爾袞的反間計｡特務監視系統毀掉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賴關係,中國人因此而不能團結,曾經有個笑話說,一個日本人什麼都不會做,要等上級指導,三個日本人就能團結成堅強的組織,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中國人正好相反,一個中國人什麼都會做,三個中國人就分成三派,總是忙著拉一派打一派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紅眼症總是壞了別人好事｡耶穌所啟示上帝的愛與救贖並不是深奧的大道理耶穌告訴門徒和信眾要愛你的鄰居甚至要愛你的敵人有人打你左臉你右臉也讓他打以犧牲換取信任耶穌實踐犧牲到底的信念為人而死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道成肉身但是後代的羅馬人卻因基督徒的堅忍和愛心而接受基督的信仰中國人不信上帝不承認人背負著原罪但是性善性惡的爭論也持續了兩三千年我認為大周皇帝武則天創立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鼓勵人與人互相舉報以來中國人的惡性就愈來愈嚴重等到二十世紀辯證唯物論傳入中國中國人善性的火苗就完全被澆熄終於演出文化大革命人害人人吃人的悲劇這個悲劇的果實我們今天還吐不出來對法輪功毫無根據的關押迫Hai正是中國人罪孽深重的現代實例中國人雖然不接受上帝信仰難道永遠無法獲得救贖只要聽大哥勸告就是首先要認罪懺悔不再做人舉報人人陷害人的惡事這是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擺脫精神墮落與找回人性尊嚴的起點
2009年2月3日 星期二
論傳統中醫發展困境的根本解決辦法
論傳統中醫發展困境的根本解決辦法──廢止中醫特考與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 亓 允 文 醫師
序 言 傳統中醫發展方向的爭議，自明末西學東漸 之後，歷經四百多年末嘗間斷。傳統保守派以發 揚國粹、拒斥西學爲己任，清末唐宗海＜中西彙 通醫經精義＞認爲：〝今泰西各國通於中土，不 但機器矜能，即醫學亦詆中國爲非，豈知中國宋 元後醫誠可訾議，若秦漢三代所傳，內難仲景之 書，極爲精確，迥非西醫所及。“全盤西化派又 完全無視傳統醫療曾經發揮的貢獻與價值，清末吳汝綸曾說：“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賁育之與童 子。．．故河間、丹溪、東垣、景岳諸書，盡可付之一炬。“民國三年，教育總長汪大燮亦主 張廢除中醫。（注１） 其實以病患的觀點來看，只要治病有效果， 就是正確的冶療方法，不必刻意區別中、西醫的 差異。如果中、西醫各持己見互相排斥，絕非合 乎科學原則的理性態度
傳統中醫藥在歷史上有輝煌的貢獻，固然不 可否認，但是整體而言，不脫經驗醫學的色彩。 現代西方醫學所發展的實驗醫學，理論精審、診 斷確實、療效明快，已爲衆所公認。因此，傳統 中醫必須追求現代化與科學化的目標，近年來已 逐漸形成各界共識。但是其具體執行的步驟或方 法，卻在國內中、西醫界有不一致的看法。 當前中醫養成教育應該如何建立制度，並不 受中醫界重視，傳統中醫所極力爭取的解決辦法 ，只是速成應景的中醫特考。
中藥科學化的工作，在目前中藥界的做法， 是將生藥、草藥磨成粉狀，做成錠劑或膠囊，殊 不知如此改進，僅達到西藥衆多優點中，服藥方 便的一項要求而已。藥物治療科學化的正確內涵 ，如對於分離生藥作用劑、拮抗劑的成份，藥物 作用機轉的分析，毒性及副作用的研究等等，卻無力進行。（注２、３）例如中藥遵古法配製的小兒科成藥“八寶粉”，常被檢出含有鉛或汞等重金屬成份，對幼兒的腦發育傷害至大，過量猶可致死。這個遠古煉丹時代遺留的藥方，竟然沒有中藥界人士出面糾正，可見中西醫學隔閡不通，已潛存可怕的危害，輕可傷身，重則致命。
傳統中醫面臨的困境
個人比較中西醫學發展的歷史，發現傳統中醫面臨現代西方醫學與科學之挑戰時，受困於下面四項猶待解決的難題：（一）傳統陰陽五行理論過於簡略，是哲學思想而非科學理論。（二）中、西醫學之間缺乏溝通，使傳統醫學對生理學與解剖學的誤解，無法辨正。（三）傳統中醫欠缺現代的實驗與診斷工具。（四）教學、研究、實驗與討論的制度，至今未受重視。 雖然身處現在的科學時代，傳統中醫在理論基礎上，非常堅持古代陰陽五行的觀念，似乎抽離陰陽五行的概念，中醫就不再是中醫，而失去其立足的根本。這個似是而非的錯誤想法，卻支配著當代的中醫大環境。因此，考試院國家中醫師特考的範圍，仍將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等古籍，列爲必考教材，考題亦采背誦古書的方式。這種考試形態的荒謬之處，恰似要求現代的西方醫學院畢業生，必須能背誦古希臘時代的四體液說，方准許發給醫師證書。更不合理的是，中醫師特考完全不限制應考者的學經歷，任何人只要肯下工夫背誦古籍，再進入特考補習班 ，補充些生理學、藥理學等應付考試的知識，通 過特考後，立刻成爲合法的中醫師。 吾人深知，醫學是濟世救人的事業，而非僅 圖賺取生活費用的謀生本領，倘若只爲遷就某些 家族袓傳儒醫的身份地位，而大開方便之門，雖 然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卻徹底毀壞中國傳 統醫學長遠發展的百年大計。 如欲挽回傳統中醫在歷史上的輝煌地位，勢 必應該改弦易轍，立刻廢止中醫特考這個不合理 的制度。 批評者或許會說，身爲中國人，難道忍心見 到中醫的前途就此斷送，數典忘祖，將會成爲中 華民族歷史的罪人。其實中國傳統醫學欲完成 現代化與科學化目標的根本之圖，還是在於建立 公平合理的制度，來達到振興中醫的目的。因此 我們認爲，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是解決傳統 醫學出路的根本手段。
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的意義 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有幾項重大的意義 ：
首先，這項政策表現出政府已經認知到，中國 傳統醫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必須振興起來，才 能與中國的歷史緊密銜接，而不再僅做爲西方醫 學的扈從。其次，中國傳統醫藥的內容廣博，有 待後人研究的論題，何止萬端？這些研究專案所 需的人才與經費，絕非私立機構之力所足以承擔 。第三，古籍中生理學與解剖學等各方面的繆誤 之處，將因研究機構之成立，而可得到合乎科學 的辨正。第四，古書中的種種理論，可以並入傳 統醫學史的內容，而不可僅是要求現代中醫強加 背誦，甚至企圖以古代理論，指導一切的診斷與 治療之基礎。第五，現代的實驗與診斷方法，如 果列入中醫藥學院的基礎課程，將使現代中醫也 能趕上時代，不再偏執一方。（特考及格中醫對 西方醫學的內涵全無理解，常以爲自己既是合法 醫師，只要開放其使用現代的醫療儀器，就算完 成中醫現代化的工作。）第六，教學、研究，實 驗與討論的制度，將因國家級中醫藥大學的成立，而有良好的開端。
美國發展針灸醫療的經驗與制度
現在嘗試參考美國發展針灸醫學的模式，做 爲適當的比較範例。美國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之後，發現針灸治療的神奇效果，因此有數州研議成立針灸學院，並要求針灸師應該接受學院的 教育課程及通過資格認定的考試。針灸學院成立後，擁有教學場所及研究經費，又創辦針灸醫療的學術期刊，因此很快就建立相當的規模。 目前國內有數碼研究針灸術知名的西醫界先進，最初就是在美國接觸與學習針灸療法。設想 我國如果早於三十年前成立國立中醫藥大學，幾 位醫界前輩，恐怕將是去美國傳授而非學習針灸 醫術，可見禮失而求諸野，確是事實。我們本身 不能自立自強，建立自己的醫學制度，難怪要遭 受西方醫學機構，強迫我們參加針灸證書考試的 羞辱。
西方醫學在制度上的改革是其領先世界的基礎
西方醫學的發展，自文藝復興時代以後，因 爲求真精神與自由思想交互激蕩之下，其進步可 謂一日千里。在他們醫療體系結構性的轉變之中，發明四項影響深遠的制度，足以確保其領先地 位。 （一）醫學院、醫院、醫學會與醫學期刊的制度 化。 這種良好的制度，使西方醫學界人士能夠擁有累積醫學知識，提供研究環境，公開發表 新成果與新觀念的場合和機會；教學、研究、實驗與討論，從此不再僅由少數人私下進行，而能彙聚衆人的力量，做大規模的前瞻性計劃。這種完善的制度，獲得西方醫學界人士一致的認同。前人研究的成果，完全成爲後繼者的堅實基礎，醫學的進步類似攀登階梯，一代比一 代高。 傳統中醫的發展模式，卻依然停頓在私藏秘 技、敝帚自珍的封閉狀態，相互之間，從無溝通 討論的習慣。傳統的理論不容置疑一辭，只能等 待五百年方才出現一次的聖人，做出些微的改進 。因此，中醫的進步，好像兒童的吹肥皂泡遊戲 ，儘管偶有曇花一現的驚人表現，一旦錯失交臂 ，後繼者又陷入迷霧之中，頓失指引，同樣的失 敗經驗，一再無謂的重復發生。 （二）獎勵制度，扭轉藏私的風氣 前輩保留一手的不當風氣，在中國一直爲 人所詬病，但是大家卻也拿不出任何解決辦法。 教學者有所保留，不肯以秘方絕技公諸世人 ，並不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西方醫學史上， 産鉗的發明與應用，就是相當明顯的例證，發明 者在家族內秘密傳授，經歷多年之後，方被重金 價購而流傳開來。 今日西方學術界的風氣已經徹底改變，因爲 他們所發明良好的獎勵制度，評斷學術成就的標 准，不再著眼於候選者是否學富五車或是位高權 重，而是看他有無創見發明（New idea），所發 表的成果報告是否爲第一手資料（Original material）。 這樣合理的制度，使得大家迫不及待地，將 自己的心得儘早公開，深怕被別人搶得先機，而 其先後順序的客觀標準，就是發表在學術期刊上 時間的遲早（故今日的西方學術期刊皆會登載收 到論文的時間）。 經由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公開評審的結果，客觀公正的標準自然可以建立，研究者的貢獻也 得到大衆的肯定。今日世界上最負盛名的諾貝爾獎，已是舉世敬重的名譽象徵。可見良好的獎勵 制度，的確已徹底扭轉“藏私”的不良風氣。 （三）專利制度保障智慧財産權 中國人向來看輕智慧發明的價值，因此社會 上盜錄、盜印、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的現象，常被視爲理所當然，毫無羞愧之感。人人寧願守株待兔，也不願辛辛苦苦地研究發明新産品，殊不知 ，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很快就要陷入一無所有的悲慘境地。 西方社會對智慧財産的保障卻是不遺餘力，以西藥中胃藥泰胃美（Tagamet）爲例，它的開發過程耗資巨萬，投注無數人力與心血，但是一 旦開發成功，因爲取得專利權的保障，藥廠與發明人立刻名利雙收，這就是何以許多世界知名的藥廠，願意不計花費開發新藥的潛在支援力量。 （四）專科醫師制度實現終生教育的理想 醫學不是停滯的，而是隨著時代演進，不斷發展與進步的學問。跨出醫學院的校門，並不是抛開書本的學習終點，而是專科教育的起點。專科醫師在自身所從事的領域中，應該隨時跟上時代的進展，因此各科的醫學會，就是執行繼續教育的場所。專科醫師制度是保持醫師與時俱進的最佳利器，也促成醫學界人士接受“終生教育” 的觀念。但是專科醫師制度並非出於強制性的要 求，而是依個人興趣與榮譽感，來支援醫學會的活動，以維持學會的存續和發展，醫學會舉辦的各種討論會，亦成爲醫師們發表成績，交換行醫心得的場合。 反觀傳統中醫，至今仍爲師承門派的遺風所局限一隅，不能敝開心胸，放眼環顧外界的鉅大改變，反而力主堅持陰陽五行的古老理論，言必稱黃帝，藥必稱本草，謹守古方古法的結果，不 但不能光耀祖先，反倒誤人誤己，苟延殘喘而已。
結語
融合中、西醫學是艱鉅的重大工程，不可能有何靈丹妙藥或是後門捷徑，只有在制度上能做根本的改革，才有發展的餘地。身爲現代中國醫學工作者，倘若只甘心於亦步亦趨地，跟隨在西方醫學之後，永遠不可能有超越西方醫學的成就。如果只是固守著祖先的昔日光榮，也只能做個井底之蛙，難見天日。能夠擷取中、西醫學的優點，發展出中國的現代醫學，當是今日醫學界真正的重大責任。 推薦讀物注１：陳勝崑著：西方醫學傳到中國的經過及反 響（葉頌壽等譯西方醫學史第十三章）當 代醫學叢書(民國67年。)注２：楊玲玲著：研究中藥的正確方法，科學月 刊，第二十卷六期，422頁，民國78年。注３：亓允文著：中藥科學化的基本途徑，科學 月刊，第二十卷六期，480頁。民國78年
序 言 傳統中醫發展方向的爭議，自明末西學東漸 之後，歷經四百多年末嘗間斷。傳統保守派以發 揚國粹、拒斥西學爲己任，清末唐宗海＜中西彙 通醫經精義＞認爲：〝今泰西各國通於中土，不 但機器矜能，即醫學亦詆中國爲非，豈知中國宋 元後醫誠可訾議，若秦漢三代所傳，內難仲景之 書，極爲精確，迥非西醫所及。“全盤西化派又 完全無視傳統醫療曾經發揮的貢獻與價值，清末吳汝綸曾說：“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賁育之與童 子。．．故河間、丹溪、東垣、景岳諸書，盡可付之一炬。“民國三年，教育總長汪大燮亦主 張廢除中醫。（注１） 其實以病患的觀點來看，只要治病有效果， 就是正確的冶療方法，不必刻意區別中、西醫的 差異。如果中、西醫各持己見互相排斥，絕非合 乎科學原則的理性態度
傳統中醫藥在歷史上有輝煌的貢獻，固然不 可否認，但是整體而言，不脫經驗醫學的色彩。 現代西方醫學所發展的實驗醫學，理論精審、診 斷確實、療效明快，已爲衆所公認。因此，傳統 中醫必須追求現代化與科學化的目標，近年來已 逐漸形成各界共識。但是其具體執行的步驟或方 法，卻在國內中、西醫界有不一致的看法。 當前中醫養成教育應該如何建立制度，並不 受中醫界重視，傳統中醫所極力爭取的解決辦法 ，只是速成應景的中醫特考。
中藥科學化的工作，在目前中藥界的做法， 是將生藥、草藥磨成粉狀，做成錠劑或膠囊，殊 不知如此改進，僅達到西藥衆多優點中，服藥方 便的一項要求而已。藥物治療科學化的正確內涵 ，如對於分離生藥作用劑、拮抗劑的成份，藥物 作用機轉的分析，毒性及副作用的研究等等，卻無力進行。（注２、３）例如中藥遵古法配製的小兒科成藥“八寶粉”，常被檢出含有鉛或汞等重金屬成份，對幼兒的腦發育傷害至大，過量猶可致死。這個遠古煉丹時代遺留的藥方，竟然沒有中藥界人士出面糾正，可見中西醫學隔閡不通，已潛存可怕的危害，輕可傷身，重則致命。
傳統中醫面臨的困境
個人比較中西醫學發展的歷史，發現傳統中醫面臨現代西方醫學與科學之挑戰時，受困於下面四項猶待解決的難題：（一）傳統陰陽五行理論過於簡略，是哲學思想而非科學理論。（二）中、西醫學之間缺乏溝通，使傳統醫學對生理學與解剖學的誤解，無法辨正。（三）傳統中醫欠缺現代的實驗與診斷工具。（四）教學、研究、實驗與討論的制度，至今未受重視。 雖然身處現在的科學時代，傳統中醫在理論基礎上，非常堅持古代陰陽五行的觀念，似乎抽離陰陽五行的概念，中醫就不再是中醫，而失去其立足的根本。這個似是而非的錯誤想法，卻支配著當代的中醫大環境。因此，考試院國家中醫師特考的範圍，仍將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等古籍，列爲必考教材，考題亦采背誦古書的方式。這種考試形態的荒謬之處，恰似要求現代的西方醫學院畢業生，必須能背誦古希臘時代的四體液說，方准許發給醫師證書。更不合理的是，中醫師特考完全不限制應考者的學經歷，任何人只要肯下工夫背誦古籍，再進入特考補習班 ，補充些生理學、藥理學等應付考試的知識，通 過特考後，立刻成爲合法的中醫師。 吾人深知，醫學是濟世救人的事業，而非僅 圖賺取生活費用的謀生本領，倘若只爲遷就某些 家族袓傳儒醫的身份地位，而大開方便之門，雖 然成全一家一人的謀生之路，卻徹底毀壞中國傳 統醫學長遠發展的百年大計。 如欲挽回傳統中醫在歷史上的輝煌地位，勢 必應該改弦易轍，立刻廢止中醫特考這個不合理 的制度。 批評者或許會說，身爲中國人，難道忍心見 到中醫的前途就此斷送，數典忘祖，將會成爲中 華民族歷史的罪人。其實中國傳統醫學欲完成 現代化與科學化目標的根本之圖，還是在於建立 公平合理的制度，來達到振興中醫的目的。因此 我們認爲，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是解決傳統 醫學出路的根本手段。
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的意義 成立國家級傳統醫藥大學，有幾項重大的意義 ：
首先，這項政策表現出政府已經認知到，中國 傳統醫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必須振興起來，才 能與中國的歷史緊密銜接，而不再僅做爲西方醫 學的扈從。其次，中國傳統醫藥的內容廣博，有 待後人研究的論題，何止萬端？這些研究專案所 需的人才與經費，絕非私立機構之力所足以承擔 。第三，古籍中生理學與解剖學等各方面的繆誤 之處，將因研究機構之成立，而可得到合乎科學 的辨正。第四，古書中的種種理論，可以並入傳 統醫學史的內容，而不可僅是要求現代中醫強加 背誦，甚至企圖以古代理論，指導一切的診斷與 治療之基礎。第五，現代的實驗與診斷方法，如 果列入中醫藥學院的基礎課程，將使現代中醫也 能趕上時代，不再偏執一方。（特考及格中醫對 西方醫學的內涵全無理解，常以爲自己既是合法 醫師，只要開放其使用現代的醫療儀器，就算完 成中醫現代化的工作。）第六，教學、研究，實 驗與討論的制度，將因國家級中醫藥大學的成立，而有良好的開端。
美國發展針灸醫療的經驗與制度
現在嘗試參考美國發展針灸醫學的模式，做 爲適當的比較範例。美國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之後，發現針灸治療的神奇效果，因此有數州研議成立針灸學院，並要求針灸師應該接受學院的 教育課程及通過資格認定的考試。針灸學院成立後，擁有教學場所及研究經費，又創辦針灸醫療的學術期刊，因此很快就建立相當的規模。 目前國內有數碼研究針灸術知名的西醫界先進，最初就是在美國接觸與學習針灸療法。設想 我國如果早於三十年前成立國立中醫藥大學，幾 位醫界前輩，恐怕將是去美國傳授而非學習針灸 醫術，可見禮失而求諸野，確是事實。我們本身 不能自立自強，建立自己的醫學制度，難怪要遭 受西方醫學機構，強迫我們參加針灸證書考試的 羞辱。
西方醫學在制度上的改革是其領先世界的基礎
西方醫學的發展，自文藝復興時代以後，因 爲求真精神與自由思想交互激蕩之下，其進步可 謂一日千里。在他們醫療體系結構性的轉變之中，發明四項影響深遠的制度，足以確保其領先地 位。 （一）醫學院、醫院、醫學會與醫學期刊的制度 化。 這種良好的制度，使西方醫學界人士能夠擁有累積醫學知識，提供研究環境，公開發表 新成果與新觀念的場合和機會；教學、研究、實驗與討論，從此不再僅由少數人私下進行，而能彙聚衆人的力量，做大規模的前瞻性計劃。這種完善的制度，獲得西方醫學界人士一致的認同。前人研究的成果，完全成爲後繼者的堅實基礎，醫學的進步類似攀登階梯，一代比一 代高。 傳統中醫的發展模式，卻依然停頓在私藏秘 技、敝帚自珍的封閉狀態，相互之間，從無溝通 討論的習慣。傳統的理論不容置疑一辭，只能等 待五百年方才出現一次的聖人，做出些微的改進 。因此，中醫的進步，好像兒童的吹肥皂泡遊戲 ，儘管偶有曇花一現的驚人表現，一旦錯失交臂 ，後繼者又陷入迷霧之中，頓失指引，同樣的失 敗經驗，一再無謂的重復發生。 （二）獎勵制度，扭轉藏私的風氣 前輩保留一手的不當風氣，在中國一直爲 人所詬病，但是大家卻也拿不出任何解決辦法。 教學者有所保留，不肯以秘方絕技公諸世人 ，並不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西方醫學史上， 産鉗的發明與應用，就是相當明顯的例證，發明 者在家族內秘密傳授，經歷多年之後，方被重金 價購而流傳開來。 今日西方學術界的風氣已經徹底改變，因爲 他們所發明良好的獎勵制度，評斷學術成就的標 准，不再著眼於候選者是否學富五車或是位高權 重，而是看他有無創見發明（New idea），所發 表的成果報告是否爲第一手資料（Original material）。 這樣合理的制度，使得大家迫不及待地，將 自己的心得儘早公開，深怕被別人搶得先機，而 其先後順序的客觀標準，就是發表在學術期刊上 時間的遲早（故今日的西方學術期刊皆會登載收 到論文的時間）。 經由學者專家組成委員會公開評審的結果，客觀公正的標準自然可以建立，研究者的貢獻也 得到大衆的肯定。今日世界上最負盛名的諾貝爾獎，已是舉世敬重的名譽象徵。可見良好的獎勵 制度，的確已徹底扭轉“藏私”的不良風氣。 （三）專利制度保障智慧財産權 中國人向來看輕智慧發明的價值，因此社會 上盜錄、盜印、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的現象，常被視爲理所當然，毫無羞愧之感。人人寧願守株待兔，也不願辛辛苦苦地研究發明新産品，殊不知 ，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很快就要陷入一無所有的悲慘境地。 西方社會對智慧財産的保障卻是不遺餘力，以西藥中胃藥泰胃美（Tagamet）爲例，它的開發過程耗資巨萬，投注無數人力與心血，但是一 旦開發成功，因爲取得專利權的保障，藥廠與發明人立刻名利雙收，這就是何以許多世界知名的藥廠，願意不計花費開發新藥的潛在支援力量。 （四）專科醫師制度實現終生教育的理想 醫學不是停滯的，而是隨著時代演進，不斷發展與進步的學問。跨出醫學院的校門，並不是抛開書本的學習終點，而是專科教育的起點。專科醫師在自身所從事的領域中，應該隨時跟上時代的進展，因此各科的醫學會，就是執行繼續教育的場所。專科醫師制度是保持醫師與時俱進的最佳利器，也促成醫學界人士接受“終生教育” 的觀念。但是專科醫師制度並非出於強制性的要 求，而是依個人興趣與榮譽感，來支援醫學會的活動，以維持學會的存續和發展，醫學會舉辦的各種討論會，亦成爲醫師們發表成績，交換行醫心得的場合。 反觀傳統中醫，至今仍爲師承門派的遺風所局限一隅，不能敝開心胸，放眼環顧外界的鉅大改變，反而力主堅持陰陽五行的古老理論，言必稱黃帝，藥必稱本草，謹守古方古法的結果，不 但不能光耀祖先，反倒誤人誤己，苟延殘喘而已。
結語
融合中、西醫學是艱鉅的重大工程，不可能有何靈丹妙藥或是後門捷徑，只有在制度上能做根本的改革，才有發展的餘地。身爲現代中國醫學工作者，倘若只甘心於亦步亦趨地，跟隨在西方醫學之後，永遠不可能有超越西方醫學的成就。如果只是固守著祖先的昔日光榮，也只能做個井底之蛙，難見天日。能夠擷取中、西醫學的優點，發展出中國的現代醫學，當是今日醫學界真正的重大責任。 推薦讀物注１：陳勝崑著：西方醫學傳到中國的經過及反 響（葉頌壽等譯西方醫學史第十三章）當 代醫學叢書(民國67年。)注２：楊玲玲著：研究中藥的正確方法，科學月 刊，第二十卷六期，422頁，民國78年。注３：亓允文著：中藥科學化的基本途徑，科學 月刊，第二十卷六期，480頁。民國78年
傳統中醫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傳統中醫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亓允文醫師前言 傳統中醫所指為非經醫學院教育體系之其他途徑所產生的中醫醫療人員。 根據醫學史研究專家的觀點，中國傳統醫學是以陰陽五行為理論基礎的經驗醫學，近代的西方醫學則是以生理學、解剖學為基礎的實驗醫學。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中醫以陰陽理論來解釋醫學現象，而西方醫學則突破經驗醫學的限制，經由臨床嚴謹的觀察並記載各種現象，再輔以合於科學原理所設計的實驗結果，藉之求得合乎科學的理論解釋。（註１） 基於此種認識，吾人認為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應屬於形而上學（Metaphysics) 即哲學的範疇。生在古代實驗工具與技巧俱缺的環境，此種理論誠可視為偉大的創見，但是今日的傳統派中醫，如果仍舊據以主導一切的診斷與治療觀念時，恐怕難免要遭到 [科學] 的質疑。這也是中醫界所以會面臨今日所存困境的緣由。 比較中西醫學的歷史，在經驗醫學的階段有許多類似的發展經驗。古代希臘的醫學曾經創論 [四體液說]，略謂血液、粘液、黃膽汁與黑膽汁四種體液，控制人體的平衡狀態，平衡受干擾則人害病。（註２）今日的英文當中仍可窺見此歷史遺跡，例如英文的憂鬱症（Melancholia）原意即是黑膽汁過盛的意思。現代的西方醫學知道膽汁與憂鬱毫不相干，當然不能再執著四體液說來主導其診斷與治療。 另外在教條權威盛行的中世紀，伽林（Galen）充滿謬誤的解剖教材，曾在西方醫界奉為金科玉律不下千年之久。但是隨著時代進步，這些都成為歷史故事的材料。（註２） 文藝復興時代，對西方醫學是其轉變的重大關鍵，玄想性質的理論被重新加以檢討，不實的記載，也由實物的仔細檢視而全盤糾正，建立現代生理學與解剖學的基礎。 中國傳統醫學迄今未經科學的檢討，不論其理論與實際，謬誤與背離事實之處，所在多有。以下就以傳統中醫與現代醫學的扞格背離處，做初步的檢討,以就教於各方賢達之士。一、全盤接受沿用數千年的陰陽五行理論不合時宜 根據中醫學界專家的意見，戰國時代的醫者，將當時學術界流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醫療的經驗而發展成為中醫的基本理論，<<素問>>應象大論提到 [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 及 [陰陽相錯，變由是生] 故萬物有陰陽的消長變化，而變化中也有協調平衡，陰陽的對立與相互同根及消長與平衡的道理，企圖說明事物的內在關係和其運動的發展變化的根源。中醫學結合陰陽的基本觀念，用以解釋人體生理與病理問題，同時指導臨床上的診斷與治療，陰陽學說是中醫特有的理論體系。（註３） 陰陽五行對人體生理作用的解釋，在遠古實驗工具與方法付之缺如的情況下，無疑是理論上的重大發明，是古代中醫的成就，但是現代中醫如果泥古不化，不但不能增添祖先的光彩，反而貽笑大方，誤人誤己。 醫學內容包羅萬象，其理論當然不乏許多哲學性的思考，例如西醫的生理學所常常提及衡定狀態（Homeostasis）的概念，就是相當於陰陽平衡的類比。衡定狀態的想法確實可以解釋許多現象，但是西醫卻未以衡定狀態加以擴張性的解釋，企圖指導後續各專門科學的發展。疾病的治療，廣義而言是求生理功能回歸到 [衡定狀態]，但是不能強求將一切症狀歸類入不衡定的分類或等級制度。 倘若像中醫界尊古派，將一切病狀分為陰陽之別，反而要發生強迫拼湊觀念的不合理現象。例如：<<素問>>金匱真言論謂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中臟腑之陰陽，則臟為陰，腑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臟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腑皆為陽]，又謂 [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註３） 至此，我們看到 <<素問>> 這兩段敘述中，[心] 這個器官，既被列入屬陰的五臟，又被列入背為陽的[陽中之陽]。器官的陰陽之辨，在<<素問>>中，既可為陰，又可為陽，甚至陰中有陽，陽中又有陰。雖然他們解釋為身體的複雜性所致，卻造成觀念的混淆，投機者藉詞作模稜兩可的解說，而初學者往往無所適從。而在實際應用上，同一疾病常見不同的醫者將其診斷為意見相左的陰、陽兩症。中醫的診斷有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綱，一切疾病須據此八綱，作細節的分類。中醫的治療則採用正治法、反治法、陽病治陰、陰病治陽等等原則。因此，雖然疾病被列入不同的兩症，其治法可能相同，反之即使同劃為陰症，治療卻迥異。 理論表現如此的複雜性，無怪乎身居師徒制下的學生即使窮畢生之力，也學不到老師的皮毛。理論不許質疑，謬誤無法辨正，遑論創新發展。 根據個人深思所得的理解，這種陰、陽涵蓋一切的觀念，與中國人的人生哲學中，對 [報應]的看法類似，都是企圖對人生許多現象，求得一種概括的，宇宙間共通解答（Un iversal Resolution），或謂 [萬應解答]。 事實上，理論的簡單化與科學界追求的目標並未相悖，因為科學的目的，也試圖以愈簡單的理論，解釋愈多的自然現象。其間的差別是在，[科學]以觀察現象來尋找答案，而陰陽理論則是以預設的理論來解釋所有的現象。讓我們感覺諷刺的是，解釋所有現象的理論，相反的，卻等於未解答任何問題。 中醫的書籍中對五行的解釋如下：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古人以五行相生、相剋的關係之理論來解釋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與變化之規律。中醫學採納這個理論，運用五行生剋的道理，說明人體內臟互相資生，互相抑制的關係。並以五行歸類法，說明人體各部分間和外在環境的相互聯繫，五行之間相互資生，相互助長，其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無論那一行，都有我生與生我二面的聯繫。五行相剋是互相制約，與互相阻止的關係，其次序為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無論那一行，都有我剋與剋我二面的聯繫。五行相生之中同時含相剋在內，相剋之中同時含相生在內。互相資助，互相制約，以維持平衡，認為是自然界運動變化的一般規律。制約與化生是指在正常狀態下五行的生剋作用。如果五行之間，發生偏勝偏衰，不能保持其本來平衡，則出現異常狀態，叫相乘相侮，例如金剋木，有時木反侮金。（註３） 中醫為求表現身體內外環境，環環相扣的密切關係，而運用[五行]這樣循環流變的複雜理論，卻出現邏輯上的吊詭，因此同一種病，甚至同一病患，何時發生相生相剋，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醫者來解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診斷。有趣的是，任何人也不能由此理論，推理出對方究竟錯在何處，甚而發生診斷公認錯誤，治療卻可能有效的荒謬現象。如此使得學習者再度無所依循，而經長久的體驗才稍得領悟。 吾人所見的中醫學理論體系，在歷數千年之後，仍然固守其神秘性，不求淺顯易懂，不許後學者置疑一辭，隱然之中，刻意保護著傳統觀念中，為師者在倫理架構中，唯我獨尊的優越地位，後來者唯有謹守古訓，才能列入門牆，不同的意見，往往被視為大逆不道，這種不當心態，阻礙中醫學晉身科學的殿堂，其理不辯亦明。二、人體解剖學的誤解 中國古代早有解剖的紀錄，漢代王莽曾命太醫解剖死刑犯歐希範的屍體，希望查知有何異常之處。因此腹腔內明顯易見的器官，在古籍中已有位置正確的圖畫留傳下來，但是解剖罪犯屍體的限制之處在於，統治者為求警告餘黨，率皆要求懸首以示眾，加之以頭顱骨的結構嚴密，解剖工具受限之下不易打開，因此腦部無法詳細觀察，古代中醫典籍中，未曾記載過腦與小腦的形狀，可能即因此種理由，腦的功能在中醫理論中，一向被歸於心的功能。 胰臟的位置，深居在十二指腸後方，不易觀察，因此胰臟功能與糖尿病的關係，在古代中醫學典籍，從未因描述消渴病而加以討論。反而是較易剝出的膽囊、脾臟與肝臟等，被賦予超乎其作用的多種功能。例如：我們所耳熟能詳的 [膽大心細]，今日已明確知道，它所指其實是腦部的行為與思考功能，但是古代卻將功勞給予膽與心。日常生活中常將修養不好，行為粗暴的人稱為[肝火旺]，或 [脾氣大]。在現代精神醫學的研究，他們應當歸入人格違常。 古代中醫因男性之睪丸與腎臟之外形近似，而分別稱之為外腎與內腎，而因敘述上的簡略，多年之後，兩腎不分，引起觀念的混淆。例如：男性性腺功能失調及許多今日認為屬於焦慮症的症狀，一律籠統的歸因於腎虧，使擔任排尿功能的腎臟，冤枉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達千百年之久，至今也無法澄清誤解。 中醫學的生理學一直未能發展，許多器官的功能出於猜測，卻未加以深究，因此西醫生理學的內分泌現象，中醫界完全未曾討論，例如：腦下腺、甲狀腺、腎上腺及性腺，這系列的內分泌器官，從未見諸中醫典籍。而在猜測的過程中，許多器官的功能被誇張的描述，其實毫無實驗的根據。例如：膽、心、心包膜、脾臟與膀胱其能力個個超乎尋常。而某些身體上並不存在的器官也被虛構出來，如上焦、中焦、下焦共稱三焦為六腑之一，將消化、循環、呼吸與排泄的功能，統合的涵蓋在此虛構的，解剖結構上毫無根據的器官之中。（註３）三、傳統中醫未能進入顯微鏡的時代 顯微鏡發明後，西方醫學開始完全改觀，許多從前依賴猜測的現象，如今已可親眼見到。顯微鏡下的世界，開啟西方醫學的新時代。生物學、微生物學、生理學與病理學相偕進入細胞的層次，由於觀察入微，新觀念、新理論得以蓬勃發展。電子顯微鏡的發明，更使西醫研究者觀察到細胞微細構造物及病毒等，古人想來可能像天方夜譚般的奇妙世界。 但是固守傳統中醫卻未能引用顯微鏡，以豐富其理論內容，傳統中醫迄今未建立微生物與感染症的觀念。例如瘧疾的原因，古代中醫認為是瘴癘之氣所致。雖然瘧疾原蟲已用顯微鏡晰的拍攝下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今日考試院的中醫特考，依然必須背誦瘴癘之氣的理論。細菌、病毒等因各種接觸方式，可以造成傳染病的流行，已為世所公認，遺憾的是，今日傳統中醫界的長老，仍然存有所謂：[經絡穴道，不被疾病侵入]的荒謬觀念。四、藥物療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三千年前有效藥方，今日可能依然有效，但是不公平的是，現代中國人像他的老祖先一樣，未能獲得何以有效的解答。 西醫在化學治療上的重大發展，就是從生藥中找出其作用劑，與之作用相反的拮抗劑，萬一中毒時可以救命的解劑。由於劑量改變時，藥物的作用可能也發生變化，因此，經由嚴謹的動物實驗，藥學專家力求計算出藥物的有效劑量、中毒劑量與致死劑量，增進治療的安全性。由於對藥物副作用的研究與觀察詳實，記載明確，臨床應用得以減少不適之感。統計學應用於藥物療效資料的分析，使人一目了然，增加對治療的信心，並可預期可能的後果。相較之下，中醫的藥物學明顯因落伍而無法取信於人。五、經絡理論，無法以實驗證實 中醫的針灸治療，是相當有貢獻的療法，構成傳統中醫所以為人信任的一大支柱，經絡理論是古代中醫設想出來的複雜解釋。但是今日吾人感到缺憾的是，數千年來，針灸的實用層面，沒有理論研究者設計過新的實驗，賦予它明顯可證的理論基礎，只能承襲古人的說法，亦可謂現代中國人的一大憾事。六、醫學院、醫院、醫學會、醫學期刊等現代化制度的建立，未受應得的重視。 中國古代醫學技藝的傳授，皆以師承為原則，而師承尤重家傳，因此醫術儘可能傳授本家子弟。這種傳統也是中國醫界特重祖傳秘方的原因之一。 但是學校式醫學教育的形態，早在南北朝時代，已經開始創立。隋唐更擴充其規模，細分為許多科目來傳授。宋、元、明、清等各代的醫學，也承襲這個基礎，僅僅稍加改革而已。義大利於西元第九世紀所建立的第一所薩倫諾醫學校（School of Salerno），比南北朝要晚五百多年。 但是中國醫學校的制度，未能發達的原因，學者之研究，或有兩種可能：第一是醫學注重傳本家子弟，不傳外人：第二則是古代醫、卜、星相、百工等列為同類，地位甚低，願意從事的人員較少。（註４）吾人認為，除此之外，專制時代，泛政治化的傳統，使一般才智之士的心力，全數投入科舉取士，或是在所謂亂世，英雄豪傑俱存有[皇帝之位，彼可取而代之] 的心理，無暇顧及其他方面，可能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民國成立之後，醫學制度完全學自西方，中式的醫制形同荒廢，無人再提，中醫豐富的遺產，完全淪為民間家傳的醫療形態，多年來未受到應得的重視。直到私立中國醫藥學院在台灣成立，（註５）才反映出民間對保存中醫學術之努力，可惜多年來未得政策性的支持，獨木難支大廈，僅在艱苦中勉力緩慢求進。反而是所謂特考及格中醫，挾其政、商界之優勢實力，支配中醫的發展。造成今日學院式中醫教育不受重視，反而有許多人寧願窩居在特考補習班中，精研考試之道，一旦躍登龍門，不論其學歷、經歷如何，立刻成為合法的中醫師。受到 [儒即是醫] 這種傳統觀念之影響，生活在現代的傳統派中醫，並不認為這樣的方式有何不當，因此仍然盡力爭取一試定終生的 [中醫特考]。 平心而論，中醫特考不但不能解決傳統醫學的出路問題，反而讓人更加不敢信任，這類非正規制度訓練出來的醫療人員。 何以百年來中西醫學的差距日增，其關鍵原因出於制度的優劣對比。西方醫學的飛躍發展，並非憑空得來，而是在醫學院、醫院、醫學會等制度建立後，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使個人的經驗與發明有公開發表、繼續傳授的場合和機會，且使投機騙徒在嚴格考驗下，無所遁形，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願意將自己的發現與創見，提供給公眾並且也能得到恰如其份的適當獎勵。現代西方醫學體系，事實上，已成為一種 [終生教育] 的制度化形式。其內在因素是，誘導個人的發表慾，使個體的潛力被激發出來；而外在因素則是，各種醫學會、專題討論會，逼使個人必須求取新知，趕上時代。 因此，今日中醫教育，如果仍然堅持師承門派的口授心傳，只依賴親戚家屬之間，私下保有的些許不傳之秘，如何能與西方醫界，每日皆有新訊息的知識爆炸時代相抗衡﹖ 結語： 綜合以上的意見，現代中醫的發展方向，應該循著建立生理學、藥理學與解剖學為基礎的新醫學的方向，成為有教學、研究、實驗、討論等制度的科學化中醫。 參考資料： 註１：陳勝崑著：西方醫學傳到中國的經過及反響（葉頌壽等譯西方醫學史第十三章）當代醫學叢書民國67年。註２：王溢嘉等譯：名醫列傳 當代醫學叢書民國64年。註３：林仲昆編譯：中國漢方醫學概論（前編）昭人出版社，民國57年。註４：史仲序著：中國醫學史 第十一章歷代醫事制度，國立編譯館出版，民國73年。註５：李煥燊著：醫學史話第一冊 國防醫學雜誌社，民國73年。 誌謝：感謝中國醫藥學院李德湘醫師提供本文中醫理論之資料，及張明仁醫師慹心參與討論及提供意見 。
2009年1月26日 星期一
談「民主」和「民本」
與林間聞笛談「民主」和「民本」林間聞笛在《論面對全球化的中華文化-初稿》第四章 第三節提出有學者認爲在中國傳統上只有民本的觀念，從來沒有民主的觀念。有「富民」、「親民」、「養民」和「愛民」的觀念,就是沒有民主的觀念。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不是民主的觀念。爲此林間聞笛說這裏有必要先討論一下什麽是「民主」。民主的觀念對國人來說已經很熟悉。但是民主的實現方式或民主的模式未必每個人都知道。哈貝馬斯在《民主的三種規範模式》把民主的模式分爲三種:自由主義的模式、共和主義的的模式與程式主義的民主模式。中國國務院《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把中國實現的民主方式稱爲社會主義民主。可見民主的實現方式或民主的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林間聞笛在人工智慧、神經生物學、博弈論和複雜性理論這樣一些領域的探索,大膽的認爲民主不是什麽神秘的東西,民主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集體決策的問題。決策對人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行爲選擇。林間聞笛認為,作爲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人,我們不可能是純的理性思索者，情緒是我們認知過程的一部分，情緒將伴隨我們作出決定。排除情緒的影響以致我們作出正確的理性的決定，是對我們的一個考驗。個人作不到的完全的理性，只有集體才可能作到完全的理性。我們需要集體的公共的理性，需要通過公共辯論，排除情緒的干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達成集體共識，以使我們在重大問題上作出正確的理性的決定。這就是林間聞笛認爲的民主。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中曾稱他的理論是行爲選擇理論的一個分枝。林間聞笛認為從上面的討論可以引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學說。《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是這樣陳述中國的民主的。「中國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爲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國家政權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原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發揚民主，集體議事，使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得到充分表達和反映，在此基礎上集中正確意見，集體決策，使人民的意願和要求得以落實和滿足。實行民主集中制，還要求“尊重多數，保護少數”，反對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反對把個人意志淩駕於集體之上。」林間聞笛認爲民主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集體決策的問題。如何實現集體決策則是一個民主的實現方式或民主的模式的問題。兩者不能混淆。當然集體決策有合作的決策,也有不合作的決策,這些現代科學方法都可以處理,如博弈論。討論民主和政體的關係,將超出範圍。林間聞笛認爲有了以上的準備,現在可以討論在中國傳統上有無民主的觀念。這個問題可歸結爲中國傳統上有無集體決策的問題,和如何看待「富民」、「親民」、「養民」和「愛民」的這些觀念的問題。關於中國傳統上有無集體決策的問題,根據林間聞笛謙稱的有限知識, 林間聞笛認爲是有的。關於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觀念, 林間聞笛認爲是一種民主的觀念。博弈論中有一種理論,叫團隊博弈。執政者和人民作爲博弈的雙方,民爲貴,這就是民主的觀念。這裏需要一種倒位元思考,如同「自由」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樣,「民本」和「民主」只要放在對立面的統一,放在博弈論中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大哥想像中的林間聞笛林間聞笛是個三十八歲左右的優秀青年,因為太優秀, 從小就一路受到黨和國家的栽培,在二十四歲左右, 就通過碩士資格,因為表現出哲學思考的傾向,被中央黨校接納為新一代共黨理論家接班梯隊,林間聞笛有通過博士資格的潛力,但是他拒絕研究院後續的栽培,三十五歲自動下崗,與朋輩共創自己的事業,林間聞笛婉拒研究院後續栽培的原因,大哥認爲是, 林間聞笛開始與上級有不同的想法,甚至於產生一點懷疑論。但是林間聞笛有知恩圖報的天性,生於新中國, 長於紅旗下,不敢忘記黨和國家的栽培,所以林間聞笛試圖以新理論, 再融合傳統文化,為黨為新中國找出新的道路,「民主」和「民本」的討論就是其中一項重點,但是大哥認爲林間聞笛這次碰到關鍵的困境。林間聞笛有沒有想過,民主的觀念在西洋也是新東西。西洋政治哲學總是誇耀,民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臘雅典的芻型民主制度,其實希臘雅典的芻型民主, 只是菁英民主,奴隸不少, 也都沒有人權,嚴格的說也不過就是民粹式民主。現代全民民主的觀念起源於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 法國思想家盧騷的民約論,完全改變舊時代所接受, 國家是皇帝私產的觀念,從此土地、主權、政府、國家的所有權回歸人民,經營權可以委託給定期更換的領導人,選舉就是人民和領導人簽約的典禮。國王不再是全國資源的主人,而變成協調政策的仲裁者,英國國王最早體認到這個事實,又受清教徒領袖克倫威爾建立共和政體的壓迫, 讓出皇權,英國國王最後淪為國會的橡皮圖章,只剩下形式權力和一頂皇冠,實質權力完全被內閣總理掌控。中國沒有民主的觀念,當然與接受天下是皇帝私產的觀念,息息相關,皇帝與人民的關係,是主奴關係皇帝甚至於擁有對人民的生殺大權。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對鴉片戰爭割地賠款的自我解嘲, 是「寧贈朋友不與家奴」。民本思想，衍生出「富民」、「親民」、「養民」和「愛民」的觀念,已經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在專制制度下,非常勇敢、有智慧、又富於技巧的主張。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更是大膽的革命性見解。還好戰國時代王權有限,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孟子也沒有被冤枉殺害。據說明太祖朱元璋在太學聽到, 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立即下令把孟子一書列為禁書。古代沒有民主的觀念,在東西方都是如此,不必覺得羞恥,也不必硬為古人開脫,科學家愛因斯坦並不喜歡民主制度,他說, 「民主制度不過是一群會投票的驢選出領導」,民粹式民主闖的禍,甚至比專制皇帝更可怕,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羅伯斯比和二次大戰的希特勒,都是善於利用民粹式民主的專政革命家,殺的人比任何專制帝王都多。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民主制度不是好制度,但是我看其他的制度更糟糕 」。民主制度難道真是一無是處?民主議會給人的印象是混亂、無效率、冗長的發言、無意義的進行表決、難以達成共識。但是民主議會每天進行意見交換,也避免許多錯誤的決策,大家如果不健忘, 應該曉得三年自然災害之前,毛澤東主席發起消滅全國麻雀運動, 麻雀滅絕後,結果接著三年,蝗虫大軍吃光了中國北方的大部份糧食收成,如果當時決策民主一點、緩慢一點,也許後果會大不相同。民主制度給人民最好的感受,就是親身參與決策的過程,決策的品質也許無法保證,但是親身參與產生的親切感與認同感,使人民具體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願意奉獻一己之力,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權利與生命,捍衛國家。中國的民主之路也許充滿困難,大陸還沒有民主,台灣也在民粹式民主的嘗試裏, 顛躓前行,但是民主是天下為公的時代裏,一條無法回頭的大路,我們愈早踏上征途, 愈有收穫,美景就在前方, 等待認真追尋的旅者。民本是思想哲學!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文化的病
中國文化的病
和中國人的原罪
中國文化歷經五千年演變,
成為龐雜博大精深的複合體,
有人形容中國文化是早熟的青少年,
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儒家,就找出人際關係的終極規則--
倫理學;
兩千年前漢朝就找出哲學思考的終極規則--陰陽五行
八卦太極之道;
東漢時期佛教東傳,又接受印度心靈世界的終極規則
--因緣果報靈魂輪迴｡
中國文化因為早熟,
對人情世事,生死善惡,早有一套完整的看法,
因此中國人一出生就要加五千歲,
因為他再也逃不脫這麼個系統｡
儒家的理想社會
儒家社會結構曾經被學者形容成
超穩定結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溫良恭儉讓
的和諧氣氛下, 整個官僚體系
為主子戮力從公,
為百姓解決問題;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有身為臣下的官僚,
畏懼流傳千古的惡名,
兢兢業業的謹守本份｡
中國人的大災難
有人曾經說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家譜,
但是從夏商周到清朝,改朝換代的過程,
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堯舜禹採用的禪讓制度,
實情恐怕是當時皇帝權力不大,
責任卻重, 不值得動武搶天下,
商湯和周武王就開始動用軍事武力,
但是對前朝遺臣還算客氣;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爭奪霸權,
秦國大將白起曾經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人,
秦始皇統一天下,廢封建行郡縣, 不被當時輿情接受,
因為天下是皇帝私產 ,不用封建家族制度, 誰來保衛王朝 ?
反對郡縣制的六百四十位儒生,慘死於焚書坑儒事件,
但是秦始皇能統一天下也把皇權推到頂峰,
從此天下英雄追求的終極目標,
就是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當如是也｡
但是漢朝劉邦大封劉姓宗室, 卻也很快發生八王之亂,
自家人照樣爭得你死我活｡
魏晉南北朝時代, 外族入侵中國, 全城婦孺殺光,房屋燒光, 已成常態｡
石勒石虎兄弟攻城掠地, 殺人盈野,血流成河的慘狀,
促成漢人宗室向南方大遷徙｡
儒家的困境
天下既然是皇帝私產,
不假外敵干擾, 在和平穩定時期就會產生繼承問題,
儒家政治傳承的嫡長子困境, 可說是神仙難解;
君臣父子關係的認定下, 嫡長子本來擁有最高優勢,
這在私領域的家庭中, 還可以運作不息;
但是領導天下領袖群倫, 有一種難解的氣質問題,
嫡長子如果望之不似人君, 或是在打天下的階段
沒有戰功, 就受到其他兄弟們的挑戰｡
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 不幸演出兄弟相殘的慘劇,
其實魏晉南北朝時代, 司馬氏兄弟相殘, 骨肉相殺,
比他朝絕不多讓｡
現代西方文化認為,
國家與政府是人民公器,
盧騷的民約論認為, 政府的執政權
是人民和政府的契約關係,
而且契約的時效不是永久性的,
因此要定期改選政府, 重訂契約,
除了督促政府為民服務,
也防止政府的腐敗和無能,
定期改選的選舉制度,改變打天下搶天下,
打破人頭的爭權奪利, 改善成比較文明一點,
數人頭的選舉制度, 這是重商文化契約觀念,
對人類文明的大貢獻｡
重商文化的現代西方
碰上重儒文化的古代東方,
重商文化是精於算計的科學文化,
重儒文化是矜持保守的科舉文化,
當現代西方碰上古代東方,
自認天朝上國的中國可說是兵敗如山倒,
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到中日甲午之戰,
堂堂中國只差一步就走上亡國滅種之危境｡
中國人的原罪
西方基督教神學給中國人的啟發,
是人背叛神, 從此人就背負著原罪,
人要向上帝認罪,重新受上帝接納,
成為基督徒回到上帝身邊,
而犧牲自己為人贖罪的耶穌,
是人重新歸向主的橋樑｡
我認為中國人的原罪比西洋人更重,
人背叛神, 是一種心靈世界的,想像中的,神學或哲學上的背叛,
人背叛人,卻是現世的, 實質的背叛,
自從大周皇帝武則天創立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以來,
人背叛人的事情,就無時無刻不在神州大地進行,
整人手段之毒辣凶狠,
羅織罪名之輕易方便,
一代比一代可怕,
中國民間的情義相報,早已名存實亡,
無怪乎孫中山形容,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中國的皇帝從來就是陽儒陰法,
儒家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表面的治國大道,
法家韓非子重勢重術重法, 威服臣下乃是真相,
重特務,重間諜,天天打小報告,才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重心;
天下是皇帝私產,
皇帝對人民總是抱持著防範之心,
對特務組織的回報,
往往照單全收, 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走一人,
據歷史家研究,
明太祖時代的宰相胡惟庸謀反案, 與大將軍藍玉案,
起因是有人密報兩人意圖造反,當事人立即被下獄嚴辦,
並且寫下自白書認罪,因為株連太廣,
誅殺的關係人達五萬人以上,功臣國士傷亡殆盡,
明末崇禎皇帝殺大將軍袁崇煥, 斷送國家命脈,
就是誤信打小報告內容為真｡
特務監視系統毀掉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賴關係,
中國人因此而不能團結,
曾經有個笑話說,
一個日本人什麼都不會做,
要等上級指導,
三個日本人就能團結成堅強的組織,
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人正好相反,
一個中國人什麼都會做,
三個中國人就分成三派,
整天忙著拉一派打一派
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紅眼症總是壞了別人好事｡
中國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
中國人在現實世界裏鬥不過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
就在小說和戲劇裏打倒他們,
這是中國人的無奈｡
中國最恨貪官污吏的皇帝, 是出身微寒的
明太祖朱元璋｡
他以剝皮之刑處罰貪官污吏,
但是明朝貪官污吏不比任何其他朝代少,
中國鄉村裏的地主惡霸和流氓, 是戲曲小說
裏的主角, 非得等到清官包青天出現,
才能伸張王法,嚴懲惡徒,
但是包青天在五千年歷史記載只出現一個;
事實上漢高祖劉邦就是惡霸和流氓型的領袖,
最瞧不起儒生,
喝醉酒以後會搶儒生的頭冠,
在裏面小便｡
有人說中國整治貪官, 就是用新貪官取代舊貪官,
制度不改永遠無法解決｡
中國整個官僚體系的性格, 是幾千年
塑造下來, 無法輕易變化的,
總歸一句話, 就是皇帝家臣｡
官僚要在最攸微處, 能夠體察上意,
才是升官之道,
體恤百姓,愛護人民,甚至戰場殺敵, 只能換來功高震主,
貶謫求去｡
其實中國貪官污吏的最大靠山, 就是皇帝自己｡
秦始皇統一天下把皇權推到頂峰的後果,
就是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
天下如果是皇帝私產,
聚斂天下的金銀財寶, 選取後宮佳麗,
當然需要有效的組織系統,
貪官污吏正是能快速達成上級任務的能手;
狐假虎威也是官僚體系的通性,
據說南宋高宗寵信宰相秦檜,
拍馬屁者送到宰相家的鱸魚,
比送給皇帝的還大一倍,
只要能夠得皇帝寵愛,
呼風喚雨也非難事｡
中國的法治
中國的法治是至今上不了軌道的一環,
中國的儒家文化, 因為植基在承認
天下是皇家私產的立足點,
所以從來都強調人治而輕法治,
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做官的人, 皇帝不會動用法律懲罰,
為你保留面子,
但是會要你自我了斷, 就是賜死｡
死是皇帝賞賜的, 這個死還不尊貴嗎?
人治的後果, 是強調社會和諧,
不堅持公道正義｡
中國古話說,
衙門八字朝南開, 有理無錢莫進來,
衙門裏掌控著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卻從不追求公道正義,
升斗小民對衙門是畏懼多於尊敬｡
中國文化的病根,
早已浮現於前述的眾多現象,
誠如孫中山所觀察,
中國人只有天下而無國家觀念,
這個天下是皇家私產,
所以英雄豪傑要打天下’搶天下’騙天下
使天下為我一人所有,
這是一場贏者全拿的賭局,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人民百姓好像只是旁觀者,
卻又常常遭受池魚之殃｡
中國的連坐法
中國皇帝對叛亂的預防是最嚴密的,
最早有誅滅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
後來進步到誅九族,
中國政治獄的連坐法,可說是一網打盡,滴水不漏,
到元朝與清朝以異族少數統治,箝制更徹底,
蒙古人和滿人入關後,
雖然以尊師重道和尊孔來攏絡人心,
對造反的預防卻是更加嚴厲,
蒙古人發明保甲制度,
將鄰里之間都列入完備的監視系統,
保甲之內如有異狀,鄰居知情不報也同罪,
連坐法又增加鄰居一族,
滿清入關之後同樣擺出尊孔姿態,
乾隆皇帝甚至於九次親自赴孔廟祭拜,
但是清朝也是大興文字獄,
濫殺無辜百姓最嚴重的時代,
有地方鄉紳上表祝賀雍正皇帝,
用一句 [維民所止] , 被解釋成 [雍正無頭] ,
就被冤枉殺掉了,
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偶語棄市,
使清代學者只敢研究訓詁考據,
不敢鑽研義理之學｡
中國人的救贖與解脫
上帝的獨子耶穌被派來拯救人類的原罪,
不幸被羅馬人所殺,不能再來中國,
所以只好讓大哥給中國人指引一條明路,
中國古代天朝上國的歷史固然輝煌,
但是中國皇帝的尊榮,
是犧牲億萬百姓的福祉與生命換來的,
等到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
揭櫫天下為公的理想,
宣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其實市井小民是不敢相信的,
至於王公貴族後代還在觀星象看風向,
等另一個星宿下凡,
這就讓袁世凱有稱帝的機會,
現在的世界,
有地球村的理想,
人民有尊嚴, 有政治的自由,
出外才能與世界各國人民平起平坐,
還政於民,
讓人民做國家的主人,
是中國人最後的救贖與解脫｡
和中國人的原罪
中國文化歷經五千年演變,
成為龐雜博大精深的複合體,
有人形容中國文化是早熟的青少年,
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儒家,就找出人際關係的終極規則--
倫理學;
兩千年前漢朝就找出哲學思考的終極規則--陰陽五行
八卦太極之道;
東漢時期佛教東傳,又接受印度心靈世界的終極規則
--因緣果報靈魂輪迴｡
中國文化因為早熟,
對人情世事,生死善惡,早有一套完整的看法,
因此中國人一出生就要加五千歲,
因為他再也逃不脫這麼個系統｡
儒家的理想社會
儒家社會結構曾經被學者形容成
超穩定結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溫良恭儉讓
的和諧氣氛下, 整個官僚體系
為主子戮力從公,
為百姓解決問題;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有身為臣下的官僚,
畏懼流傳千古的惡名,
兢兢業業的謹守本份｡
中國人的大災難
有人曾經說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家譜,
但是從夏商周到清朝,改朝換代的過程,
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堯舜禹採用的禪讓制度,
實情恐怕是當時皇帝權力不大,
責任卻重, 不值得動武搶天下,
商湯和周武王就開始動用軍事武力,
但是對前朝遺臣還算客氣;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爭奪霸權,
秦國大將白起曾經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人,
秦始皇統一天下,廢封建行郡縣, 不被當時輿情接受,
因為天下是皇帝私產 ,不用封建家族制度, 誰來保衛王朝 ?
反對郡縣制的六百四十位儒生,慘死於焚書坑儒事件,
但是秦始皇能統一天下也把皇權推到頂峰,
從此天下英雄追求的終極目標,
就是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當如是也｡
但是漢朝劉邦大封劉姓宗室, 卻也很快發生八王之亂,
自家人照樣爭得你死我活｡
魏晉南北朝時代, 外族入侵中國, 全城婦孺殺光,房屋燒光, 已成常態｡
石勒石虎兄弟攻城掠地, 殺人盈野,血流成河的慘狀,
促成漢人宗室向南方大遷徙｡
儒家的困境
天下既然是皇帝私產,
不假外敵干擾, 在和平穩定時期就會產生繼承問題,
儒家政治傳承的嫡長子困境, 可說是神仙難解;
君臣父子關係的認定下, 嫡長子本來擁有最高優勢,
這在私領域的家庭中, 還可以運作不息;
但是領導天下領袖群倫, 有一種難解的氣質問題,
嫡長子如果望之不似人君, 或是在打天下的階段
沒有戰功, 就受到其他兄弟們的挑戰｡
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 不幸演出兄弟相殘的慘劇,
其實魏晉南北朝時代, 司馬氏兄弟相殘, 骨肉相殺,
比他朝絕不多讓｡
現代西方文化認為,
國家與政府是人民公器,
盧騷的民約論認為, 政府的執政權
是人民和政府的契約關係,
而且契約的時效不是永久性的,
因此要定期改選政府, 重訂契約,
除了督促政府為民服務,
也防止政府的腐敗和無能,
定期改選的選舉制度,改變打天下搶天下,
打破人頭的爭權奪利, 改善成比較文明一點,
數人頭的選舉制度, 這是重商文化契約觀念,
對人類文明的大貢獻｡
重商文化的現代西方
碰上重儒文化的古代東方,
重商文化是精於算計的科學文化,
重儒文化是矜持保守的科舉文化,
當現代西方碰上古代東方,
自認天朝上國的中國可說是兵敗如山倒,
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到中日甲午之戰,
堂堂中國只差一步就走上亡國滅種之危境｡
中國人的原罪
西方基督教神學給中國人的啟發,
是人背叛神, 從此人就背負著原罪,
人要向上帝認罪,重新受上帝接納,
成為基督徒回到上帝身邊,
而犧牲自己為人贖罪的耶穌,
是人重新歸向主的橋樑｡
我認為中國人的原罪比西洋人更重,
人背叛神, 是一種心靈世界的,想像中的,神學或哲學上的背叛,
人背叛人,卻是現世的, 實質的背叛,
自從大周皇帝武則天創立中國第一個特務組織以來,
人背叛人的事情,就無時無刻不在神州大地進行,
整人手段之毒辣凶狠,
羅織罪名之輕易方便,
一代比一代可怕,
中國民間的情義相報,早已名存實亡,
無怪乎孫中山形容,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中國的皇帝從來就是陽儒陰法,
儒家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表面的治國大道,
法家韓非子重勢重術重法, 威服臣下乃是真相,
重特務,重間諜,天天打小報告,才是中國人政治生活的重心;
天下是皇帝私產,
皇帝對人民總是抱持著防範之心,
對特務組織的回報,
往往照單全收, 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走一人,
據歷史家研究,
明太祖時代的宰相胡惟庸謀反案, 與大將軍藍玉案,
起因是有人密報兩人意圖造反,當事人立即被下獄嚴辦,
並且寫下自白書認罪,因為株連太廣,
誅殺的關係人達五萬人以上,功臣國士傷亡殆盡,
明末崇禎皇帝殺大將軍袁崇煥, 斷送國家命脈,
就是誤信打小報告內容為真｡
特務監視系統毀掉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賴關係,
中國人因此而不能團結,
曾經有個笑話說,
一個日本人什麼都不會做,
要等上級指導,
三個日本人就能團結成堅強的組織,
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人正好相反,
一個中國人什麼都會做,
三個中國人就分成三派,
整天忙著拉一派打一派
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紅眼症總是壞了別人好事｡
中國的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
中國人在現實世界裏鬥不過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
就在小說和戲劇裏打倒他們,
這是中國人的無奈｡
中國最恨貪官污吏的皇帝, 是出身微寒的
明太祖朱元璋｡
他以剝皮之刑處罰貪官污吏,
但是明朝貪官污吏不比任何其他朝代少,
中國鄉村裏的地主惡霸和流氓, 是戲曲小說
裏的主角, 非得等到清官包青天出現,
才能伸張王法,嚴懲惡徒,
但是包青天在五千年歷史記載只出現一個;
事實上漢高祖劉邦就是惡霸和流氓型的領袖,
最瞧不起儒生,
喝醉酒以後會搶儒生的頭冠,
在裏面小便｡
有人說中國整治貪官, 就是用新貪官取代舊貪官,
制度不改永遠無法解決｡
中國整個官僚體系的性格, 是幾千年
塑造下來, 無法輕易變化的,
總歸一句話, 就是皇帝家臣｡
官僚要在最攸微處, 能夠體察上意,
才是升官之道,
體恤百姓,愛護人民,甚至戰場殺敵, 只能換來功高震主,
貶謫求去｡
其實中國貪官污吏的最大靠山, 就是皇帝自己｡
秦始皇統一天下把皇權推到頂峰的後果,
就是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
天下如果是皇帝私產,
聚斂天下的金銀財寶, 選取後宮佳麗,
當然需要有效的組織系統,
貪官污吏正是能快速達成上級任務的能手;
狐假虎威也是官僚體系的通性,
據說南宋高宗寵信宰相秦檜,
拍馬屁者送到宰相家的鱸魚,
比送給皇帝的還大一倍,
只要能夠得皇帝寵愛,
呼風喚雨也非難事｡
中國的法治
中國的法治是至今上不了軌道的一環,
中國的儒家文化, 因為植基在承認
天下是皇家私產的立足點,
所以從來都強調人治而輕法治,
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做官的人, 皇帝不會動用法律懲罰,
為你保留面子,
但是會要你自我了斷, 就是賜死｡
死是皇帝賞賜的, 這個死還不尊貴嗎?
人治的後果, 是強調社會和諧,
不堅持公道正義｡
中國古話說,
衙門八字朝南開, 有理無錢莫進來,
衙門裏掌控著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卻從不追求公道正義,
升斗小民對衙門是畏懼多於尊敬｡
中國文化的病根,
早已浮現於前述的眾多現象,
誠如孫中山所觀察,
中國人只有天下而無國家觀念,
這個天下是皇家私產,
所以英雄豪傑要打天下’搶天下’騙天下
使天下為我一人所有,
這是一場贏者全拿的賭局,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人民百姓好像只是旁觀者,
卻又常常遭受池魚之殃｡
中國的連坐法
中國皇帝對叛亂的預防是最嚴密的,
最早有誅滅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
後來進步到誅九族,
中國政治獄的連坐法,可說是一網打盡,滴水不漏,
到元朝與清朝以異族少數統治,箝制更徹底,
蒙古人和滿人入關後,
雖然以尊師重道和尊孔來攏絡人心,
對造反的預防卻是更加嚴厲,
蒙古人發明保甲制度,
將鄰里之間都列入完備的監視系統,
保甲之內如有異狀,鄰居知情不報也同罪,
連坐法又增加鄰居一族,
滿清入關之後同樣擺出尊孔姿態,
乾隆皇帝甚至於九次親自赴孔廟祭拜,
但是清朝也是大興文字獄,
濫殺無辜百姓最嚴重的時代,
有地方鄉紳上表祝賀雍正皇帝,
用一句 [維民所止] , 被解釋成 [雍正無頭] ,
就被冤枉殺掉了,
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偶語棄市,
使清代學者只敢研究訓詁考據,
不敢鑽研義理之學｡
中國人的救贖與解脫
上帝的獨子耶穌被派來拯救人類的原罪,
不幸被羅馬人所殺,不能再來中國,
所以只好讓大哥給中國人指引一條明路,
中國古代天朝上國的歷史固然輝煌,
但是中國皇帝的尊榮,
是犧牲億萬百姓的福祉與生命換來的,
等到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
揭櫫天下為公的理想,
宣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其實市井小民是不敢相信的,
至於王公貴族後代還在觀星象看風向,
等另一個星宿下凡,
這就讓袁世凱有稱帝的機會,
現在的世界,
有地球村的理想,
人民有尊嚴, 有政治的自由,
出外才能與世界各國人民平起平坐,
還政於民,
讓人民做國家的主人,
是中國人最後的救贖與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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